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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非正常高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实施了国民经济调整，在调整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在调整结束时实现了改革的突破。在改革措施的推动下，经济高速增长重新出现；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反过来又阻滞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的力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如何平衡，成为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全程的一个重要命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调整；改革；经济增长；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 D601；F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4-0019-03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结束，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突显出来，改革方案的供给也出现了突破。然而，这一时期因为经济形势好转而出现的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观追求，以及客观上因为改革带来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些举措，共同引发了一场宏观经济失控。
此前，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的首要任务和到2000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总目标。[48]在此基础上，报告对“六五”“七五”计划时期和九十年代三个阶段的改革内容和发展速度做了系统阐述，指出八十年代经济增速不可能很快，主要是打基础，而九十年代则要全面高涨。然而经济发展的事实却比十二大的设想复杂得多。由于1981年的调整强度很大，使当年的经济指标全面回落。1982年进入经济调整的第二阶段后，中央不得不在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总规模的同时，大力加强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这年11月，“六五”计划出台后，部门和地方对于重点建设的兴趣再次上涨。很多地方认为在调整之后不加速发展，就是要犯右的错误，要求提前翻番，互相攀比速度。薛暮桥回忆说，他这期间参加了7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会议，没有一个地区满足于二十年翻两番的目标，而都是“提早五年翻两番”，“二十年翻三番”，有些经济高速发展地区甚至要求“五年翻一番、二十年翻四番”。[49] “翻番”在十二大后成为全党的“热词”。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领导层的头脑是清醒的。国务院于1983年7月和8月，先后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基本建設规模，清理在建项目的紧急通知》《关于将1983年基本建设规模严格控制在550亿元左右的通知》《关于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积极组织货币回笼的通知》[50]，为正在形成的投资热降温。从1983年到1984年上半年，中央调整结构和控制热度的方针是明确的，措施比较及时，组织工作也很得力。但这种情况在1984年下半年发生变化。1984年9月，中央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51]；同时提出中央对于改革的基本精神是“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一方面有利于基层单位的经济活动主动灵活地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企业的经济活动背离国民经济发展要求。[52]10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在城市企业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同时确认企业职工奖金由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自行决定。[53]在这种责、权、利结合下放的制度格局下，各部门和地区对探索改革和推动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对于各类改革方案的设计和讨论也前所未有地活跃。
1984年下半年，有关部门讨论金融体制和工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决定要扩大专业银行贷款的自主权，允许各专业银行自主支配的信贷资金数额同存款增减挂钩按比例浮动；决定要扩大企业工资分配的自主权，企业工资总额可以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浮动。[54]在具体实施办法上，银行系统提出1985年各专业银行自主支配的信贷资金数额以1984年的实际贷款数为基数核定，而1985年各企业工资总额的浮动也要以1984年的实际数为基数核定。[55]有关这两项基数核定办法的信息传出后，立即导致从10月份开始的信贷和工资增长严重失控。“一些金融单位不顾大局，为了增大信贷基数，竞相放贷；一些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从本单位利益出发，为了增加工资基数，乱提工资，滥发奖金和补贴，致使银行信贷和消费基金急剧增长。”[56]结果，1984年的银行贷款总额比1983年增加28.9%，其中12月这一个月的增长额就占全年增加额的48.4%，增势异常迅猛；1984年的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1983年增长19%，其中第四季度奖金发放比上年同期增加一倍有余，工资总额（包括奖金）增长38%。[57]中央在11月中旬发现了这个问题，先是发出《控制基建投资和工资奖金的紧急通知》，规定1984年增发货币180亿元的计划不准突破[58]；继而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大力组织货币回笼，尽快减少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59]但出于保护改革和经济建设积极性的考虑，中央没有公开宣布撤销关于两个基数核定办法的设想。这年第四季度货币发行量比上年同季增加164%，全年合计增加49.5%，全年增加货币量达到262.3亿元，大大突破原来的定额。[60]通货膨胀开始明显出现。
