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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里，中国市场蓬勃着三股力量：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30年来，这三股力量此消彼长、博弈交融，它们的成长壮大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长成中国经济的参天大树。
■ 一场试错式改革
1978年，中国企业离世界很遥远。《读卖新闻》记者松永二日当年参观上海一家企业时深为惊讶：“简直是马路工厂，产品多半不合格。”
从1978年底开始的国企改革，从本质上讲，是要找到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这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代价无处不在。
石家庄造纸厂原厂长马胜利，被称为中国承包第一人。1987年，马胜利吸收了横跨全国10多个省市的100多家企业，组建成立“中国马胜利造纸企業集团”，他一人担任了100多个分厂的法定代表人。但承包并未根本解决问题，由于企业太过分散累及大本营，马胜利后被免职。
马胜利的失利对“一包就灵”、“一改就灵”的改革理念是一记沉重打击。
在1993年之前，国企改革基本上围绕收和放这个层面进行，收权和放权、承包制、双轨制……时代，呼唤着现代企业制度！
1994年7月1日，酝酿已久的《公司法》颁布，一种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它的核心内容是，要求企业管理者按《公司法》来管理企业和建立新的管理制度。
一些“国字号”企业家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向职业化转型。在这方面，海尔的张瑞敏是最为突出的一位。这位好学而勤思的企业家对松下幸之助的管理哲学痴迷不已，他砸了不合格冰箱，树了品牌，第一个登上了哈佛的讲坛。1994年2月，他在激情中写了一篇题为《海尔是海》的散文，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用清晰而富有战略气质的语言勾勒出企业的管理哲学、公司使命与精神。他“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诸多中国公司的共持理念。也是透过这些文字，人们看到，他们跟传统意义上的国企厂长有很大的区别：更独立，更自信，更有国际化眼光。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东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疑虑。各种股份制公司如雨后春笋。
国企，从政府的“附属”，逐步成长为“冲浪”市场的高手。
■ 春风吹拂如野草般疯长
在与国企和外企的博弈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几乎是一场英勇卓绝的诺曼底登陆战。它在残缺的体制下启蒙，开始得不情不愿、磕磕绊绊。
浙江萧山，一位农民每天骑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收废铁，有人要什么他就生产什么。令人惊异的是，他已经这样悄悄干了10年。1978年秋，这个叫鲁冠球的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汽车易耗零配件，他在只准国有企业参加的行业交易会门口支起小摊，以低于国有企业20%的产品价格销售产品。
后来，他创办的企业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时间转眼来到1992年。
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感召，纷纷主动下海经商，形成了以陈东升、潘石屹等为代表的“92派”。这次变革潮代表了一些社会精英阶层开始告别国有资本，转而投向民营的怀抱；他们的快速崛起和成功，宣告民营企业作为一支能和国有企业独立博弈的力量，正式站上了历史舞台。
2001年的中国，似乎一夜间成了“大起之年”，新诞生的民营企业超过了过去5年之总和。就在这全民的热情中，有3个民营企业家受到了入世的“感召”。他们认为，当垄断行业将对外资开放之时，自然就没理由再对民企关闭大门。第一个人是农业大王刘永好，他宣布持有民生银行7.9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这在当时轰动全国，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金融行业政策永远是限制民企的；第二个人则是一直默默无名的吴鹰，他带着自己的小灵通利用国有垄断企业内部的战争一举入世，狠狠地分了一大杯羹；第三个值得记忆的人是李书福，这个外表绝对草根的企业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的许可证。他们的“另类式成功”，生动展现出在利益重新调整的混沌格局中，民企与国企之间犬齿交错的渗透、妥协与博弈。
3年之后，我们看到了许多民企的集中崩溃。
尤其富有意义的是，一个号称拥有1200亿元资产的“中国最大民营企业”德隆集团，由于政策导致的融资难问题，它转而向资本市场伸出“黑手”，并最终于2004年崩溃。除此之外，还有四川托普、科龙电器也都纷纷坍塌。那一年，几乎所有踮着脚踏入国有垄断行业的民企都遭受了溃败。
然而历史总是出人意料的充满戏剧性，谁能想象沉到谷底的民企马上便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转机。
2005年2月25日，“非公经济36条”出台，这是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份关于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文件。
