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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诸多形象是随着时间和群体认知而改变的。落实到曲艺作品中，核心就是创演者可以根据受众的现实处境和心理需求做出相应的艺术改进。现实生活中，家庭、社区等空间内的行为形成的民间礼俗教化奠定了人们性格倾向的天然秩序和集体记忆的基本模式，进而形成基本的性格特征和鲜明的感情意向。但由于居住区位的变化，社会交往的发展，人们接受了多种社会文艺的教育和熏陶之后，又构筑起了性格和心理的多层次框架。在这一前提下，人们对于艺术作品所表达所描述的意象情景乃至人物性格也有了更丰富的要求。
美丑、善恶、刚柔、阴阳、崇高与卑劣、勇敢与怯懦、真诚与虚伪、大公无私与极端利己，如此等等，世间万物大都正负两分。但文化心理的偏重常常影响思维的二元对立，也给艺术展现抹上了浓重的感情色彩。特别是曲艺这一土生土长的中国艺术形式，更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说书唱戏劝人方”的理念，而这也符合了人们在在内心深处积淀的、对于真善美品质的集体记忆与基本追求。
儒学认为，仁作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就是从自我修养引申到家庭、社会、天下。仁的精神的具体化便是忠恕之道，孝悌仁爱之情由血缘、宗法关系向社会关系延伸，逐步地爱亲人、朋友、乡邻、社会、国家。如三弦书《洞房之夜》中，赵玉娥新婚之夜得知新郎张金坡欠下很多债务，哭闹之后听到金坡为迎她出阁劳心欠债的解释后面红耳赤，先是自责，接着道歉：
这件事全怪我做错，
从明天起重敲开场锣。
全套家具都退掉，
再退这瑞士手表英纳格。
没穿过的衣料也退掉，
退彩电多给人家好话说。
张金坡本来颇有些气恼，但听了这番话态度有了转变：“嗨，我这个夫人真不错！”由这些话我们看到，当生活中出现矛盾与分歧时，人们主观上不愿把事态扩大，总是极力寻求和解与宽容，希望彼此和睦相处，表现出了希冀家庭和睦的“和为贵”的美好愿望。
再如快板《倒招工》中所描写的：
占奇：县长给俺割麦子，心里实在过不去。
县长：嗳，我是你的临时工，你只管下令莫客气！
（白）走，下地吧！
（表）说着他们就下了地，流大汗来出大力。
三天把麦子全割完，五天把场里收拾齐。
占奇送到村子西。
县长：我们这些临时工，有啥差错你只管提。
占奇：要不是你们有工作，
我真想把你们转“长期”。
特别是你这个临时工，
官大架小有气力。
县长：过些天，俺还来，跟你学习养小鸡。
这一小段描写的是三夏农忙季节，县长到农村帮助农民收麦打粮的场景。其语言通俗简练，不饰雕琢，朴实的话语让党的干部急人所急、关心群众疾苦的好品质得以充分展现。这种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我们集体记忆中的不可扭曲、不可变更的基本点。
但人物品质的双重特性，并不能用一种简单的两分法来概括。其两极不是单一化的，而是有机统一的生动与真实。窃以为，如果要创作一个优秀的艺术形象，那其性格的构成因素不可能是单一的。它们往往以其二极性的特征交叉融合，进而成为一个多维多向的立体网络结构。因此，从品质表象来看，典型品质应该是一个包含着丰富性格侧面的整体。它既不是线性的善恶并列的结构，也不是平面的双色板，个中存在着善恶之间的置换可能和转换路径。这种思维方式，在我们构建集体记忆，特别是构建集体记忆中那些非正面的人物形象时，更具有积极地意义。善者为善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他向善，但恶者行恶，怕鲜少有人相信此人生来就恶吧？因此分析恶者因何为恶比之宣传善者行善更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提起和珅人们都不会感到陌生。他可能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大贪官。自晚清以来，有关他的野史和传闻颇多。至于“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更是流传至今。但细细想来，旧史与前论并没有全面评价其人，有言者大多集中谈论其横、贪、骄、奢、狡黠以及抄家诸事，甚至有对“他日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的胡乱猜测。一言蔽之，似乎清朝的衰败，始作俑者就是和珅。
写人写事贵在真实，能够尽量展示历史是分析的第一步。除了我们所知的劣迹一面外，和珅其人的能力也应当在艺术作品中有所展示。如《清史稿·列传一百六》记载和珅在处理李侍尧贪腐案回京后“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又有《清高宗实录》记载和珅作为乾隆的股肱之臣，在接待英国来使的过程中制订了一系列的接待原则，如“丰俭适中，不卑不亢”，“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亦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固不可意存玩忽，亦不可张大其事”等等。至于与和坤同时代的著名学者、诗人袁枚撰文颂扬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云云，或有吹捧之嫌，但也不能否认和氏兄弟是才华出众，是文武双全的干才。