经济管理部门的这种从改革和发展的主观意愿出发而误判形势的做法，在此前就有。比如财政部有规定用上一年的利润上缴总额作为下一年的利润上缴基数，超过基数可以提成。对此，薛暮桥批评说：“这样做会使企业在前三季的利润超额完成的时候，第四季故意少赚利润，降低下一年的上缴利润的基数。”[61]而1984年的信贷和工资这两个基数则与上缴利润相反。上缴利润要故意降低基数，贷款和工资要故意提高基数，由此导致竞放贷款和竞发工资也是情理之中的。信贷和工资总额的失控，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猛增，导致1985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出现“超高速”增长。这一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2.9%，第二季度增长23.4%。[62]与此同时，各地区为追求短期效益，竞相发展投资周期短、收效快的加工工业，而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则日益成为短线，产业结构越来越不合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刚有改善，又逐渐走向新的失调。 很多人指责这次通货膨胀的出现是由于“改革过当、步伐过快”。但客观情况显示，这恰恰是改革仅仅停留在放权让利，而没有进行体制性、机制性改革的结果。薛暮桥等人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几次提出这个问题，“督促银行本身进行体制改革，不吃‘大锅饭’，用一般银行通用的办法来经营银行信贷业务”[63]。但一则因为银行本身的体制改革触碰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划定的计划与市场的边界，如要进行改革，势必需要新的突破；二则因为银行等主管部门早已习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行模式，且在目前的改革模式中有着巨大的现实利益。由于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认识和现实利益问题没有解决，银行系统在此后几年的改革，仅仅停留在改进业务经营方面。银行系统在制止通货膨胀中本应具有的“釜底抽薪”作用，迟迟没有发挥出来。
与改革在这一时间段受阻不同，各部门和地区对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兴趣和动力居高不下，甚至对正在形成的通货膨胀问题也不以为然。“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起飞’时期的正常现象，非但没有坏处，相反有提高增长速度的好处。”[64]全国范围内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的形势越发明显。针对这种情况，1984年12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向中央提交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建议采取加强宏观控制的措施，稳定经济，以保证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预定进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出台。
进入1985年，中央决定采取措施，抑制正在兴起的通货膨胀势头。从1985年2月到10月，国务院连续召开4次省长会议，决定严格控制信贷和工资奖金的发放，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政策。为此在改革方面只能放慢步骤。这年4月启动的价格改革，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步骤，以物价补贴的方式实现了多年未能解决的调价问题。但也由于补贴造成比较大的财政压力，反过来又助长了通货膨胀的发展。
改革步骤虽然放慢，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动仍在继续。由于认识上不一致以及有关部门和地方固守原有的利益格局，中央确定的双紧措施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会议提出，我们正在开展大规模建设，“有少量财政赤字，影响不大，不能以此作为判断财政经济情况是否根本好转的主要依据”[65]。会议强调，“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当前，更重要的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一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追求过高的建设速度，经济生活各方面都绷得很紧，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同时强调，“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建设服务的”，“必须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进行必要的骨干项目的建设，加强工农业基础设施，使经济发展有后劲”。[66]这段论述对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比较精当的解释和阐发，有助于解答党内的认识困惑。在接下来如何化解增长速度过快、通货膨胀加剧的问题上，会议提出了逐步解决的办法：在“七五”期间的前两年，“在保持一九八五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条件下，作一些小的调整，改善投资结构，加强重点建设”，“用两年多的时间逐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比在今年下半年集中解决效果要好些，可以避免由于刹车过急而造成的损失和震动”。[67]然而，“分散在两年解决，不易引起大家的重视，搞不好也可能控制不住”；而且在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会议就提出，“七五”期间的后三年，“再根据情况，适当增加建设投资”，同时再一次强调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加强间接控制。[68]这又为部门和地方保持已有的经济增长冲动提供了政策支持。
后来的经济发展情况证明，这样的政策部署事实上是一种“二律背反”。理论上的建设从属于改革，在实践中往往演化为改革从属于建设。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后，中央进一步加强信贷紧缩政策。到1985年第四季度，信贷失控状态基本上扭转过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降至10.2%，全年工业增长幅度达到18%。[69]在紧缩政策下，工业生产在1986年第一季度遇到困难。由于大量基建项目已经上马并陆续完成，原材料、能源供应更趋紧张，同时信贷资金的大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企业流动资金变得奇缺，结果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显著下降。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比较只增长4.4%。[70]这本来是抑制经济过热时出现的暂时现象，是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预料过的。“但在这时，许多地方和企业纷纷强烈要求放松信贷，叫得很厉害。同时有一些年轻同志大声惊呼经济‘滑坡’了，说双紧政策破坏了刚刚开始的经济‘起飞’，主张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起飞’。”[71]在各方面要求经济保持更好更快发展的压力下，国务院在制止通货膨胀问题上发生动摇，从1986年第二季度起，开始重新大幅度放松信贷。通货膨胀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一道延续了下来。
