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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拆砖的始作俑者
拆北京城这笔历史旧账应该算在谁头上？因为我们的视野无法占有最多的历史档案，往往容易失之片面，容易被伪装的现实遮蔽双眼；百年城市发展最大的问题、最突出的矛盾是社会巨大变革和传统生活方式、生活轨迹之间的矛盾，每一个站在固有价值上的批评者都是没有办法跨越的。
近一段时间里，伴随着城市发展中的困扰，自然滋生了对悠远北京生活的回味与怀想，对这件伟大艺术品被破坏产生了很多情绪化的东西，而且主要矛头指向了近60年，更多责难于政府对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不作为。其实这笔账应该从历史上看，真正的北京改造从100年前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顺应工业革命和时代潮流的历史选择。
北京城的拥堵早在100年前就开始了，起因就是京奉和京汉两大铁路在北京的交汇。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面对列强不得不签城下之盟，列强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让工业文明的怪兽——火车驶进雍容静雅的北京城，而在以农耕文明方式和封建帝权思想笼罩的神州大地上，老旧北京的城市建设完全违背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生存还是毁灭？早在100年前就摆在了当时的北洋政府面前。所以对旧城的改造是在这样一个变局中无奈的选择，这就有了北京城这个中古时期地球表面最伟大艺术品第一块城砖被拆除的由来。
随着蒸汽机隆隆的轰鸣，北京的拥堵不可避免——当时的前门与正阳门之间被东西瓮城封闭，出入城门必须穿过瓮城门洞再经正阳门门洞，而正阳门外即是京奉、京汉两条铁路干线的终点，可想而知，冷兵器时代用以防御的城门已经很不适应火车、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所带来的改变，拥塞已十分严重。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此前曾任内外城巡警厅厅丞、京师市政督办（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的朱启钤深知这一点，并为此大胆提出拆去瓮城，保留箭楼，在正阳门城墙两侧各开两个门洞的改造方案，以疏导交通，便利市民出行。虽然是为方便市民着想，但计划公布后举城哗然，认为此举“破坏京城风水”，反对声不绝于耳。但朱是一位有见识、有胆量、敢于领风气之先的官员，他扛住压力逆舆论而行，并曾写道：“訾余为坏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谤书四出，继以弹章，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当时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评价他：“作为一个建设者，他成了北京的奥斯曼男爵。”（奥斯曼是法国塞纳省行政长官，对巴黎有过大规模市政改革，建设新的给水和沟渠系统，建设新的宽广的林荫道，开辟公园。）
1915年6月16日上午，天空下着濛濛细雨，正阳门改造开工典礼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主持下进行。为了使工程顺利进行，“大总统”袁世凯特赐银镐一柄，上镌：“内务部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朱启钤用这把银镐在众目睽睽之下拆下了千年北京城墙的第一块砖，标志着北京旧城改造的肇始，朱启钤也被称为“开启民治北京先河”第一人。他所使用的银镐现存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展览馆。
尤为难得的是，朱启钤不是那种利用长官意志一味蛮干的人，他不仅有着开明意识而且不乏现代管理观念，称得上是实干加巧干。他首先用改造后京奉、京汉两铁路局将得到的便利与利益打动了两铁路局长，使他们同意出经费和车皮支持该工程；又动用自己在警察厅的旧关系调用了一部分工兵解决人力不足问题。为避免拆下的渣土堆积占地，他让两铁路局将铁轨直接铺到东西瓮城脚下，这样便可直接装车运走；同时，他利用瓮城拆下的旧砖，聘请德国建筑师为箭楼加建了挑出的西式平台和栏杆，这样既节约了材料，与箭楼的原色调保持了统一，又为古老建筑增添了现代气息。改造工程结束后，有效地缓解了前门地区的拥堵问题，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周围环境的和谐。
