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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现属上海市）练塘镇。陈云两岁丧父，4岁丧母，由舅舅廖文广养大，并成为廖家的立嗣儿子，从此以后陈云改名为廖陈云。关于这个名字还有一段小故事，“廖陈云”这一称呼仅在陈云幼年时期在家乡使用过。1961年，已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云回青浦搞社会调查。一天，陈云正与随同人员走访，突然听见后面有人大声喊了一句“廖陈云！”大家都不知道老人在喊谁。陈云听到后马上回头，原来这是住在公社集体食堂隔壁的一位老太太，她是自己小时候玩耍的伙伴，当即上前热情招呼。人们这才知道，“廖陈云”原来就是陈云。
1919年，陈云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吃饭是大问题
1948年10月底，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出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及东北局全权达标，奉命接管沈阳。接受任务的同时，陈云就讲，为准备好沈阳150万人的吃粮问题，必须尽快修好铁路，以保证运输畅通。当时沈阳市民面临的问题是“三多三少”：人口多粮食少，工厂多开工少，工人多就业少。陈云在上海生活过，知道电力供应对于城市运转的必要性，军管会11月3日进城，11月4日沈阳市照明用电就大部分恢复了。为了保证沈阳粮食稳定，陈云不仅布置了大批粮食运入，还将市内粮价定高，以吸引更多外地粮食入城，保证粮食供应。当时作家刘白羽在沈阳随军，他写道：“沈阳解放后的10天内，市民有三大高兴的事：第一是解放军纪律好，第二是水电交通恢复快，第三是粮食价格低落。”
“粮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是陈云说的话，他说，粮食问题没办法解决就“只好‘回延安’”。1959年，面对“大跃进”“左”倾错误，他提醒中央财经小组说：“我国粮食问题还没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拨乱反正之后，陈云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谈到关于粮食进口问题时说：“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点，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晚年，陈云为《吃的选择》一书题词：“民以食为天，人民吃得如何是关系国运昌盛的大事。”
买卖之间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上谢富治搞批斗，说：“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
陈云确实会做生意，不过他的眼光可没有停留在生意上。买卖再大也是小事，眼光必须放得更长远。陈云在多次讲话里都提到一种人：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经常踱方步。陈云说需要这种人，意思就是需要那些不仅精通微观工作、又能够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来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
买卖之间，必须算小账。1973年，陈云提出要利用好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我们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交易所，反而要利用它，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不吃亏。陈云提过一次利用期货的例子：1973年4月，中国想从国际市场上买47万吨原糖，国际市场当时砂糖是求过于供，一旦中国要买糖，糖价必定大幅上涨。最后有关部门想了个办法，先购买期货砂糖26万吨，价格是每吨82英镑，然后再买现货白糖41万多吨，价格是每吨89英镑。这时候市场都传开了，说中国要大量购入砂糖，于是砂糖市场立即大涨，涨到每吨105英镑，这时候中国就把最早购买的那批期货白糖高价卖出。最后不仅完成砂糖收购任务，还赚了240万英镑。
买卖之间，更要算大账。1971年美国经济危机，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鉴于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1973年5月，陈云就表示看好黄金的作用。陈云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我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增加了近一倍。这批黄金储备，不仅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拨乱反正
1977年3月10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到半年召开的重要会议。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说：“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这次公开呼吁为邓小平7月的复出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0年初，邓小平等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陈云大力支持。《决议》草稿形成后，他在一个月内，4次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对《决议》修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去写，“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对成绩特别是对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反复斟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当时，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关于如何在《决议》中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问题，邓小平作过多次谈话，概括起来是8个字：“实事求是”“恰如其分”。陈云也作过几次谈话，中心内容是要全面评价毛泽东。《决议》修改稿完成后，陈云建议：在修改稿中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的段落，这样就能写明毛泽东在革命紧要关头的历史作用，他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功绩第一位、错误第二位，讲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邓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指示《决议》起草小组落实。对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但要写得集中、概括、恰当。1981年6月，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责编：石磐）
1919年，陈云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吃饭是大问题
1948年10月底，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出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及东北局全权达标，奉命接管沈阳。接受任务的同时，陈云就讲，为准备好沈阳150万人的吃粮问题，必须尽快修好铁路，以保证运输畅通。当时沈阳市民面临的问题是“三多三少”：人口多粮食少，工厂多开工少，工人多就业少。陈云在上海生活过，知道电力供应对于城市运转的必要性，军管会11月3日进城，11月4日沈阳市照明用电就大部分恢复了。为了保证沈阳粮食稳定，陈云不仅布置了大批粮食运入，还将市内粮价定高，以吸引更多外地粮食入城，保证粮食供应。当时作家刘白羽在沈阳随军，他写道：“沈阳解放后的10天内，市民有三大高兴的事：第一是解放军纪律好，第二是水电交通恢复快，第三是粮食价格低落。”
“粮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是陈云说的话，他说，粮食问题没办法解决就“只好‘回延安’”。1959年，面对“大跃进”“左”倾错误，他提醒中央财经小组说：“我国粮食问题还没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拨乱反正之后，陈云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谈到关于粮食进口问题时说：“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点，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晚年，陈云为《吃的选择》一书题词：“民以食为天，人民吃得如何是关系国运昌盛的大事。”
买卖之间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上谢富治搞批斗，说：“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
陈云确实会做生意，不过他的眼光可没有停留在生意上。买卖再大也是小事，眼光必须放得更长远。陈云在多次讲话里都提到一种人：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经常踱方步。陈云说需要这种人，意思就是需要那些不仅精通微观工作、又能够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来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
买卖之间，必须算小账。1973年，陈云提出要利用好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我们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交易所，反而要利用它，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不吃亏。陈云提过一次利用期货的例子：1973年4月，中国想从国际市场上买47万吨原糖，国际市场当时砂糖是求过于供，一旦中国要买糖，糖价必定大幅上涨。最后有关部门想了个办法，先购买期货砂糖26万吨，价格是每吨82英镑，然后再买现货白糖41万多吨，价格是每吨89英镑。这时候市场都传开了，说中国要大量购入砂糖，于是砂糖市场立即大涨，涨到每吨105英镑，这时候中国就把最早购买的那批期货白糖高价卖出。最后不仅完成砂糖收购任务，还赚了240万英镑。
买卖之间，更要算大账。1971年美国经济危机，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鉴于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1973年5月，陈云就表示看好黄金的作用。陈云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我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增加了近一倍。这批黄金储备，不仅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拨乱反正
1977年3月10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到半年召开的重要会议。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说：“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这次公开呼吁为邓小平7月的复出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0年初，邓小平等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陈云大力支持。《决议》草稿形成后，他在一个月内，4次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对《决议》修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去写，“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对成绩特别是对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反复斟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当时，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关于如何在《决议》中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问题，邓小平作过多次谈话，概括起来是8个字：“实事求是”“恰如其分”。陈云也作过几次谈话，中心内容是要全面评价毛泽东。《决议》修改稿完成后，陈云建议：在修改稿中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的段落，这样就能写明毛泽东在革命紧要关头的历史作用，他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功绩第一位、错误第二位，讲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邓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指示《决议》起草小组落实。对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但要写得集中、概括、恰当。1981年6月，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责编：石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