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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布尔什维克能够审时度势，完成了夺取政权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与列宁高超的政治才能密不可分。但是，列宁并不是以个人力量完成了这一局势扭转，而是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察觉到群众的现实需求与巨大力量，最终领导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
【关键词】：列宁；“少数”；“多数”；中央委员会
“少数服从多数”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一项重要组织原则，最早可追溯到俄国民主主义激进政党的民意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后，列宁将民意党的这一原则引进布尔什维克党内，并伴随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传遍世界各地。但是，在历史中也不難发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决议与行动，需要少数杰出人物的推动，从而改变党内的力量对比。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七中全会曾经讲过：“一个人有时胜过多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1]然而，这句话经常被曲解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从而演化成对多数原则合理性的质疑甚至否定，使少数人借掌握“真理”凌驾于多数人之上，从而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1917年革命中列宁“少数战胜多数”进行分析，探究列宁扭转革命形势存在怎样的基础。
列宁与中央委员会的分歧
根据现今对俄国革命的研究，由于二月革命的自发性，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做好准备去担负起革命的领导任务，布尔什维克同样如此。由于列宁远在瑞士，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决定走上一条资产阶级共和国框架内合法反对派的道路。而列宁回国后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趋势，把党领上了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2]
要如何正确理解列宁扭转局势？是列宁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中央委员会的既定方针么？根据叛逃西方的苏联历史学家阿夫托尔汉诺夫在《苏共野史》中的观点，1917年布尔什维克成功夺权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列宁与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他得出的结论是“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发动政变[3]”。究其原因，是阿氏认为列宁发动“政变”的原因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级别越高，革命的态度就越不明朗，对临时政府采取的机会主义的奉公守法的态度就越明显。”[4]且阿氏做出一个推论，认为如果二月革命发生的时候列宁恰好在彼得格勒，那么在1917年的二月底就会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5]
从中可以不难看出，阿氏认为列宁一个人战胜了整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事实上在其著作中已经明确指出“在党中央内部的一切斗争中，列宁最终都是胜利者[6]”。如果读者不加以深入思考，很容易认同阿氏的观点。
但这种思想实际上存在严重的歪曲与荒谬，陷入了英雄史观的窠臼。首先，阿氏在其自己著作中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的各级党组织生存的革命基础——工厂、兵营里的基层组织，不仅在推动临时政府，而且也推动自己的司令部——党中央委员会“向左转”。这一事实同样被托洛茨基提及，托氏在其名著《俄国革命史》中举了维堡区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例子，区委员会领导人“威胁”说要把“领导人”开除出党，作为产业工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维堡区，区委员会的态度代表当时俄国国内最为极端左翼革命派的态度，认为连彼得格勒苏维埃里面也“没有会议、没有工人”。[7]实质上反映了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与基层之间的“脑体分离”状态。列宁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原因并不是靠他的个人能力战胜了整个中央委员会，而是能够审时度势，敏锐把握最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面包、和平、土地。对于二月革命的发生地彼得格勒的群众而言，前两者的重要性尤甚，但恰恰是临时政府所无法给予的。从4月8日起，在党的各主要委员会和区级组织中就是否拥护列宁展开了辩论，其结果是党组织的级别越低，拥护列宁的人越多。对此苏汉诺夫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统帅（列宁）决定发起一场决战，在下面是抵制决战计划的参谋部，而塔基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则支持统帅。
职业革命家对列宁的支持
另外，列宁的思想也并非在职业革命家中没有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列宁回国方式的问题上为列宁辩护；二是在革命路线上与列宁看法一致。前者的主要代表为卢那察尔斯基，而托洛茨基在上述两个问题上都坚定地与列宁站在一起。
在列宁看来，如果不是二月革命的突然爆发，那么他们这些“老人”一辈子也等不到革命的那一天。但当二月革命发生，沙皇政权土崩瓦解的消息传到瑞士，“伊里奇的梦醒了”，他马上意识到千载难逢的革命机会到来，从而马上动身回国。列宁在瑞士的战友们在列宁受到攻击时，主动站出来为他辩护。根据卢那察尔斯基给妻子的信件中描述：“由于列宁不在，我和梁赞诺夫如此激烈地站出来为他辩护。”[8]当时的背景是，1917年4月，列寧回国最为理性的方案是借道德国。但无论是列宁自己，还是卢那察尔斯基，都意识到这个方案有着巨大的隐患，在道义上将陷列宁于不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卢那察尔斯基依旧在孟什维克围攻列宁的时候与梁赞诺夫为其辩护。
除了卢那察尔斯基，列宁最重要的支持者还有托洛茨基。列宁与托洛茨基本来有着多年的路线分歧，但在此时他们的看法不谋而合。托洛茨基认为，战争的事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注）逐渐使工人运动的裂口无法弥合，且任何试图弥合是错误且有害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使命是建立新党。早在大战前，列宁就已得出这一结论，不过只是就俄国党而言。[9]同样，列宁是德国间谍的指控从来没有断绝，托洛茨基在这一问题上坚决维护列宁：
