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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期刊浩如烟海,文艺期刊数以千计。
20世纪30年代为期刊出版的鼎盛时期,上海独占鳌头。据生活书店和现代书局的不完全统计,1933年全国主要定期刊物二百四十七种,其中一百七十八种在上海。又据上海市通志馆当年对上海杂志的统计,1933年上海刊行的杂志为二百一十五种。茅盾(署名“兰”)的《所谓杂志年》中说:1934年“自正月起,定期刊物愈出愈多。专售定期刊物的书店中国杂志公司也应运而生”。当时“全中国约有各种性质的定期刊三百余种,其中倒有百分之八十出版在上海”。年底,茅盾(署名“丙”)在《一年的回顾》中则有全年的总括:这一年,“文艺定期刊几乎平均每日有两种新的出世”。
各种期刊层出不穷,有的卷帙浩繁,历史久长。如《东方杂志》,远在民国之前的1904年1月就创刊了,中途几度停刊、复刊,最后告别读者时已是1948年12月,前后共出了四十四卷八百二十八期。《小说月报》从1910年8月到1931年12月,办了二十二年,出了二十二卷二百五十九期(含一期增刊)。期刊也有“短命”的,即一期而终,创刊号就是终刊号,或出了两三期就难以为继的刊物,称为短刊。
短刊的造成,原因多样:左翼刊物大多因为意识形态的缘由,一出版即被当局查禁。如左翼作家的《文学丛报》被查封之后,编者改名《人民文学》,仅出一期,又遭查封。編者再改出《散文》,一期出版,照旧被扼杀。有的停刊是经济上不能支持。如《无名文艺月刊》就是因为穷,出不了第二期。《耕耘》第三期已经编好,编者因为掏不出纸钱和印费而眼睁睁地看着它夭折。有的因人员星散而自行终止。如《顶点》这个由香港和桂林两地编辑的刊物,因艾青离开桂林而无法继续。有的因编者为出版新刊物,而将原来的停办。如戴望舒为《新诗》的出版,停下了已经创刊的《现代诗风》。胡风曾说,当时办刊,“照例是,谁弄到了一点钱,也不过一两百元的数目,想出刊物,发表他们自己的,不能或不愿在大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这种刊物总是出一两期,钱完了,刊物也被禁止了”。(《胡风回忆录》)一个刊物的停刊,常常是多种原因交织的结果。
短刊现象为民国期刊出版所特有,在世界出版史上亦属罕见。短刊中尤以文学刊物为多,检点有关目录,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期刊中的短刊,至少有一百多种,蔚为大观。
刊期较长、影响深远的文学大刊,如《小说月报》及后来的《现代》(1932年5月至1935年7月)、《文学》(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等,自然有其重要价值。而短刊中也不乏精品,有的办刊者为著名人物,刊物内容丰厚,虽然只出了一两期,倏起倏消,但依然光辉夺目,驻留在历史的册页。
文学期刊作为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最初载体之一,因其毋庸置疑的原生态性质而受到重视。如今,当年的期刊与历史一起逐渐老去,愈显稀缺,短刊更因为存世无几,格外珍贵。
本书记录了民国时期五十种有一定影响的文学短刊。仅选收出版一期两期的刊物,突出“短中之短”。每种刊物着重从出版背景、主要创办人生平以及内容特色诸方面,寻觅踪迹,钩沉逸事。间或补充近年发现的新的资料,或纠正以往记载的某些不确,或揭示表象底下潜隐的本真,还原刊物的短暂的生存轨迹。引用旧刊文字,一般不予变动。期刊均附有封面、版权、目录以及重要文章首发页和相应的插图等图片,以资佐证。
游走于年陈日久的文学短刊之间,追挽岁月,发现和体认时代的痕迹,当会感受到历史的体温……
(《纸页上的文学记忆——民国文学短刊经眼录》,海燕出版社,2017年。本文为此书序言)
20世纪30年代为期刊出版的鼎盛时期,上海独占鳌头。据生活书店和现代书局的不完全统计,1933年全国主要定期刊物二百四十七种,其中一百七十八种在上海。又据上海市通志馆当年对上海杂志的统计,1933年上海刊行的杂志为二百一十五种。茅盾(署名“兰”)的《所谓杂志年》中说:1934年“自正月起,定期刊物愈出愈多。专售定期刊物的书店中国杂志公司也应运而生”。当时“全中国约有各种性质的定期刊三百余种,其中倒有百分之八十出版在上海”。年底,茅盾(署名“丙”)在《一年的回顾》中则有全年的总括:这一年,“文艺定期刊几乎平均每日有两种新的出世”。
各种期刊层出不穷,有的卷帙浩繁,历史久长。如《东方杂志》,远在民国之前的1904年1月就创刊了,中途几度停刊、复刊,最后告别读者时已是1948年12月,前后共出了四十四卷八百二十八期。《小说月报》从1910年8月到1931年12月,办了二十二年,出了二十二卷二百五十九期(含一期增刊)。期刊也有“短命”的,即一期而终,创刊号就是终刊号,或出了两三期就难以为继的刊物,称为短刊。
短刊的造成,原因多样:左翼刊物大多因为意识形态的缘由,一出版即被当局查禁。如左翼作家的《文学丛报》被查封之后,编者改名《人民文学》,仅出一期,又遭查封。編者再改出《散文》,一期出版,照旧被扼杀。有的停刊是经济上不能支持。如《无名文艺月刊》就是因为穷,出不了第二期。《耕耘》第三期已经编好,编者因为掏不出纸钱和印费而眼睁睁地看着它夭折。有的因人员星散而自行终止。如《顶点》这个由香港和桂林两地编辑的刊物,因艾青离开桂林而无法继续。有的因编者为出版新刊物,而将原来的停办。如戴望舒为《新诗》的出版,停下了已经创刊的《现代诗风》。胡风曾说,当时办刊,“照例是,谁弄到了一点钱,也不过一两百元的数目,想出刊物,发表他们自己的,不能或不愿在大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这种刊物总是出一两期,钱完了,刊物也被禁止了”。(《胡风回忆录》)一个刊物的停刊,常常是多种原因交织的结果。
短刊现象为民国期刊出版所特有,在世界出版史上亦属罕见。短刊中尤以文学刊物为多,检点有关目录,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期刊中的短刊,至少有一百多种,蔚为大观。
刊期较长、影响深远的文学大刊,如《小说月报》及后来的《现代》(1932年5月至1935年7月)、《文学》(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等,自然有其重要价值。而短刊中也不乏精品,有的办刊者为著名人物,刊物内容丰厚,虽然只出了一两期,倏起倏消,但依然光辉夺目,驻留在历史的册页。
文学期刊作为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最初载体之一,因其毋庸置疑的原生态性质而受到重视。如今,当年的期刊与历史一起逐渐老去,愈显稀缺,短刊更因为存世无几,格外珍贵。
本书记录了民国时期五十种有一定影响的文学短刊。仅选收出版一期两期的刊物,突出“短中之短”。每种刊物着重从出版背景、主要创办人生平以及内容特色诸方面,寻觅踪迹,钩沉逸事。间或补充近年发现的新的资料,或纠正以往记载的某些不确,或揭示表象底下潜隐的本真,还原刊物的短暂的生存轨迹。引用旧刊文字,一般不予变动。期刊均附有封面、版权、目录以及重要文章首发页和相应的插图等图片,以资佐证。
游走于年陈日久的文学短刊之间,追挽岁月,发现和体认时代的痕迹,当会感受到历史的体温……
(《纸页上的文学记忆——民国文学短刊经眼录》,海燕出版社,2017年。本文为此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