此后，在一些曾经壁垒森严的行业中，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影影绰绰的身形，如航空业中东星和春秋的成功，如上海地区一部分公用事业对民企的外包。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那些倔强的种子，坚强地生长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
■ 跨国公司因中国而变
如果没有外企，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多少？
没有如果，当在汶川地震废墟中刚苏醒过来的小男孩呻吟着“我要可乐，冰镇的”的时候，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外企是一股不可能被绕过的力量。
往前推30年。1978年12月13日，在中国绝迹30年的可口可乐和中粮总公司达成协议：重返中国。3天后，中美建交。
但那时所有人都顾虑重重。
在那一年，当时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通用、福特，日本丰田、日产，法国雷诺、雪铁龙，德国奔驰、大众等发出邀请。丰田婉拒，奔驰说不可能转让技术，通用派出了访问团，不过投资方案却遭董事会否决，最后只有大众进入了实质性谈判，后来，它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尝到甜头的汽车公司。
那时，邓小平也提出了庞大的10年计划，计划引进500亿美元的外资。但困难是实际的，工人未受过训练，经常不按期交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缺乏，在合法权利问题上变化无常……这些，使得欧美的投资商不敢贸然行事。
事情在1985年有了实质性变化，新法规给予中外合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开发区的大规模设立即是表征。摩托罗拉当时的当家人老高尔文说：“我们既不知道怎么做合资企业，也不知道中国的国情。”但灵活是那个年代的生存法则，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谈判的，他们在天津的工厂成立了。中国的各个地区都像充满激情的创业公司，在争夺外资的竞争中各尽所能。
1993年，在市场的诱惑和政府鼓励下，跨国公司开始狂热地梦想中国。这一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许经营店在西安开业；宝洁在中国一口气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第一辆轿车下线，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挂了一条很有意味的横幅：“谢谢中国，美国制造。”
2001年12月，中国敲开WTO大门。
下一步会怎样？管理大师约翰·奈斯比特说，跨国公司的下一步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公司，他们只有“祖籍”而没有“国籍”。
对于一个因缘三种力量不断博弈而崛起的中国来说，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是，跨国公司正因中国而变，而中国还会更加开放。
■ 一场试错式改革
1978年，中国企业离世界很遥远。《读卖新闻》记者松永二日当年参观上海一家企业时深为惊讶：“简直是马路工厂，产品多半不合格。”
从1978年底开始的国企改革，从本质上讲，是要找到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这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代价无处不在。
石家庄造纸厂原厂长马胜利，被称为中国承包第一人。1987年，马胜利吸收了横跨全国10多个省市的100多家企业，组建成立“中国马胜利造纸企業集团”，他一人担任了100多个分厂的法定代表人。但承包并未根本解决问题，由于企业太过分散累及大本营，马胜利后被免职。
马胜利的失利对“一包就灵”、“一改就灵”的改革理念是一记沉重打击。
在1993年之前，国企改革基本上围绕收和放这个层面进行，收权和放权、承包制、双轨制……时代，呼唤着现代企业制度！
1994年7月1日，酝酿已久的《公司法》颁布，一种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它的核心内容是，要求企业管理者按《公司法》来管理企业和建立新的管理制度。
一些“国字号”企业家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向职业化转型。在这方面，海尔的张瑞敏是最为突出的一位。这位好学而勤思的企业家对松下幸之助的管理哲学痴迷不已，他砸了不合格冰箱，树了品牌，第一个登上了哈佛的讲坛。1994年2月，他在激情中写了一篇题为《海尔是海》的散文，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用清晰而富有战略气质的语言勾勒出企业的管理哲学、公司使命与精神。他“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诸多中国公司的共持理念。也是透过这些文字，人们看到，他们跟传统意义上的国企厂长有很大的区别：更独立，更自信，更有国际化眼光。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东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疑虑。各种股份制公司如雨后春笋。
国企，从政府的“附属”，逐步成长为“冲浪”市场的高手。
■ 春风吹拂如野草般疯长
在与国企和外企的博弈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几乎是一场英勇卓绝的诺曼底登陆战。它在残缺的体制下启蒙，开始得不情不愿、磕磕绊绊。
