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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圍城》与《儒林外史》分别作为我国学者钱钟书和吴敬梓的代表作,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成就。两部作品均以知识分子的生存模式和环境为研究对象,深入探析了古代与现代道德文化世界,通过比较二者的讽刺艺术,将有利于人们对两部文学作品产生更深层次意义的理解。
关键词:《围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比较
《围城》是我国现代讽刺小说的代表之作,《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讽刺艺术的典范之作,二者均以讽刺为研究主线,用以对人生、社会的抨击和反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学者夏志清认为,《围城》与《儒林外史》相比,其讽刺意义更浓,抨击思想更加深刻,影响范畴更广;张明亮认为,两部小说的讽刺思想内涵较深,《围城》是基于《儒林外史》之上,运用现代手法对传统讽刺艺术进行升级。通过对《围城》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展开比较,旨在突出两部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成就,其研究意义深远而重大。
一、讽刺态度的比较
尽管吴敬梓和钱钟书出生于两个不同时代,《儒林外史》和《围城》创作时间相隔两个世纪,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侧重点高度相同,均是对病态知识阶层和黑暗社会的抨击、讽刺。吴敬梓生活在封建社会,广大知识分子受到科举制度的侵害,封建制度严重禁锢着文人志士的思想,《儒林外史》讽刺长卷中,涉及内容较多、层面较广,有醉心十八股举业、企求飞黄腾达的腐儒之士,比如范进、鲁四小姐等人,作者对这类人表示同情与憎恨;也有悲天悯人、自命清高、沽名钓誉的假名士,比如杨致中等人,作者对这类人非常厌恶。同时,对一些贪官污吏、乡绅恶霸也是痛恨至极。《围城》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民族问题突出、经济危机重重,涌现出一大批爱国主义人士,投身于抗日战争和救国存亡活动中[1]。然而,《围城》中所塑造的人物,完全是装在套子里的人,过着自闭、庸俗、狭隘的生活,毫不关心国计民生、民族大义。比如高松年为一所大学的校长,平时以搞科研为由,戴着造假桂冠,不学无术、口是心非、善于伪装。当高松年听到方鸿渐并未收到自己的那封没有写的书信时,表现的极为诧异,无论是表情还是言语,都表现的十分生动、形象,给外人一种真实的感受。作者形象的表示,高松年有着表演话剧的天赋,没有去表演话剧,是话剧界的不幸,而却是演员们的大幸,显然这是一种讽刺的措辞。再如李梅亭在抗战期间,并没有参加抗日,也没有分解民忧,而是通过贩卖药品,赚取中间高额利润,发国难财,其做法实属可耻,作者给予强烈讽刺。
由此可见,尽管吴敬梓和钱钟书处于两个不同时代,但是其代表作《儒林外史》和《围城》中所表现出的讽刺态度极为相似,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继承者。当然,由于时代不同,所以其讽刺态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儒林外史》创作于封建时期,吴敬梓深知社会前途未卜,讽刺态度也表现的很无奈,甚至迫于对显示的改变,附加幻想和自慰的情绪。《围城》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钱钟书深受抗战气息的感染,对一些庸俗、背叛、无知和麻木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极为厌恶和痛惜的态度。因此,前者是对封建社会制度、科举制度毒害人心的讽刺,表现出无奈和烦闷的心绪,后者是对抗战时期无知、麻木、庸俗人士的讽刺和警示,表现出改革和奋进的决心[2]。
二、讽刺手法的比较
《儒林外史》与《围城》在讽刺手法运用过程中,并不完全依靠作者的思维意识,而重点通过情境塑造和情节发展来完整展示。《儒林外史》中对范进形象的刻画十分深刻,范进在中榜之后喜极而泣,进而失去理智,成为疯者;《围城》中对高松年的形象塑造非常完美,在前往三阎大学任教途中,对寡妇行为不端,甚至与人拳脚相向,担任校长之后,提出未婚教师不能担当女学生指导教师的荒唐提议,方鸿渐对高松年的描述为:即使能够预防未婚教师对女学生产生不轨行为,但是也无法阻止已婚教师对女学生心怀不轨,高松年的奇葩做法,并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儒林外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王玉辉,其三女儿因为丈夫的离世深受打击,在情绪激动之下向父亲提出寻死要求,而王玉辉不仅没有给予精神激励和情绪安慰,反而刺激女儿,其女儿最终因绝食而死,王玉辉仰天大笑,认为女儿死得其所,可以看出,王玉辉的迂腐不堪受到世人的唾骂,作者为其无知和残忍而感到痛心;《围城》中的方鸿渐前往学校参加演讲,因为种种原因穿错了衣服,演讲中又忘带稿件,而此时为了不让台下人取笑,硬是乱讲一气,对鸦片与梅毒进行强烈抨击,只是一味的讲其毒害,却没有反思两者所催生出的新奇事物和优秀作品的价值意义,这种盲目与无知,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存在自欺欺人、言辞有误的问题。