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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著名学者朱自清和闻一多先生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均有深刻独到之处，尤其对《诗经》的解读鞭辟入里，自成一家，可谓现代研究《诗经》的拓新之作。比较二人研究《诗经》的方法、角度和理论源流对当今《诗经》研究工作者们仍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朱自清 闻一多 诗经
朱自清和闻一多都是现代著名的文学大师，他们提倡新文学，同时又转入古典文学的研究。二人研究《诗经》的方法风格迥异，就像两人的文章，一个平淡中见神奇，令人回味无穷；一个则敏锐而泼辣，常有惊世骇俗之笔。但其成果都很卓著。
朱自清的《诗言志辨》考辨了关于《诗经》的基本术语概念，剖析《诗经》的发生应用源流，详述各朝各代的《诗经》诗学理论，笔调客观冷静，行文细腻，层次分明，逻辑性极强，平淡中现出真知灼见。而闻一多的《匡斋尺牍》、《诗经新义》和《诗经通义》等著作大胆革除旧说，从男女两性关系的角度重新解读《诗经》，把读者带回真实生动的远古生活中，以文学家的笔调翻译《诗经》最初要表达的那些赤裸裸的爱意情怨，在理性具体的考证基础上充满激情烂漫般的文学想象，如他考证了“芣苡”与“胚胎”同音，具有宜子功能后断言《芣苡》这首诗是女子性本能的演出，其生子的欲望异常强烈：
“这边人群中有一个新嫁的少妇，正捻那希望的玑珠出神，羞涩忽然潮上她的靥辅，一个巧笑，急忙的把它揣在怀里了，然后她的手只是机械似的替她摘，替她往怀里装，她的喉咙只随着大家的歌声啭着歌声——一片不知名的欣慰，没遮拦的狂欢。……她在寻求一粒真实的新生的种子，一个祯祥，她在给她的命运寻求救星，因为她急于要取得母亲的资格以巩固她的妻的地位。在那一掇一捋之间，她用尽了全副的腕力和精诚，她的歌声也便在那‘掇’、‘捋’两字上，用力的响应着两个顿挫，仿佛这样便可以帮助她摘来一颗真正灵验的种子。”［1］（P47）
闻一多先生把《诗经》考据与欣赏融为一体，对《诗经》的解读更加接近文学性。
二位先生研究《诗经》的差异更多体现在治学方法上。朱先生侧重于考据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研究由《诗经》发端的四条诗论即“诗言志”、“比兴”、“诗教”和“正变”的意义演革，解释这四条批评术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含义，正如他所言此书是“研究那四条诗论史的发展的……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诗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2］（P4）可以说，朱先生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进行了披荆斩棘的工作。他从大的历史出发，把“诗言志”分为“献诗言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和“作诗言志”四个阶段，以自己的探讨认定，献诗和赋诗产生于诗乐不分的时代，献诗多为缘情之作，讽多于颂，但是还没有“诗缘情”的自觉性，是用具有暗示性的“乐语”表情达意；赋诗言志，关键在于听诗的人观志知志，颂多而讽少。献诗陈己志，都有定指，赋诗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往往断章取义，没有定准。到了“教诗明志”的阶段对《诗经》只重义不重声，言志总关政教。孔子引诗断章取义，孟子注重全篇解读，但是后人曲解了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对《诗经》的解读更加主观臆断，两汉时的注疏使《诗经》蒙上了浓厚的阴阳五行色。“作诗言志”的时代文学批评不断把“言志”与“缘情”的概念相调和，到清代袁枚时，“诗言志”已经过两次扩大、引申，与传统的“诗言志”意义不同，由此便缕析出一条清晰细腻的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线索。朱先生在解释这一历史流变过程中采用语义分析和考据相结合的方法，如他先解释“志”与“诗”的本义和古义，证明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记忆”‘“记录”“怀抱”三义，到“诗言志”，“志”为“怀抱”义。接着引《左传》《论语》等证明这种志与政教分不开，然后穷尽《诗经》语言，总结出共十一处言作诗，举出各例，依次解释为何此字有“作”之意。朱先生释字义不是在一般的音义名物考辨，而是“在探索词语的应用史和语义的变迁史，以揭示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规律”。［3］（P16）依据这种方法，朱先生匡正了诸多传统谬误，如指出“兴”乃比喻兼发端，而不仅仅是传统认为的“发端”之意，还分析出后世的“比”与“兴”纠缠在一起，已经远非毛诗郑笺的“比兴”之意，而是《楚辞》“比体”的后延与扩展，由此为我们理清了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义变脉络。
