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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21日开始，深圳史上规模最大、手段最严的“禁摩限电”集中整治行动全面展开，来自当地官方的数据是——整治10天查扣电动自行车17975辆、拘留874人……目前，整治行动仍在持续，广州等城市也有“跟进”迹象，此举立刻引发各方关注。
因“禁摩限电”直接影响到整个电动自行车行业，给业内人士造成极大困扰，4月6日，作为“供给侧”代表，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全国性社团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员会（下称“助专委”）邀约爱玛、新日、雅迪、绿源、台铃、小刀、金彭、淮海、天能、超威等60多家电动自行车整车及配套产品骨干企业负责人聚集江苏无锡，共同分析市场态势，探讨应对措施。与会企业来自广东、江苏、天津、浙江、山东五大电动车主产区，综合年产销量与营业额分别占到全行业80%以上，具有行业权威性与代表性。
4月10日，“助专委”给《中国经济周刊》发来函件，首次就“封杀”电动自行车问题表达了行业的看法。
来函认为，电动自行车1998年商品化投放市场，因其经济适用等种种特点广受欢迎，社会底层的生存需要更使其迅速从“代步工具”变身“谋生之器”。从行业和专业的角度分析，这一需求是刚性的，可以说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可替代。从本质上讲，电动自行车重量、时速等“规格”的“超标”、“违规”也是由“谋生功能”导致的。
来函说，改革开放以后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使得普通百姓生活半径日益延长，而应当由国家投资的公共交通体系却没有跟上，居所偏远而又买不起汽车的绝大多数市民和农村进城打工者之所以选择电动自行车，与其说是“喜爱”不如看作“无奈”，“冷暖自知”。
来函认为，从表象上看，市场上销售的绝大部分电动自行车技术指标都超出了1999年出台而至今仍在执行的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其中许多关键数据都不符合实际需求。例如，市售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都已在重量、速度等方面“超标”，有关地方政府认定电动自行车“上路违法”并加以“封杀”的基本依据盖源于此。一个早已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国家标准“钳制”了一个行业近20年之久，现在又让合法购买和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消费者陷入无法自拔的“犯罪恐惧症”。
至于电动自行车使用者的交通行为，来函认为不应当否认“乱象丛生”的客观存在；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企业应当主动承担起引导和教育消费者正确使用电动自行车的责任。但“教化民众”更多的应当是政府的责任，合理分配路权的“城市规划”也与政府密切相关。
来函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电动自行车行业不会消亡——因为目前还没有看到更好的替代产品，这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尽管行业自身必须要有更严格的标准和更先进的技术；对于使用者而言，同样需要更严格的培训、更严谨的自律。但是，限制或者“封杀”电动自行车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应当站在更高的高度来认识——电动自行车行业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利益的“身后”是国家利益。
来函认为，电动车自行车行业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远远不止在于它帮助数以亿计的中低层群众增加了工作和生活的便利——除去节能减排的“丰功伟绩”，据保守估算，全国的电动自行车行业每年为国家提供着2000亿元GDP、100亿元税利，创造了600万个就业机会（材料到零件到整车生产环节80万、销售服务120万、快递送餐等400万），极端一点说，如果没有电动车，中国电子商务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电动自行车这10多年来的普及和进步，“替代”或曰“置换”出国家和地方的公共交通投资应当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还应当引起社会关注的是，中国的电动自行车行业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未由国家投入一分钱而迅速兴起的民族工业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在自觉地进行着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电动自行车界主动建立和不断修订的行业标准已经和正在将低端产品、落后产能排斥在外。中国正在形成全球最大的电动自行车产业研发中心、信息中心、配套中心、智造中心。新日、雅迪、爱玛、小刀、台铃等多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相继建立研发中心与检测中心，分别与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江南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建立产学研一体化战略合作关系，新日还获批设立了 “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
“助专委”给《中国经济周刊》的来函还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出台科学合理的新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同时热切希望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拿出政治智慧、准确研判民意，在“市场法则”和“行政权力”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来函代表电动自行车行业提出如下恳求和建议——
一、恳请立即停止广深地区的“禁电限电”整治行动，理性执法，科学管理，尽量减少“一禁了之”甚至拘留人员的极端做法，以防止出现意外恶性事件。
二、恳请将已收缴的电动车发还车主，或给予车主1000～2000元的个人财产补偿，以安抚人心。
三、恳请出台参照北京模式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政策，在城市路权分配上充分考虑普通老百姓的出行和工作需求，加强非机动车车道的规划及配套设施建设，使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改革开放红利的“获得感”。
四、恳请加强交通法规教育和基本技能培训，减少和杜绝电动车骑行乱象，并对电动车实行分级管理，对时速超过一定范围、达到机动车技术指标的可按机动车标准严格管理。
五、恳请尊重市场存在法则，重启《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送审稿的认定工作，将行业内历时三年，已讨论修订至第十三稿的“新国标”，根据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现实要求放宽电动自行车重量、速度、电压、功率、骑行功能等关键指标。
