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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六月，闻捷，王国维，两个看似风马牛 不相及的文化人，一个正值生日，一个正逢忌日，隔着经年的光阴，齐齐进入我的视野。
是造化弄人，还是冥冥之中的牵引——原本只是为了履行去年闺蜜的一篇关于纪念丹徒诗人闻捷稿件的邀约，却偏偏选在了今年6月12日探访镇江闻捷纪念馆。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
去年此际，6月2日，我第一次跟随菜菜鸟户外去探访浙江古镇，首站到达海宁盐官古镇。尽管是组团，但其实是自由行。我和闺蜜参观完了金庸书院，沿着古镇景点的指示牌，曲曲折折，一个寻常的拐角，居然偶遇了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故居。那一天，恰好是王国维人生永远定格的日子。
两个人，两个中年人，都将鲜活的生命猝然停留在天命之年。一个生在1923年的6月12日，酷夏，死在1971年的1月，那是寒冷的江南冬天。一个生在1877年的12月3日，严冬，死在1927年的6月2日，那是炎炎的北方夏天。
王国维先生死时，闻捷才是4岁的孩子。他们生前肯定没有过寻常生活里的交接。但当我仔细梳理他们俩人生境遇之种种，却蓦然发现，他们之间却有着那么多隔空的精神交接。
他们都是灿烂的文化人
他们都曾经和诗歌亲密接触，一个现代，一个古体，一个因写诗而令人瞩目，一个因评论诗、词而崭露头角。但在他们各自事业渐入佳境之际，都因为时局的动荡而选择了转行。只是，一个挟裹着被拖进了政治的漩涡，如日中天的文学创作跌入谷底。而一个则是冷眼旁观，远涉重洋，从此潜心治学，华丽转身，成了新史学的佼佼者。
起初，闻捷只是一名记者。30岁时，他才开始了诗歌的专业创作。那是中国现代诗歌最好的年华，他因为长篇叙事诗集《天山牧歌》而声名鹊起。1955年，他的诗歌几乎刷屏《人民文学》，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时代诗人。正是他，将新疆人民火热的生活场景写进了诗歌领域，让寻常的新疆建设者们成了诗歌的主人，一改早年诗歌“风花雪月”之狭隘。他甚至用诗歌《复仇的火焰》真实记录了新疆剿匪的历史史实。他是那个时代的舞者，成了边疆诗歌的领军人物。伴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风雨的变幻，他被迫转身，成了红极一时的“样板戏”编剧，首演的轰动，再一次让他成了那个时代的“红色” 御命宠儿。所谓否极泰来，也正因为此，他的人生因为遭嫉、遭陷而猝然改变。
同样，青年时代便名列“海宁四才子”的王国维先生， 30岁时，开始了他的“治文学”之路。无论是他自己创作的《静安诗稿》《壬癸集》里收录的诗歌，还是他对中国古诗词研究的经典《人间词话》里所营造的诗意，以及对《红楼梦》里的诗歌研究的美学论著，无不彰显出王国维先生高雅的诗性人生品位。彼时的他，是一个浪漫的才子。但辛亥革命的浪潮，对旧文化疾风暴雨式的扬弃，让保守的他选择了远离，他随着老师罗振玉迁居日本，从此转向对殷商甲骨文和中国史学的研究，却没料，这一转行，源于他对甲骨文殷商卜辞以及很多古籍資料的成功释读，他一跃成为了中国“新史学的开山”，让考古界从此多了“甲骨文”“考古学”等两个新鲜学科，让世界史学界从此将目光投向了古老的中国。
他们都是挚情而刚烈的人
他们都只是文化人，但都是在自己最好的年华，在各自领域最出成绩的巅峰时刻，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让自己的生命戛然而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决断，其惨烈，令人扼腕。
是的，从表面来看，他们都只是为情所困，为情所死。一个是为了一己“私情”而自我毁灭，这是“小我”之爱，肉体和精神之爱。一个是为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主子乃至于一个王朝的谢幕“殉情”而自我毁灭，这是“大我”之爱，精神和灵魂之爱。
但我更想说的是，他们之所以选择了如此无情地自我了断，是因为他们都面对了不可逾越的无情碾压。与其说他们是为情所困，为情而死，不如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当时那个不正常的世界发出了最后的控诉和呐喊。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死来唤醒世人的疯狂和冷漠。与其说是“情殇”，不如说是在“尸谏”。他们以自己人格的刚烈向这个不堪的社会发出了最后的抗争。
他们都是应该回家的人
闻捷和王国维，一个生活在新时代，一个生活在旧时代。他们都曾满怀热情地投身当时社会的洪流，以期用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人生的抱负。但他们恰好都遇到了时代的劫难，结局之惨烈令人心痛。一个死在清冷的夜晚，一个死在懊热的白昼。一个是在上海自己的寓所里，打开煤气，如一缕青烟，缥缈着，告别了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荒唐世界。一个是在北京的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里，如一滴湖水，沉没着，告别了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浑沌世界。
