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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一周年的2013年12月26日，日本主流媒体《每日新闻》撰文指出，“面对着眼于长期执政的安倍首相，自民、公明两党的存在感相对缺失。没有力量能够遏制安倍首相倡导的‘独断政治’”。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诚在东京电视台一档节目中也不无担忧地表示：“执政党的牵制功能已经丧失殆尽”。更有独立媒体人士指出：无人“能够阻止安倍晋三首相的‘暴走’”。曾因不堪压力而辞去首相之职的安倍，为何在第二次就任首相后转而成为没有力量能够对其加以牵制或遏制的强势“独裁首相”？
扭曲国会结构的消失
在总裁安倍晋三的领导下，自民党于2012年12月16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获压倒性胜利取代民主党上台执政。大选后，身兼自民党总裁与日本首相的安倍组织了自民、公明两党联合执政的第二次安倍内阁。随后不久，控制众议院三分之二议席的自公两党执政联盟，在2013年7月21日举行的参议院定期选举中赢得参议院稳定多数议席，一举结束了2007年7月以来困扰日本长达六年之久的朝野政党分治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结构，为安倍内阁奠定了稳定的执政基础。从国政层面来讲，直到2016年7月参议院定期选举之前，作为首相的安倍将拥有“三年黄金执政期”。安倍首相可以凭借执政党控制国会众参两院的议席优势强行通过预算案以及带有浓厚安倍“色彩”的各种法案。
当然，安倍首相还将面临将于2015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考验。有媒体猜测，若安倍在总裁选举中成功实现“连任”、再次就任自民党总裁，2016年7月或出现安倍内阁解散众议院、实施众参两院同时选举的可能。第二次安倍内阁或成为执政长达五年以上（直至2018年9月）的长期政权。理论上来说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然而，日本政局并不总是按照理论逻辑来变动的，日本政治家常说的“政治的世界前途莫测”也适用安倍内阁。
参议院定期选举后，有望成为长期政权的安倍内阁转换了执政方针，在仍然重视“经济再生”政策课题的同时，突出了重视安保政策的鲜明立场。如设立日本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以及围绕修改宪法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成立“有关重新构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恳谈会”等。
自民党的“变质”以及“反对势力”
的缺失
1955年体制时期的自民党曾是一个“多元”和“分权”的政党。自民党内既有鹰派政治家，也有鸽派政治家；既有重视亚洲外交的政治家，也有重视对美外交的政治家；既有保守派政治家，也有自由派政治家；既有主流派政治家，也有非主流派政治家等。派系领袖能够依据派系实力与总裁“分享”权力。
在战后日本长期实行的中选举区制度下，自民党为控制众议院多数议席，需要在同一选区提名多个候选人参加竞选，同属自民党的候选人展开激烈竞争，当选后的自民党议员并不是团结在既是自民党总裁也是首相的领导之下，而是忠诚于选举期间给予其特别关照的派系领袖。首相在党内的支持基础并不稳固。觊觎首相位置、伺机取而代之的派系领袖的存在，制约着首相权力的行使以及领导能力的发挥。首相在组织内阁时，要接受派系领袖推荐的大臣人选、考虑派系平衡。在推行各项政策时也受到强势派系以及精通相关领域政策的族议员等的牵制，难以断然推行首相偏好的各项政策。
1993年自民党一党长期单独执政体制崩溃后，细川护熙联合内阁通过的以选举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相关法案，给自民党的权力结构带来了重要影响。同一选区推举多名本党候选人的中选举区制度的废除，使维系自民党派系政治、分权结构的制度基础消失，而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度的实施，使党内权力向以总裁、干事长为核心的自民党中央执行部集中。在新选举制度下，自民党领导层即总裁和干事长不仅掌握着300个小选举区（每个选区选出一名国会代表）候选人的公认权，还控制了政治资金分配权，而人事权和资金分配权又密不可分。自民党“变质”为中央集权型政党，权力向以总裁、干事长为首的自民党中央执行部集中，作为自民党分权结构象征的派系逐渐衰败，派系领袖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正如当年强烈反对导入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自民党前干事长梶山静六预见的那样：“如果总裁和干事长掌握候选人的公认权，就一定会产生领导层独裁政治”。权力向自民党领导层集中的过程，也是派系日趋瓦解、影响力日渐式微的过程。自民党内牵制领导层的“反对势力”逐渐销声匿迹，党内监督权力机制严重受损。手握上述权力、缺乏党内“反对势力”制约的安倍成为“独裁总裁”可以说是日本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
