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5月27～30日访问日本，这是辛格总理的第四次日本之行。依照双方早前达成的年度互访安排，辛格总理本计划于去年年底成行，去会晤当时在台的首相野田佳彦，但因日本大选而推迟。半年之后，出面接待他的是自民党的安倍晋三，后者也是辛格9年总理任期当中少有的较为熟识的日本首相。
　　2006年辛格首访日本时，即是这位安倍在台执政。更重要的是，卷土重来的安倍是典型的亲印派领导人，他在第一任内即将新德里纳入日本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框架。7年后的今天，两位互有好感的老相识再次握手，日印关系也迎来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而对于中国来说，观察日印关系的发展轨迹，判明其动力和掣肘因素，也是自身施展亚洲大外交的重要参考坐标。

日印“重新发现”之旅

　　日本和印度虽同为亚洲大国，但双方建交61年来，前30年交往相对有限。这倒主要不是因为历史过节。虽说二战期间日本曾侵占英属印度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并有过进军印度本土的野心（结果在印缅边界被英印联军击溃），但1946年东京审判中，印度法官帕尔力排众议、偏袒日本战犯的发言，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感念（2007年安倍访印时，专门会见了帕尔的长子）。1952年《日印和平条约》签署，印度放弃对日索赔，双方关系翻开新的一页。此后30年间，由于日本外交满足于追随美国，只有1960年前后岸信介和池田勇人两位首相到访过新德里。1971年印度全面倒向苏联后，日印高层交往几乎断绝。
　　新德里最早是从经济上“重新发现”日本的。1980年代，当印度的大国之路越走越窄、国内经济变革的压力亟待释放时，新德里将目光转向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1982年，英迪拉·甘地夫人来到日本，尝试打开双边高层交往的大门。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上台后，更将日本视为救星，在5年任期里跑了3趟日本。在此之后，文卡塔拉曼总统（1987～1992）也两番前往东京大献殷勤。据笔者统计，1980年代印度高官前往东京拜会了10次，日本只回访了5次，1990年代双方的差距变成了14︰4，东京的傲慢可见一斑。
　　在东京的眼里，这时的新德里更像一个经济上的乞求者。自1986年以来，日本就已是印度最大的援助方。尽管两国同接受西方民主制度改造，但新德里经济上混杂的社会主义的奇异特征让东京难以忍受。1991年，印度面临严重的支付危机，外汇储备降至10亿美元左右，新德里请求外汇储备丰厚的东京给予援助。当时日本的海部俊树政府和西方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并无二致，都以新德里先进行市场化改革为前提。这段经歷深深刺痛了自尊心极强的新德里，尽管它也部分促成了1991年在辛格主持下印度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让新德里更加不悦的是，1998年印度核爆之后，东京的反应出奇地迅速和严厉。日本不仅叫停了所有的官方交往、冻结对新德里的贷款和援助，还利用一切国际场合谴责印度。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在伯明翰八国峰会上大肆抨击新德里，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中，东京也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这种强硬的政策并没有持续多久，新德里的蒸蒸日上与东京经济的徘徊不前，让两国关系很快发生逆转。2000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打破僵局，带着大批订单造访印度。5个月后，日本首相森喜朗接踵而至。有意思的是，这次并非礼节性的回访，而是在双边政府首脑交往中断8年之后，东京史无前例地率先前往新德里。在为期5天的访程中，森喜朗对东京这么久没有拜会新德里大为惊讶，他主动向印度总理瓦杰帕依提出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球伙伴关系”，而当时东京只与美国保持这种关系。新德里突然之间成了东京的座上宾。

