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刊浩如烟海，文艺期刊数以千计。
　　20世纪30年代为期刊出版的鼎盛时期，上海独占鳌头。据生活书店和现代书局的不完全统计，1933年全国主要定期刊物二百四十七种，其中一百七十八种在上海。又据上海市通志馆当年对上海杂志的统计，1933年上海刊行的杂志为二百一十五种。茅盾（署名“兰”）的《所谓杂志年》中说：1934年“自正月起，定期刊物愈出愈多。专售定期刊物的书店中国杂志公司也应运而生”。当时“全中国约有各种性质的定期刊三百余种，其中倒有百分之八十出版在上海”。年底，茅盾（署名“丙”）在《一年的回顾》中则有全年的总括：这一年，“文艺定期刊几乎平均每日有两种新的出世”。
　　各种期刊层出不穷，有的卷帙浩繁，历史久长。如《东方杂志》，远在民国之前的1904年1月就创刊了，中途几度停刊、复刊，最后告别读者时已是1948年12月，前后共出了四十四卷八百二十八期。《小说月报》从1910年8月到1931年12月，办了二十二年，出了二十二卷二百五十九期（含一期增刊）。期刊也有“短命”的，即一期而终，创刊号就是终刊号，或出了两三期就难以为继的刊物，称为短刊。
　　短刊的造成，原因多样：左翼刊物大多因为意识形态的缘由，一出版即被当局查禁。如左翼作家的《文学丛报》被查封之后，编者改名《人民文学》，仅出一期，又遭查封。編者再改出《散文》，一期出版，照旧被扼杀。有的停刊是经济上不能支持。如《无名文艺月刊》就是因为穷，出不了第二期。《耕耘》第三期已经编好，编者因为掏不出纸钱和印费而眼睁睁地看着它夭折。有的因人员星散而自行终止。如《顶点》这个由香港和桂林两地编辑的刊物，因艾青离开桂林而无法继续。有的因编者为出版新刊物，而将原来的停办。如戴望舒为《新诗》的出版，停下了已经创刊的《现代诗风》。胡风曾说，当时办刊，“照例是，谁弄到了一点钱，也不过一两百元的数目，想出刊物，发表他们自己的，不能或不愿在大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这种刊物总是出一两期，钱完了，刊物也被禁止了”。（《胡风回忆录》）一个刊物的停刊，常常是多种原因交织的结果。
　　短刊现象为民国期刊出版所特有，在世界出版史上亦属罕见。短刊中尤以文学刊物为多，检点有关目录，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期刊中的短刊，至少有一百多种，蔚为大观。
　　刊期较长、影响深远的文学大刊，如《小说月报》及后来的《现代》（1932年5月至1935年7月）、《文学》（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等，自然有其重要价值。而短刊中也不乏精品，有的办刊者为著名人物，刊物内容丰厚，虽然只出了一两期，倏起倏消，但依然光辉夺目，驻留在历史的册页。
　　文学期刊作为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最初载体之一，因其毋庸置疑的原生态性质而受到重视。如今，当年的期刊与历史一起逐渐老去，愈显稀缺，短刊更因为存世无几，格外珍贵。
　　本书记录了民国时期五十种有一定影响的文学短刊。仅选收出版一期两期的刊物，突出“短中之短”。每种刊物着重从出版背景、主要创办人生平以及内容特色诸方面，寻觅踪迹，钩沉逸事。间或补充近年发现的新的资料，或纠正以往记载的某些不确，或揭示表象底下潜隐的本真，还原刊物的短暂的生存轨迹。引用旧刊文字，一般不予变动。期刊均附有封面、版权、目录以及重要文章首发页和相应的插图等图片，以资佐证。
　　游走于年陈日久的文学短刊之间，追挽岁月，发现和体认时代的痕迹，当会感受到历史的体温……
　　（《纸页上的文学记忆——民国文学短刊经眼录》，海燕出版社，2017年。本文为此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