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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对日出口缩减，日元兑人民币大幅贬值的现实令双边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再次成为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2005 年7月至2012年12月的SITC标准分类数据，运用协整检验以及SVECM方法分析了中日双边汇率变动对我国输日贸易结构的长、短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绩效具有显著作用，对出口分类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原材料、能源类初级产品对汇率的变动不敏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受汇率的长短期影响存在互异性。
关键词 双边汇率 对日出口 出口结构 汇率变动 SITC
引 言
安倍政府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其中属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引人注目。受此推动，日元汇率开始迅速贬值。仅2013年一季度，日元兑美元就贬值12%左右，兑人民币汇率贬值15%左右根据国研网统计数据提供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以及日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得到。。作为开放经济中重要的价格指标，汇率变动能够改变两国产品的相对竞争力。日元对人民币贬值无疑削弱了我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优势。据安辉、黄万阳（2009）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对日总出口汇率弹性达到0.79，即人民币对日元升值1%，将导致中国对日出口下降0.79%。日本一直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近年来的领土争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两国的经济交往，但日本依然是我国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具体参见中国统计局网站公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近5年的数据显示，2009年，东盟首次取代日本成为我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日本成为我国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全面、合理评估双边汇率变动对我国输日贸易的重要性毋庸赘言。然而经文献回顾，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总量分析，探讨双边汇率与进出口总额以及贸易收支关系，对于贸易结构的研究相对不足。由于总量数据没有对各个具体行业进行细分，其变化无法反应行业影响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认识上的偏误。例如，根据海关统计，2013年一季度我国对日总出口同比减少了将近4%本文所计算的源数据来自于中经统计数据库。，而以SITC分类统计数据显示，各行业之间差距较大，同比降幅最大的行业达到52%，降幅最小的行业为2%，增幅最大的行业达11%根据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数据计算而来。。因此，为了区分各行业的异质性，有必要从行业角度来进一步考察双边汇率与中日贸易的问题。
本文将基于SITC分类，从贸易结构角度探讨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输日贸易的影响，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做一定补充。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从微观视角分析汇率变动与贸易传导过程，从理论上阐述汇率变动导致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机理；第四部分实证检验中日双边汇率变动对我国输日贸易结构的影响；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相关文献综述
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结构产生影响首先体现在汇率对分类产品出口价格传递具有差异性。罗忠洲、廖发达（2005）以1971—2003年的日本为例，建立汇率的出口价格传递率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到了汇率变动对化学制品、纤维制品、金属制品等七种行业的出口价格传递率，结果表明，各行业的短期价格传递程度有较大差异。毕玉江、朱钟棣（2007）利用1985—2001年的季度数据，对我国SITC一位数分类的前8类出口商品进行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对于不同分类的商品，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的传递程度不同。其中第0类和第5类商品传递程度最高，第8类商品出现了逆传递。陈学彬、李世刚等（2007）利用2001 年1 月至2007 年8 月间的数据，通过面板分析方法，对HS分类出口商品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汇率传递率大于零；具有加工贸易特征的行业和农副产品汇率传递率略小于零；原材料和能源类行业的汇率传递率大幅小于零。
邓水兰、温诒忠（2008）认为短期的汇率变动对贸易结构调整几乎没有影响，贸易结构调整与汇率趋势有关。一国货币升值，刺激了国内先进技术产品的生产，往往更容易实现贸易产业优化升级，因此人民币升值促进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王瑞芳、余长林等（2008）通过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直接验证了1980—2004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结构（工业制成品占总额的比重）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动。马君潞、王博（2010）细化了产品分类，基于1981—2006年SITC分类的出口数据，将其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食料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然后采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分类出口产品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汇率的水平还是短期汇率波动，对不同分类产品的影响差异较大。按系数由大到小分别为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食料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
比较而言，有关汇率变动对中日贸易结构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曲洋、万相昱（2009）将2001—2006年对日出口产品分为10类，分别计算出以美元结算的出口额变动与双边汇率变动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矿物性燃料、精密仪器等受汇率影响较高；食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受汇率影响较低。如果以人民币作为结算方式，并且剔除掉通胀的影响，所得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姚远（2011）将我国与9个贸易伙伴国按HS分类标准分类的进出口产品，按照技术附加值分为初级产品、再加工产品和制成品，利用面板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对两国三类产品在2005 年1月至2010年10月以及2007年2月至2010年10的样本期内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弹性，其中针对日本的研究结果表明，汇改期的出口汇率弹性一般要大于危机期的出口汇率弹性；变系数模型中再加工产品的汇率弹性最大，而变截距模型中初级产品的弹性最大。