列宁为革命斗争了30年，我为了反抗压迫群众斗争了20年，现在不是助长对德国仇恨的时候，（诬陷列宁是德国间谍）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当下唯一一种辨不清究竟谁是革命者的行为。[10]
托洛茨基伸出橄榄枝，而对于这一时期的列宁而言，同样需要把托洛茨基为首的六七个杰出的宣传家、鼓动家、策略家和雄辩家引入党的“总参谋部”。[11]不过，思想上的统一与组织上的统一并不同步，托洛茨基回国后并没有首先选择布尔什维克，而是选择了区联派作为自己的第一个落脚点。根据伊萨克·多伊彻的说法，这是因为托氏“自尊心”的缘故。比如在联合形式的辩论上，托氏还在做着徒劳挣扎，坚持新的党派要有一个新名字，而非“布尔什维克”。但最终结果却是不仅原来的名字保留了下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区联派整体并入了布尔什维克，这次合并至关重要，直接改变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对比，以十月革命前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为例，大量前区联派成员担任重要职务，如苏维埃下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托洛茨基、卡拉汉、曼努伊尔斯基、乌里茨基、丘徳诺夫斯基、越飞都是成员，可以说是奠定了十月胜利的组织基础。 结 语
综上所述，列宁并不是凭一己之力改变了局势，而是运用自身政治智慧察觉到了革命中最基层党员、群众的现实需求，在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支持下順应了这一形势。与沉溺于民主程序不能解决底层群众实际需求的临时政府，缺乏自信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及醉心于參与新政府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相比，列宁展示出了超越所有人的洞察力和行动力。
注释：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6页。
[2]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3]（苏）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李荫寰、关益译：《苏共野史》，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96页。
[4]同上，第196页。
[5]同上，第196页。
[6]同上，第2页。
[7]L.Trotsky.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Haymarket Books.2008.p344.
[8]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页。
[9]（波）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85页。
[10]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11]http：//scepsis.net/library/id_1507.html，2013-11-18.
[12]同上，第286页。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2】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3】（苏）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李荫寰、关益译：《苏共野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4】（波）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5】L.Trotsky.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Haymarket Books.2008.
【6】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http：//scepsis.net/library/id_1507.html，2013-11-18.
【关键词】：列宁；“少数”；“多数”；中央委员会
“少数服从多数”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一项重要组织原则，最早可追溯到俄国民主主义激进政党的民意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后，列宁将民意党的这一原则引进布尔什维克党内，并伴随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传遍世界各地。但是，在历史中也不難发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决议与行动，需要少数杰出人物的推动，从而改变党内的力量对比。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七中全会曾经讲过：“一个人有时胜过多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1]然而，这句话经常被曲解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从而演化成对多数原则合理性的质疑甚至否定，使少数人借掌握“真理”凌驾于多数人之上，从而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1917年革命中列宁“少数战胜多数”进行分析，探究列宁扭转革命形势存在怎样的基础。
列宁与中央委员会的分歧
根据现今对俄国革命的研究，由于二月革命的自发性，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做好准备去担负起革命的领导任务，布尔什维克同样如此。由于列宁远在瑞士，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决定走上一条资产阶级共和国框架内合法反对派的道路。而列宁回国后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趋势，把党领上了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2]
要如何正确理解列宁扭转局势？是列宁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中央委员会的既定方针么？根据叛逃西方的苏联历史学家阿夫托尔汉诺夫在《苏共野史》中的观点，1917年布尔什维克成功夺权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列宁与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他得出的结论是“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发动政变[3]”。究其原因，是阿氏认为列宁发动“政变”的原因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级别越高，革命的态度就越不明朗，对临时政府采取的机会主义的奉公守法的态度就越明显。”[4]且阿氏做出一个推论，认为如果二月革命发生的时候列宁恰好在彼得格勒，那么在1917年的二月底就会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5]
从中可以不难看出，阿氏认为列宁一个人战胜了整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事实上在其著作中已经明确指出“在党中央内部的一切斗争中，列宁最终都是胜利者[6]”。如果读者不加以深入思考，很容易认同阿氏的观点。
