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对文学生产方式的改变

　　汪政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国家战略显然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来没汁的。但是，不管是从历史唯物论还是从当今经济在社会全面发展中的地位说，这一构思及其实践对这一区域的影响都将是全面而深刻的，文化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但不可能置身其外，而且还会发挥大的同向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存在于自身，还会影响到经济及社会各个方面。
　　如果仔细梳理，长三角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概念，虽然说法与名称可能不一样，但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划分或地缘性概念其实自古就有。不管这一概念是行政区划，抑或是约定俗成，不管是这一地区人们的自我定位，还是其他地区对这一区域的指称，这三省一市作为一种共同体其实早就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自然地理联系，不论是山脉与水系，都是相连相通的，而正是相连的自然地理使这一地区的人们选择了相近甚至是相同的生活方式。从文明的发生说，自然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了这里的人们只能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获取生产与生活资料，而且只能是这样的资料而不是那样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讨论更广泛的其他问题。比如简单地说，大概念的江南，小概念的长三角有着割不断的经济与社会联系，不管是徽商、浙商、苏商，还是后起之秀开埠的上海，其发生与辐射都是从这一大的经济圈开始的。文化更不用说，当年的徽州文化、泰州学派都曾是这一地区的价值核心，而海派文化首先影响到的也是这一带。即使是改革开放，领风气之先的也还是这一区域，安徽的小岗村、江苏的江南乡镇经济、浙江的温州模式与上海的浦东开发都是载入史册并影响至今的中国经验。说到狭义的文学，古代的不说，即以现当代而言，正是安徽的文化人发起了新文学运动，而上海更是当时新文化的中心。对江浙两省来说，学界曾有现代文学看浙江、当代文学看江苏的说法。社会与文化的异同总是相对的，从微观说，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但从宏观上讲，总会在一定区域找到它的相同点，这也正是人们能够共同生活的基础。所以，我们固然应该保留文化的差异性，但从现代化发展的角度看，又应该看到共同的一面，以便整合资源、畅通渠道，发挥一定范围内的规模效应。
　　所以，观念的改变将带来视野的改变，带来文学生产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深刻的、全方位的。在一体化的驱动与暗示下，文学写作的文化背景会发生变化，作家的视野将会不断超越或大或小区域而将其置身于广阔的时空，其创作半径将大大延伸，这对地方性写作的影响可能是根本的。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作家们将在长三角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中汲取题材、淬炼主题。这不是一个你自觉与自觉、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一体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对主动投身这一过程的作家来说，它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力，而对于不自觉的作家而言，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力，推動着你不得不向前。这一力量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经济生产模式的改变，不仅是人际交往的变化，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趋同，更本质的是身份的认同与情感的交融。文学不得不在这些层面安排故事、塑造人物、设计冲突，不得不在这样的观念下描写人们的情感心理、社会风尚与时代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的各个层面展开深入的思考。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体化格局对文学生产方式与生产规模的改变。要知道，如今的文学生产方式已经不是古典时代，正如同单一的、个体的手工方式已经不可能支撑现代经济生产一样，现代化的文学生产及其延伸开发已经越来越规模化、工程化了。网络文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它已经是一种合作性的、综合性的生产方式，至于文学向下游产业的延伸更需要合作、开放与规模化。必须明白这样的现实和趋势，如果文学生产的边界依然停留在传统的纸质传播，那它“头部”的、第一生产力的性质与作用就没有发挥出来，它的供给侧改革就没有到位。文学作为资源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它在不断开发中所产生的边际效应。而这种边际效应的产生又是以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基础的.是以现代科技为保障的，这恰恰是长三角地区的优势。地区的协同发展会自然产生新的分工、新的合作与新的文化产业模式，它将使长三角文学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经济与美学效能。