综上，本文与上述文献有如下区别：一是相对于国内文献经常运用的年度数据，本文将采用月度数据进行检验。尤其是针对短期分析，使用月度数据可以提升论文结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马君潞、王博等（2010）指出，“如果能够采用更加精确的数据比如季度数据或月度数据基于产业数据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检验， 则可以大大提高论文结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采用月度分析能够更精准地反映短期变动，因此在短期分析中结果更为可靠。。二是本文选择的样本期为2005 年7月至2012年12月，以保证样本期内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一致性。三是相对于曲洋、万相昱（2009）的研究，本文采用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可以剔除其他主要因素对出口的影响；相对于姚远（2011）的研究，本文采用双边汇率，比人民币有效汇率更能反映对中日贸易的作用。 理论框架
实证分析
（一） 数据初步分析
2005年7月至2012年12月日元兑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为2005年7月份至2008年底，日元兑人民币略有下跌，但总体变动不大；第二阶段2009年底至2012年初，受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影响，美元、欧元起伏不定，日元成为了国际资金的避风港，日元兑人民币也始终保持着升值态势；第三阶段，2012年以后，随着美国经济逐步好转，美元兑日元走势相对平稳，日元兑人民币走势呈震荡波动状态。
图2描述了样本期内我国对日出口分类指数的走势。根据上述界点，出口分类指数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相对平稳阶段、震荡上涨阶段以及震荡回落阶段。然而，也不难看出，虽然各类指数走势有大致相同的规律性，但是变化幅度表现不一。各分类出口指数的分化程度在2008年底出现突变，在这之前，除了资源类产品外，各指数分化趋势并不明显；2009年2月各类出口指数跌至谷底，随后转暖回升，此后各类出口指数间的差距逐步扩大，表现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增幅较大，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紧随其后，工业制成品总额的增幅居于两者之间。原材料、能源类初级商品出口增长相对平稳，总出口指数变动并不明显。2012年后，各出口分类指数又出现靠拢的趋势。
据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对日出口分类指数与双边汇率指数在走势上具有相似性。然而，影响出口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并不是单独发生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从众多因素中分离出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同时，出口分类指数走势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因而必须结合不同商品类别进行分析，才能更全面地评估中日双边汇率与我国对日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
本文选取2005年7月至2012年12月之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所有序列均处理成2005年7月为基期的定基指数。EXPi表示人民币标价下的分类出口额，通过日元标价下的出口额乘以同期日元兑人民币汇率获得，原始数据来源于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E表示日元兑人民币汇率，来源于中经统计数据库；Pc表示相对价格指数，将国内PPI指数与日本CPI指数预先全部处理成相同基期的定基指数，然后通过两者相除得到相对价格指数由于按SITC分类的产品与按行业与部门统计的分类产品无法准确对应，为了防止指标挑选的随意性以及相关研究易于比较，本文采用国内综合PPI指数代表分类产品的PPI指数，日本综合CPI指数代替分类产品的CPI指数。，其中国内PPI数据来源于中经统计数据库，日本CPI数据来源于EIU数据库；Y代表日本收入水平，采用日本工业增加值指数代替，数据来源于EIU数据库。
（三） 长期均衡关系分析
首先本文采用广为使用的ADF 检验法来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根据检验结果选择合适的实证方法或者对不平稳序列差分变成平稳序列，避免对非平稳序列回归而产生“伪回归”现象。通过ADF检验可知，所有变量在5%显著水平上无法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为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能够在5%显著水平上能够拒绝原假设，为平稳序列，即所有序列均为I（1）型时间序列。相同单整阶数的变量可以通过Johansen多变量协整检验来检验相互间的长期关系。为保证统计上的可信度，本文可依据LR、FPE、AIC、SC、HQ多种检验准则确定无约束VAR（P）的滞后阶数，通过验证，确定各类别出口模型最佳的滞后阶数均为二阶滞后。协整检验表明，针对所有类别的检验均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见表1）。
由检验结果可以得到如表2所示的协整方程。表2显示，双边汇率对各类别出口产品均存在正向作用，即日元兑人民币升值，我国各类别产品对日出口额增加，符合汇率变动的一般规律。从分类别系数来看，汇率变动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要大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源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低，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价格优势，因此对价格的变动异常敏感。如果人民币相对日元贬值，那么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冲击最大。相对而言，原材料、能源类初级产品出口的汇率弹性较低。日本是个资源贫国，在食品、矿产资源、能源方面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补给据王冰（2005）的研究，日本农业产出仅能满足国内需求的40%，所需石油的99.7%、煤炭的97.7%、天然气的96.6%都需依赖进口，具体参见：王冰：《日本资源进口战略》[J]，载《中国外资》2005年第8期。，因而需求具有一定刚性。这一特点也反映在其他变量的估计系数上，日本收入水平变动对我国原材料、能源类初级产品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其他类别出口的影响，体现了经济增长对原材料、能源需求的扩大效应；原材料、能源类初级产品出口的相对价格系数与其他相对价格系数相比出现异常，与经济意义不符，一定程度上说明原材料、能源类初级产品出口与相对价格变动的联动性较弱，出口对价格变动并不敏感。另外，汇率变动对工业制成品的作用要小于初级产品以及总出口，分析可知，SITC分类中第9分类产品应属非汇率（或价格）敏感型产品。
