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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中国绘画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课题,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内忧外患的社会变革背景下,中国绘画也开始书写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在西方美术的冲击下,先辈们开始寻求美术变革,在不断摸索和争论中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美术史料和图片,在众多的图片里面我们不难感受到中西文化碰撞的影子。对于当时“是否全盘西化”的纠结,现在来看,历史已经给出了明晰的答案。
在新世纪之初举办的百年中国画大展之际,美术界都在认真总结一百年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画该怎么走,取得了哪些成就,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又有哪些大家公认的基本经验,在中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下,中国绘画的发展虽然跌跌撞撞、命运多舛,但我们的前辈们又是怎样做到了既放眼世界,又坚定地寻求自我发展的呢?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和西方在绘画的发展趋势上是完全不一致的,尽管二十世纪中国为了改变落后的局面,向西方探求真理,从前半个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变为后半个世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艺术上,中国绘画的发展和西方绘画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是相背而行的,西方的各种现代流派,是从古典的写实走向了我们所说的写意,它注重抽象,注重表现,注重象征,注重表现画家自己的内心情感,而中国绘画的主流却由写意走向写实。比如,以徐悲鸿等为代表的引西入中的融合派,还有以齐白石等为代表的借古开今的传统派。在融合派和传统派中,融合派这种写实形态在中国传统中过去是没有的,它以人物画为主,首先要学素描,重写生,重造型能力,要求画人要画的惟妙惟肖,显然这个观点是来自西方的。当然这里引进西方的只是一种写实风格,在西方它是一种古典形态,不是现代形态,和同时代的西方趋势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画家没有去学西方盛行的东西。百年来中国形成水墨写实的风格不断发展,徐悲鸿曾讲“因抗战,写实主义大兴”,解放之后更加蓬勃发展,取得了很突出的成就。以齐白石为代表的传统派还是原来那种写意形态,但是比较注重写实的因素,特别是齐白石之后的几代作家,把写实主义纳入到中国画中,不管是画人物,画山水,画花鸟同样注意提高造型能力,把过去写意画的“不求形似”变成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而是强化了“似”的因素,让他更有可看性,百年来中国画中这种写实形态,写实因素的发展和二十世纪西方艺术反对古典写实的传统而走向抽象的不似、提倡主观表现的趋向也是不同的。
追溯历史,我们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被动的开放了,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不能不向发达的国家学习。但当时有见识的取得了成就的画家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当前流行的东西,而是有一个主动地选择和自我地发展。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融合派选择的是接近中国古代传统里边讲究形似的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寻求自我的发展;以齐白石为代表的传统派看到西方现代艺术着重表现主观跟中国的写意传统有某些接近之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故而他们不像西方现代艺术一样去表现空濛梦呓,表现下意识,表现冲动的情绪,而是把传统的民族文化里边表现审美情操,表现真善美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坚持寻求自我发展。当然,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融合派,画写实的人物画,是与中国人民生活和祖国命运紧密联系的,徐悲鸿在抗日战争中创作的《愚公移山》是通过写实深入的刻画人物的精神气魄,来表现我们自主以来的这种无坚不摧的民族精神。周思聪在邢台地震后创作的《总理和人民》以写实手法深入揭示了人物的内心,画出了领袖和群众心连心结成的一种天塌下来都撑得起的伟大的团结的力量。
诚然,远在二十世纪初,就有一种“全盘西化”的“世界主义”的主张,但很多有卓见的中国画家并没有盲从,而是主动地寻求自我发展,他们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的国情,立足中国的需要,在中西文化艺术发展过程中发生强烈碰撞的时候,他们不但主动地去选择,还积极的消化,可见他们是在结合中国实际的情况下推动中国绘画与时俱进的。中国的写意画在元明清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发展到清代的后期已经完全丧失了生命力,变成了一种观念的符号,像八股文一样。古代中国绘画有四条宝贵法则:一是“外师造化”,即向客观世界学习;二是“中得心源”,即发挥画家的主观想象力,创造性;三是“借古开今”,即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艺术革新;四是“化洋为中”,即把国外借鉴来的艺术精髓为我所用,烙上中国的印记。
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在中西文化发生强烈碰撞的时候,能够主动的、借鉴性的寻求自我发展,能够积极的消化,而不是全盘西化,这足以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丰功伟绩。当然,自古至今,世界都不应该用西方来定位,科技的先进并不一定标志着文化艺术的先进,而且艺术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就是某些西方艺术中先进的东西,我们也不能采取“拿来主义”,一定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多舛的命运,也注定中国绘画的发展不可能是一路坦途,正像书中所讲,“中国美术的世纪变革,被许多研究者描述为是‘西方影响和中国回应’的历史,其立论的出发点,在于中国当代绘画对各种西方观念和风格样式的大量‘引进’。但如果从两千年血脉延续下来的中国绘画发展的历史视域中看,中国艺术家对西方艺术观念和风格样式的引进选择,是与中国美术自身发展的实践逻辑过程丝丝相扣的。换言之,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背景下,艺术家们借西方艺术来实现中国艺术的时代变革,是借它山之石以攻玉的筹码,而不是‘他律’的被动回应。不争的事实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所展现的时代品格和艺术创作革新成果,是显然有别于西方艺术的,他清楚的展现出了中国画家们对西方艺术借鉴的深度关怀是什么?”在整个二十世纪里,为中国绘画的自我发展做出贡献的画家们,都不遗余力地坚守着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阵地,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是我们继承者应该铭记的。