千年帝都转身的重要标志事件：中山公园与中南海
有了拆除第一块城砖获得突破的信心，朱启钤加快了老城改造的脚步。天安门南面，正阳门（俗称“前门”）之北，原有一座三阙的大清门（明时称“大明门”，清时称“大清门”，民国时叫“中华门”），其北侧左右各有东西向廊房110间，称“千步廊”，是旧王朝中央政府机关的办公之地，主要是六部、五府和军机事务；又东、西折有向北廊房各34间，东接长安左门，西接长安右门，两门到东单、西单分别称为东、西长安街，两门之间为“天街”，即今长安街之前身。千步廊和天街围合成了一个T字形的小广场，它不仅为皇家举办重大活动之用，同时也通过长长的走廊营造出庄重威严的气氛。
帝制终结后，千步廊日久废弃不用，而且也影响广场周围的交通，朱启钤便将其拆除，把拆下的砖瓦木料运到社稷坛，规划建设北京市的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1914年，朱启钤开始发动绅士、商人捐款，将社稷坛开辟为供游人休憩娱乐的场所。社稷坛是古代帝王祭拜国家政权的神圣所在，这一身份和用途的改变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中央公园”又名“稷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它是北京最早开放的公园，当时建设的主要景点，诸如：四宜轩、唐花坞、水榭、来今雨轩、习礼亭、格言亭、投壶亭、迎晖亭和兰亭八柱等，仍然是现在中山公园的主要景点，当年园中还有一楹联——“名园别有天地，老树不知岁时”。所有这些改造体现了朱启钤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还千年帝都于人民大众。随后，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也被拆除，长安街整体打通，以前的“御街”成为了供民众出行的通衢大道。
当时的首都令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广渠门外坟墓荒草，没有道路可言，没有公园、博物馆，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朱启钤当内务总长时还兼着京师市政督办，辟出公园后他又开始整理北京街市沟渠，把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垫、阛阓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为之“辟城门、开驰道、濬陂阪池、治积潦，尘壤壅户者除之，败垣侵路者削之，经界既正，百堵皆兴”。
中国的城市之前因为军事的需要从没有植过行道树，朱启钤第一次在北京道路两旁种上槐树，沿护城河栽上杨柳，这才有春绿冬白、盛夏时我们头顶的浓荫。
帝制终结后，民国政府面临的又一个问题是国家首脑办公地的选择。民国成立之初，大总统府设在中南海里，而原来的“三海”与紫禁城浑然一体，总不能到总统府还要进封建帝王的午门吧，总统府在紫禁城里打圈子有违新政！于是，朱启钤把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下层改建为“新华门”，拆除楼南侧的皇城墙，大门一直通向了西长安街，门内又建大影壁遮挡内部景象，门外路南修起了一长溜儿西式花墙，整齐严肃，同时也遮挡了当时设在路南的外国兵营。这一改，上下都赞成，此后国家首脑办公地长久地被确定在了这里。这就是中南海新华门的由来。
后来，朱启钤对皇城又不断进行了一些小的改造，至今还在沿袭。过去，紫禁城外还有个皇城，圈子很大，人们要从鼓楼去前门，只能绕开皇城从西四、西单、西长安街、棋盘街到前门，要不就要出宣武门顺护城河往东到前门，要走小一天的路。朱启钤考虑到“皇城宅中，宫墙障塞”只有“禁御既除，熙攘弥便”，顶着种种诽谤和重重阻力，打通修建了府右街，南、北长街，南、北池子等南北干道。南长街他设计的拱形街坊门，既与皇城红墙色形一致，又美化了新街。这一改造，大大便捷了京城南北的往来交通。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以后，侵略日军妄图把北平建成侵略中国的军事、政治基地，他们开辟了西郊新市区和东郊工业区，并以东、西长安街作为交通联系；他们还对北京城的交通大肆改造，1939年，日军在内城东西各辟一门，东为启明门，就是现在的建国门，西为长安门，即现在的复兴门。实际上，说是城门，其实只是将城墙扒开个豁口。日伪统治者还修建了建国门至西大望路、复兴门至玉泉路的东西延长线。抗战胜利后，北平市建设局在长安门的城墙豁口修建了极为简陋的城门，命名为“复兴门”，而启明门都没有再修城门，只是将名字改为“建国门”。由于有了这两座城门，长安街就延长到了建国门和复兴门。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蛋壳里的北京人》 ）