由结构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均为负，具有反向修正作用。初级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调整系数要大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调整系数，意味着前两者从短期非均衡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要快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其原因主要归结于初级产品尤其是农副产品易于收缩或扩张的特点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低门槛的特性。
短期内汇率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之间具有当期关系，汇率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影响要大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短期关系与长期关系相反。究其原因，日本以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日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互补性，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竞争性参见李艳洁：《中日贸易从互补走向竞争》[N]，载《中国经营报》2011年11月12日；吴莹、余振：《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J]，载《商业时代》2010年第31期。。我国的竞争优势更侧重于价格的优势，因此短期内汇率变动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受到的冲击反而要强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从相对价格弹性值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国外市场价格对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冲击要强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附加值要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长期来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应对汇率冲击的能力还是要强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收入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也具有当期关系，收入水平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影响要大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短期关系与长期关系则完全一致；短期内相对价格与各类别出口具有当期以及滞后一期的关系，然而两者符号完全相反，表明提高劳动报酬，短期形成负向冲击，而一段时间之后却可能通过提高劳动素质、改善劳动质量等渠道促进出口。另外，短期内汇率对原材料、能源类初级产品以及总出口的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仍在于初级产品以及第9类产品的非汇率（价格）敏感性，这个结果与前文对长期的分析结论相仿。
上述分析根据历史数据考察了各类别出口与汇率、相对价格以及国外收入间的关系，接下来进一步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汇率扰动对各类别出口当期及未来的长期动态作用。
由表4可知，给汇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将对我国输日各类别出口产生负向影响。比较而言，初级产品出口与总出口的反应滞后，初级产品出口在第3期才开始受
到负面影响，迅速增强至最大值，而后稍有回落逐步走向稳定；总出口所受影响则呈缓慢增强状态，直至第6期达到基本均衡。工业制成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冲击迅速做出反应，随后震荡走强，在第5期至第9期中先后达到最大值。综观走势，前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受的负面影响要强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达到均衡状态之后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受的影响要强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个结果可以与前文根据历史数据分析的结果相互应证。
结果分析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JJ协整检验、结构误差修正模型（SVECM）方法检验了中日双边汇率与我国对日分类别出口贸易之间的长期、短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对我国各类别出口的变动机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在实证检验过程中，还考察了相对价格以及日本收入水平对我国输日贸易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1） 长期内，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对日分类别出口之间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日元升值，我国各类别产品对日出口额增加，日元贬值对日出口减少。其中，汇率变动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要大于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影响，从短期看，汇率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之间具有当期关系，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影响要大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2） 无论长、短期，原材料、能源类初级产品出口对汇率变动并不敏感，对价格变动的反应也不灵敏，长期来看，日本经济增长是我初级产品出口最大的推动力。（3） 误差修正项具有反向修正作用。当短期出口偏离长期均衡值，初级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均衡修正的速度要快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修正速度。（4） 给汇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之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冲击迅速做出反应，而初级产品出口反应滞后。从所受的影响看，前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受的负面影响要强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达到均衡状态之后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受的影响要强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受日本宽松政策的影响，2013年5月初，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波兰以及欧元区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实施防御性措施，相继降息刘洪：《日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N].载《经济参考报》2013年5月16日。。