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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甲午之战、庚子之乱和日俄战争后，那些舶来的共和种子在中国四处播撒，而且一旦扎根生长，便再也无法扼杀
一个幽灵，一个叫做“共和主义”的幽灵，在19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徘徊。
在此前，这片大地上不曾有过共和、民主、宪政等等这些现代意义上的概念，数千年来，中国人更熟悉更习惯的是皇帝天子、君君臣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些概念。
这并不是说“共和”这两个字早先在中国没出现过。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说的是周代厉王时，行暴政，民间造反，厉王逃跑，后由召公、周公共同执政，号“共和”。学者金观涛指出，一直到19世纪，在中国人的典籍和奏章中，“共和”一直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用法：即皇帝缺位时的上层贵族精英统治。
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共和”，差距实在太远了。
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学者刘军宁有过三条定义：
一、公。即天下为公。共和政体是能够实现正义的政体。在共和国里极其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护社会、防止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防止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公平。公的制度体现为限任制、中立国家和权力的分权制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二、共。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这意味着不得有世袭的、独占的、不可让渡的权力。共的制度体现为官的限任制、定期选举、自由秘密投票制度。
三、和。即用和平的方式参与和处理政治事务和政治纠纷。这意味着执政的多数也不得以公与共的名义滥施暴政。共和一直包含着排除君主制的意思。“和”体现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
虽然有学者一直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中寻找与现代共和理想的相通之处，但是可以想见，如果没有19世纪中外国坚船利炮打破中国大门，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崩塌，这样现代的共和观念很难在这块土地上落地并开始生长。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直接启动了中国的“洋务运动”，从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到引进西方的思想观念，给中国社会带来从未有过的新鲜玩艺。然而，真正促使中国人痛感需要引进的不光是西方的技艺而且是西方的制度文明，是经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三场战争之后。这三场战争是：甲午之战，庚子之乱，日俄战争。经历了这三场战争后，共和的种子在中国四处播撒，而且一旦扎根生长，便再也无法扼杀。
甲午之战：开启以敌为师的“东学之渐”
在甲午海战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许多洋务机构。有官办的江南制造局等工厂企业，有同文馆等外语学校，而大大小小的洋务学堂到战前也有了30余座。这些学堂里开始传授一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而洋务机构附设的翻译馆则开始翻译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和少量社会科学书籍。其中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的卢梭的《佐治刍言》后来发挥了重大影响，它宣传自由、平等思想，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据学者张鸣的研究，当时的一份杂志《万国公报》，在第340卷上刊载了《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在中国首次介绍了西方三权分立、代议制度和选举制度。但这样的文章属凤毛麟角，当时翻译过来的“西书”，大多还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
1894年的甲午海战，将这一局面全面打破。在海战前，不少中国人还盲目乐观，认为凭中国老大天朝，又有在洋务运动中造就的世界第三吨位的中国海军，打败日本不在话下。战败消息传来，败在昔日学生“蕞尔小国”日本手下，而且败得如此之惨，对中国人的刺激尤其强烈。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联合各省举人上书呼吁全面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接下来，是中国人痛下决心以敌为师，开始了“东学之渐”。大批的中国学生东渡日本留学，大量的日本翻译西方的著作被再次翻译成中文引进。在这种热潮中，进入中国的西学，其内容就远远不仅是西方的科技，而且是思想、制度、文明。
