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釜底抽薪，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破题。要把影响城乡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作为改革重点、率先突破。改革城乡户籍制度，重在改革户籍制度后面的城乡不平等待遇；改革城乡二元投入体制，建立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的投入机制；改革城乡二元环境治理、保护体制，建立城乡统筹的环境保护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
　　
　　进入21世纪，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在工业化加速升级、城镇化加快发展、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带动下，产业快速升级，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农民阶层快速分工、分化。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快速变迁，既面临着实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协调、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工农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解决“三农”问题难度加大的严峻挑战。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和机制要求紧迫。不失时机地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为加快区域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动力，已成为各地必然的选择和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跳出就“三农”来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路，把“三农”问题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全局上来统筹和解决，从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的内在联系上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促进工业化、城市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相结合。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农业的基础性、弱质性决定了工业和城市必须对其补贴、支持。但是，一方面农业和农村不只是单向的、被动的接受补贴，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与工农互促、城乡共荣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相互推移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国成功的农村改革使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对“三大件”的消费需求扩大，带动了轻工业、重工业，乃至整个城市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农业支持工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非常生动的发展局面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另一方面，“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城市的发展不能离开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但是城市发展起来以后不可能自然地去反哺农业；也不能通过削弱城市、“平调”工业来带动农村，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 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打破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相隔离，城市城镇化与农村城镇化不相连接的格局，通过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促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与工农互促、城乡共荣之间形成相互推移的良性循环。
　　破解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城乡“二元结构”既抑制了农业、农村的发展，反过来又使城市发展落后，“三农”问题缺乏解决基础，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而农业部门自身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所遗留的，以及体制转型中新出现、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城乡二元体制，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基础。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釜底抽薪，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破题。要把影响城乡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作为改革重点、率先突破。改革城乡户籍制度，重在改革户籍制度后面的城乡不平等待遇；改革城乡二元投入体制，建立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的投入机制：改革城乡二元环境治理、保护体制，建立城乡统筹的环境保护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
　　统筹城乡改革要注意选择合理的路径和策略，不搞孤军独进，综合配套推进。治标与治本结合，既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更注重治理产生矛盾的根源：既注意改革政策的科学性，又注意改革政策的配套性：既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也注意探索分阶段、有步骤的过渡性的形式和制度安排，从而保证统筹城乡的改革全面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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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初，施行了17年的《城市规划法》“升级”为《城乡规划法》。这部法律的最大亮点，就是城乡规划纳入一体化管理。在经过成都、重庆等城市长达5年的城乡统筹实验之后，全国城乡一体化规划时代正式开始。
　　2008年最后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会议强调，加快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对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发开放新格局，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肩负改革探索重任的中国“新特区”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统筹城乡改革与发展受到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