主要货币贬值，将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对日元升值。在此趋势下，本文结合分析结果，对我国输日贸易提出如下建议：（1） 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程度。从实证结果看，人民币对日元单边升值，短期内对总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长期内必然导致我国对日总出口大幅缩减，对我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冲击尤为明显。2012年6月起，我国开启了人民币与日元的直接交易方式，意味着在本币升值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市场介入影响货币的供需来控制双边汇率的调整步伐，防止人民币过快、过度升值。（2） 自主创新，走差异化路线。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对本币升值的承受力要低于高附加值产品，提高技术水平，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将能够增强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然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我国出口结构与日本产业结构之间的竞争关系越发明显。不否认，我国在总的技术水平上与日本还存在一定差距，那么增强自主创新，走差异化路线不失为增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产业内贸易的方法。（3） 协商以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在人民币对日元升值趋势下，如果继续以日元作为计价结算货币则徒增我国汇率风险防范成本；如果采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不仅有助于我国企业风险规避，出口更为便利，并且对日方而言，也可能由于汇率变动而受益。因此，双边贸易中要尽量协商以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当然，提高国际市场接受人民币的意愿还需要我国政府部门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进程，维持币值稳定，提高货币的国际地位。（4） 树立多元化市场战略，分散风险。日本是我国第五大出口目的国，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位置不可小觑。但是过于依赖日本市场，不但要承受日元汇率变动的影响，还会遭受其他非经济因素的牵制，不利于我国外贸风险防范。因此，外贸企业要树立多元化市场战略，分散风险。各级政府也应积极引导，为促进产品推介以及企业与外方对接提供信息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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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玉江，朱钟棣.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商品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J].世界经济，2007，30（5）：3-15.
[4] 陈学彬，李世刚，芦东.中国出口汇率传递率和盯市能力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7，42（12）： 106-117.
[5] 邓水兰，温诒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J].国际贸易，2008（09）：26-31.
[6] 王瑞芳，余长林，王娟.中国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J].广东社会科学，2008（03）：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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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曲洋，万相昱.汇率变动对中日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纵横，2009（7）：90-92.
[9] 姚远. 我国与日、韩间分类贸易品汇率弹性分析[J]. 商业研究，2011（04）：1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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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aylor J B. Low Inflation， PassThrough， 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0， 44（7）：1389 -1408.
[12] Gagnon J E， lhrig J.Monetary Policy and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2004，9（4）：315-338.
[13] 黄满盈，高志存.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和波动对中美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研究[J].统计研究，2012（2）：10-20.
[14] Chou W L. Exchange Rate Variability and China’s Export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28）： 61-79.
（责任编辑：张晓薇）
关键词 双边汇率 对日出口 出口结构 汇率变动 SITC
引 言
安倍政府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其中属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引人注目。受此推动，日元汇率开始迅速贬值。仅2013年一季度，日元兑美元就贬值12%左右，兑人民币汇率贬值15%左右根据国研网统计数据提供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以及日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得到。。作为开放经济中重要的价格指标，汇率变动能够改变两国产品的相对竞争力。日元对人民币贬值无疑削弱了我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优势。据安辉、黄万阳（2009）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对日总出口汇率弹性达到0.79，即人民币对日元升值1%，将导致中国对日出口下降0.79%。日本一直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近年来的领土争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两国的经济交往，但日本依然是我国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具体参见中国统计局网站公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近5年的数据显示，2009年，东盟首次取代日本成为我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日本成为我国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全面、合理评估双边汇率变动对我国输日贸易的重要性毋庸赘言。然而经文献回顾，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总量分析，探讨双边汇率与进出口总额以及贸易收支关系，对于贸易结构的研究相对不足。由于总量数据没有对各个具体行业进行细分，其变化无法反应行业影响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认识上的偏误。例如，根据海关统计，2013年一季度我国对日总出口同比减少了将近4%本文所计算的源数据来自于中经统计数据库。，而以SITC分类统计数据显示，各行业之间差距较大，同比降幅最大的行业达到52%，降幅最小的行业为2%，增幅最大的行业达11%根据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数据计算而来。。因此，为了区分各行业的异质性，有必要从行业角度来进一步考察双边汇率与中日贸易的问题。