列举如此种种并非是要为和珅翻案，只是能吏腐敗更让人反思，给人警醒，以此为蓝本创作出的曲艺作品也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西河大鼓《和珅之死》是一个很好的范本。这一作品并没有选择表述和珅如何骄奢淫逸，如何飞扬跋扈，也没有像《铁齿铜牙纪晓岚》那样，另类展现和珅狡黠的一面。而是另辟蹊径，写了一篇和珅的“狱中自白”。作品在没有谁是天生的“单细胞恶人型动物”的预设条件下很明显的划出了一条和珅的堕落轨迹：从“少年时也曾经是踌躇满志豪气冲天”到“也怪我定力不够自律不严”以致“凭心性为所欲为运智弄权”，期间间或有“哪有个真心的知己可肝胆相照肺腑深潭”的苦闷与反思，“可船到江心掉头也难”，最后终落得个“恶贯满盈阶下成囚后悔晚”。这种四段式的描写非常像现代落马官员的“自白书”。如此让受众在理解一个人的前提下对能吏腐败的现实有更清楚的对比认识：当有能力有权力者把本应向好的力量置换为私欲时，其危害性往往更大。
衡情推理，弥补史料之不足，当使艺术真实超越信史。流传下来的史料与丰富多采的历史本身相较，确实是一毛与九牛之比。因此，不妨在严肃认真的研究基础上，作一些衡情推理的考求，或许能让作品更加出色。这种观点或许不为历史研究者所接受，但对于一个曲艺艺术的创作者而言我觉得是可以而且应该采纳的。通过衡情推理的功夫，创造出一个有着艺术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来，甚至超越历史的真实，这也正是集体记忆重构的精华所在。
还以《清史稿·列传一百六》为蓝本，推理和珅在品质转变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节点。事实上和珅的劣迹是在处理完李侍尧案后才渐次出现在史料中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做出一个揣测，李侍尧案对和珅品质的转变有重大的影响。
李侍尧在乾隆一朝以才干卓著著称。只是此人贪渎成性，在云贵总督任上以贪污贿赂坐罪，经办此案的和珅依律令给出了“斩监候”的判决，但乾隆“终怜其才，为之曲赦”。李侍尧不但没死，还在政治上焕发了第二春，最终因功绘像紫光阁。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对和珅的震动之大。或许他就会想，贪没什么可怕的，只要能得上级的欢心，这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如果要以这一推理创作一部曲艺作品的话，这种集体记忆的重构影响多半会有一定的冲击感。因为这从已经盖棺定论的恶人身上突破了好坏善恶的片面对立，进而用一种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一个人在善恶转换路径上的可能。如此引动的启示和警醒应该是单纯的二维人物创演所无法达到的。
集体记忆构建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关键在于对人性的真实性、复杂性、动态性的洞悉和剖析：真善美要保持顺势发展，切忌逆势解构，假恶丑则不妨在多维中展现人物的人性。如此，在保证曲艺作品范式正确的大前提下，也能满足受众对作品内涵越来越丰富的的客观需求。
美丑、善恶、刚柔、阴阳、崇高与卑劣、勇敢与怯懦、真诚与虚伪、大公无私与极端利己，如此等等，世间万物大都正负两分。但文化心理的偏重常常影响思维的二元对立，也给艺术展现抹上了浓重的感情色彩。特别是曲艺这一土生土长的中国艺术形式，更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说书唱戏劝人方”的理念，而这也符合了人们在在内心深处积淀的、对于真善美品质的集体记忆与基本追求。
儒学认为，仁作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就是从自我修养引申到家庭、社会、天下。仁的精神的具体化便是忠恕之道，孝悌仁爱之情由血缘、宗法关系向社会关系延伸，逐步地爱亲人、朋友、乡邻、社会、国家。如三弦书《洞房之夜》中，赵玉娥新婚之夜得知新郎张金坡欠下很多债务，哭闹之后听到金坡为迎她出阁劳心欠债的解释后面红耳赤，先是自责，接着道歉：
这件事全怪我做错，
从明天起重敲开场锣。
全套家具都退掉，
再退这瑞士手表英纳格。
没穿过的衣料也退掉，
退彩电多给人家好话说。
张金坡本来颇有些气恼，但听了这番话态度有了转变：“嗨，我这个夫人真不错！”由这些话我们看到，当生活中出现矛盾与分歧时，人们主观上不愿把事态扩大，总是极力寻求和解与宽容，希望彼此和睦相处，表现出了希冀家庭和睦的“和为贵”的美好愿望。
再如快板《倒招工》中所描写的：
占奇：县长给俺割麦子，心里实在过不去。
县长：嗳，我是你的临时工，你只管下令莫客气！
（白）走，下地吧！
（表）说着他们就下了地，流大汗来出大力。
三天把麦子全割完，五天把场里收拾齐。
占奇送到村子西。
县长：我们这些临时工，有啥差错你只管提。
占奇：要不是你们有工作，
我真想把你们转“长期”。
特别是你这个临时工，
官大架小有气力。
县长：过些天，俺还来，跟你学习养小鸡。
这一小段描写的是三夏农忙季节，县长到农村帮助农民收麦打粮的场景。其语言通俗简练，不饰雕琢，朴实的话语让党的干部急人所急、关心群众疾苦的好品质得以充分展现。这种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我们集体记忆中的不可扭曲、不可变更的基本点。