切实关注“江南诗群”

　　悄专宏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自提出以来，苏、浙、沪、皖四地作协联合组建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共同推进诸多举措，努力打造区域一体化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与推广等方面的平台，一方面既是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另一方面，也是四地文学界及时抓住政策机遇，促进文学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措施与实践。在这样的背景和起点上，我想淡一淡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区域一体化的框架中，切实、有效地有所作为。
　　按照国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的“纲要”，长三角的地理范围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等省、市共约35.8万平方公里的全域，其中又以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27个城市为中心区（面积22.5万平方公里），这一“中心区”，实际上与我们常说的“江南”基本重合。凶此，我们关注和促进长三角文学的中心性工作，正应该是在“江南文学”。当然关于江南，人们的认识也并不完全一致。历史学家杨念群先生在其所著《何处是江南》中，基本上认同明清时期以“八府一州”即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和太仓州作为江南基本区域或核心地带的看法，不过，考虑到历史、文化以及目前在地理交通、文化信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考虑到清顺治时期所没江南省对安徽的涵盖，我以为如今的“江南”，确实应该由狭义的“八府一州”扩展到“纲要”中所说的长三角中心区。在这样的意义上，这一“中心区”，就由一个政治、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区域概念而具有了历史文化内涵，其实它就是一个包含着我们这个民族伟大悠远的历史记忆和深厚情感的“文化江南”。对这个“江南”文学的关注，实际上我们做得要更早。 　　早在2014年，我们就曾与《星星》涛刊、《文学报》和中国涛歌流派网等共同举办“21世纪中国现代诗群流派评选”，我们所代表与力推的“江南诗群”，凶为实绩丰厚、阵容强大，特别是凶为它在21世纪以来所充分体现出来的活力，而被评选为“21世纪中国十二家重要现代涛群流派”之一，且名列前茅。在此之后的2016年，为了进一步对“江南诗群”进行具体切实的推广和研究，我们循中国文学与文化史上“七子”“七贤”诸先例，先在“江南涛群”中选择代表安徽的陈先发、杨键，代表江苏的胡弦、庞培、叶辉、张维和代表浙江的潘维等七位涛人，命名为“江南七子”。接着，又编选出版了后来很受欢迎且重印数次的《江南七子涛选》，并在江南腹地江蘇常熟的虞山脚下举办第二届“当代中国涛歌论坛”，邀请荷兰莱顿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和中国新诗研究的著名学者柯雷（ Maghielvan Crevel）先生、陈建华先生等一起，以“中国新诗的最新转型及可译性问题”为会议主题，深入讨论了以“江南涛群”为代表的二卜一世纪中国诗歌的地方性转型及在全球格局中的跨文化意义。所以说，突破固有的以明清时期“八府一州”为江南的说法，而将江南扩大到以徽州为中心的安徽南部，是我们在提出和推展“江南诗群”之初就曾做过的努力。
　　我一直认为，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历史转型，这一转型的突出方面，便是地方意识的自觉和地方性涛歌写作的动地而起。无论是在广阔的西部，还是在海南或云南;无论是在中原，还是在巴蜀……都兴起了地方性写作的诗歌热潮。在这之中，我们名之为“江南诗群”的诗歌群体便以其浩大与实绩、以其相当独特的精神气质与美学风貌而被诗歌界广泛关注，也在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涛歌的发展演变与总体格局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是地方性诗歌写作的重要一脉。当然，某种意义上，“江南诗群”古已有之。