本文将基于SITC分类，从贸易结构角度探讨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输日贸易的影响，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做一定补充。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从微观视角分析汇率变动与贸易传导过程，从理论上阐述汇率变动导致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机理；第四部分实证检验中日双边汇率变动对我国输日贸易结构的影响；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相关文献综述
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结构产生影响首先体现在汇率对分类产品出口价格传递具有差异性。罗忠洲、廖发达（2005）以1971—2003年的日本为例，建立汇率的出口价格传递率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到了汇率变动对化学制品、纤维制品、金属制品等七种行业的出口价格传递率，结果表明，各行业的短期价格传递程度有较大差异。毕玉江、朱钟棣（2007）利用1985—2001年的季度数据，对我国SITC一位数分类的前8类出口商品进行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对于不同分类的商品，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的传递程度不同。其中第0类和第5类商品传递程度最高，第8类商品出现了逆传递。陈学彬、李世刚等（2007）利用2001 年1 月至2007 年8 月间的数据，通过面板分析方法，对HS分类出口商品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汇率传递率大于零；具有加工贸易特征的行业和农副产品汇率传递率略小于零；原材料和能源类行业的汇率传递率大幅小于零。
邓水兰、温诒忠（2008）认为短期的汇率变动对贸易结构调整几乎没有影响，贸易结构调整与汇率趋势有关。一国货币升值，刺激了国内先进技术产品的生产，往往更容易实现贸易产业优化升级，因此人民币升值促进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王瑞芳、余长林等（2008）通过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直接验证了1980—2004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结构（工业制成品占总额的比重）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动。马君潞、王博（2010）细化了产品分类，基于1981—2006年SITC分类的出口数据，将其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食料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然后采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分类出口产品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汇率的水平还是短期汇率波动，对不同分类产品的影响差异较大。按系数由大到小分别为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食料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
比较而言，有关汇率变动对中日贸易结构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曲洋、万相昱（2009）将2001—2006年对日出口产品分为10类，分别计算出以美元结算的出口额变动与双边汇率变动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矿物性燃料、精密仪器等受汇率影响较高；食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受汇率影响较低。如果以人民币作为结算方式，并且剔除掉通胀的影响，所得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姚远（2011）将我国与9个贸易伙伴国按HS分类标准分类的进出口产品，按照技术附加值分为初级产品、再加工产品和制成品，利用面板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对两国三类产品在2005 年1月至2010年10月以及2007年2月至2010年10的样本期内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弹性，其中针对日本的研究结果表明，汇改期的出口汇率弹性一般要大于危机期的出口汇率弹性；变系数模型中再加工产品的汇率弹性最大，而变截距模型中初级产品的弹性最大。
综上，本文与上述文献有如下区别：一是相对于国内文献经常运用的年度数据，本文将采用月度数据进行检验。尤其是针对短期分析，使用月度数据可以提升论文结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马君潞、王博等（2010）指出，“如果能够采用更加精确的数据比如季度数据或月度数据基于产业数据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检验， 则可以大大提高论文结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采用月度分析能够更精准地反映短期变动，因此在短期分析中结果更为可靠。。二是本文选择的样本期为2005 年7月至2012年12月，以保证样本期内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一致性。三是相对于曲洋、万相昱（2009）的研究，本文采用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可以剔除其他主要因素对出口的影响；相对于姚远（2011）的研究，本文采用双边汇率，比人民币有效汇率更能反映对中日贸易的作用。 理论框架
实证分析
（一） 数据初步分析
2005年7月至2012年12月日元兑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为2005年7月份至2008年底，日元兑人民币略有下跌，但总体变动不大；第二阶段2009年底至2012年初，受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影响，美元、欧元起伏不定，日元成为了国际资金的避风港，日元兑人民币也始终保持着升值态势；第三阶段，2012年以后，随着美国经济逐步好转，美元兑日元走势相对平稳，日元兑人民币走势呈震荡波动状态。
图2描述了样本期内我国对日出口分类指数的走势。根据上述界点，出口分类指数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相对平稳阶段、震荡上涨阶段以及震荡回落阶段。然而，也不难看出，虽然各类指数走势有大致相同的规律性，但是变化幅度表现不一。各分类出口指数的分化程度在2008年底出现突变，在这之前，除了资源类产品外，各指数分化趋势并不明显；2009年2月各类出口指数跌至谷底，随后转暖回升，此后各类出口指数间的差距逐步扩大，表现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增幅较大，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紧随其后，工业制成品总额的增幅居于两者之间。原材料、能源类初级商品出口增长相对平稳，总出口指数变动并不明显。2012年后，各出口分类指数又出现靠拢的趋势。