闻先生则侧重于对《诗经》诗歌本身的欣赏解读。他跳出历代《诗经》研究的窠臼，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把《诗经》的研究角度扩展到史无前例的广度。
首先，他利用传统语言学的优势所在，从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考证《诗经》字义。对于训诂考据的原则，先生提出对摹声字标音（以声见义）和肖形字举出古体字（以形见义）两种方法。他认为最低限度要读懂《诗经》的每篇文字，再加以历史还原，揭示气本义和原型的象征意义。为了达到此目的，闻先生运用了两种比较方法。第一种，把不同篇章众字意相同或相通的词有意排列在一起，列出其出处及其在各古籍中的释义，逐一进行考证辨析。如研究“覃”“诞”二字，先引《毛传》《郑笺》中的解释：“覃，诞也”，“诞，阔也”，接着据《释文》《仪礼》诸多古籍从音形义各方考辨，认为“覃”与“藤”通，“诞”为“藤”声之转，“诞”通作“覃”；而《传》《笺》中释“诞”为“阔”不准。《诗经新义》是这种方法的代表作。另一方面，闻先生通过比较在不同诗中同一文字的字义，通篇解释这个字的本义以及在《诗经》中的象征义。如“梅”字，在《召南·摽有梅》和《秦风·终南》里都出现过，他考证得出结论：《诗经》中的“梅”是女性的象征。《诗经通议》中的比较大多属于这种，这是对传统治学方法的发展。
闻先生不仅从文学、语言学、史学的角度研究《诗经》，更以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图腾学、文化人类学、文艺发生学、民族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态度全新解读《诗经》，使《诗经》既可当作文学作品读，又可当作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读。他用社会学的读法把读者带回原古时代，缩短阐释的“时间距离”；运用民俗学方法考证“麕”与“麟”同，都是礼之象征，因此《召南·野有死麕》和《周南·麟之趾》这两首诗讲的都是古时男向女求爱，以麕或麟为贽的情境；从神话学角度认为《周南·汉广》中的“汉之有女”即娥皇女英两位神女，并非《传》《笺》所说的人。论说鸟为女子象征时用图腾学说和文艺发生学说：“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不可胜计。其基本观点，疑亦导源于图腾。歌谣中称鸟者，在歌者之心理，最初本只自视为鸟，非假鸟以为喻也。假鸟为喻，但为一种修词术；自视为鸟，则图腾意识之残余。历时愈久，图腾意识愈淡而修词意味愈浓。”［4］（P144）这段解说不仅指出鸟类兴象起源，而且指出由原始宗教观念向艺术审美转变的复杂过程。闻先生在文化人类学的框架下直接引用弗洛伊德学说解释《诗经》，贯穿以原始性欲分析，充分发掘了原始性欲文化的丰富内容，而且他把《诗经》的产生与世界文学联系在一起，对其艺术发生进行文化人类学的历史观照，揭示了古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就是在生活习俗和诗歌艺术中显现出的强烈生命意识和浓厚的氏族血缘观念。
虽然二位先生的研究风格迥异，但是有共同的治学精神：不仅都具备深厚的传统小学功底，注重考据，引证翔实，而且均自觉融会贯通西学治学方法。朱先生力荐英国Emp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 of Ambiguity），一书，认为其中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他在《诗经》研究中就是把语义分析和考据融为一体的；闻先生更是大胆全面采用西学新说研究《诗经》，相比之下，朱先生采用西方的理论是十分谨慎的。“如果说，西方的新方法在闻一多身上产生了直接的显著的反应，那么在朱自清的身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视野的拓宽和融通的气度。”［5］（P130-134）二人解读《诗经》都反对“断章取义”，朱先生认为断章取义是支离破碎，不可究诘的，广求多义必须“切合”才行；闻先生批评传统的经学道学读诗法。
两位先生研究《诗经》的方法和成果无疑为后世学者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都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我们从中领略了两位大师科学务实的治学精神，这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仍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定凯等编.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10.
［2］朱自清.朱自清说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2.
［3］朱自清.朱自清说诗——李少雍《朱自清先生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2.