另外,两部作品的作者在讽刺手法运用方面,均源自于现实生活,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特征表现的淋漓尽致[3]。当然,二者在讽刺手法运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儒林外史》中白描手法运用独特,讽刺的主要对象为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儒林人士,具体描绘重在细节,讽刺客观、实际;《围城》中主要运用比喻的讽刺手法,显得新颖而独特,并且运用了西方文学分析技巧,通过揭示人物内心思想活动,来达到讽刺的目的。所以说,二者的讽刺手法异同点非常明确。
总之,《围城》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态度和手法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同时存在一定的差异,无论如何,二者的讽刺艺术成就很高,是现代学者所研究和读者所思考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尚静宏.《围城》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比较[J].芒种,2013(13):82-83.
[2]夏芳.《儒林外史》与《围城》的讽刺手法之比较[J].考试周刊,2009(25):20-21.
[3]王永军.《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艺术的浅析[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02):116-118.
作者简介:张曼曼(1990-),女,河南南阳人,学士,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文。
张影(1991-),女,河南郑州人,学士,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文。
关键词:《围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比较
《围城》是我国现代讽刺小说的代表之作,《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讽刺艺术的典范之作,二者均以讽刺为研究主线,用以对人生、社会的抨击和反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学者夏志清认为,《围城》与《儒林外史》相比,其讽刺意义更浓,抨击思想更加深刻,影响范畴更广;张明亮认为,两部小说的讽刺思想内涵较深,《围城》是基于《儒林外史》之上,运用现代手法对传统讽刺艺术进行升级。通过对《围城》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展开比较,旨在突出两部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成就,其研究意义深远而重大。
一、讽刺态度的比较
尽管吴敬梓和钱钟书出生于两个不同时代,《儒林外史》和《围城》创作时间相隔两个世纪,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侧重点高度相同,均是对病态知识阶层和黑暗社会的抨击、讽刺。吴敬梓生活在封建社会,广大知识分子受到科举制度的侵害,封建制度严重禁锢着文人志士的思想,《儒林外史》讽刺长卷中,涉及内容较多、层面较广,有醉心十八股举业、企求飞黄腾达的腐儒之士,比如范进、鲁四小姐等人,作者对这类人表示同情与憎恨;也有悲天悯人、自命清高、沽名钓誉的假名士,比如杨致中等人,作者对这类人非常厌恶。同时,对一些贪官污吏、乡绅恶霸也是痛恨至极。《围城》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民族问题突出、经济危机重重,涌现出一大批爱国主义人士,投身于抗日战争和救国存亡活动中[1]。然而,《围城》中所塑造的人物,完全是装在套子里的人,过着自闭、庸俗、狭隘的生活,毫不关心国计民生、民族大义。比如高松年为一所大学的校长,平时以搞科研为由,戴着造假桂冠,不学无术、口是心非、善于伪装。当高松年听到方鸿渐并未收到自己的那封没有写的书信时,表现的极为诧异,无论是表情还是言语,都表现的十分生动、形象,给外人一种真实的感受。作者形象的表示,高松年有着表演话剧的天赋,没有去表演话剧,是话剧界的不幸,而却是演员们的大幸,显然这是一种讽刺的措辞。再如李梅亭在抗战期间,并没有参加抗日,也没有分解民忧,而是通过贩卖药品,赚取中间高额利润,发国难财,其做法实属可耻,作者给予强烈讽刺。