东京“开门”引新德里

　　辛格2004年上台后，很快感受到了东京的这种热情。首次到访东京时，这位总理就享受到了在国会演讲的殊荣，对方还将两国关系进一步升级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这之后，辛格总理陆续接待了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鸠山由纪夫和野田佳彦4位日本首相；又在前3次拜访东京时，分别会见了时任首相的安倍晋三、麻生太郎和菅直人。
　　近10年来，东京不遗余力地构建日印在亚洲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新德里成为所谓“扩大的亚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是唯一与印度保持着政府首脑年度互访的国家，这期间双方高层互访次数之多，几乎相当于之前50年的总和。
　　由于东京的坚持和游说，印度与大洋洲的两个白人国家得以挤进2005年开始出现的东亚峰会。作为报答，日本被引入到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当中，获得了观察员席位。两国也于2010年顺利签署类似自贸区的《日印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之对比，中印之间的自贸谈判还处于漫无边际的审议阶段。
　　在亚太事务上“开门引入”新德里，东京成功地赢得了印度这个“准盟友”，又为全面渗入印度市场做足了准备。辛格此次访日，议程之一是为印度最大基建项目——“新德里—孟买工业走廊”寻找更多日方融资。安倍则表示，将为孟买的地铁建设提供71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3亿元）的贷款，并共同启动新干线的技术审查，为印度最终引进这一技术扫清障碍。
　　当然，日印双边经贸还远未发展到密不可分的程度，2011～2012财年两国的贸易额只有184.2亿美元，不到同期中印贸易的1/4。日本财经界对新德里繁琐的审批程序和糟糕的投资环境更是头痛不已。

印度或将握有更多砝码

　　与滞后的经贸发展相比，日印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要更为亲密。尤其在冲刺“入常”失败和应对所谓的中国议题上，两国更是同病相怜。这次在东京，辛格并不避讳地说，尽管印中两国相互依存程度加深，但在历史问题上分歧犹存。他还声称，保证亚洲的和平、安全与繁荣是印日两国的责任。
　　为辛格的责任论作注脚的是，印日在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在深化。早在2004年，印度海上警备队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就在阿拉伯海举行“防范海盗及海上恐怖活动”联合演习。去年6月，印方4艘驱逐舰前往东京附近的相模湾，两国海军首次在没有其他国家参与的情况下举行了联合军演。这次辛格访日期间，双方决定由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频繁实施定期联合演习。这一决定的指向不言而喻，两国海军之前合作的主要领域是海上通道的维护、海事救援、打击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随着西太平洋海权争端的不断升温，东京试图通过引入新德里的方式进一步平抑中国日益强大的海军力量和海上活动能力。
　　亚太地区的两大海上强权携手深化合作，对双方都充满巨大诱惑。对东京来说，从日本海以下经马六甲-安达曼海到阿拉伯海这条漫长的海上生命线将获得更安全的保障，海上自卫队也有望在印度洋获得更多活动空间；对新德里来说，走出“南亚幽闭症”、扩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既有利于维护自身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展的利益，又是迈向海洋和世界大国的重要前奏。
　　然而，考虑到中美等第三方因素，日印关系前景实非一马平川。安倍是少有的为日印关系热情欢呼的日本首相，其在2006年出版的《致美丽国家》一书中甚至声称“未来10年中，日印关系若超越日美或日中关系，将毫不奇怪”。可即便在其主政下，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并非想象中那样顺畅。安倍2012年底再任首相后，其右倾冒险主义的施政路线让多国敬而远之，印度也不例外。对新德里来说，一个开放的、多极化的而非两极恶性竞争的东亚更能使其从中获益。新德里眼下完全没有必要在一场看不到输赢结局的博弈中加注冒险。
　　更何况，历史的天平已经不可逆转地从东京向新德里的方向偏转。根据“全球扫描”等机构所做的长期跟踪式民调，2011年，31%的日本人对印度持有好感，2012年上升为38%，2013年则为42%；消极观感则从7%下降至4%。而同期印度对日本的好感从2011年的39%下降到2013年的33%，对其的负面观感则从13%上升到15%。
　　这些数字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两国角色和地位的微妙转变。与衰落的日本相比，新德里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的大国之路会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