总之,刚刚过去的百年,是中国绘画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坚持“自律”并寻求自我发展的百年;刚刚过去的百年,是我们新的世纪得以继承和发展的百年;刚刚过去的百年,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和尊敬的百年!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在新世纪之初举办的百年中国画大展之际,美术界都在认真总结一百年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画该怎么走,取得了哪些成就,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又有哪些大家公认的基本经验,在中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下,中国绘画的发展虽然跌跌撞撞、命运多舛,但我们的前辈们又是怎样做到了既放眼世界,又坚定地寻求自我发展的呢?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和西方在绘画的发展趋势上是完全不一致的,尽管二十世纪中国为了改变落后的局面,向西方探求真理,从前半个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变为后半个世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艺术上,中国绘画的发展和西方绘画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是相背而行的,西方的各种现代流派,是从古典的写实走向了我们所说的写意,它注重抽象,注重表现,注重象征,注重表现画家自己的内心情感,而中国绘画的主流却由写意走向写实。比如,以徐悲鸿等为代表的引西入中的融合派,还有以齐白石等为代表的借古开今的传统派。在融合派和传统派中,融合派这种写实形态在中国传统中过去是没有的,它以人物画为主,首先要学素描,重写生,重造型能力,要求画人要画的惟妙惟肖,显然这个观点是来自西方的。当然这里引进西方的只是一种写实风格,在西方它是一种古典形态,不是现代形态,和同时代的西方趋势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画家没有去学西方盛行的东西。百年来中国形成水墨写实的风格不断发展,徐悲鸿曾讲“因抗战,写实主义大兴”,解放之后更加蓬勃发展,取得了很突出的成就。以齐白石为代表的传统派还是原来那种写意形态,但是比较注重写实的因素,特别是齐白石之后的几代作家,把写实主义纳入到中国画中,不管是画人物,画山水,画花鸟同样注意提高造型能力,把过去写意画的“不求形似”变成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而是强化了“似”的因素,让他更有可看性,百年来中国画中这种写实形态,写实因素的发展和二十世纪西方艺术反对古典写实的传统而走向抽象的不似、提倡主观表现的趋向也是不同的。
追溯历史,我们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被动的开放了,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不能不向发达的国家学习。但当时有见识的取得了成就的画家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当前流行的东西,而是有一个主动地选择和自我地发展。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融合派选择的是接近中国古代传统里边讲究形似的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寻求自我的发展;以齐白石为代表的传统派看到西方现代艺术着重表现主观跟中国的写意传统有某些接近之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故而他们不像西方现代艺术一样去表现空濛梦呓,表现下意识,表现冲动的情绪,而是把传统的民族文化里边表现审美情操,表现真善美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坚持寻求自我发展。当然,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融合派,画写实的人物画,是与中国人民生活和祖国命运紧密联系的,徐悲鸿在抗日战争中创作的《愚公移山》是通过写实深入的刻画人物的精神气魄,来表现我们自主以来的这种无坚不摧的民族精神。周思聪在邢台地震后创作的《总理和人民》以写实手法深入揭示了人物的内心,画出了领袖和群众心连心结成的一种天塌下来都撑得起的伟大的团结的力量。
诚然,远在二十世纪初,就有一种“全盘西化”的“世界主义”的主张,但很多有卓见的中国画家并没有盲从,而是主动地寻求自我发展,他们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的国情,立足中国的需要,在中西文化艺术发展过程中发生强烈碰撞的时候,他们不但主动地去选择,还积极的消化,可见他们是在结合中国实际的情况下推动中国绘画与时俱进的。中国的写意画在元明清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发展到清代的后期已经完全丧失了生命力,变成了一种观念的符号,像八股文一样。古代中国绘画有四条宝贵法则:一是“外师造化”,即向客观世界学习;二是“中得心源”,即发挥画家的主观想象力,创造性;三是“借古开今”,即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艺术革新;四是“化洋为中”,即把国外借鉴来的艺术精髓为我所用,烙上中国的印记。
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在中西文化发生强烈碰撞的时候,能够主动的、借鉴性的寻求自我发展,能够积极的消化,而不是全盘西化,这足以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丰功伟绩。当然,自古至今,世界都不应该用西方来定位,科技的先进并不一定标志着文化艺术的先进,而且艺术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就是某些西方艺术中先进的东西,我们也不能采取“拿来主义”,一定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多舛的命运,也注定中国绘画的发展不可能是一路坦途,正像书中所讲,“中国美术的世纪变革,被许多研究者描述为是‘西方影响和中国回应’的历史,其立论的出发点,在于中国当代绘画对各种西方观念和风格样式的大量‘引进’。但如果从两千年血脉延续下来的中国绘画发展的历史视域中看,中国艺术家对西方艺术观念和风格样式的引进选择,是与中国美术自身发展的实践逻辑过程丝丝相扣的。换言之,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背景下,艺术家们借西方艺术来实现中国艺术的时代变革,是借它山之石以攻玉的筹码,而不是‘他律’的被动回应。不争的事实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所展现的时代品格和艺术创作革新成果,是显然有别于西方艺术的,他清楚的展现出了中国画家们对西方艺术借鉴的深度关怀是什么?”在整个二十世纪里,为中国绘画的自我发展做出贡献的画家们,都不遗余力地坚守着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阵地,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是我们继承者应该铭记的。
总之,刚刚过去的百年,是中国绘画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坚持“自律”并寻求自我发展的百年;刚刚过去的百年,是我们新的世纪得以继承和发展的百年;刚刚过去的百年,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和尊敬的百年!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