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1965年初，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领导决定，我与孙谦写剧本。
　　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约了陈永贵到我家里见面。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
　　孙谦给我们做介绍时，大概是为了引起陈永贵对我的重视，把我的职务都说了，什么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委员等等。陈永贵对我没什么特别反应，只是一般性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我还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3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交谈中我发现陈永贵对“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见。
　　酒逢知己千杯少。我的创作思路与陈永贵的精神产生了共鸣。
　　第二次，面见副总理
　　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终于写出了《千秋大业》的初稿。“文革”开始后，剧本也就搁那儿了。
　　“文革”后期，北影提出要拍摄我俩写的那部电影剧本。前后修改了十多次，就为了这么个剧本，我俩竟然列席了两次省委常委会参加讨论。最后剧本交给了北影，改名《山花》，不久听说开拍了，我俩才算松了一口气。
　　1975年秋天江青来大寨了，是为了电影剧本《山花》。这个剧本原来是周总理交给山西的任务，而现在江青完全否定了，她要亲自抓这个本子。自从江青布置了重改《山花》的任务后，我俩都十分苦恼。剧本究竟要怎么改，她没有说，要派什么样的人来参加修改，我们也不便追问。


　　我和孙谦商量，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他当时已是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来到他家，只见他蹲在窗户前的炕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在吃早饭。碗里是这里老乡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糁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摆着一小碟老咸菜。他穿的还是黑色的中式裤褂，老布鞋。他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3个酒杯。他斟了3杯酒，这才发现没有下酒菜，于是拉开橱柜端出半碟炒山药蛋来，显然这是昨天吃饭剩下的。接着又端出个扣着小碗的碟子来，揭开小碗才发现里边是几个掰开的点心。他说了句：这不能下酒。随手又放进橱柜里。然后拉开抽屉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是几个大青椒，接着张罗要炒鸡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回到家里竟是这个样子。
　　陈永贵的烟瘾很大。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3角8分一盒的“三七”和1角8分一盒的“阿尔巴尼亚”。
　　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136元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我们提出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希望他和江青说一下，不要拍了。陈永贵皱了皱眉头说：“这话我不好说，也不便说。老实讲，就是我说了，也不抵事。”后来我们也琢磨出了陈永贵心里的潜台词：当时正是大寨走红的时候，“四人帮”插手，就是要把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这面旗帜变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才有要求重改剧本重新拍摄这档子事。我和孙谦只好硬着头皮修改。影片最后总算拍了出来，基本上是失败的。
　　第三次，他从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
　　1982年的秋天。那时候陈永贵已经从副总理的职位上下来了，分配到北京东郊一个农场里当顾问。我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我们理应去看望他。
　　陈永贵住在复兴门外高干楼的一套公寓里，他的穿戴还跟以前一样。
　　陈永贵对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让他去京郊农场当顾问，而不让他回大寨。他说如今他们受到社会上的很大压力，一提起这事儿，陈永贵不由得就激动起来，特别是喝了几杯酒以后，竟然对着我俩发开火了。
　　我们3个人边喝边说，差点儿把两瓶酒都喝光了。
　　1986年3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听说陈永贵病了，住在北京医院里。我正打算去探视他，忽然收到一份讣告：陈永贵已经病逝，死于癌症，定于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那天下午我匆匆赶到了八宝山殡仪馆。
　　这时，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是华国锋！华国锋一来，大厅的门打开了，我们鱼贯而入。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呆呆望着陈永贵的遗体，流下泪来。
　　（摘自刘瑞林主编《温故（十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