在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行之时，改革路径有两种：一种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制止通货膨胀，推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成败关键的价格改革[72]，带动其他各项改革；另一种是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前提和目标，绕过价格改革，忽略通货膨胀，用维持财政包干、推广企业上缴利润包干等办法推进改革。在经济发展的压力面前，党在具体政策措施上更多地选择了第二种改革思路。这种改革办法为地方以竞相扩大加工工业投资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打开了制度之门，促使地方想方设法用“减税让利”等办法来增加地方和企业的投资。这样的投资热虽然维持了中国经济在1985—1988年高速增長，但最终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当的价格“闯关”中破灭。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调整之后，迎来改革良机，但在实际工作中被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所掩盖、所抑制；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恰恰在于改革。对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够妥当，导致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遇到困难。这段历史所蕴含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是值得我们充分记取的。
[48][5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1-12.24.
[49][58][61][63][64][71]薛暮桥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318.313.313-314.314.314.320.
[50]十年经济改革大事记（1978-1988）[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99.
[52][53][55][56][57][65][66][67][68][7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5.62-63.163.163.163.245.246.246.246-247.57-58.
[54][59]中国经济年鉴1985[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5：Ⅱ-19.Ⅺ-6.
[60]李茂生.一九八四年货币流通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J].财贸经济，1985（3）.
[62][69]中国统计年鉴198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43.43.
[70]中国统计年鉴198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43.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刘 捷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调整；改革；经济增长；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 D601；F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4-0019-03
三、从“加快改革步伐”到“保持更好更快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结束，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突显出来，改革方案的供给也出现了突破。然而，这一时期因为经济形势好转而出现的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观追求，以及客观上因为改革带来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些举措，共同引发了一场宏观经济失控。
此前，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的首要任务和到2000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总目标。[48]在此基础上，报告对“六五”“七五”计划时期和九十年代三个阶段的改革内容和发展速度做了系统阐述，指出八十年代经济增速不可能很快，主要是打基础，而九十年代则要全面高涨。然而经济发展的事实却比十二大的设想复杂得多。由于1981年的调整强度很大，使当年的经济指标全面回落。1982年进入经济调整的第二阶段后，中央不得不在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总规模的同时，大力加强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这年11月，“六五”计划出台后，部门和地方对于重点建设的兴趣再次上涨。很多地方认为在调整之后不加速发展，就是要犯右的错误，要求提前翻番，互相攀比速度。薛暮桥回忆说，他这期间参加了7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会议，没有一个地区满足于二十年翻两番的目标，而都是“提早五年翻两番”，“二十年翻三番”，有些经济高速发展地区甚至要求“五年翻一番、二十年翻四番”。[49] “翻番”在十二大后成为全党的“热词”。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领导层的头脑是清醒的。国务院于1983年7月和8月，先后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基本建設规模，清理在建项目的紧急通知》《关于将1983年基本建设规模严格控制在550亿元左右的通知》《关于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积极组织货币回笼的通知》[50]，为正在形成的投资热降温。从1983年到1984年上半年，中央调整结构和控制热度的方针是明确的，措施比较及时，组织工作也很得力。但这种情况在1984年下半年发生变化。1984年9月，中央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51]；同时提出中央对于改革的基本精神是“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一方面有利于基层单位的经济活动主动灵活地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企业的经济活动背离国民经济发展要求。[52]10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在城市企业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同时确认企业职工奖金由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自行决定。[53]在这种责、权、利结合下放的制度格局下，各部门和地区对探索改革和推动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对于各类改革方案的设计和讨论也前所未有地活跃。