安倍再次就任首相以来，无论在周边外交问题上“玩火”，还是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以及为通过该法而越过自民党直接与公明党展开协调，尤其是后者在自民党历史上简直是前所未闻，均未在自民党内引起争议。导致媒体发出“谁都无法阻止‘安倍的蛮干’”的慨叹。在“独裁总裁—首相”安倍的铁腕面前，“历史悠久”的名门派系衰败之势益发凸显。由田中—竹下派衍生而来的额贺派濒临瓦解，前首相池田勇人创建的宏池会的存在感在前会长古贺诚退休后日渐稀薄，宏池会包括现任会长岸田文雄在内的成员虽占据着安倍内阁三大要职（外务、防卫、农林水产大臣），却惟安倍马首是瞻。
此外，连任门槛过高使大量首次当选的自民党“新人”议员容易成为“一次性用品”，由此导致的政治劣化为领导层独裁、自民党空洞化提供了肥沃土壤。在2012年众议院大选中首次当选的190名自民党新人议员约为自民党众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他们能否避免沦为“一次性用品”取决于下次大选中选民的选择。然而，前辈新人议员再次当选的比例并不乐观。在2005年大选中首次当选的83名自民党新人议员，在2009年大选中仅有10人保住了议席。换言之，自民党长期以来并未建立有效的培养“职业政治家”的育成机制，这在客观上就有利于已有的职业政治家掌控全局。
政党政治的右倾化是加速器
2012年底举行的众议院大选给日本政党政治的走向带来了重要影响。安倍领导下日渐右转的自民党获压倒性胜利，新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一跃成为众议院第三党，民主党虽在众议院保住第二党的位置，却沦为与第三党只差三个席位的中小政党，遭到毁灭性打击。战后长期以来发挥重要牵制作用的左翼革新政党在众议院的生存空间及其发挥的作用被进一步“压缩”，政党政治右倾化趋势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短期内难以出现能够有效牵制其“向右转”的中左派势力。
20世纪90年代新选举制度实施以来，左翼革新政党的境遇“每况愈下”。新选举制度实施以来日本举行了六次大选，得票率的变动清晰地描绘出左翼革新政党生存空间被不断“蚕食”的轨迹。日本共产党得票率的从1996年的13.08%下降到2012年的6.1%；社民党得票率则从1996年的6.38%、下降到2012年的2.3%。曾经在1955年体制期间发挥重要牵制作用的左翼革新势力的生存空间不断被“蚕食”，尤其是2012年大选社民和日共两党得票率合计跌破10%，社民党更面临得票率即将达到政党必要条件的临界点（2%）。2012年大选后，日本共产党在众议院拥有8个议席，社民党仅为2个议席。左翼革新政党的生存空间面临严重挑战。在政党政治右倾化、左翼革新势力式微的背景下，“独裁首相”安倍的“政治暴走”似乎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独裁总裁—首相”安倍的铁腕面前，“历史悠久”的名门派系衰败之势益发凸显。
扭曲国会结构的消失
在总裁安倍晋三的领导下，自民党于2012年12月16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获压倒性胜利取代民主党上台执政。大选后，身兼自民党总裁与日本首相的安倍组织了自民、公明两党联合执政的第二次安倍内阁。随后不久，控制众议院三分之二议席的自公两党执政联盟，在2013年7月21日举行的参议院定期选举中赢得参议院稳定多数议席，一举结束了2007年7月以来困扰日本长达六年之久的朝野政党分治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结构，为安倍内阁奠定了稳定的执政基础。从国政层面来讲，直到2016年7月参议院定期选举之前，作为首相的安倍将拥有“三年黄金执政期”。安倍首相可以凭借执政党控制国会众参两院的议席优势强行通过预算案以及带有浓厚安倍“色彩”的各种法案。
当然，安倍首相还将面临将于2015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考验。有媒体猜测，若安倍在总裁选举中成功实现“连任”、再次就任自民党总裁，2016年7月或出现安倍内阁解散众议院、实施众参两院同时选举的可能。第二次安倍内阁或成为执政长达五年以上（直至2018年9月）的长期政权。理论上来说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然而，日本政局并不总是按照理论逻辑来变动的，日本政治家常说的“政治的世界前途莫测”也适用安倍内阁。
参议院定期选举后，有望成为长期政权的安倍内阁转换了执政方针，在仍然重视“经济再生”政策课题的同时，突出了重视安保政策的鲜明立场。如设立日本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以及围绕修改宪法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成立“有关重新构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恳谈会”等。
自民党的“变质”以及“反对势力”
的缺失
1955年体制时期的自民党曾是一个“多元”和“分权”的政党。自民党内既有鹰派政治家，也有鸽派政治家；既有重视亚洲外交的政治家，也有重视对美外交的政治家；既有保守派政治家，也有自由派政治家；既有主流派政治家，也有非主流派政治家等。派系领袖能够依据派系实力与总裁“分享”权力。
