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机关积极转变工作作风,打击“三公消费”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其实,中国从古到今,“公款消费”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历朝历代的官员们很多打着“公务”的旗号,大吃二喝,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大量地消耗着民脂民膏。然而,古今“公款消费”又有什么不同呢?
古代公款消费何以得到保障
其实古代公款吃喝最突出的,是日常消费、分散型消费,如官员外出巡察,“下基层”指导工作,同僚聚会,单位聚会等等,而并不是类似当今名目繁多的宴会。在中国封建社会,允许官员随便吃吃喝喝,同时许之以高薪厚禄,实际上成为帝王维护其“家天下”统治的手段之一。
在当代,税收收入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公款消费提供了较为厚实的保障。换句话说,当今公款消费的主要资金来自纳税人。然而在古代,还没有纳税人这样的群体出现,那官员公款消费的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据史料记载,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制度保障。
古代官员的公款用餐制度在西汉时已经建立。西汉时,官员“下基层”,地方上已有公款招待的规定。据《汉书·宣帝传》记载,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皇帝刘询(汉宣帝)曾下诏书,批评有的地方官员擅自提高过境官员的食宿标准。从这条记载来看,西汉当时是有相应的公款吃喝制度的。
南北朝时期,公款招待制度更为明确。地方官员除享有基本的“菜田”之外,还享受“杂供给”“迎新送故”等制度允许的收入。其中“迎新送故”,就是一种公款消费制度,新官上任、旧官离职,都要举行迎送宴会。除了吃喝,南朝时期的“迎新送故之法”还规定,地方官员调遣都得送礼,官员“送故”所得又叫“还资”,一般送故以3年为期,即离任后3年内,原任职所在地每年都得给前任的官员送礼,当时州郡都设有“送故”官员,称之为“送故主簿”。“迎新送故”并没有财政拨款,所以这些公款消费全都摊派到了老百姓头上。
隋唐时期,公款消费制度被完全确立,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力机构都设有“单位食堂”,有包括“公厨”在内的专门厨师。当时,官员喜欢开朝会,因为会后有餐食招待。从《唐会要》记载来看,根据级别的不同,用餐地点也不一样,“朝食”是供较高级别官员享用的,“堂食”是宰丞一类大官的餐品,普通官员、一般公务人员则只提供“工作午餐”。 唐代官员的公费用餐有固定预算,主要从“公廨钱”和“俸料钱”中支出。“公廨钱”由朝廷提供,最初的目的是用于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实际上多被用于个人补贴和集体吃喝。
在中国古代公款吃喝之风中,制度最完善的当属宋朝,宋朝设有公费招待制度,招待费有个总称,叫做“公使钱”。宋代京官有朝会酒食、堂食,官员外出“下基层”调研、巡防或视察,也都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日常例行招待。赵扩(宋宁宗)当皇帝时出台的《庆元条法事类》“公用令”中有条规定,各州知州和通判、兵官、幕职官、巡检、捉贼使臣、将副、部将、队将、押队及各军将校,“每月一赐酒食”。宋代的李心传在《韩野杂记》中记载了宋孝宗的一次发怒。发怒的缘由,是四川某官的公款招待费用严重超标,上任仅半年,又是偏远的西南,竟然花掉45万缗,1缗等于1000钱,45万缗在南宋初年如果精打细算地使用,可以建造普通农民居住的房屋13.5万间左右。13.5万间茅屋,即使一户农民住3间,也够解决4万多普通农民的居住问题。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也曾心惊肉跳地为扬州的接待规模发出感慨:“扬州‘为天下四冲,四方宾客之至者,面目不相谁何,终日还坐满堂’”。在长流水一般的迎来送往中,招待费节节攀升肯定丝毫不存悬念。仅扬州一地,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不消说全部,单说记了账的,就价值12万缗。
宋代地方公款吃喝情况严重,大概就是“公使钱”惹得祸。宋以后,公款吃喝之风有所减弱,但公款消费仍未见减少,中央财政往往也会补贴一部分。明太祖朱元璋一度鼓励公款消费,据明代周晖在其《金陵琐事》一书中记载,当时的京城应天(今南京)建有16座豪华酒楼,为吸引食客,还专门招聘妓女为客人助兴。官员的胡吃海喝、骄奢淫逸,为大明的灭亡撞响了丧钟。
古代是怎么治理公款吃喝的
中国封建社会带带世袭,是皇帝的“家天下”,那公款吃喝的钱也是从皇帝口袋来的,皇帝也不情愿啊,所以不时会采取措施来遏制浪费。
《汉书·景帝纪》(卷五)记载,刘启(汉景帝)当皇帝前后连年歉收,而公款吃喝、铺张浪费却并未因此减少。刘启即位后下诏:凡到地方后接受公款招待的官员,一旦被发现立即免职。后来下面反映这种处罚太重,刘启接受丞相申屠嘉等人的建议,于公元前156年阴历七月重新下诏:凡接受吃请的官员,餐费自理,吃多少赔多少,但不再免职。
宋代限制、打击公款吃喝的条例和规章制度是历朝历代中最详细、最具体的,这似乎与其同样详细具体的公款吃喝制度相矛盾。在宋代,具体到什么岗位的人不能接受吃请、什么时候不能吃请,都有明确规定。这似乎又与宋朝大吃大喝之风盛行有直接关系。
宋代的公款吃喝不是一般的酒肉可以满足的。如赵昚(宋孝宗)当皇帝时,知台州唐仲友很腐败,“亲会宴集经月,姻族内外,一文以上皆取办于公库。”每次吃喝都要召妓,动辄与之胡搞,结果遭朱熹检举揭发。宋代的《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卷七)“监司巡历”里,列出了操作性很强的条例,凡“下基层”公干、外出视察的官员,都有统一的就餐标准,一律供应“券食”,超标受罚,随同吏员也不例外。如果官员接受地方吃请,或是超标消费,将会被处分,甚至法办,即所谓“送法”。