在近代，最早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anism的，是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1845年，日本学者箕作省吾接受另一学者大木规的建议，将荷兰著作《坤舆图识》中的republiek翻译成“共和政治”。而“共和”这个词以西方代议政治的意义在日本普及，是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明治维新早期的贡献。在1870年至1880年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共和”是与专制相对立的。根据学者金观涛的考察，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共和”一词的是熟悉日本的黄遵宪，那是在1879年。
应该说，康有为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超人的敏锐。他自己并不熟悉日文，但他要自己的长女康同薇学习这种“东文”，并由她协助于189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早在1879年到1880年间，康有为在香港游历，在友人陈焕鸣家看到诸多日本所翻译的西学书，当时就非常震惊，于是托人买书并组织翻译。康有为比一般的中国人更早地看到并跨出这一步。到甲午之后，由日本翻译的西学名词已经在中国的新潮报纸满天飞，诸如科学、经济、政治、国家、社会……求变的思想，蔓延到中国的学子、士绅到官员各阶层，而康有为已经开始致力于向当朝皇帝建策维新。不过，“共和”在此时还不算是一个热门词汇，对当时中国最前卫的人们来说，想到取消帝制建立西方式的代议政治，还早。
光绪皇帝热爱看新书。时任总理章京的张元济回忆说，光绪当时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他就给皇上送过一部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召至总理衙门“问话”，康有为面对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朝廷重臣，滔滔不绝讲了三个小时。从此，那一场变法拉开序幕。
因这场问话中康有为提到他编著的《日本变政考》和《俄皇大彼得变政考》，光绪令康有为立即进呈。这两本书堪称是戊戌变法的最重要文献之一，用学者张鸣的评价，“变法的思路基本上是由此引出的。”康有为告诉光绪，要学俄彼得大帝“专以新国新民为志，不为强邻所摄，不为守旧诸臣所移”，而变法的具体步骤与操作方案，则应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准。《日本变政考》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共和”，但已经提到了西方政体的三权分立，也写到了政治改革。
但是，日本明治维新建立的只是二元君主制，离代议制政体还相距甚远，所以康有为在这里强调的是日本官制改革，要裁员、健全负责制等等。所以，这一场维新变法，在政体上的改革实际离共和宪政还差得很远。
戊戌变法仅维持了103天就宣告失败，维新派的先驱们死的死，逃的逃。光绪颁布的那些曾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保留下来，其余全部被废除——但是，有谁想到，时隔三年，在慈禧的主持下，新政会再度开始推行？变法，立宪，乃至共和……这些舶来的种子经历了那一场变法后，已经在中国人心中扎下根，一遇时机，就会再次生长。
庚子之变：生出新政异果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6月16日，慈禧向列强宣战，8月15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慈禧带着光绪仓皇西逃，其狼狈比1860年随咸丰逃往热河更有过之而不及。这一场战事下来，给中国带来的是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王朝摇摇欲坠，慈禧脸面丢尽，她不得不接过维新派们的旗帜，宣布“变法”。
这一场“新政”主要内容有：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增设商部，撤詹事府、通政司等；设立铁路、矿务、农务、工艺各公司，订立相应律例；设立商会，保护利权，整理财政，设厂铸币；废除科举，设立大中小学堂；编练新军，设立武备学堂；办理巡警，准满汉通婚等等。
这些新政有些是洋务派早已提出的，有些是在戊戌维新时期推行的。虽然新政并不新，但是这次它们真正却在中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推行，对这个国家发生了深远影响。有些改革甚至在今天看来都是堪称大胆。
新政下的中国舆论界分外活跃，众声嘈杂。来自日本留学生、来自国内的开明人士的主张立宪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梁启超在海外开始系统阐述他的宪政思想，当然，他主张的是君主立宪，而一批批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学名著和宪政书籍在国内被翻译出版，在当时的《中外日报》《政艺丛报》《大公报》等报刊上，主张立宪成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思潮。梁启超这段时期做的一件事不能不说：后来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来要写报告，苦于宪政知识有限写不出，竟然秘密地托人找到梁启超这个朝廷通缉犯代笔！
据学者金观涛的研究，在甲午之前，人们是不太区别“民主”与“共和”两词的用法的。甲午后，1896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曾用“数贤监国”来解释republicanism，虽然这个解释不那么全面，但是已经在把“民主”和“共和”区别开。“数贤监国”含有精英治国的意思，所以特别受当时中国士绅阶层的青睐。
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一书指出，1895年之前，“民主”这个词同时包含democracy和republicanism两种含义，人们一般只用“民主”，而“共和”这个词很少用；从1895年到1901年，社会精英开始区别“共和”与“民主”二词，报刊上使用“共和”一词的频率骤然增加；1901年清朝新政后，报刊上使用“共和”的次数开始超过“民主”，而使用的高峰，发生在1906年和1915年。
