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新常态”下，今后5到10年中国整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会涌现出一批有中国特色的、引领世界潮流的创新型企业，而这些企业今后到哪里融资，对这些企业中国老百姓能不能投资，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亟须关注的一点。
　　最近阿里巴巴成功登陆纽交所，不少人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毕竟阿里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一笔IP0纪录，对一个中国企业而言实属不易。同时，我也认为这对中国金融体系以及中国广大投资者，是一个悲哀。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老百姓现在也急需很好的投资产品，遗憾的是，大多数中国投资者都没有办法买到阿里巴巴股票，阿里巴巴还要不远万里到美国跨过制度、法律、语言的各种障碍寻求上市。
　　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美国金融体系或者美国金融市场具有很大吸引力，他们拥有非常有效的制度和规则，而中国在这点上望尘莫及。美国金融市场有两大特点：一是筛选功能，将一些非常优秀的创业型企业从众多企业中挑选出来交给投资者，筛选的能力很强；二是市场监督机制，不仅可以把企业筛选出来，还可以让企业选择适合它们需求的治理和管理体系，这既能满足企业治理模式和融资需求，同时又能保护好投资者。
　　众所周知，阿里巴巴起先想在香港上市，但香港联交所没有同意，因为阿里有一套治理结构，比如合伙人要主导董事会成员的提名权。这个其实在美国市场也存在一定风险，但他们接受了阿里巴巴，因为美国相信在公司治理上，还有其他方法来保护投资者，例如其完善的法律制度。相较于中国内地甚至香港的金融市场，美国金融体系具备很大优势。这一问题就牵涉到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抉择问题，中国不光是阿里巴巴一家在境外上市，中国老百姓不能享有这些优秀企业成长中的投资机会。
　　在经济“新常态”下，今后5到10年中国整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会涌现出一批有中国特色的、引领世界潮流的创新型企业，而这些企业今后到哪里融资，对这些企业中国老百姓能不能投资，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亟须关注的一点。如果今后5到10年这些企业还是跑到美国去上市，这就不是一个悲哀的问题了，我觉得会是一个耻辱，我相信这种压力肯定会倒逼中国金融体系有更大更快的变革。
　　目前关键问题就是中国下一步金融体系要怎么改？在我看来，可能会有三种情景，而且这三种情景取决于国内的金融制度改革的战略选择。
　　第一种情景，大多数优秀的中国企业继续在美国上市。在中国投资者的压力下，中国的资本账户会有更大的开放，允许中国投资者有更多的钱兑换成美元，到美国市场上进行投资。但如果此情景下，中国没有开发出能吸引自己企业的融资平台，中国的投融资就只能通过美国市场（或其他国际市场）来运作，于是美国金融市场成了中国这些创新型企业的投资银行，其结果肯定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更进一步，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企业到美国融资交易成本非常高。二是汇率风险和国家风险。
　　第二种情景，去香港上市。中国现在有不少企业这么做，比如腾讯。香港市场相对来说离中国内地比较近，而它的制度、资本市场的成熟度、为金融企业服务的程度、公司治理的监管以及对投资者的保护都比内地发展得好。当然，香港市场的上市制度也存在某些限制，比如香港市场也有汇率问题，同时也有制度风险。如果香港成为重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投融资也用人民币来计价，这种情景相比第一种情景对中国内地的投资者和融资企业风险和成本都要低一点，但这毕竟不是最优的。更重要的是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定价权是不应该由一个离岸市场来主导的。
　　第三种情景，在中国内地的某个地方打造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比较开放的金融市场。按照人民币来计价，让中国众多的投资者和需要融资的企业的投融资需求可以在境内得到满足。我相信只要有改革的勇气，这在今后10年是可以实现的。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和实践就是为了在投融资便利、制度创新上发挥更大作用，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放到上海自贸区来实现的。中国的投资者缺乏投资品种，大量融资者也在中国，但是没有好的市场把他们撮合在一起。说到底这是一个制度问题，需要制度上的创新。
　　这三种情景中哪一种情景在今后5到10年更可能发生，取决于今后3到5年的决策。我们当然应该争取最好的第三种情景，但这更需要中国改革者高度的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