古典时期的江南，特别是永嘉南渡后，生长于江南、客居或漫游于江南的涛人不可胜数，他们写出了许多关于江南的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名篇佳作，江南的自然风物、历史文化和江南的精神与生存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非常丰富与独特的书写。正是他们，以至为精致与优美的诗性表达，构建了我们这个民族涛性精神与诗性生活的至高境界与理想。所以说，当代中国的“江南涛群”，正是对我们涛歌传统的精神接续，是江南诗歌伟大传统的重生与复活。重生、复活、创新，是“江南诗群”的历史性意义与使命。深植于江南，超越江南，重续我们的伟大传统，并在世界性的精神格局和涛学版图中彰显出自身，应该是“江南诗群”中每一位诗人的追求。我们对江南涛群的切实关注、研究与推广，也应该具有这样的标高。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最切实，才最有效，也才会在诗歌史、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上，具有更加可靠的未来。

无限辽阔与绝对逼仄的现实

　　翟业军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开始“向内转”，由此引发的一个后果，就是小说的叙事视角从他/她朝向“我”全面收缩，收缩到“我”的方寸空间里。于是，作家很少有兴趣，更不再有能力去理解外面正在发生的无限辽阔的超级现实一一由大数据、复兴号等组构而成的绝对碾压每一个个体的超级现实。越是无法理解，就越是恐惧、排斥，并导致更深层的收缩，收缩到“我”的情绪和心事，收缩到已经说了上百年所以可靠、稳妥的新文学主题。于是，他们不管理论家已经创造出一大批诸如景观、赤裸生命、视差之见、千高原、义肢之类的概念，去描述和靠近这个拒绝被描述、被靠近的超级现实，径直刻舟求剑似的把超级现实改写成鲁迅和沈从文的现实，一个凝结在文学史上的超稳定现实，最终就是一个绝对逼仄的现实——我们都知道，超级现实之“超级”，正体现在它的流动性、不稳定性。
　　新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城市文明对乡土的入侵。《故乡》开头，“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春蚕》里，柴油小轮船激起的泼刺刺的波浪把乡下的“赤膊船”摇晃得像是在打秋千，沈从文发愿以“乡下人”美学对抗堕落的城市文明，新文学巨匠们反复书写着乡村的颓圮，从废墟中听到一首首清越、凄婉的歌。其实，这是城市文明的浪潮席卷向乡土时人们的应激反应，他们还不明白现代性、全球化的不可逆，更不懂得欣赏刚刚涌现出来的“都市风景线”，他们的情感和审美之锚只能抛向因为颓圮、消失因而越发楚楚动人的乡土。一百年过去了，现代成了我们唯一的可能，我们就算怀念乡土，也只能以现代的方式暂时性地返回一个现代化的乡土，并在离开的瞬间把它封存。乡土只是现代人的异托邦。但是，朱辉《七层宝塔》仍在执着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日子，他非得宣称那个回不去（更不必回，君不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抱负就是到城里去？）的乡土和乡土上的“七层宝塔”才是他的“琉璃世界”，并痛恨于横流的物欲（在他看来，物欲只属于城市）对于“琉璃世界”的釜底抽薪般的摧毁。这里不探讨朱辉的乡土执念是否发自肺腑，我要说的是，哪怕发自肺腑，这样的写作也是轻松、懒惰和固步自封的，因为他不仅没有把沈从文他们的主题朝前、朝深处推进一点点，反而大步后撤了一一《边城》里的白塔倒了，乡土中的万物皆在一种不可抗拒的循环中生灭;朱辉却要说，他的“七层宝塔”是被摧毁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城市和现代性，于是，“七层宝塔”及其表征着的乡村净土因其无辜的命运和不可复现的完美永生了。肖江虹《傩面》写傩村最后一个傩师秦安顺，就像他的《百鸟朝凤》写最后一个会吹“百鸟朝风”的唢呐高手焦三爷，无非是在感喟传统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主题和模式均以1983年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为样板。不同之处在于，青年李杭育伤感于传统的消亡，但，消亡就消亡了，没什么大不了，肖江虹却要把传统神秘化成巫术，内置无数不可破译的密码，于是，每一个“最后一个”走了，就是一整个世界零落了。他看不到的是，传统的巫术化不过是另一种污名化，因为绝对的内在性不可能有未来。更有甚者，小说结尾，他让身患绝症（也许是脏病？他没有挑明，却有暗示，也许，在他看来，在城里还能染上其他什么病？）的颜素容一戴上伏羲的面具，就听到妈妈的锐声呼唤刺破岁月的厚幕飞奔而来，巫术化的传统最终完成了对于城市文明病的救治，就好像那位“顶着一位虾蟆大仙”的陈二奶奶不是害死而是救活或者超度了虎妞一样——肖江虹这样跳大神，会让老舍齿冷的吧？阿来《蘑菇圈》一开始就像蘑菇圈一样神奇，比如，藏族姑娘怀上汉族工作队长的孩子，但她就算受再多苦，也不会说出父亲是谁，更不会怨恨这位匿名的父亲，痛苦的缄默竟无关乎爱，而是被她淡然地归因于坏“洛卓”（前世欠下的债）。可是，阿来很快把神奇扳向最世俗、最老生常谈的主题：现代商业对于生态的破坏，而且，现代商业一定是贪婪的、狡诈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就像美女蛇一样的丹雅。 　　如何挣脱出绝对逼仄的现实，走向无限辽阔的现实，是每一位区域文学的倡导者、践行者都应该深思的问题。

建构总体性的中国当代文学与安徽区域文学