因“禁摩限电”直接影响到整个电动自行车行业，给业内人士造成极大困扰，4月6日，作为“供给侧”代表，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全国性社团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员会（下称“助专委”）邀约爱玛、新日、雅迪、绿源、台铃、小刀、金彭、淮海、天能、超威等60多家电动自行车整车及配套产品骨干企业负责人聚集江苏无锡，共同分析市场态势，探讨应对措施。与会企业来自广东、江苏、天津、浙江、山东五大电动车主产区，综合年产销量与营业额分别占到全行业80%以上，具有行业权威性与代表性。
4月10日，“助专委”给《中国经济周刊》发来函件，首次就“封杀”电动自行车问题表达了行业的看法。
从“代步工具”变身“谋生之器”
来函认为，电动自行车1998年商品化投放市场，因其经济适用等种种特点广受欢迎，社会底层的生存需要更使其迅速从“代步工具”变身“谋生之器”。从行业和专业的角度分析，这一需求是刚性的，可以说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可替代。从本质上讲，电动自行车重量、时速等“规格”的“超标”、“违规”也是由“谋生功能”导致的。
来函说，改革开放以后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使得普通百姓生活半径日益延长，而应当由国家投资的公共交通体系却没有跟上，居所偏远而又买不起汽车的绝大多数市民和农村进城打工者之所以选择电动自行车，与其说是“喜爱”不如看作“无奈”，“冷暖自知”。
来函认为，从表象上看，市场上销售的绝大部分电动自行车技术指标都超出了1999年出台而至今仍在执行的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其中许多关键数据都不符合实际需求。例如，市售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都已在重量、速度等方面“超标”，有关地方政府认定电动自行车“上路违法”并加以“封杀”的基本依据盖源于此。一个早已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国家标准“钳制”了一个行业近20年之久，现在又让合法购买和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消费者陷入无法自拔的“犯罪恐惧症”。
至于电动自行车使用者的交通行为，来函认为不应当否认“乱象丛生”的客观存在；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企业应当主动承担起引导和教育消费者正确使用电动自行车的责任。但“教化民众”更多的应当是政府的责任，合理分配路权的“城市规划”也与政府密切相关。
电动自行车行业是中国制造的重要成员
来函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电动自行车行业不会消亡——因为目前还没有看到更好的替代产品，这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尽管行业自身必须要有更严格的标准和更先进的技术；对于使用者而言，同样需要更严格的培训、更严谨的自律。但是，限制或者“封杀”电动自行车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应当站在更高的高度来认识——电动自行车行业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利益的“身后”是国家利益。
来函认为，电动车自行车行业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远远不止在于它帮助数以亿计的中低层群众增加了工作和生活的便利——除去节能减排的“丰功伟绩”，据保守估算，全国的电动自行车行业每年为国家提供着2000亿元GDP、100亿元税利，创造了600万个就业机会（材料到零件到整车生产环节80万、销售服务120万、快递送餐等400万），极端一点说，如果没有电动车，中国电子商务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电动自行车这10多年来的普及和进步，“替代”或曰“置换”出国家和地方的公共交通投资应当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还应当引起社会关注的是，中国的电动自行车行业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未由国家投入一分钱而迅速兴起的民族工业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在自觉地进行着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电动自行车界主动建立和不断修订的行业标准已经和正在将低端产品、落后产能排斥在外。中国正在形成全球最大的电动自行车产业研发中心、信息中心、配套中心、智造中心。新日、雅迪、爱玛、小刀、台铃等多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相继建立研发中心与检测中心，分别与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江南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建立产学研一体化战略合作关系，新日还获批设立了 “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
建议各地管控电动自行车更理性
“助专委”给《中国经济周刊》的来函还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出台科学合理的新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同时热切希望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拿出政治智慧、准确研判民意，在“市场法则”和“行政权力”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来函代表电动自行车行业提出如下恳求和建议——
一、恳请立即停止广深地区的“禁电限电”整治行动，理性执法，科学管理，尽量减少“一禁了之”甚至拘留人员的极端做法，以防止出现意外恶性事件。
二、恳请将已收缴的电动车发还车主，或给予车主1000～2000元的个人财产补偿，以安抚人心。
三、恳请出台参照北京模式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政策，在城市路权分配上充分考虑普通老百姓的出行和工作需求，加强非机动车车道的规划及配套设施建设，使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改革开放红利的“获得感”。
四、恳请加强交通法规教育和基本技能培训，减少和杜绝电动车骑行乱象，并对电动车实行分级管理，对时速超过一定范围、达到机动车技术指标的可按机动车标准严格管理。
五、恳请尊重市场存在法则，重启《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送审稿的认定工作，将行业内历时三年，已讨论修订至第十三稿的“新国标”，根据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现实要求放宽电动自行车重量、速度、电压、功率、骑行功能等关键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