但人物品质的双重特性，并不能用一种简单的两分法来概括。其两极不是单一化的，而是有机统一的生动与真实。窃以为，如果要创作一个优秀的艺术形象，那其性格的构成因素不可能是单一的。它们往往以其二极性的特征交叉融合，进而成为一个多维多向的立体网络结构。因此，从品质表象来看，典型品质应该是一个包含着丰富性格侧面的整体。它既不是线性的善恶并列的结构，也不是平面的双色板，个中存在着善恶之间的置换可能和转换路径。这种思维方式，在我们构建集体记忆，特别是构建集体记忆中那些非正面的人物形象时，更具有积极地意义。善者为善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他向善，但恶者行恶，怕鲜少有人相信此人生来就恶吧？因此分析恶者因何为恶比之宣传善者行善更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提起和珅人们都不会感到陌生。他可能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大贪官。自晚清以来，有关他的野史和传闻颇多。至于“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更是流传至今。但细细想来，旧史与前论并没有全面评价其人，有言者大多集中谈论其横、贪、骄、奢、狡黠以及抄家诸事，甚至有对“他日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的胡乱猜测。一言蔽之，似乎清朝的衰败，始作俑者就是和珅。
写人写事贵在真实，能够尽量展示历史是分析的第一步。除了我们所知的劣迹一面外，和珅其人的能力也应当在艺术作品中有所展示。如《清史稿·列传一百六》记载和珅在处理李侍尧贪腐案回京后“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又有《清高宗实录》记载和珅作为乾隆的股肱之臣，在接待英国来使的过程中制订了一系列的接待原则，如“丰俭适中，不卑不亢”，“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亦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固不可意存玩忽，亦不可张大其事”等等。至于与和坤同时代的著名学者、诗人袁枚撰文颂扬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云云，或有吹捧之嫌，但也不能否认和氏兄弟是才华出众，是文武双全的干才。
列举如此种种并非是要为和珅翻案，只是能吏腐敗更让人反思，给人警醒，以此为蓝本创作出的曲艺作品也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西河大鼓《和珅之死》是一个很好的范本。这一作品并没有选择表述和珅如何骄奢淫逸，如何飞扬跋扈，也没有像《铁齿铜牙纪晓岚》那样，另类展现和珅狡黠的一面。而是另辟蹊径，写了一篇和珅的“狱中自白”。作品在没有谁是天生的“单细胞恶人型动物”的预设条件下很明显的划出了一条和珅的堕落轨迹：从“少年时也曾经是踌躇满志豪气冲天”到“也怪我定力不够自律不严”以致“凭心性为所欲为运智弄权”，期间间或有“哪有个真心的知己可肝胆相照肺腑深潭”的苦闷与反思，“可船到江心掉头也难”，最后终落得个“恶贯满盈阶下成囚后悔晚”。这种四段式的描写非常像现代落马官员的“自白书”。如此让受众在理解一个人的前提下对能吏腐败的现实有更清楚的对比认识：当有能力有权力者把本应向好的力量置换为私欲时，其危害性往往更大。
衡情推理，弥补史料之不足，当使艺术真实超越信史。流传下来的史料与丰富多采的历史本身相较，确实是一毛与九牛之比。因此，不妨在严肃认真的研究基础上，作一些衡情推理的考求，或许能让作品更加出色。这种观点或许不为历史研究者所接受，但对于一个曲艺艺术的创作者而言我觉得是可以而且应该采纳的。通过衡情推理的功夫，创造出一个有着艺术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来，甚至超越历史的真实，这也正是集体记忆重构的精华所在。
还以《清史稿·列传一百六》为蓝本，推理和珅在品质转变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节点。事实上和珅的劣迹是在处理完李侍尧案后才渐次出现在史料中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做出一个揣测，李侍尧案对和珅品质的转变有重大的影响。
李侍尧在乾隆一朝以才干卓著著称。只是此人贪渎成性，在云贵总督任上以贪污贿赂坐罪，经办此案的和珅依律令给出了“斩监候”的判决，但乾隆“终怜其才，为之曲赦”。李侍尧不但没死，还在政治上焕发了第二春，最终因功绘像紫光阁。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对和珅的震动之大。或许他就会想，贪没什么可怕的，只要能得上级的欢心，这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如果要以这一推理创作一部曲艺作品的话，这种集体记忆的重构影响多半会有一定的冲击感。因为这从已经盖棺定论的恶人身上突破了好坏善恶的片面对立，进而用一种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一个人在善恶转换路径上的可能。如此引动的启示和警醒应该是单纯的二维人物创演所无法达到的。
集体记忆构建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关键在于对人性的真实性、复杂性、动态性的洞悉和剖析：真善美要保持顺势发展，切忌逆势解构，假恶丑则不妨在多维中展现人物的人性。如此，在保证曲艺作品范式正确的大前提下，也能满足受众对作品内涵越来越丰富的的客观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