这两年发生了什么事？
1906年正是中国东北大地上的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一年。这场战争大大刺激了中国人的立宪热情。而1915年，是袁世凯称帝。这件事在下文会另行讨论。
日俄战争：“立宪”战胜“专制”
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中国利益在中国土地爆发日俄战争，这是一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耻辱之战，因为中国人竟然无力干预。然而，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报刊舆论的兴奋点，更多地是关注日本是否能战胜俄国，在当时中国人眼中，这是一场立宪的日本与专制的俄国的对决。
随着战争的进程，日军突破俄军防线，节节胜利，立宪派的人士们抑制不住兴奋之情，断定“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沮之，吾知其不能也。”及至俄军彻底败北，他们备受鼓舞，在报纸上表达着政见：“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而我之士大夫，亦不能如向日之聋聩矣。”学者侯宜杰在他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一书中对立宪派人士的观点有这样总结：“全球富强之国不是立宪，就是共和，没有专制者。”他们认为中国的自强复兴希望，惟寄托于宪政。
这就有了轰轰烈烈一时的清末立宪运动。
先是1905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9月1日朝廷发布仿行立宪的上谕，立宪成了基本国策。接下来是官制改革，各省有了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到1910年10月3日，作为过渡性的全国立法机构的资政院，首次开会议事。
这段时间各种立宪团体空前活跃，“共和”这个词成了人们使用频度最高的热词之一。
不过，按金观涛的研究，在1905年之后，人们使用“共和”一词的频度虽然大大超过“民主”，但是比起另一个关键词“立宪”，还是远不如，因为立宪运动在当时已是取得各主要政治派别共识的主流。
但是应以怎样的形式实现宪政？革命派主张“民主立宪”，建立共和国，要以武力推翻清政府。而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因为这样的政治改革来得更稳妥而对国家有利。换句话说，革命派的主张，是纯粹的“共和”，立宪派主张的是如今天日本英国这样的国体，还是要保留皇帝的。这两派的争论相当激烈，立宪派曾经是占着绝对优势，但是随着清政府的一系列应对失措，激化矛盾，一直到1911年的保路运动爆发，绝大多数的立宪派倒向了革命派一边，共和终于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旋律。辛亥革命爆发时，推翻清政府的主力，与其说是革命党，不如说是深信立宪与共和主义的士绅阶层。而就在辛亥枪响后，康有为曾紧急表示：君主立宪，“虽有君主，不过虚位虚名而已，实则共和矣，可名曰虚君共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到10月12日，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发布《布告全国电》：“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
中国的第一个共和国就这样诞生在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这也是亚洲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
共和的历史车轮：惟有前行
上文我们说到，在1915年，是中国人使用“共和”这个词汇频度最高的另一个年头。这一年，正是袁世凯称帝。
说起来，在袁世凯称帝之前，他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物。在民国大总统的任上，他把那些革命党人苦心经营起来的民主制度一步步瓦解，到后来简直就是玩弄议会于股掌之中，解散国会，废约法，已经成了不称皇帝的准皇帝。到他终于决定称帝的前夕，人们还看不出他的政权有什么虚弱的迹象，然而，就在他称帝之后，全国的讨伐声浪竟然将其淹没，数月之后，袁世凯一命呜呼。
当时梁启超的一篇雄文可谓击中要害：“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譬诸范雕木偶，名之曰神”，而一旦“投诸混，经旬无状，虽复舁取以重入殿龛，而其灵则已渺矣。”他是以投入茅厕之土木神像无法再受到人们的崇敬来比喻，指出在君主制下，皇帝依靠的是习惯的权威，一旦被推翻，就再难恢复往日威权了。
历史的车轮一旦向前推进了，就不能再倒行逆施。1917年，中国还发生了另一场复辟：张勋率领5000辫子兵闯进北京，把清朝末代皇帝又推上皇位宝座。但这场复辟比袁世凯来得更惨：袁世凯还当了83天皇帝，张勋的复辟只维持了12天。共和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强民意，民意不可违。
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在中华民国的头10年，由于民初共和政治的不成功，据金观涛的统计，从1919年以后“共和”这个词又渐渐被人们冷落，取而代之的热词是“民主”。
此后几十年，在残酷激烈的政治军事较量中，“共和”的本来意义却越来越少被人讨论。然而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共和这种国体的尊崇始终没有动摇。在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3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今，13亿中国人是这个共和国的公民。当年武昌起义宣告“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地成为现实。