1984年下半年，有关部门讨论金融体制和工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决定要扩大专业银行贷款的自主权，允许各专业银行自主支配的信贷资金数额同存款增减挂钩按比例浮动；决定要扩大企业工资分配的自主权，企业工资总额可以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浮动。[54]在具体实施办法上，银行系统提出1985年各专业银行自主支配的信贷资金数额以1984年的实际贷款数为基数核定，而1985年各企业工资总额的浮动也要以1984年的实际数为基数核定。[55]有关这两项基数核定办法的信息传出后，立即导致从10月份开始的信贷和工资增长严重失控。“一些金融单位不顾大局，为了增大信贷基数，竞相放贷；一些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从本单位利益出发，为了增加工资基数，乱提工资，滥发奖金和补贴，致使银行信贷和消费基金急剧增长。”[56]结果，1984年的银行贷款总额比1983年增加28.9%，其中12月这一个月的增长额就占全年增加额的48.4%，增势异常迅猛；1984年的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1983年增长19%，其中第四季度奖金发放比上年同期增加一倍有余，工资总额（包括奖金）增长38%。[57]中央在11月中旬发现了这个问题，先是发出《控制基建投资和工资奖金的紧急通知》，规定1984年增发货币180亿元的计划不准突破[58]；继而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大力组织货币回笼，尽快减少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59]但出于保护改革和经济建设积极性的考虑，中央没有公开宣布撤销关于两个基数核定办法的设想。这年第四季度货币发行量比上年同季增加164%，全年合计增加49.5%，全年增加货币量达到262.3亿元，大大突破原来的定额。[60]通货膨胀开始明显出现。
经济管理部门的这种从改革和发展的主观意愿出发而误判形势的做法，在此前就有。比如财政部有规定用上一年的利润上缴总额作为下一年的利润上缴基数，超过基数可以提成。对此，薛暮桥批评说：“这样做会使企业在前三季的利润超额完成的时候，第四季故意少赚利润，降低下一年的上缴利润的基数。”[61]而1984年的信贷和工资这两个基数则与上缴利润相反。上缴利润要故意降低基数，贷款和工资要故意提高基数，由此导致竞放贷款和竞发工资也是情理之中的。信贷和工资总额的失控，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猛增，导致1985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出现“超高速”增长。这一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2.9%，第二季度增长23.4%。[62]与此同时，各地区为追求短期效益，竞相发展投资周期短、收效快的加工工业，而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则日益成为短线，产业结构越来越不合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刚有改善，又逐渐走向新的失调。 很多人指责这次通货膨胀的出现是由于“改革过当、步伐过快”。但客观情况显示，这恰恰是改革仅仅停留在放权让利，而没有进行体制性、机制性改革的结果。薛暮桥等人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几次提出这个问题，“督促银行本身进行体制改革，不吃‘大锅饭’，用一般银行通用的办法来经营银行信贷业务”[63]。但一则因为银行本身的体制改革触碰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划定的计划与市场的边界，如要进行改革，势必需要新的突破；二则因为银行等主管部门早已习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行模式，且在目前的改革模式中有着巨大的现实利益。由于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认识和现实利益问题没有解决，银行系统在此后几年的改革，仅仅停留在改进业务经营方面。银行系统在制止通货膨胀中本应具有的“釜底抽薪”作用，迟迟没有发挥出来。
与改革在这一时间段受阻不同，各部门和地区对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兴趣和动力居高不下，甚至对正在形成的通货膨胀问题也不以为然。“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起飞’时期的正常现象，非但没有坏处，相反有提高增长速度的好处。”[64]全国范围内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的形势越发明显。针对这种情况，1984年12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向中央提交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建议采取加强宏观控制的措施，稳定经济，以保证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预定进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出台。
进入1985年，中央决定采取措施，抑制正在兴起的通货膨胀势头。从1985年2月到10月，国务院连续召开4次省长会议，决定严格控制信贷和工资奖金的发放，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政策。为此在改革方面只能放慢步骤。这年4月启动的价格改革，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步骤，以物价补贴的方式实现了多年未能解决的调价问题。但也由于补贴造成比较大的财政压力，反过来又助长了通货膨胀的发展。