［4］李定凯等编.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10.
［5］章原，王启才.闻一多和朱自清治学方法比较［J］.兰州：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0（4）.
关键词： 朱自清 闻一多 诗经
朱自清和闻一多都是现代著名的文学大师，他们提倡新文学，同时又转入古典文学的研究。二人研究《诗经》的方法风格迥异，就像两人的文章，一个平淡中见神奇，令人回味无穷；一个则敏锐而泼辣，常有惊世骇俗之笔。但其成果都很卓著。
朱自清的《诗言志辨》考辨了关于《诗经》的基本术语概念，剖析《诗经》的发生应用源流，详述各朝各代的《诗经》诗学理论，笔调客观冷静，行文细腻，层次分明，逻辑性极强，平淡中现出真知灼见。而闻一多的《匡斋尺牍》、《诗经新义》和《诗经通义》等著作大胆革除旧说，从男女两性关系的角度重新解读《诗经》，把读者带回真实生动的远古生活中，以文学家的笔调翻译《诗经》最初要表达的那些赤裸裸的爱意情怨，在理性具体的考证基础上充满激情烂漫般的文学想象，如他考证了“芣苡”与“胚胎”同音，具有宜子功能后断言《芣苡》这首诗是女子性本能的演出，其生子的欲望异常强烈：
“这边人群中有一个新嫁的少妇，正捻那希望的玑珠出神，羞涩忽然潮上她的靥辅，一个巧笑，急忙的把它揣在怀里了，然后她的手只是机械似的替她摘，替她往怀里装，她的喉咙只随着大家的歌声啭着歌声——一片不知名的欣慰，没遮拦的狂欢。……她在寻求一粒真实的新生的种子，一个祯祥，她在给她的命运寻求救星，因为她急于要取得母亲的资格以巩固她的妻的地位。在那一掇一捋之间，她用尽了全副的腕力和精诚，她的歌声也便在那‘掇’、‘捋’两字上，用力的响应着两个顿挫，仿佛这样便可以帮助她摘来一颗真正灵验的种子。”［1］（P47）
闻一多先生把《诗经》考据与欣赏融为一体，对《诗经》的解读更加接近文学性。
二位先生研究《诗经》的差异更多体现在治学方法上。朱先生侧重于考据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研究由《诗经》发端的四条诗论即“诗言志”、“比兴”、“诗教”和“正变”的意义演革，解释这四条批评术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含义，正如他所言此书是“研究那四条诗论史的发展的……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诗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2］（P4）可以说，朱先生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进行了披荆斩棘的工作。他从大的历史出发，把“诗言志”分为“献诗言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和“作诗言志”四个阶段，以自己的探讨认定，献诗和赋诗产生于诗乐不分的时代，献诗多为缘情之作，讽多于颂，但是还没有“诗缘情”的自觉性，是用具有暗示性的“乐语”表情达意；赋诗言志，关键在于听诗的人观志知志，颂多而讽少。献诗陈己志，都有定指，赋诗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往往断章取义，没有定准。到了“教诗明志”的阶段对《诗经》只重义不重声，言志总关政教。孔子引诗断章取义，孟子注重全篇解读，但是后人曲解了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对《诗经》的解读更加主观臆断，两汉时的注疏使《诗经》蒙上了浓厚的阴阳五行色。“作诗言志”的时代文学批评不断把“言志”与“缘情”的概念相调和，到清代袁枚时，“诗言志”已经过两次扩大、引申，与传统的“诗言志”意义不同，由此便缕析出一条清晰细腻的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线索。朱先生在解释这一历史流变过程中采用语义分析和考据相结合的方法，如他先解释“志”与“诗”的本义和古义，证明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记忆”‘“记录”“怀抱”三义，到“诗言志”，“志”为“怀抱”义。接着引《左传》《论语》等证明这种志与政教分不开，然后穷尽《诗经》语言，总结出共十一处言作诗，举出各例，依次解释为何此字有“作”之意。朱先生释字义不是在一般的音义名物考辨，而是“在探索词语的应用史和语义的变迁史，以揭示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规律”。［3］（P16）依据这种方法，朱先生匡正了诸多传统谬误，如指出“兴”乃比喻兼发端，而不仅仅是传统认为的“发端”之意，还分析出后世的“比”与“兴”纠缠在一起，已经远非毛诗郑笺的“比兴”之意，而是《楚辞》“比体”的后延与扩展，由此为我们理清了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义变脉络。
闻先生则侧重于对《诗经》诗歌本身的欣赏解读。他跳出历代《诗经》研究的窠臼，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把《诗经》的研究角度扩展到史无前例的广度。