拆北京城这笔历史旧账应该算在谁头上？因为我们的视野无法占有最多的历史档案，往往容易失之片面，容易被伪装的现实遮蔽双眼；百年城市发展最大的问题、最突出的矛盾是社会巨大变革和传统生活方式、生活轨迹之间的矛盾，每一个站在固有价值上的批评者都是没有办法跨越的。
近一段时间里，伴随着城市发展中的困扰，自然滋生了对悠远北京生活的回味与怀想，对这件伟大艺术品被破坏产生了很多情绪化的东西，而且主要矛头指向了近60年，更多责难于政府对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不作为。其实这笔账应该从历史上看，真正的北京改造从100年前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顺应工业革命和时代潮流的历史选择。
北京城的拥堵早在100年前就开始了，起因就是京奉和京汉两大铁路在北京的交汇。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面对列强不得不签城下之盟，列强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让工业文明的怪兽——火车驶进雍容静雅的北京城，而在以农耕文明方式和封建帝权思想笼罩的神州大地上，老旧北京的城市建设完全违背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生存还是毁灭？早在100年前就摆在了当时的北洋政府面前。所以对旧城的改造是在这样一个变局中无奈的选择，这就有了北京城这个中古时期地球表面最伟大艺术品第一块城砖被拆除的由来。
随着蒸汽机隆隆的轰鸣，北京的拥堵不可避免——当时的前门与正阳门之间被东西瓮城封闭，出入城门必须穿过瓮城门洞再经正阳门门洞，而正阳门外即是京奉、京汉两条铁路干线的终点，可想而知，冷兵器时代用以防御的城门已经很不适应火车、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所带来的改变，拥塞已十分严重。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此前曾任内外城巡警厅厅丞、京师市政督办（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的朱启钤深知这一点，并为此大胆提出拆去瓮城，保留箭楼，在正阳门城墙两侧各开两个门洞的改造方案，以疏导交通，便利市民出行。虽然是为方便市民着想，但计划公布后举城哗然，认为此举“破坏京城风水”，反对声不绝于耳。但朱是一位有见识、有胆量、敢于领风气之先的官员，他扛住压力逆舆论而行，并曾写道：“訾余为坏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谤书四出，继以弹章，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当时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评价他：“作为一个建设者，他成了北京的奥斯曼男爵。”（奥斯曼是法国塞纳省行政长官，对巴黎有过大规模市政改革，建设新的给水和沟渠系统，建设新的宽广的林荫道，开辟公园。）
1915年6月16日上午，天空下着濛濛细雨，正阳门改造开工典礼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主持下进行。为了使工程顺利进行，“大总统”袁世凯特赐银镐一柄，上镌：“内务部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朱启钤用这把银镐在众目睽睽之下拆下了千年北京城墙的第一块砖，标志着北京旧城改造的肇始，朱启钤也被称为“开启民治北京先河”第一人。他所使用的银镐现存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展览馆。
尤为难得的是，朱启钤不是那种利用长官意志一味蛮干的人，他不仅有着开明意识而且不乏现代管理观念，称得上是实干加巧干。他首先用改造后京奉、京汉两铁路局将得到的便利与利益打动了两铁路局长，使他们同意出经费和车皮支持该工程；又动用自己在警察厅的旧关系调用了一部分工兵解决人力不足问题。为避免拆下的渣土堆积占地，他让两铁路局将铁轨直接铺到东西瓮城脚下，这样便可直接装车运走；同时，他利用瓮城拆下的旧砖，聘请德国建筑师为箭楼加建了挑出的西式平台和栏杆，这样既节约了材料，与箭楼的原色调保持了统一，又为古老建筑增添了现代气息。改造工程结束后，有效地缓解了前门地区的拥堵问题，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周围环境的和谐。
千年帝都转身的重要标志事件：中山公园与中南海