一个幽灵，一个叫做“共和主义”的幽灵，在19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徘徊。
在此前，这片大地上不曾有过共和、民主、宪政等等这些现代意义上的概念，数千年来，中国人更熟悉更习惯的是皇帝天子、君君臣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些概念。
这并不是说“共和”这两个字早先在中国没出现过。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说的是周代厉王时，行暴政，民间造反，厉王逃跑，后由召公、周公共同执政，号“共和”。学者金观涛指出，一直到19世纪，在中国人的典籍和奏章中，“共和”一直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用法：即皇帝缺位时的上层贵族精英统治。
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共和”，差距实在太远了。
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学者刘军宁有过三条定义：
一、公。即天下为公。共和政体是能够实现正义的政体。在共和国里极其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护社会、防止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防止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公平。公的制度体现为限任制、中立国家和权力的分权制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二、共。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这意味着不得有世袭的、独占的、不可让渡的权力。共的制度体现为官的限任制、定期选举、自由秘密投票制度。
三、和。即用和平的方式参与和处理政治事务和政治纠纷。这意味着执政的多数也不得以公与共的名义滥施暴政。共和一直包含着排除君主制的意思。“和”体现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
虽然有学者一直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中寻找与现代共和理想的相通之处，但是可以想见，如果没有19世纪中外国坚船利炮打破中国大门，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崩塌，这样现代的共和观念很难在这块土地上落地并开始生长。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直接启动了中国的“洋务运动”，从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到引进西方的思想观念，给中国社会带来从未有过的新鲜玩艺。然而，真正促使中国人痛感需要引进的不光是西方的技艺而且是西方的制度文明，是经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三场战争之后。这三场战争是：甲午之战，庚子之乱，日俄战争。经历了这三场战争后，共和的种子在中国四处播撒，而且一旦扎根生长，便再也无法扼杀。
甲午之战：开启以敌为师的“东学之渐”
在甲午海战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许多洋务机构。有官办的江南制造局等工厂企业，有同文馆等外语学校，而大大小小的洋务学堂到战前也有了30余座。这些学堂里开始传授一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而洋务机构附设的翻译馆则开始翻译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和少量社会科学书籍。其中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的卢梭的《佐治刍言》后来发挥了重大影响，它宣传自由、平等思想，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据学者张鸣的研究，当时的一份杂志《万国公报》，在第340卷上刊载了《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在中国首次介绍了西方三权分立、代议制度和选举制度。但这样的文章属凤毛麟角，当时翻译过来的“西书”，大多还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
1894年的甲午海战，将这一局面全面打破。在海战前，不少中国人还盲目乐观，认为凭中国老大天朝，又有在洋务运动中造就的世界第三吨位的中国海军，打败日本不在话下。战败消息传来，败在昔日学生“蕞尔小国”日本手下，而且败得如此之惨，对中国人的刺激尤其强烈。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联合各省举人上书呼吁全面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接下来，是中国人痛下决心以敌为师，开始了“东学之渐”。大批的中国学生东渡日本留学，大量的日本翻译西方的著作被再次翻译成中文引进。在这种热潮中，进入中国的西学，其内容就远远不仅是西方的科技，而且是思想、制度、文明。
在近代，最早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anism的，是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1845年，日本学者箕作省吾接受另一学者大木规的建议，将荷兰著作《坤舆图识》中的republiek翻译成“共和政治”。而“共和”这个词以西方代议政治的意义在日本普及，是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明治维新早期的贡献。在1870年至1880年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共和”是与专制相对立的。根据学者金观涛的考察，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共和”一词的是熟悉日本的黄遵宪，那是在1879年。