浙江萧山，一位农民每天骑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收废铁，有人要什么他就生产什么。令人惊异的是，他已经这样悄悄干了10年。1978年秋，这个叫鲁冠球的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汽车易耗零配件，他在只准国有企业参加的行业交易会门口支起小摊，以低于国有企业20%的产品价格销售产品。
后来，他创办的企业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时间转眼来到1992年。
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感召，纷纷主动下海经商，形成了以陈东升、潘石屹等为代表的“92派”。这次变革潮代表了一些社会精英阶层开始告别国有资本，转而投向民营的怀抱；他们的快速崛起和成功，宣告民营企业作为一支能和国有企业独立博弈的力量，正式站上了历史舞台。
2001年的中国，似乎一夜间成了“大起之年”，新诞生的民营企业超过了过去5年之总和。就在这全民的热情中，有3个民营企业家受到了入世的“感召”。他们认为，当垄断行业将对外资开放之时，自然就没理由再对民企关闭大门。第一个人是农业大王刘永好，他宣布持有民生银行7.9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这在当时轰动全国，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金融行业政策永远是限制民企的；第二个人则是一直默默无名的吴鹰，他带着自己的小灵通利用国有垄断企业内部的战争一举入世，狠狠地分了一大杯羹；第三个值得记忆的人是李书福，这个外表绝对草根的企业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的许可证。他们的“另类式成功”，生动展现出在利益重新调整的混沌格局中，民企与国企之间犬齿交错的渗透、妥协与博弈。
3年之后，我们看到了许多民企的集中崩溃。
尤其富有意义的是，一个号称拥有1200亿元资产的“中国最大民营企业”德隆集团，由于政策导致的融资难问题，它转而向资本市场伸出“黑手”，并最终于2004年崩溃。除此之外，还有四川托普、科龙电器也都纷纷坍塌。那一年，几乎所有踮着脚踏入国有垄断行业的民企都遭受了溃败。
然而历史总是出人意料的充满戏剧性，谁能想象沉到谷底的民企马上便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转机。
2005年2月25日，“非公经济36条”出台，这是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份关于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文件。
此后，在一些曾经壁垒森严的行业中，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影影绰绰的身形，如航空业中东星和春秋的成功，如上海地区一部分公用事业对民企的外包。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那些倔强的种子，坚强地生长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
■ 跨国公司因中国而变
如果没有外企，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多少？
没有如果，当在汶川地震废墟中刚苏醒过来的小男孩呻吟着“我要可乐，冰镇的”的时候，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外企是一股不可能被绕过的力量。
往前推30年。1978年12月13日，在中国绝迹30年的可口可乐和中粮总公司达成协议：重返中国。3天后，中美建交。
但那时所有人都顾虑重重。
在那一年，当时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通用、福特，日本丰田、日产，法国雷诺、雪铁龙，德国奔驰、大众等发出邀请。丰田婉拒，奔驰说不可能转让技术，通用派出了访问团，不过投资方案却遭董事会否决，最后只有大众进入了实质性谈判，后来，它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尝到甜头的汽车公司。
那时，邓小平也提出了庞大的10年计划，计划引进500亿美元的外资。但困难是实际的，工人未受过训练，经常不按期交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缺乏，在合法权利问题上变化无常……这些，使得欧美的投资商不敢贸然行事。
事情在1985年有了实质性变化，新法规给予中外合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开发区的大规模设立即是表征。摩托罗拉当时的当家人老高尔文说：“我们既不知道怎么做合资企业，也不知道中国的国情。”但灵活是那个年代的生存法则，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谈判的，他们在天津的工厂成立了。中国的各个地区都像充满激情的创业公司，在争夺外资的竞争中各尽所能。
1993年，在市场的诱惑和政府鼓励下，跨国公司开始狂热地梦想中国。这一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许经营店在西安开业；宝洁在中国一口气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第一辆轿车下线，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挂了一条很有意味的横幅：“谢谢中国，美国制造。”
2001年12月，中国敲开WTO大门。
下一步会怎样？管理大师约翰·奈斯比特说，跨国公司的下一步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公司，他们只有“祖籍”而没有“国籍”。
对于一个因缘三种力量不断博弈而崛起的中国来说，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是，跨国公司正因中国而变，而中国还会更加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