王国维，一位生在严寒却死在盛夏的国学大师。拜访王国维故居时，正值海宁观潮的旅游旺季。潮起潮落，本是寻常事情。出生于海边的一代大师，最终将生命定格在水里，这倒应了他潜心研究的“红学”美学观，纵然是在一片白茫茫浊世里，也要保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人格精神。他去了，去得干净，去得无痕。他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据说，先生离开海宁以后，每一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上世纪80年代，他的故乡政府将他家的老宅子建成了他的纪念馆，终于，58年后，客死他乡的先生安然回家了。先生地下有知，定当欣慰。因为，他的纪念馆在2006年成为全国文保单位。这是他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家，一座温馨的江南老宅子。到去年为止，成立于1992年12月3日的海宁市文联王国维研究会，已经为他举办了六届世界性的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人们，都在研究他、纪念他，诠释着他的时代意义。
闻捷，一个生在盛夏却死在严寒的现代诗人。拜访闻捷纪念馆时，正逢纪念馆两位掌门人沈先生和姜先生在为闻捷研究会成立而奔忙。同是2006年，在王国维故居成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之时，镇江的两位老人开始了为诗人闻捷“安家”的漫漫征程。12年过去，两位老人从最初姜先生腾出的自家小屋的简单到今天寄住在高资小学的“镇江闻捷纪念馆”的小有规模，付出的艰辛令人敬佩。但在这个夏日，我站在高资镇的“闻捷路”前，望着眼前纪念馆的局促，望着两位老人自费千辛万苦寻来的几千本书籍堆放在狭窄的小屋，望着两位老人都已不再硬朗的背影和他们蹒跚的步履，我的心里感到丝丝凉薄。诗人走了47年了，作为诗人家乡的人们啊，我们有点太委屈自己的孩子了。47年了，先生的冤魂还飘泊在那个清冷的他乡吗？
是时候了，我们该接他回家了。因为，我知道，在高资，诗人自家的老屋还在孤独地守望着，守望着他出走的游子有一天能够安然归来。我在想，在镇江，在丹徒，在高资，有一个温暖的“闻捷故居”和“闻捷纪念馆”，应该不只是我永恒的梦幻吧？！
是造化弄人，还是冥冥之中的牵引——原本只是为了履行去年闺蜜的一篇关于纪念丹徒诗人闻捷稿件的邀约，却偏偏选在了今年6月12日探访镇江闻捷纪念馆。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
去年此际，6月2日，我第一次跟随菜菜鸟户外去探访浙江古镇，首站到达海宁盐官古镇。尽管是组团，但其实是自由行。我和闺蜜参观完了金庸书院，沿着古镇景点的指示牌，曲曲折折，一个寻常的拐角，居然偶遇了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故居。那一天，恰好是王国维人生永远定格的日子。
两个人，两个中年人，都将鲜活的生命猝然停留在天命之年。一个生在1923年的6月12日，酷夏，死在1971年的1月，那是寒冷的江南冬天。一个生在1877年的12月3日，严冬，死在1927年的6月2日，那是炎炎的北方夏天。
王国维先生死时，闻捷才是4岁的孩子。他们生前肯定没有过寻常生活里的交接。但当我仔细梳理他们俩人生境遇之种种，却蓦然发现，他们之间却有着那么多隔空的精神交接。
他们都是灿烂的文化人
他们都曾经和诗歌亲密接触，一个现代，一个古体，一个因写诗而令人瞩目，一个因评论诗、词而崭露头角。但在他们各自事业渐入佳境之际，都因为时局的动荡而选择了转行。只是，一个挟裹着被拖进了政治的漩涡，如日中天的文学创作跌入谷底。而一个则是冷眼旁观，远涉重洋，从此潜心治学，华丽转身，成了新史学的佼佼者。
起初，闻捷只是一名记者。30岁时，他才开始了诗歌的专业创作。那是中国现代诗歌最好的年华，他因为长篇叙事诗集《天山牧歌》而声名鹊起。1955年，他的诗歌几乎刷屏《人民文学》，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时代诗人。正是他，将新疆人民火热的生活场景写进了诗歌领域，让寻常的新疆建设者们成了诗歌的主人，一改早年诗歌“风花雪月”之狭隘。他甚至用诗歌《复仇的火焰》真实记录了新疆剿匪的历史史实。他是那个时代的舞者，成了边疆诗歌的领军人物。伴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风雨的变幻，他被迫转身，成了红极一时的“样板戏”编剧，首演的轰动，再一次让他成了那个时代的“红色” 御命宠儿。所谓否极泰来，也正因为此，他的人生因为遭嫉、遭陷而猝然改变。