应该说，康有为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超人的敏锐。他自己并不熟悉日文，但他要自己的长女康同薇学习这种“东文”，并由她协助于189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早在1879年到1880年间，康有为在香港游历，在友人陈焕鸣家看到诸多日本所翻译的西学书，当时就非常震惊，于是托人买书并组织翻译。康有为比一般的中国人更早地看到并跨出这一步。到甲午之后，由日本翻译的西学名词已经在中国的新潮报纸满天飞，诸如科学、经济、政治、国家、社会……求变的思想，蔓延到中国的学子、士绅到官员各阶层，而康有为已经开始致力于向当朝皇帝建策维新。不过，“共和”在此时还不算是一个热门词汇，对当时中国最前卫的人们来说，想到取消帝制建立西方式的代议政治，还早。
光绪皇帝热爱看新书。时任总理章京的张元济回忆说，光绪当时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他就给皇上送过一部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召至总理衙门“问话”，康有为面对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朝廷重臣，滔滔不绝讲了三个小时。从此，那一场变法拉开序幕。
因这场问话中康有为提到他编著的《日本变政考》和《俄皇大彼得变政考》，光绪令康有为立即进呈。这两本书堪称是戊戌变法的最重要文献之一，用学者张鸣的评价，“变法的思路基本上是由此引出的。”康有为告诉光绪，要学俄彼得大帝“专以新国新民为志，不为强邻所摄，不为守旧诸臣所移”，而变法的具体步骤与操作方案，则应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准。《日本变政考》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共和”，但已经提到了西方政体的三权分立，也写到了政治改革。
但是，日本明治维新建立的只是二元君主制，离代议制政体还相距甚远，所以康有为在这里强调的是日本官制改革，要裁员、健全负责制等等。所以，这一场维新变法，在政体上的改革实际离共和宪政还差得很远。
戊戌变法仅维持了103天就宣告失败，维新派的先驱们死的死，逃的逃。光绪颁布的那些曾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保留下来，其余全部被废除——但是，有谁想到，时隔三年，在慈禧的主持下，新政会再度开始推行？变法，立宪，乃至共和……这些舶来的种子经历了那一场变法后，已经在中国人心中扎下根，一遇时机，就会再次生长。
庚子之变：生出新政异果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6月16日，慈禧向列强宣战，8月15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慈禧带着光绪仓皇西逃，其狼狈比1860年随咸丰逃往热河更有过之而不及。这一场战事下来，给中国带来的是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王朝摇摇欲坠，慈禧脸面丢尽，她不得不接过维新派们的旗帜，宣布“变法”。
这一场“新政”主要内容有：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增设商部，撤詹事府、通政司等；设立铁路、矿务、农务、工艺各公司，订立相应律例；设立商会，保护利权，整理财政，设厂铸币；废除科举，设立大中小学堂；编练新军，设立武备学堂；办理巡警，准满汉通婚等等。
这些新政有些是洋务派早已提出的，有些是在戊戌维新时期推行的。虽然新政并不新，但是这次它们真正却在中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推行，对这个国家发生了深远影响。有些改革甚至在今天看来都是堪称大胆。
新政下的中国舆论界分外活跃，众声嘈杂。来自日本留学生、来自国内的开明人士的主张立宪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梁启超在海外开始系统阐述他的宪政思想，当然，他主张的是君主立宪，而一批批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学名著和宪政书籍在国内被翻译出版，在当时的《中外日报》《政艺丛报》《大公报》等报刊上，主张立宪成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思潮。梁启超这段时期做的一件事不能不说：后来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来要写报告，苦于宪政知识有限写不出，竟然秘密地托人找到梁启超这个朝廷通缉犯代笔！
据学者金观涛的研究，在甲午之前，人们是不太区别“民主”与“共和”两词的用法的。甲午后，1896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曾用“数贤监国”来解释republicanism，虽然这个解释不那么全面，但是已经在把“民主”和“共和”区别开。“数贤监国”含有精英治国的意思，所以特别受当时中国士绅阶层的青睐。
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一书指出，1895年之前，“民主”这个词同时包含democracy和republicanism两种含义，人们一般只用“民主”，而“共和”这个词很少用；从1895年到1901年，社会精英开始区别“共和”与“民主”二词，报刊上使用“共和”一词的频率骤然增加；1901年清朝新政后，报刊上使用“共和”的次数开始超过“民主”，而使用的高峰，发生在1906年和1915年。
这两年发生了什么事？