有了拆除第一块城砖获得突破的信心，朱启钤加快了老城改造的脚步。天安门南面，正阳门（俗称“前门”）之北，原有一座三阙的大清门（明时称“大明门”，清时称“大清门”，民国时叫“中华门”），其北侧左右各有东西向廊房110间，称“千步廊”，是旧王朝中央政府机关的办公之地，主要是六部、五府和军机事务；又东、西折有向北廊房各34间，东接长安左门，西接长安右门，两门到东单、西单分别称为东、西长安街，两门之间为“天街”，即今长安街之前身。千步廊和天街围合成了一个T字形的小广场，它不仅为皇家举办重大活动之用，同时也通过长长的走廊营造出庄重威严的气氛。
帝制终结后，千步廊日久废弃不用，而且也影响广场周围的交通，朱启钤便将其拆除，把拆下的砖瓦木料运到社稷坛，规划建设北京市的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1914年，朱启钤开始发动绅士、商人捐款，将社稷坛开辟为供游人休憩娱乐的场所。社稷坛是古代帝王祭拜国家政权的神圣所在，这一身份和用途的改变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中央公园”又名“稷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它是北京最早开放的公园，当时建设的主要景点，诸如：四宜轩、唐花坞、水榭、来今雨轩、习礼亭、格言亭、投壶亭、迎晖亭和兰亭八柱等，仍然是现在中山公园的主要景点，当年园中还有一楹联——“名园别有天地，老树不知岁时”。所有这些改造体现了朱启钤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还千年帝都于人民大众。随后，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也被拆除，长安街整体打通，以前的“御街”成为了供民众出行的通衢大道。
当时的首都令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广渠门外坟墓荒草，没有道路可言，没有公园、博物馆，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朱启钤当内务总长时还兼着京师市政督办，辟出公园后他又开始整理北京街市沟渠，把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垫、阛阓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为之“辟城门、开驰道、濬陂阪池、治积潦，尘壤壅户者除之，败垣侵路者削之，经界既正，百堵皆兴”。
中国的城市之前因为军事的需要从没有植过行道树，朱启钤第一次在北京道路两旁种上槐树，沿护城河栽上杨柳，这才有春绿冬白、盛夏时我们头顶的浓荫。
帝制终结后，民国政府面临的又一个问题是国家首脑办公地的选择。民国成立之初，大总统府设在中南海里，而原来的“三海”与紫禁城浑然一体，总不能到总统府还要进封建帝王的午门吧，总统府在紫禁城里打圈子有违新政！于是，朱启钤把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下层改建为“新华门”，拆除楼南侧的皇城墙，大门一直通向了西长安街，门内又建大影壁遮挡内部景象，门外路南修起了一长溜儿西式花墙，整齐严肃，同时也遮挡了当时设在路南的外国兵营。这一改，上下都赞成，此后国家首脑办公地长久地被确定在了这里。这就是中南海新华门的由来。
后来，朱启钤对皇城又不断进行了一些小的改造，至今还在沿袭。过去，紫禁城外还有个皇城，圈子很大，人们要从鼓楼去前门，只能绕开皇城从西四、西单、西长安街、棋盘街到前门，要不就要出宣武门顺护城河往东到前门，要走小一天的路。朱启钤考虑到“皇城宅中，宫墙障塞”只有“禁御既除，熙攘弥便”，顶着种种诽谤和重重阻力，打通修建了府右街，南、北长街，南、北池子等南北干道。南长街他设计的拱形街坊门，既与皇城红墙色形一致，又美化了新街。这一改造，大大便捷了京城南北的往来交通。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以后，侵略日军妄图把北平建成侵略中国的军事、政治基地，他们开辟了西郊新市区和东郊工业区，并以东、西长安街作为交通联系；他们还对北京城的交通大肆改造，1939年，日军在内城东西各辟一门，东为启明门，就是现在的建国门，西为长安门，即现在的复兴门。实际上，说是城门，其实只是将城墙扒开个豁口。日伪统治者还修建了建国门至西大望路、复兴门至玉泉路的东西延长线。抗战胜利后，北平市建设局在长安门的城墙豁口修建了极为简陋的城门，命名为“复兴门”，而启明门都没有再修城门，只是将名字改为“建国门”。由于有了这两座城门，长安街就延长到了建国门和复兴门。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蛋壳里的北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