同样，青年时代便名列“海宁四才子”的王国维先生， 30岁时，开始了他的“治文学”之路。无论是他自己创作的《静安诗稿》《壬癸集》里收录的诗歌，还是他对中国古诗词研究的经典《人间词话》里所营造的诗意，以及对《红楼梦》里的诗歌研究的美学论著，无不彰显出王国维先生高雅的诗性人生品位。彼时的他，是一个浪漫的才子。但辛亥革命的浪潮，对旧文化疾风暴雨式的扬弃，让保守的他选择了远离，他随着老师罗振玉迁居日本，从此转向对殷商甲骨文和中国史学的研究，却没料，这一转行，源于他对甲骨文殷商卜辞以及很多古籍資料的成功释读，他一跃成为了中国“新史学的开山”，让考古界从此多了“甲骨文”“考古学”等两个新鲜学科，让世界史学界从此将目光投向了古老的中国。
他们都是挚情而刚烈的人
他们都只是文化人，但都是在自己最好的年华，在各自领域最出成绩的巅峰时刻，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让自己的生命戛然而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决断，其惨烈，令人扼腕。
是的，从表面来看，他们都只是为情所困，为情所死。一个是为了一己“私情”而自我毁灭，这是“小我”之爱，肉体和精神之爱。一个是为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主子乃至于一个王朝的谢幕“殉情”而自我毁灭，这是“大我”之爱，精神和灵魂之爱。
但我更想说的是，他们之所以选择了如此无情地自我了断，是因为他们都面对了不可逾越的无情碾压。与其说他们是为情所困，为情而死，不如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当时那个不正常的世界发出了最后的控诉和呐喊。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死来唤醒世人的疯狂和冷漠。与其说是“情殇”，不如说是在“尸谏”。他们以自己人格的刚烈向这个不堪的社会发出了最后的抗争。
他们都是应该回家的人
闻捷和王国维，一个生活在新时代，一个生活在旧时代。他们都曾满怀热情地投身当时社会的洪流，以期用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人生的抱负。但他们恰好都遇到了时代的劫难，结局之惨烈令人心痛。一个死在清冷的夜晚，一个死在懊热的白昼。一个是在上海自己的寓所里，打开煤气，如一缕青烟，缥缈着，告别了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荒唐世界。一个是在北京的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里，如一滴湖水，沉没着，告别了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浑沌世界。
王国维，一位生在严寒却死在盛夏的国学大师。拜访王国维故居时，正值海宁观潮的旅游旺季。潮起潮落，本是寻常事情。出生于海边的一代大师，最终将生命定格在水里，这倒应了他潜心研究的“红学”美学观，纵然是在一片白茫茫浊世里，也要保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人格精神。他去了，去得干净，去得无痕。他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据说，先生离开海宁以后，每一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上世纪80年代，他的故乡政府将他家的老宅子建成了他的纪念馆，终于，58年后，客死他乡的先生安然回家了。先生地下有知，定当欣慰。因为，他的纪念馆在2006年成为全国文保单位。这是他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家，一座温馨的江南老宅子。到去年为止，成立于1992年12月3日的海宁市文联王国维研究会，已经为他举办了六届世界性的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人们，都在研究他、纪念他，诠释着他的时代意义。
闻捷，一个生在盛夏却死在严寒的现代诗人。拜访闻捷纪念馆时，正逢纪念馆两位掌门人沈先生和姜先生在为闻捷研究会成立而奔忙。同是2006年，在王国维故居成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之时，镇江的两位老人开始了为诗人闻捷“安家”的漫漫征程。12年过去，两位老人从最初姜先生腾出的自家小屋的简单到今天寄住在高资小学的“镇江闻捷纪念馆”的小有规模，付出的艰辛令人敬佩。但在这个夏日，我站在高资镇的“闻捷路”前，望着眼前纪念馆的局促，望着两位老人自费千辛万苦寻来的几千本书籍堆放在狭窄的小屋，望着两位老人都已不再硬朗的背影和他们蹒跚的步履，我的心里感到丝丝凉薄。诗人走了47年了，作为诗人家乡的人们啊，我们有点太委屈自己的孩子了。47年了，先生的冤魂还飘泊在那个清冷的他乡吗？
是时候了，我们该接他回家了。因为，我知道，在高资，诗人自家的老屋还在孤独地守望着，守望着他出走的游子有一天能够安然归来。我在想，在镇江，在丹徒，在高资，有一个温暖的“闻捷故居”和“闻捷纪念馆”，应该不只是我永恒的梦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