改革步骤虽然放慢，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动仍在继续。由于认识上不一致以及有关部门和地方固守原有的利益格局，中央确定的双紧措施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会议提出，我们正在开展大规模建设，“有少量财政赤字，影响不大，不能以此作为判断财政经济情况是否根本好转的主要依据”[65]。会议强调，“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当前，更重要的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一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追求过高的建设速度，经济生活各方面都绷得很紧，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同时强调，“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建设服务的”，“必须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进行必要的骨干项目的建设，加强工农业基础设施，使经济发展有后劲”。[66]这段论述对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比较精当的解释和阐发，有助于解答党内的认识困惑。在接下来如何化解增长速度过快、通货膨胀加剧的问题上，会议提出了逐步解决的办法：在“七五”期间的前两年，“在保持一九八五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条件下，作一些小的调整，改善投资结构，加强重点建设”，“用两年多的时间逐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比在今年下半年集中解决效果要好些，可以避免由于刹车过急而造成的损失和震动”。[67]然而，“分散在两年解决，不易引起大家的重视，搞不好也可能控制不住”；而且在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会议就提出，“七五”期间的后三年，“再根据情况，适当增加建设投资”，同时再一次强调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加强间接控制。[68]这又为部门和地方保持已有的经济增长冲动提供了政策支持。
后来的经济发展情况证明，这样的政策部署事实上是一种“二律背反”。理论上的建设从属于改革，在实践中往往演化为改革从属于建设。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后，中央进一步加强信贷紧缩政策。到1985年第四季度，信贷失控状态基本上扭转过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降至10.2%，全年工业增长幅度达到18%。[69]在紧缩政策下，工业生产在1986年第一季度遇到困难。由于大量基建项目已经上马并陆续完成，原材料、能源供应更趋紧张，同时信贷资金的大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企业流动资金变得奇缺，结果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显著下降。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比较只增长4.4%。[70]这本来是抑制经济过热时出现的暂时现象，是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预料过的。“但在这时，许多地方和企业纷纷强烈要求放松信贷，叫得很厉害。同时有一些年轻同志大声惊呼经济‘滑坡’了，说双紧政策破坏了刚刚开始的经济‘起飞’，主张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起飞’。”[71]在各方面要求经济保持更好更快发展的压力下，国务院在制止通货膨胀问题上发生动摇，从1986年第二季度起，开始重新大幅度放松信贷。通货膨胀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一道延续了下来。
在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行之时，改革路径有两种：一种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制止通货膨胀，推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成败关键的价格改革[72]，带动其他各项改革；另一种是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前提和目标，绕过价格改革，忽略通货膨胀，用维持财政包干、推广企业上缴利润包干等办法推进改革。在经济发展的压力面前，党在具体政策措施上更多地选择了第二种改革思路。这种改革办法为地方以竞相扩大加工工业投资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打开了制度之门，促使地方想方设法用“减税让利”等办法来增加地方和企业的投资。这样的投资热虽然维持了中国经济在1985—1988年高速增長，但最终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当的价格“闯关”中破灭。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调整之后，迎来改革良机，但在实际工作中被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所掩盖、所抑制；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恰恰在于改革。对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够妥当，导致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遇到困难。这段历史所蕴含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是值得我们充分记取的。
参考文献
[48][5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1-12.24.
[49][58][61][63][64][71]薛暮桥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318.313.313-314.314.314.320.
[50]十年经济改革大事记（1978-1988）[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99.
[52][53][55][56][57][65][66][67][68][7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5.62-63.163.163.163.245.246.246.246-247.57-58.
[54][59]中国经济年鉴1985[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5：Ⅱ-19.Ⅺ-6.
[60]李茂生.一九八四年货币流通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J].财贸经济，1985（3）.
[62][69]中国统计年鉴198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43.43.
[70]中国统计年鉴198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43.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