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所遭遇的问题不单只是经济增速跌一两个百分点，或者是疫情的影响，抑或是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而是带有结构性压力的综合性因素影响。我把这个压力描述为全球竞争格局出现的“夹心”情况。
　　从全球来看，我们的成本已经不是最低的了，但在中国民营企业手里，具有独到性的产品依然非常少。这其中有两种压力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前后围堵的状态。
　　第一个压力，发达国家的企业不管有多大问题，它们手里依然有很多具有独到性的产品，并且只有它们有，而且是全世界很多企业、产业、国家以及消费者都非用不可的产品。这是发达国家今天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一把杀手锏。2008年由美国而起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把全球经济烧得一塌糊涂，但那一年全世界消费者仍通宵排队去买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就是苹果手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产品的独到性还远远不够。
　　第二个压力是我们的成本。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如今越南和印度的成本都比我们便宜。中国早年把国内的工人、知识分子、工程师、干部收入低转化成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进而打入市场，逐渐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成功经验也启发了很多后起的国家，中国可以开放，它们也可以开放；中国可以改革，它们也可以改革。它们开放得越晚，要素成本就越低。
　　所以，今天中国经济从结构上来看，就处在这样一个前有发达国家企业的独到性压制，后有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追赶的局面。要打破这个局面，得结合中国的实际，把成本优势在不同条件下进一步发挥。
　　一个方向是开启新的成本曲线，找到向右下方的一条曲线，形成一条切线，是长期向下的成本优势。我们的企业和政府服务都还有很大的成本优化潜力。比如降费、降税、改善营商环境，这是降低体制性成本。企业内部流程再造、组织管理优化是降低组織成本。
　　成本曲线还有一个应对的方向就是用更贵的人、更贵的地，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这样成本虽然在往上走，但可以在市场中立足。企业开始生产独到性的产品，就不能要求成本最低。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独到性会带来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就会带来超额的投资，而公司就能拥有更大的研发力量，请世界上最好的头脑来做更好的产品。中国的头部公司，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
　　举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华为的独到性从哪里来？华为在全球各地都有研发中心，其主要目的就是看全球基础研究中有哪些东西可以变成技术。10年前他们发现一个俄罗斯数学家的一篇论文，做了判断——叫“极化码”，是一种算法。对此，华为投资了10年，把这篇论文的构想变成了专利，进而变成了标准，成为5G全球电信联盟的标准之一。而5G另外一部分的标准是这位数学家的老师（MIT的一位教授）的科学研究。他们的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奠定了5G技术标准的两个环节。而华为把它们变成了专利，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可能性，再变成产品，变成基站，最后变成5G可以布局的产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基础研究是全世界通用的，这里的成果都有可能成为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源泉。中国的头部民营企业家要把触角伸出去，看全球的头脑，不一定只局限在中国。其实美国很多公司的独到性产品也并不是美国人所贡献出来的，而是全世界的头脑，只是美国创造了一个可以把全世界优秀的头脑都集合到美国的环境。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
　　2011年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门槛是60多亿元，今年已经超过了200亿元。为什么？因为市场大了、厚了。现在中国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不光是水大，而且浪还很急。在浪急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手继续控制成本，让我们的成本优势延续，增加延续的竞争力；另一手就是要往独到性这个方向去努力，不单单是对手卡到自己什么脖子就攻什么关。
　　（本文摘编自“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