其实,历朝历代也不乏遏制“公款消费”的先行者。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日子过得非常俭朴。一方面,朱元璋称帝之后,面临着一个在经历多年战火蹂躏之后一穷二白的大明王朝,节俭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朱元璋出身贫寒,当年甚至做过乞丐,吃过很多苦。君临天下之后,对物质要求其实依然比较低。在今天,“四菜一汤”已成为勤俭的代名词,相传,这是朱元璋的发明。
正因为朱元璋提倡节俭,明代衙门公账上并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可是为了陪送领导,却让地方官员们不堪重负。明代万历23年,刚当上吴县知县才几个月的袁宏道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已经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县令尤苦,作吴县知县更是苦上万万倍,比牛马还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来来往往都要县令早晚接待。明朝南京兵部主事管志道回忆说,他在乡里做生员时,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县令百般向前来视察的巡按献媚,拍马屁一直拍到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来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的程度。
如此看来,朱元璋所倡导的“四菜一汤”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明王朝“公款消费”的现状,到了明朝晚期,贪污腐化、公款消费之严重比以往的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有敢于挑战潜规则者,著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位。他出任浙江省淳安县知县时,在公务接待方面严格照章办事。不过他铁面无私,后来上级就索性不来淳安了,这事对海瑞的仕途颇有影响,面对荒淫无道的“公款消费”行为,他最终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实换句话说,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对于公款消费这种充斥整个封建官场的腐败现象,想要根除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当今社会对于整治公款吃喝问题,也是任重而道远。因此,对于公款吃喝浪费这样久治不绝的痼疾,不仅要下猛药治理,更要立足长远,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
古代公款消费何以得到保障
其实古代公款吃喝最突出的,是日常消费、分散型消费,如官员外出巡察,“下基层”指导工作,同僚聚会,单位聚会等等,而并不是类似当今名目繁多的宴会。在中国封建社会,允许官员随便吃吃喝喝,同时许之以高薪厚禄,实际上成为帝王维护其“家天下”统治的手段之一。
在当代,税收收入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公款消费提供了较为厚实的保障。换句话说,当今公款消费的主要资金来自纳税人。然而在古代,还没有纳税人这样的群体出现,那官员公款消费的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据史料记载,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制度保障。
古代官员的公款用餐制度在西汉时已经建立。西汉时,官员“下基层”,地方上已有公款招待的规定。据《汉书·宣帝传》记载,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皇帝刘询(汉宣帝)曾下诏书,批评有的地方官员擅自提高过境官员的食宿标准。从这条记载来看,西汉当时是有相应的公款吃喝制度的。
南北朝时期,公款招待制度更为明确。地方官员除享有基本的“菜田”之外,还享受“杂供给”“迎新送故”等制度允许的收入。其中“迎新送故”,就是一种公款消费制度,新官上任、旧官离职,都要举行迎送宴会。除了吃喝,南朝时期的“迎新送故之法”还规定,地方官员调遣都得送礼,官员“送故”所得又叫“还资”,一般送故以3年为期,即离任后3年内,原任职所在地每年都得给前任的官员送礼,当时州郡都设有“送故”官员,称之为“送故主簿”。“迎新送故”并没有财政拨款,所以这些公款消费全都摊派到了老百姓头上。
隋唐时期,公款消费制度被完全确立,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力机构都设有“单位食堂”,有包括“公厨”在内的专门厨师。当时,官员喜欢开朝会,因为会后有餐食招待。从《唐会要》记载来看,根据级别的不同,用餐地点也不一样,“朝食”是供较高级别官员享用的,“堂食”是宰丞一类大官的餐品,普通官员、一般公务人员则只提供“工作午餐”。 唐代官员的公费用餐有固定预算,主要从“公廨钱”和“俸料钱”中支出。“公廨钱”由朝廷提供,最初的目的是用于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实际上多被用于个人补贴和集体吃喝。