由此可见,尽管吴敬梓和钱钟书处于两个不同时代,但是其代表作《儒林外史》和《围城》中所表现出的讽刺态度极为相似,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继承者。当然,由于时代不同,所以其讽刺态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儒林外史》创作于封建时期,吴敬梓深知社会前途未卜,讽刺态度也表现的很无奈,甚至迫于对显示的改变,附加幻想和自慰的情绪。《围城》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钱钟书深受抗战气息的感染,对一些庸俗、背叛、无知和麻木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极为厌恶和痛惜的态度。因此,前者是对封建社会制度、科举制度毒害人心的讽刺,表现出无奈和烦闷的心绪,后者是对抗战时期无知、麻木、庸俗人士的讽刺和警示,表现出改革和奋进的决心[2]。
二、讽刺手法的比较
《儒林外史》与《围城》在讽刺手法运用过程中,并不完全依靠作者的思维意识,而重点通过情境塑造和情节发展来完整展示。《儒林外史》中对范进形象的刻画十分深刻,范进在中榜之后喜极而泣,进而失去理智,成为疯者;《围城》中对高松年的形象塑造非常完美,在前往三阎大学任教途中,对寡妇行为不端,甚至与人拳脚相向,担任校长之后,提出未婚教师不能担当女学生指导教师的荒唐提议,方鸿渐对高松年的描述为:即使能够预防未婚教师对女学生产生不轨行为,但是也无法阻止已婚教师对女学生心怀不轨,高松年的奇葩做法,并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儒林外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王玉辉,其三女儿因为丈夫的离世深受打击,在情绪激动之下向父亲提出寻死要求,而王玉辉不仅没有给予精神激励和情绪安慰,反而刺激女儿,其女儿最终因绝食而死,王玉辉仰天大笑,认为女儿死得其所,可以看出,王玉辉的迂腐不堪受到世人的唾骂,作者为其无知和残忍而感到痛心;《围城》中的方鸿渐前往学校参加演讲,因为种种原因穿错了衣服,演讲中又忘带稿件,而此时为了不让台下人取笑,硬是乱讲一气,对鸦片与梅毒进行强烈抨击,只是一味的讲其毒害,却没有反思两者所催生出的新奇事物和优秀作品的价值意义,这种盲目与无知,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存在自欺欺人、言辞有误的问题。另外,两部作品的作者在讽刺手法运用方面,均源自于现实生活,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特征表现的淋漓尽致[3]。当然,二者在讽刺手法运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儒林外史》中白描手法运用独特,讽刺的主要对象为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儒林人士,具体描绘重在细节,讽刺客观、实际;《围城》中主要运用比喻的讽刺手法,显得新颖而独特,并且运用了西方文学分析技巧,通过揭示人物内心思想活动,来达到讽刺的目的。所以说,二者的讽刺手法异同点非常明确。
总之,《围城》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态度和手法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同时存在一定的差异,无论如何,二者的讽刺艺术成就很高,是现代学者所研究和读者所思考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尚静宏.《围城》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比较[J].芒种,2013(13):82-83.
[2]夏芳.《儒林外史》与《围城》的讽刺手法之比较[J].考试周刊,2009(25):20-21.
[3]王永军.《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艺术的浅析[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02):116-118.
作者简介:张曼曼(1990-),女,河南南阳人,学士,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文。
张影(1991-),女,河南郑州人,学士,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