首先，他利用传统语言学的优势所在，从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考证《诗经》字义。对于训诂考据的原则，先生提出对摹声字标音（以声见义）和肖形字举出古体字（以形见义）两种方法。他认为最低限度要读懂《诗经》的每篇文字，再加以历史还原，揭示气本义和原型的象征意义。为了达到此目的，闻先生运用了两种比较方法。第一种，把不同篇章众字意相同或相通的词有意排列在一起，列出其出处及其在各古籍中的释义，逐一进行考证辨析。如研究“覃”“诞”二字，先引《毛传》《郑笺》中的解释：“覃，诞也”，“诞，阔也”，接着据《释文》《仪礼》诸多古籍从音形义各方考辨，认为“覃”与“藤”通，“诞”为“藤”声之转，“诞”通作“覃”；而《传》《笺》中释“诞”为“阔”不准。《诗经新义》是这种方法的代表作。另一方面，闻先生通过比较在不同诗中同一文字的字义，通篇解释这个字的本义以及在《诗经》中的象征义。如“梅”字，在《召南·摽有梅》和《秦风·终南》里都出现过，他考证得出结论：《诗经》中的“梅”是女性的象征。《诗经通议》中的比较大多属于这种，这是对传统治学方法的发展。
闻先生不仅从文学、语言学、史学的角度研究《诗经》，更以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图腾学、文化人类学、文艺发生学、民族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态度全新解读《诗经》，使《诗经》既可当作文学作品读，又可当作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读。他用社会学的读法把读者带回原古时代，缩短阐释的“时间距离”；运用民俗学方法考证“麕”与“麟”同，都是礼之象征，因此《召南·野有死麕》和《周南·麟之趾》这两首诗讲的都是古时男向女求爱，以麕或麟为贽的情境；从神话学角度认为《周南·汉广》中的“汉之有女”即娥皇女英两位神女，并非《传》《笺》所说的人。论说鸟为女子象征时用图腾学说和文艺发生学说：“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不可胜计。其基本观点，疑亦导源于图腾。歌谣中称鸟者，在歌者之心理，最初本只自视为鸟，非假鸟以为喻也。假鸟为喻，但为一种修词术；自视为鸟，则图腾意识之残余。历时愈久，图腾意识愈淡而修词意味愈浓。”［4］（P144）这段解说不仅指出鸟类兴象起源，而且指出由原始宗教观念向艺术审美转变的复杂过程。闻先生在文化人类学的框架下直接引用弗洛伊德学说解释《诗经》，贯穿以原始性欲分析，充分发掘了原始性欲文化的丰富内容，而且他把《诗经》的产生与世界文学联系在一起，对其艺术发生进行文化人类学的历史观照，揭示了古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就是在生活习俗和诗歌艺术中显现出的强烈生命意识和浓厚的氏族血缘观念。
虽然二位先生的研究风格迥异，但是有共同的治学精神：不仅都具备深厚的传统小学功底，注重考据，引证翔实，而且均自觉融会贯通西学治学方法。朱先生力荐英国Emp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 of Ambiguity），一书，认为其中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他在《诗经》研究中就是把语义分析和考据融为一体的；闻先生更是大胆全面采用西学新说研究《诗经》，相比之下，朱先生采用西方的理论是十分谨慎的。“如果说，西方的新方法在闻一多身上产生了直接的显著的反应，那么在朱自清的身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视野的拓宽和融通的气度。”［5］（P130-134）二人解读《诗经》都反对“断章取义”，朱先生认为断章取义是支离破碎，不可究诘的，广求多义必须“切合”才行；闻先生批评传统的经学道学读诗法。
两位先生研究《诗经》的方法和成果无疑为后世学者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都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我们从中领略了两位大师科学务实的治学精神，这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仍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定凯等编.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10.
［2］朱自清.朱自清说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2.
［3］朱自清.朱自清说诗——李少雍《朱自清先生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2.
［4］李定凯等编.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10.
［5］章原，王启才.闻一多和朱自清治学方法比较［J］.兰州：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