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一直不让我去上学，因为我可以去生产队帮着放牛挣半份工分。娘为此没少嘟哝，每次爹都会有自己的道理：“上学有个啥用，你看看我，大字不识一个，不也照样一天三顿饭吃着，也照样媳妇看着，儿子守着。你再看看隔壁吴家老三……”吴家老三是我们村唯一一个高中生，学习成绩很优秀，可是因为那时大学都停课了，吴老三无用武之地，只好回家务农。他身材单薄，手无缚鸡之力，平日里扛一杆锄头都显得吃力，再加上鼻子上架着一副高度眼镜，摘下来就是瞎子一个，所以在生产队闹出了不少笑话。最经典的一次是队长让他去锄地，他把麦苗锄掉了，却留下了杂草。为此三十好几了，连个媳妇都说不上，村里人只要奚落别人没有出息，就会拿吴老三说事。面对爹的谬论，娘气得肚子鼓鼓的，但是没有办法说服他，只好闭上嘴去一边生闷气。
　　爹不识字，但是却最爱听故事，夏天晚上吃完饭，一放下碗，爹就会跟我们村的老老少少一起去村头老榆树下乘凉。为什么都去那里，就是为了听村里年纪最大的杨二爷讲故事。这个杨二爷当时七十几岁，小时候上过私塾，读过不少书，而且记忆力超群，能讲不少故事，什么《聊斋》了，《三国》了，尤其善于讲《水浒传》。看着村里人凑得差不多了，杨二爷就站起身来，开讲了，他先是响亮地咳嗽一声，然后就是开场白：“列位鄉亲，上回书说道……”下面登时鸦雀无声。
　　虽然那个时候是在文革期间，《水浒传》也是在“大毒草”之列，但是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村干部）对这件事情上纲上线，也没有人把这件事情抖搂出去，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不比现在，他们没有电视看，没有收音机听，识字的人能看到的书也不多，生活整天就像在喝稀粥，实在是太单调了。
　　文革还没结束，杨二爷就因病去世了，爹跟村里人一样，难过了很久，也沉闷了许久，因为村里人再也找不出人给大家讲故事了，村头的大榆树下从此没有了欢声笑语。
　　那时，我们村因为学大寨成绩优秀，所以公社特设了一个知青点，城里前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二十几个知青就住在那里，后来，知青点因故撤销，大队长就让爹去把那些屋子拾掇起来，准备另作他用。
　　爹从知青屋回来时，一脸兴奋的样子，一进院子就把大门关上了，然后神秘地对我还有娘说：“看我捡到什么宝贝了？”接着爹从怀里掏出一本封皮残破的书来，连翻了几页，说：“你们看看，上面还有画呢，画上的人还骑着马，拿着枪，说不定这就是杨二爷讲的那本《水浒传》呢！”娘一听，就嗤之以鼻地说：“俺还以为是什么宝贝，不就是一本破书吗，咱家一家三口合起来也不识一个大字，你拿本书回来干甚？”接着娘又借机奚落爹：“俺早就求你让林子去上学，可是你就是不让，要是林子上了学，不就能给你讲这本书上的故事了？”爹挠了挠头，很久没有说话，娘的话好像说到他的心坎上去了。
　　第二天吃完饭，我正准备去生产队报到，爹忽然拉住我，说：“林子，今后你不要去放牛了，就到公社里去上小学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怔怔地看着他，爹说：“我是这么想的，你上学呢，就可以识字，识字呢，就可以给我讲这本书上的故事听，你把这本书全给我讲完了之后呢，咱再退学，继续放牛。”原来，爹是打了这么一个小算盘，但我还是高兴得跳了起来。
　　就这样，已经十三岁的我放下了牛绳，背起娘亲手做的书包上了一年级，跟一班小我四五岁的娃娃做了同学。
　　此后，爹就经常问起我识了多少字，能不能给他读读那本书，我都推说现在识字太少，还不行。后来到了五年级，我实在推不过去了，就接过了爹手中的书，才知道那是一本《三国演义》，书上有一些繁体字，我不认识，只能磕磕巴巴地给爹讲个差不多意思，但是即便是这样，爹还是很满足，他躺在爷爷留下的竹椅上，闭着眼睛，一脸的惬意，好像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不少。有时我停顿一下，他就会睁开眼睛，急切地问：“接下来怎么了？接下来怎么了？”
　　当然，我有个原则，就是一个月最多给父亲讲两回，每次爹听到我讲到“且听下回分解”，就缠着我让我再多讲一回，我就推说下一回的很多字我不认识，爹只好作罢。
　　其实，我心里有自己的打算，我是怕一旦书讲完了，父亲就会让我马上退学。
　　《三国演义》一共有一百二十回，我给父亲讲了六年才讲完。这时，我已经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已经成了全家、全村乃至全乡的骄傲，再也不担心爹会逼我退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