　　江 飞
　　（安庆师范大学教授，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建构当代文学的总体性是当下“内忧外患”的文学现实和时代要求的必然。“内忧”指的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黑格尔式的总体性哲学在中国的衰落，反抗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解构美学兴起，许多作家心安理得地满足于个体性、日常性、“小我”式的“微观叙事”，而逐渐丧失了对总体性、宏观性、史涛性的把握能力，不能再像柳青、赵树理那样，以宏阔深沉的历史感总体性、全景式地观照现实、表现生活，建立起地方与中国、与世界的密切关联。事实上，正如卢卡奇所言，只有“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种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缺乏总体性的现实关切，只可能呈现盲人摸象式的当代生活。“外患”指的是后疫情时代，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问的冲突日益加剧，中华文明正积极参与到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之中，肯定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质疑西方的普世价值。中国文学作为中华文明最值得自豪的瑰宝，在当代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歌德所没想的“世界文学”的建构，成为其中的一种总体性、整体性、历史性的民族文学范式。一言以蔽之，建构总体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可谓适逢其时，对内可以提升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内涵和历史意味，对外可以促进“中国故事”“中国气派”的整体传播，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建构性的思路和理念。
　　相较于总体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区域文学似乎是地方性的、局部的文学，但事实上，局部既是整体中的局部，也是相对独立的整体，换言之，区域文学同样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意味和结构特点。在我看来，要发展安徽区域文学，首先，我们需要建构总体性的“安徽文学”，整体性、历史性地合理评价安徽文学及其在中国文学结构中的贡献与价值，反思和总结某些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思想资源。比如，诗歌和散文的兴盛一直是安徽文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安徽诗歌散文作家众多，作品上乘，影响很大，这就意味着，尽管小说现在是“一超独霸”，但我们在大力发展小说的同时，也需要同步推进诗歌、散文的发展，而不能畸轻畸重。其次，我们需要正视当代文学总体性中所蕴含的差异性，正确看待安徽文学与长三角苏、浙、沪文学以及其他区域文学的差异与差距。只有看到差异和差距，才能因地制宜，走自己的路，避免同质化，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安徽文学的区域优势，立足皖江文化、淮河文化和新安江文化，打造“徽文化”特色品牌，创造出“地方一中国一世界”三位一体的文学精品。再次，我们还需要正视安徽文学总体性中所蕴含的差异性。安徽文学不等于“合肥文学”，而是16个省辖地级市、9个县级市、50个县、12：39个乡镇的文学的总和。行政区划的等级并不意味着文学发展的等级，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艺术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各个区域文学的健康发展，那么，各个区域文学的健康发展同样离不开市县地方文学的健康发展。最后，无论是安徽区域文学，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作家而言，归根结底都要从总体上辩证把握世界和历史的本质以及人的本质。按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其实就是总体性的人，即具有多维需求的自然人、进行对象性活动的社会人、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无论在怎样的历史与现实、地方与中央、中国与世界的多维关系中，表现和培育“总体性的人”都应当是文学的根本任务，“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命题始终要坚持。
　　个体与总体同一、自我与世界同一的“史诗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身处文明冲突与文明互鉴共存、建构与解构同在的新时代，我们迫切需要“整体性的关切，总体性的眼光”，以总体性为方法，整体性地把握历史、把握世界、把握人的能力，努力建设新的总体性的当代文学和区域文学，在二者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构建当代长三角区域文学的可能性