1906年正是中国东北大地上的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一年。这场战争大大刺激了中国人的立宪热情。而1915年，是袁世凯称帝。这件事在下文会另行讨论。
日俄战争：“立宪”战胜“专制”
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中国利益在中国土地爆发日俄战争，这是一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耻辱之战，因为中国人竟然无力干预。然而，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报刊舆论的兴奋点，更多地是关注日本是否能战胜俄国，在当时中国人眼中，这是一场立宪的日本与专制的俄国的对决。
随着战争的进程，日军突破俄军防线，节节胜利，立宪派的人士们抑制不住兴奋之情，断定“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沮之，吾知其不能也。”及至俄军彻底败北，他们备受鼓舞，在报纸上表达着政见：“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而我之士大夫，亦不能如向日之聋聩矣。”学者侯宜杰在他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一书中对立宪派人士的观点有这样总结：“全球富强之国不是立宪，就是共和，没有专制者。”他们认为中国的自强复兴希望，惟寄托于宪政。
这就有了轰轰烈烈一时的清末立宪运动。
先是1905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9月1日朝廷发布仿行立宪的上谕，立宪成了基本国策。接下来是官制改革，各省有了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到1910年10月3日，作为过渡性的全国立法机构的资政院，首次开会议事。
这段时间各种立宪团体空前活跃，“共和”这个词成了人们使用频度最高的热词之一。
不过，按金观涛的研究，在1905年之后，人们使用“共和”一词的频度虽然大大超过“民主”，但是比起另一个关键词“立宪”，还是远不如，因为立宪运动在当时已是取得各主要政治派别共识的主流。
但是应以怎样的形式实现宪政？革命派主张“民主立宪”，建立共和国，要以武力推翻清政府。而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因为这样的政治改革来得更稳妥而对国家有利。换句话说，革命派的主张，是纯粹的“共和”，立宪派主张的是如今天日本英国这样的国体，还是要保留皇帝的。这两派的争论相当激烈，立宪派曾经是占着绝对优势，但是随着清政府的一系列应对失措，激化矛盾，一直到1911年的保路运动爆发，绝大多数的立宪派倒向了革命派一边，共和终于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旋律。辛亥革命爆发时，推翻清政府的主力，与其说是革命党，不如说是深信立宪与共和主义的士绅阶层。而就在辛亥枪响后，康有为曾紧急表示：君主立宪，“虽有君主，不过虚位虚名而已，实则共和矣，可名曰虚君共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到10月12日，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发布《布告全国电》：“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
中国的第一个共和国就这样诞生在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这也是亚洲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
共和的历史车轮：惟有前行
上文我们说到，在1915年，是中国人使用“共和”这个词汇频度最高的另一个年头。这一年，正是袁世凯称帝。
说起来，在袁世凯称帝之前，他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物。在民国大总统的任上，他把那些革命党人苦心经营起来的民主制度一步步瓦解，到后来简直就是玩弄议会于股掌之中，解散国会，废约法，已经成了不称皇帝的准皇帝。到他终于决定称帝的前夕，人们还看不出他的政权有什么虚弱的迹象，然而，就在他称帝之后，全国的讨伐声浪竟然将其淹没，数月之后，袁世凯一命呜呼。
当时梁启超的一篇雄文可谓击中要害：“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譬诸范雕木偶，名之曰神”，而一旦“投诸混，经旬无状，虽复舁取以重入殿龛，而其灵则已渺矣。”他是以投入茅厕之土木神像无法再受到人们的崇敬来比喻，指出在君主制下，皇帝依靠的是习惯的权威，一旦被推翻，就再难恢复往日威权了。
历史的车轮一旦向前推进了，就不能再倒行逆施。1917年，中国还发生了另一场复辟：张勋率领5000辫子兵闯进北京，把清朝末代皇帝又推上皇位宝座。但这场复辟比袁世凯来得更惨：袁世凯还当了83天皇帝，张勋的复辟只维持了12天。共和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强民意，民意不可违。
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在中华民国的头10年，由于民初共和政治的不成功，据金观涛的统计，从1919年以后“共和”这个词又渐渐被人们冷落，取而代之的热词是“民主”。
此后几十年，在残酷激烈的政治军事较量中，“共和”的本来意义却越来越少被人讨论。然而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共和这种国体的尊崇始终没有动摇。在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3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今，13亿中国人是这个共和国的公民。当年武昌起义宣告“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地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