在中国古代公款吃喝之风中,制度最完善的当属宋朝,宋朝设有公费招待制度,招待费有个总称,叫做“公使钱”。宋代京官有朝会酒食、堂食,官员外出“下基层”调研、巡防或视察,也都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日常例行招待。赵扩(宋宁宗)当皇帝时出台的《庆元条法事类》“公用令”中有条规定,各州知州和通判、兵官、幕职官、巡检、捉贼使臣、将副、部将、队将、押队及各军将校,“每月一赐酒食”。宋代的李心传在《韩野杂记》中记载了宋孝宗的一次发怒。发怒的缘由,是四川某官的公款招待费用严重超标,上任仅半年,又是偏远的西南,竟然花掉45万缗,1缗等于1000钱,45万缗在南宋初年如果精打细算地使用,可以建造普通农民居住的房屋13.5万间左右。13.5万间茅屋,即使一户农民住3间,也够解决4万多普通农民的居住问题。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也曾心惊肉跳地为扬州的接待规模发出感慨:“扬州‘为天下四冲,四方宾客之至者,面目不相谁何,终日还坐满堂’”。在长流水一般的迎来送往中,招待费节节攀升肯定丝毫不存悬念。仅扬州一地,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不消说全部,单说记了账的,就价值12万缗。
宋代地方公款吃喝情况严重,大概就是“公使钱”惹得祸。宋以后,公款吃喝之风有所减弱,但公款消费仍未见减少,中央财政往往也会补贴一部分。明太祖朱元璋一度鼓励公款消费,据明代周晖在其《金陵琐事》一书中记载,当时的京城应天(今南京)建有16座豪华酒楼,为吸引食客,还专门招聘妓女为客人助兴。官员的胡吃海喝、骄奢淫逸,为大明的灭亡撞响了丧钟。
古代是怎么治理公款吃喝的
中国封建社会带带世袭,是皇帝的“家天下”,那公款吃喝的钱也是从皇帝口袋来的,皇帝也不情愿啊,所以不时会采取措施来遏制浪费。
《汉书·景帝纪》(卷五)记载,刘启(汉景帝)当皇帝前后连年歉收,而公款吃喝、铺张浪费却并未因此减少。刘启即位后下诏:凡到地方后接受公款招待的官员,一旦被发现立即免职。后来下面反映这种处罚太重,刘启接受丞相申屠嘉等人的建议,于公元前156年阴历七月重新下诏:凡接受吃请的官员,餐费自理,吃多少赔多少,但不再免职。
宋代限制、打击公款吃喝的条例和规章制度是历朝历代中最详细、最具体的,这似乎与其同样详细具体的公款吃喝制度相矛盾。在宋代,具体到什么岗位的人不能接受吃请、什么时候不能吃请,都有明确规定。这似乎又与宋朝大吃大喝之风盛行有直接关系。
宋代的公款吃喝不是一般的酒肉可以满足的。如赵昚(宋孝宗)当皇帝时,知台州唐仲友很腐败,“亲会宴集经月,姻族内外,一文以上皆取办于公库。”每次吃喝都要召妓,动辄与之胡搞,结果遭朱熹检举揭发。宋代的《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卷七)“监司巡历”里,列出了操作性很强的条例,凡“下基层”公干、外出视察的官员,都有统一的就餐标准,一律供应“券食”,超标受罚,随同吏员也不例外。如果官员接受地方吃请,或是超标消费,将会被处分,甚至法办,即所谓“送法”。
其实,历朝历代也不乏遏制“公款消费”的先行者。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日子过得非常俭朴。一方面,朱元璋称帝之后,面临着一个在经历多年战火蹂躏之后一穷二白的大明王朝,节俭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朱元璋出身贫寒,当年甚至做过乞丐,吃过很多苦。君临天下之后,对物质要求其实依然比较低。在今天,“四菜一汤”已成为勤俭的代名词,相传,这是朱元璋的发明。
正因为朱元璋提倡节俭,明代衙门公账上并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可是为了陪送领导,却让地方官员们不堪重负。明代万历23年,刚当上吴县知县才几个月的袁宏道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已经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县令尤苦,作吴县知县更是苦上万万倍,比牛马还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来来往往都要县令早晚接待。明朝南京兵部主事管志道回忆说,他在乡里做生员时,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县令百般向前来视察的巡按献媚,拍马屁一直拍到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来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的程度。
如此看来,朱元璋所倡导的“四菜一汤”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明王朝“公款消费”的现状,到了明朝晚期,贪污腐化、公款消费之严重比以往的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有敢于挑战潜规则者,著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位。他出任浙江省淳安县知县时,在公务接待方面严格照章办事。不过他铁面无私,后来上级就索性不来淳安了,这事对海瑞的仕途颇有影响,面对荒淫无道的“公款消费”行为,他最终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实换句话说,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对于公款消费这种充斥整个封建官场的腐败现象,想要根除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当今社会对于整治公款吃喝问题,也是任重而道远。因此,对于公款吃喝浪费这样久治不绝的痼疾,不仅要下猛药治理,更要立足长远,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