据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对日出口分类指数与双边汇率指数在走势上具有相似性。然而，影响出口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并不是单独发生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从众多因素中分离出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同时，出口分类指数走势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因而必须结合不同商品类别进行分析，才能更全面地评估中日双边汇率与我国对日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
本文选取2005年7月至2012年12月之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所有序列均处理成2005年7月为基期的定基指数。EXPi表示人民币标价下的分类出口额，通过日元标价下的出口额乘以同期日元兑人民币汇率获得，原始数据来源于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E表示日元兑人民币汇率，来源于中经统计数据库；Pc表示相对价格指数，将国内PPI指数与日本CPI指数预先全部处理成相同基期的定基指数，然后通过两者相除得到相对价格指数由于按SITC分类的产品与按行业与部门统计的分类产品无法准确对应，为了防止指标挑选的随意性以及相关研究易于比较，本文采用国内综合PPI指数代表分类产品的PPI指数，日本综合CPI指数代替分类产品的CPI指数。，其中国内PPI数据来源于中经统计数据库，日本CPI数据来源于EIU数据库；Y代表日本收入水平，采用日本工业增加值指数代替，数据来源于EIU数据库。
（三） 长期均衡关系分析
首先本文采用广为使用的ADF 检验法来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根据检验结果选择合适的实证方法或者对不平稳序列差分变成平稳序列，避免对非平稳序列回归而产生“伪回归”现象。通过ADF检验可知，所有变量在5%显著水平上无法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为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能够在5%显著水平上能够拒绝原假设，为平稳序列，即所有序列均为I（1）型时间序列。相同单整阶数的变量可以通过Johansen多变量协整检验来检验相互间的长期关系。为保证统计上的可信度，本文可依据LR、FPE、AIC、SC、HQ多种检验准则确定无约束VAR（P）的滞后阶数，通过验证，确定各类别出口模型最佳的滞后阶数均为二阶滞后。协整检验表明，针对所有类别的检验均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见表1）。
由检验结果可以得到如表2所示的协整方程。表2显示，双边汇率对各类别出口产品均存在正向作用，即日元兑人民币升值，我国各类别产品对日出口额增加，符合汇率变动的一般规律。从分类别系数来看，汇率变动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要大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源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低，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价格优势，因此对价格的变动异常敏感。如果人民币相对日元贬值，那么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冲击最大。相对而言，原材料、能源类初级产品出口的汇率弹性较低。日本是个资源贫国，在食品、矿产资源、能源方面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补给据王冰（2005）的研究，日本农业产出仅能满足国内需求的40%，所需石油的99.7%、煤炭的97.7%、天然气的96.6%都需依赖进口，具体参见：王冰：《日本资源进口战略》[J]，载《中国外资》2005年第8期。，因而需求具有一定刚性。这一特点也反映在其他变量的估计系数上，日本收入水平变动对我国原材料、能源类初级产品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其他类别出口的影响，体现了经济增长对原材料、能源需求的扩大效应；原材料、能源类初级产品出口的相对价格系数与其他相对价格系数相比出现异常，与经济意义不符，一定程度上说明原材料、能源类初级产品出口与相对价格变动的联动性较弱，出口对价格变动并不敏感。另外，汇率变动对工业制成品的作用要小于初级产品以及总出口，分析可知，SITC分类中第9分类产品应属非汇率（或价格）敏感型产品。
由结构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均为负，具有反向修正作用。初级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调整系数要大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调整系数，意味着前两者从短期非均衡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要快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其原因主要归结于初级产品尤其是农副产品易于收缩或扩张的特点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低门槛的特性。
短期内汇率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之间具有当期关系，汇率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影响要大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短期关系与长期关系相反。究其原因，日本以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日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互补性，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竞争性参见李艳洁：《中日贸易从互补走向竞争》[N]，载《中国经营报》2011年11月12日；吴莹、余振：《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J]，载《商业时代》2010年第31期。。我国的竞争优势更侧重于价格的优势，因此短期内汇率变动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受到的冲击反而要强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从相对价格弹性值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国外市场价格对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冲击要强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附加值要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长期来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应对汇率冲击的能力还是要强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收入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也具有当期关系，收入水平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影响要大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短期关系与长期关系则完全一致；短期内相对价格与各类别出口具有当期以及滞后一期的关系，然而两者符号完全相反，表明提高劳动报酬，短期形成负向冲击，而一段时间之后却可能通过提高劳动素质、改善劳动质量等渠道促进出口。另外，短期内汇率对原材料、能源类初级产品以及总出口的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仍在于初级产品以及第9类产品的非汇率（价格）敏感性，这个结果与前文对长期的分析结论相仿。