　　方维保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反对省籍区域文学的概念，曾写作《逻辑荒谬的省籍区域文学史》（《扬子江文学评论》2（）14年第2期）一文，批评了以省为单位的区域文学史对基本的民族共同语文学史实的违背。我认为区域文学是由行政主导的，是一个远离文化根基和文学事实的一个漂浮的能指，它对文学阐释是失效的。但是，我并不反对文化上的地域文学概念，也不反对具有行政统计意义的区域文学概念。我认为，行政区域上的区域文学概念只有与地域文化相互叠合，才能成立，比如长三角区域文学。我的具体理由如下：
　　在地理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被称为长江三角洲地带，该区域大部分也都属于长江领域，具有地域的整体性。历史上，四省市在行政区划上彼此交错勾连，有着扯不断的联系。在气候和物产方面，四省一市的长江流域基本相同。人民的饮食文化和风俗习惯，也大体相同。虽然苏北和皖北属于淮河流域，文化习俗与核心地带有所不同，但人民之问的交往因地理距离较近，而更加的频繁，由此也带来了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以及民问习俗的趋同和生活经验的同质化。而且，四省一市还属于文化地理上的“江南”的核心地带。
　　长三角文学共同体的形成还与地域文化上的江南文化重合。行政区域，是由行政权力划分的，它并不计较文化上的同还是异，它甚至对整体性的文化还有分割作用。但是，地域文化是在长久的历史中形成的，它具有更为强劲的凝聚作用。正是江南文化的同一性，使得长三角作为区域紧密地黏合在了一起。江南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方面的，它地处江南，有山有水，多雨潮湿，山清水秀;一个是文化习俗方面的，长江的流过，形成了江南从原始时代就开始的独特的宗教和习俗传统，也造成了江南人的独特的不同于黄河流域人民的秉性。文化是价值的表征，文化的统一性，为区域共同体形成的价值基础。区域共同体内部的文化的同一性也只是相对的，就比如浙东和浙西的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样。文化是多层次的，在一個相对较大的文化圈之内，其差异性和异质性也是情理之中的。差异性的文化和主流的江南文化是共同体的丰富性和包容性的体现。文化认同和文化土壤，都只是作家主体中可以通约的部分，它也并不排斥他或她的个性。江南，按照字面的理解就是长江以南地带。而在漫长的文化中，江南则主要指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带，主要是指沪苏皖的江南部分和浙江的长江流域部分。但是，文化上的江南显然比这样的地理解释要宽泛得多，甚至也包括长江中下游的江北部分，比如扬州、滁州、无为、巢湖。这与文化的自我指认有关，比如出身在扬州的朱自清就在《荷塘月色》中将自己的故乡定位为“江南”，还比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也将其故乡定位为“江南”。这种文化的自我指认逻辑，就使得江南超越了一般的地理和行政界线，而成为一种文化想象。由长江想象而来的“江南”的文化定位，与“水”有着紧密的联系，水文化成为江南文化的本质性质素。
　　长江之水对长江两岸的滋润养育，对长江两岸的人文化素质的塑造，以及长江两岸的温湿的气候，都塑造了两岸人民的民俗习惯和性格，形成江南文学的气息相投，气质相似。地理空间上的距离的相近，地域文化上的亲密和融合，使得人民之间交流频繁，人民的生活故事也就化入了作家的创作之中。张爱玲的小说中总有一个合肥的保姆，苏童小说中逃难的人群总是去向芜湖，王安忆早年的小说中，淮北的气质溢于言表。文学是人学，这是一句老掉牙的至理名言。江南文化浸染下的文学，具有很显著的江南文学特性。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江南地区的文学风貌都卓尔不群。而就当代来说，范小青、王安忆、孙甘露、苏童、叶弥、潘军、许春樵、李风群、鲁敏们的创作，甚至是余华和麦家的创作，都具有显著的江南山水背景，江南街巷文化背景，以及由长江而滋生的水文化的气质，作品中的人物和他们的行为方式也都具有江南男女的清秀和灵气，其艺术氛围也都具有江南文化的氤氲，甚至有着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江南化的佛性。相对于小说创作，长三角地区的江南文化气质，在散文和诗歌中的表现就更加的明显。
　　区域文学根基于区域性认同，而区域性认同则基于区域性的知识。在区域性知识中，文学艺术是重要的方面。个体的经验，总是关联着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和风俗。只有在地域的整体性之下，在文化共同体之上，行政的区域共同体才能成长为区域文学的共同体。就如同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论述的荷兰的低地文学一样，荷兰文学作为区域文学当然根基于荷兰的沿海低地的地域共同性，区域和地域只有重合的时候，才能将两个概念等同，否则就很难捏合。长三角文学共同体得以成立其实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  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