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在去毛家湾之前已经组织了一个“批林批孔”小组，那是1973年10月。当时我们北大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通知我到清华大学工字厅去开会，他说：“你回来后不要向我汇报，也不要把会议的内容告诉任何人。”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以往党员的活动都要向他汇报，这次感觉很神秘。我去了，见到北大的魏建功老先生，他是古文字学家，当过我们的副校长。还看到周一良教授，他是我的老师，是《世界通史》的主编，又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是国内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还有人民大学转过来的徐琳，是搞马列的。下面就是我。我当时算历史系的年轻教员，我是搞世界史的，当时周一良先生交给我的任务是要搞美国史。因为当时中美关系松动，要加强对美国的研究。所以我召集历史系一些老师和同学开会，我当了临时的美国史组长，有十几个人。我们很兴奋，希望在美国独立战争200周年的时候，即1976年，能够出一部分研究成果。我当时正做美国史的梦呢。是在这种情况下通知我去开的会。清华大学有6个人。这时迟群、谢静宜进来了。迟群讲话说，上面有意思让北大、清华组成“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因为林彪有“尊孔”的言论，希望我们进一步搜集资料。谢的讲话也差不多这个意思。还说这个事情要保密，不要跟其他人讲。我们把清华在此之前搞的材料看了一下，没几条，很单薄。所以我们提出要到毛家湾进一步发掘材料。向迟、谢报告后，得到了批准。
　　时间大概是10月下旬11月初。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个面包车带我们这10来个人去了毛家湾。去了翻箱倒柜，第一次材料掌握不多。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我们就发现在一个瓷缸里，有很多条幅。打开一看，就是林彪写给叶群的，叶群又回赠林彪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我们当时看了这个材料很高兴。按当时杨国荣的观点，“克己复礼”就是搞复辟。后来我知道，这些被发现的材料直接送给了毛主席。
　　我们去之前毛家湾早就经过多次搜查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重新布置过了。说是林彪住宅的原貌，但还不是原始的样子。我能感觉到，比如叶群卧室的墙上挂满了仕女图。一般不可能，挂画也就是挂几张就完了，怎么可能挂得满屋全是？
　　“文革”初期我受冲击很厉害。所以我对左的言论比较反感。当时我觉得林彪打倒一切，的确是极左。批极左我能接受。但叫我们把林彪和孔孟之道联系起来，开始我不理解。后来知道批林是左还是右，毛主席有他自己的看法。
　　我们当时也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查资料、编写材料都很积极，认为自己是在按照毛主席指示工作，还是很光荣的。
　　后来批邓，《红旗》让我们写一篇文章《邓小平与孔孟之道》。我们查了半天，只查到邓有一句“尊孔”言论：“名不正，言不顺。”后来就说，孔子搞复辟，邓小平搞资本主义，也是复辟。这是拼凑出来的，的确牵强附会。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普遍的看法，都是说“梁效”是“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不可否认，“梁效”和江青关系密切。她出题目让我们写过文章，《孔丘其人》《批因循守旧》《批小国师大国》都是；她还召开座谈会让我们“梁效”成员参加，带着“梁效”，还有“唐晓文”去天津，宣扬儒法斗争的历史，到小靳庄访问等；后来她还到过“梁效”驻地，在迟群安排下，一一跟大家照相。关系密切这是事实。但是从本质上、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梁效”是毛主席经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一个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主要任务是编材料、写文章，组建是毛主席提议的。
　　“梁效”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毛家湾林彪驻地搞批林批孔材料，这个材料编成以后，毛主席批发为中央一号文件。材料批准以后，“12·5”体育馆召开中直机关大会，周恩来总理亲口讲的，说：“你们这个材料受到毛主席的称赞。”后来我见到谢静宜，问她：“究竟怎么个关系。”她说“梁效”的组建是毛主席提议的。毛说：“你们光找清华人不行，你们要找北大文科的老师一起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工字厅会议。
　　“梁效”大量的工作是编材料、写文章。公开发表的据说有181篇，宣扬的都是毛主席晚年的思想，都是贯彻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批林批孔、讲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的、儒法斗争、评价秦始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都是有指示的。评《水浒》的批示也直接发到”梁效”。批右倾翻案风，毛主席的指示首先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们都到清华去听会。
　　最后“梁效”的去留存亡，也是经过毛主席定夺的。比如我们工作到1975年9月，谢静宜就问毛主席，下一步怎么办？毛主席说，继续写文章，还要搞点注释、编材料，这都是毛主席说的。另外我们“梁效”作了大量注释工作，编大字本的材料，送政治局，都是为毛主席服务。
　　
　　到现在，舆论还是认为，“梁效”是反对总理的。我只能从我本人来讲，我有没有在文章中影射、攻击周总理。我在“梁效”期间一共参与起草了34篇文章。其中28篇公开发表。一些重头文章，比如《林彪与孔孟之道》、《孔丘其人》等等，到最后《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都是我参与的，所以人家说我参与了好几篇扰乱全国的文章。
　　1973年，我进入“梁效”，曾经风闻，毛主席对周恩来有所批评，比如：“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但是究竟毛和周怎么回事，我还在思考过程中。我们1973年底编写完批林的材料，1974年一号文件发表。1974年我们写出第一篇重头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就在我们写文章的前夕，我听到一段对话：毛主席在接见一次外宾后，跟总理讲：“你给整得够呛吧？”总理说：“没有没有，我刚才还说我不会抓大事。”然后两个人对着笑了。
　　这段话对我有很大作用。我心里就明确了，虽然毛主席对周总理有所批评，也比较厉害，但是毛主席并不想把总理像刘少奇、林彪那样打倒，还要使用总理来维持全国的局面，来贯彻他的意图，所以我心里就有一个准则，不能影射、攻击周总理。比如《孔丘其人》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我故意加个字“这”，“这一类政治骗子”限定一下，避免引起人们的误解。后来人们说我们文中说到孔丘时，有“七十一岁，病重在床。”这是影射周恩来总理。我说：的确不是。那个时候，我们查过孔子年谱，是有这种情况，我们之前别人的文章里也这么说过。我们写文章时，是1974年2月，总理那时经常出来接见外宾、参加各种活动。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怎么能知道总理的健康状况，这是高级机密。1974年6月之后，才知道总理有病住院了。
　　“梁效”其他的成员，只有他们自己来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在“梁效’期间，迟群、谢静宜，包括其他“梁效”头头，没有授意我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从来没有。
　　进入“梁效”，我当时感觉到荣幸。觉得是党的信任，觉得这个班子是毛主席要求建立起来的。选拔的人都是党信任的，而且应当说都有一定的能力的。我当时很高兴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一开始并不觉得有问题。
　　我认为作为“梁效”成员，有责任把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当时的所作所为讲清楚。这批知识分子在“梁效”到底怎么回事，把真相弄出来，可以吸取真正的经验教训，即知识分子应当独立思考，认为对的，应当拥护；认为错的，应当鞭挞。真正从社会良知的角度上来写文章。
　　（摘自《信睿》2012年.3）B③
　　范达人，浙江绍兴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1962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同年留校任教。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写作组长。1975年出席全国四届人大。1976年10月，“梁效”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被点名，范达人在被审查之后遭到逮捕，1979年释放出狱，回到北京大学工作，现常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