上述分析根据历史数据考察了各类别出口与汇率、相对价格以及国外收入间的关系，接下来进一步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汇率扰动对各类别出口当期及未来的长期动态作用。
由表4可知，给汇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将对我国输日各类别出口产生负向影响。比较而言，初级产品出口与总出口的反应滞后，初级产品出口在第3期才开始受
到负面影响，迅速增强至最大值，而后稍有回落逐步走向稳定；总出口所受影响则呈缓慢增强状态，直至第6期达到基本均衡。工业制成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冲击迅速做出反应，随后震荡走强，在第5期至第9期中先后达到最大值。综观走势，前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受的负面影响要强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达到均衡状态之后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受的影响要强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个结果可以与前文根据历史数据分析的结果相互应证。
结果分析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JJ协整检验、结构误差修正模型（SVECM）方法检验了中日双边汇率与我国对日分类别出口贸易之间的长期、短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对我国各类别出口的变动机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在实证检验过程中，还考察了相对价格以及日本收入水平对我国输日贸易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1） 长期内，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对日分类别出口之间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日元升值，我国各类别产品对日出口额增加，日元贬值对日出口减少。其中，汇率变动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要大于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影响，从短期看，汇率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之间具有当期关系，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影响要大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2） 无论长、短期，原材料、能源类初级产品出口对汇率变动并不敏感，对价格变动的反应也不灵敏，长期来看，日本经济增长是我初级产品出口最大的推动力。（3） 误差修正项具有反向修正作用。当短期出口偏离长期均衡值，初级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均衡修正的速度要快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修正速度。（4） 给汇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之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冲击迅速做出反应，而初级产品出口反应滞后。从所受的影响看，前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受的负面影响要强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达到均衡状态之后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受的影响要强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受日本宽松政策的影响，2013年5月初，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波兰以及欧元区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实施防御性措施，相继降息刘洪：《日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N].载《经济参考报》2013年5月16日。。主要货币贬值，将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对日元升值。在此趋势下，本文结合分析结果，对我国输日贸易提出如下建议：（1） 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程度。从实证结果看，人民币对日元单边升值，短期内对总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长期内必然导致我国对日总出口大幅缩减，对我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冲击尤为明显。2012年6月起，我国开启了人民币与日元的直接交易方式，意味着在本币升值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市场介入影响货币的供需来控制双边汇率的调整步伐，防止人民币过快、过度升值。（2） 自主创新，走差异化路线。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对本币升值的承受力要低于高附加值产品，提高技术水平，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将能够增强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然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我国出口结构与日本产业结构之间的竞争关系越发明显。不否认，我国在总的技术水平上与日本还存在一定差距，那么增强自主创新，走差异化路线不失为增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产业内贸易的方法。（3） 协商以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在人民币对日元升值趋势下，如果继续以日元作为计价结算货币则徒增我国汇率风险防范成本；如果采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不仅有助于我国企业风险规避，出口更为便利，并且对日方而言，也可能由于汇率变动而受益。因此，双边贸易中要尽量协商以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当然，提高国际市场接受人民币的意愿还需要我国政府部门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进程，维持币值稳定，提高货币的国际地位。（4） 树立多元化市场战略，分散风险。日本是我国第五大出口目的国，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位置不可小觑。但是过于依赖日本市场，不但要承受日元汇率变动的影响，还会遭受其他非经济因素的牵制，不利于我国外贸风险防范。因此，外贸企业要树立多元化市场战略，分散风险。各级政府也应积极引导，为促进产品推介以及企业与外方对接提供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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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