但这种思想实际上存在严重的歪曲与荒谬，陷入了英雄史观的窠臼。首先，阿氏在其自己著作中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的各级党组织生存的革命基础——工厂、兵营里的基层组织，不仅在推动临时政府，而且也推动自己的司令部——党中央委员会“向左转”。这一事实同样被托洛茨基提及，托氏在其名著《俄国革命史》中举了维堡区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例子，区委员会领导人“威胁”说要把“领导人”开除出党，作为产业工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维堡区，区委员会的态度代表当时俄国国内最为极端左翼革命派的态度，认为连彼得格勒苏维埃里面也“没有会议、没有工人”。[7]实质上反映了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与基层之间的“脑体分离”状态。列宁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原因并不是靠他的个人能力战胜了整个中央委员会，而是能够审时度势，敏锐把握最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面包、和平、土地。对于二月革命的发生地彼得格勒的群众而言，前两者的重要性尤甚，但恰恰是临时政府所无法给予的。从4月8日起，在党的各主要委员会和区级组织中就是否拥护列宁展开了辩论，其结果是党组织的级别越低，拥护列宁的人越多。对此苏汉诺夫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统帅（列宁）决定发起一场决战，在下面是抵制决战计划的参谋部，而塔基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则支持统帅。
职业革命家对列宁的支持
另外，列宁的思想也并非在职业革命家中没有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列宁回国方式的问题上为列宁辩护；二是在革命路线上与列宁看法一致。前者的主要代表为卢那察尔斯基，而托洛茨基在上述两个问题上都坚定地与列宁站在一起。
在列宁看来，如果不是二月革命的突然爆发，那么他们这些“老人”一辈子也等不到革命的那一天。但当二月革命发生，沙皇政权土崩瓦解的消息传到瑞士，“伊里奇的梦醒了”，他马上意识到千载难逢的革命机会到来，从而马上动身回国。列宁在瑞士的战友们在列宁受到攻击时，主动站出来为他辩护。根据卢那察尔斯基给妻子的信件中描述：“由于列宁不在，我和梁赞诺夫如此激烈地站出来为他辩护。”[8]当时的背景是，1917年4月，列寧回国最为理性的方案是借道德国。但无论是列宁自己，还是卢那察尔斯基，都意识到这个方案有着巨大的隐患，在道义上将陷列宁于不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卢那察尔斯基依旧在孟什维克围攻列宁的时候与梁赞诺夫为其辩护。
除了卢那察尔斯基，列宁最重要的支持者还有托洛茨基。列宁与托洛茨基本来有着多年的路线分歧，但在此时他们的看法不谋而合。托洛茨基认为，战争的事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注）逐渐使工人运动的裂口无法弥合，且任何试图弥合是错误且有害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使命是建立新党。早在大战前，列宁就已得出这一结论，不过只是就俄国党而言。[9]同样，列宁是德国间谍的指控从来没有断绝，托洛茨基在这一问题上坚决维护列宁：
列宁为革命斗争了30年，我为了反抗压迫群众斗争了20年，现在不是助长对德国仇恨的时候，（诬陷列宁是德国间谍）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当下唯一一种辨不清究竟谁是革命者的行为。[10]
托洛茨基伸出橄榄枝，而对于这一时期的列宁而言，同样需要把托洛茨基为首的六七个杰出的宣传家、鼓动家、策略家和雄辩家引入党的“总参谋部”。[11]不过，思想上的统一与组织上的统一并不同步，托洛茨基回国后并没有首先选择布尔什维克，而是选择了区联派作为自己的第一个落脚点。根据伊萨克·多伊彻的说法，这是因为托氏“自尊心”的缘故。比如在联合形式的辩论上，托氏还在做着徒劳挣扎，坚持新的党派要有一个新名字，而非“布尔什维克”。但最终结果却是不仅原来的名字保留了下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区联派整体并入了布尔什维克，这次合并至关重要，直接改变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对比，以十月革命前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为例，大量前区联派成员担任重要职务，如苏维埃下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托洛茨基、卡拉汉、曼努伊尔斯基、乌里茨基、丘徳诺夫斯基、越飞都是成员，可以说是奠定了十月胜利的组织基础。 结 语
综上所述，列宁并不是凭一己之力改变了局势，而是运用自身政治智慧察觉到了革命中最基层党员、群众的现实需求，在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支持下順应了这一形势。与沉溺于民主程序不能解决底层群众实际需求的临时政府，缺乏自信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及醉心于參与新政府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相比，列宁展示出了超越所有人的洞察力和行动力。
注释：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6页。
[2]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3]（苏）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李荫寰、关益译：《苏共野史》，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96页。
[4]同上，第196页。
[5]同上，第196页。
[6]同上，第2页。
[7]L.Trotsky.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Haymarket Books.2008.p344.
[8]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页。
[9]（波）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85页。
[10]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11]http：//scepsis.net/library/id_1507.html，2013-11-18.
[12]同上，第286页。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2】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3】（苏）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李荫寰、关益译：《苏共野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4】（波）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5】L.Trotsky.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Haymarket Books.2008.
【6】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http：//scepsis.net/library/id_1507.html，2013-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