在战后日本长期实行的中选举区制度下，自民党为控制众议院多数议席，需要在同一选区提名多个候选人参加竞选，同属自民党的候选人展开激烈竞争，当选后的自民党议员并不是团结在既是自民党总裁也是首相的领导之下，而是忠诚于选举期间给予其特别关照的派系领袖。首相在党内的支持基础并不稳固。觊觎首相位置、伺机取而代之的派系领袖的存在，制约着首相权力的行使以及领导能力的发挥。首相在组织内阁时，要接受派系领袖推荐的大臣人选、考虑派系平衡。在推行各项政策时也受到强势派系以及精通相关领域政策的族议员等的牵制，难以断然推行首相偏好的各项政策。
1993年自民党一党长期单独执政体制崩溃后，细川护熙联合内阁通过的以选举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相关法案，给自民党的权力结构带来了重要影响。同一选区推举多名本党候选人的中选举区制度的废除，使维系自民党派系政治、分权结构的制度基础消失，而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度的实施，使党内权力向以总裁、干事长为核心的自民党中央执行部集中。在新选举制度下，自民党领导层即总裁和干事长不仅掌握着300个小选举区（每个选区选出一名国会代表）候选人的公认权，还控制了政治资金分配权，而人事权和资金分配权又密不可分。自民党“变质”为中央集权型政党，权力向以总裁、干事长为首的自民党中央执行部集中，作为自民党分权结构象征的派系逐渐衰败，派系领袖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正如当年强烈反对导入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自民党前干事长梶山静六预见的那样：“如果总裁和干事长掌握候选人的公认权，就一定会产生领导层独裁政治”。权力向自民党领导层集中的过程，也是派系日趋瓦解、影响力日渐式微的过程。自民党内牵制领导层的“反对势力”逐渐销声匿迹，党内监督权力机制严重受损。手握上述权力、缺乏党内“反对势力”制约的安倍成为“独裁总裁”可以说是日本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
安倍再次就任首相以来，无论在周边外交问题上“玩火”，还是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以及为通过该法而越过自民党直接与公明党展开协调，尤其是后者在自民党历史上简直是前所未闻，均未在自民党内引起争议。导致媒体发出“谁都无法阻止‘安倍的蛮干’”的慨叹。在“独裁总裁—首相”安倍的铁腕面前，“历史悠久”的名门派系衰败之势益发凸显。由田中—竹下派衍生而来的额贺派濒临瓦解，前首相池田勇人创建的宏池会的存在感在前会长古贺诚退休后日渐稀薄，宏池会包括现任会长岸田文雄在内的成员虽占据着安倍内阁三大要职（外务、防卫、农林水产大臣），却惟安倍马首是瞻。
此外，连任门槛过高使大量首次当选的自民党“新人”议员容易成为“一次性用品”，由此导致的政治劣化为领导层独裁、自民党空洞化提供了肥沃土壤。在2012年众议院大选中首次当选的190名自民党新人议员约为自民党众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他们能否避免沦为“一次性用品”取决于下次大选中选民的选择。然而，前辈新人议员再次当选的比例并不乐观。在2005年大选中首次当选的83名自民党新人议员，在2009年大选中仅有10人保住了议席。换言之，自民党长期以来并未建立有效的培养“职业政治家”的育成机制，这在客观上就有利于已有的职业政治家掌控全局。
政党政治的右倾化是加速器
2012年底举行的众议院大选给日本政党政治的走向带来了重要影响。安倍领导下日渐右转的自民党获压倒性胜利，新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一跃成为众议院第三党，民主党虽在众议院保住第二党的位置，却沦为与第三党只差三个席位的中小政党，遭到毁灭性打击。战后长期以来发挥重要牵制作用的左翼革新政党在众议院的生存空间及其发挥的作用被进一步“压缩”，政党政治右倾化趋势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短期内难以出现能够有效牵制其“向右转”的中左派势力。
20世纪90年代新选举制度实施以来，左翼革新政党的境遇“每况愈下”。新选举制度实施以来日本举行了六次大选，得票率的变动清晰地描绘出左翼革新政党生存空间被不断“蚕食”的轨迹。日本共产党得票率的从1996年的13.08%下降到2012年的6.1%；社民党得票率则从1996年的6.38%、下降到2012年的2.3%。曾经在1955年体制期间发挥重要牵制作用的左翼革新势力的生存空间不断被“蚕食”，尤其是2012年大选社民和日共两党得票率合计跌破10%，社民党更面临得票率即将达到政党必要条件的临界点（2%）。2012年大选后，日本共产党在众议院拥有8个议席，社民党仅为2个议席。左翼革新政党的生存空间面临严重挑战。在政党政治右倾化、左翼革新势力式微的背景下，“独裁首相”安倍的“政治暴走”似乎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独裁总裁—首相”安倍的铁腕面前，“历史悠久”的名门派系衰败之势益发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