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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主持：戴耘……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艺术部总监
时间：2013年12月27日
地点：规划大厦204会议室
与会嘉宾：
张宇星：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 城市设计处处长
罗小平：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公共艺术系主任
甄 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
黄卫东：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冯果川：深圳著名建筑师
蒋剑韬：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系副主任
邹 明：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
翁剑青：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北大公共艺术研究所主任
秦 东：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系副主任
徐 亮：当代艺术评论家、策展人
张达利：深圳著名平面、空间设计师
金顺任：韩国雕塑艺术家
郑惠宁：韩国雕塑艺术家
任 戎：德籍华人雕塑艺术家
宋建树：中国雕塑艺术家
黄伟文：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 中心主任
舒 阳：西安美术馆执行馆长、独立策展人
张宇星：我现在城市设计处，主管深圳雕塑管理。“2013年质变公共雕塑展”是今年重点项目，将来要做成每年一届。公共雕塑如何介入城市，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将雕塑本身的艺术范畴和城市空间及市民生活紧密关联。这次展览选择了中国最具有城市公共空间意义的市民中心书城前面的广场，这里有丰富的活力，且政府对自发的艺术活动是不干预和包容的。雕塑跟市民的互动会改变很多人对公共艺术的感觉，对未来深圳公共艺术及雕塑的发展也很有意义。借助多种媒体的传播方式和双年展的互动，把第一届雕塑展做成功，使之成为下一届的支柱。艺术家走出原来封闭的创作室，走向城市，实现双赢的良性循环。城市需要有意思的公共雕塑同时艺术家也需要有很大的空间。
罗小平：这几年很多时间和精力是带着学生在做公共艺术，经费也是和政府申请，第一次190万；第二次250万；第三次500万，第四次的款也已审批。如何将艺术家的创作和城市建设发展双赢，城市美化的同时也要有城市的文化；如何使我们公共艺术不再是小众化。公共艺术更多的是通过声光电或其他形式呈现在具体的空间，如何打破或缩小和民众的距离和障碍，如何使民众通过观赏去了解当地的环境、空间、文化，对艺术产生强烈的共鸣，让民众发现艺术无处不在，艺术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甄巍：很多城市里过去的公共艺术基本都是纪念型和装饰型雕塑，这次是艺术表现型雕塑，艺术家个人私密的经验敞开，放在公共场所和公共发生关系，让个体的观点和视角放到核心的公众地位，甚至是文化、政治、经济都具有标志性的城市中心地位，敞开和公众发生内心的交流。
还有一个纯艺术和功能性设计的问题，带着架上或工作室雕塑痕迹的作品拿到公共空间后会呈现它的功能性，产生观众摸、爬的互动方式，这个有趣的现象引发了很多思考。中国即将进入或已经正在进行大规模城镇化建设，这是国家具有标志性的社会转型，是物理空间、文化空间、心理空间以及个体体验上有很大转变的时代，公共艺术、公共雕塑的价值是一个重要课题。
公共雕塑本身体现了城市的趣味、性格和文化生态。一个城市能够容纳个性的、多样化的、跨国界的带有实验性的作品，体现出良好的文化生态，也是公民社会对公共利益的尊重。艺术应该成为公民社会整体公共利益的重要部分，公共艺术在公民生活中提供文化的体验，给公民生活注入活力。
“质变”不仅是物的质变、艺术形式、艺术方式的质变，更多引发对人的思想、人的观念的质变，即对生活方式的质变。通过艺术介入空间，让当代艺术雕塑和市民发生互动，通过很多界限空间的弥合。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境界、品质的质变。作品打破了美术馆的围墙，进入到公共空间，形成市民介入的方式，可以敞开去思考这个城市生活的空间，哪些适合进行艺术对话，哪些作品、尺度、哪种方式适合放在公共空间里，这需要通过不断的实验。 “质变”是非常好的艺术实验，对作品的边界、互动可以再大胆、多元，甚至引入新媒介或更多的载体形式，让民众介入到艺术氛围中，看到现在的艺术主体在当下发生的变化。过去的艺术主体比较多地重视艺术家、艺术研究者、艺术史的撰写者和艺术的管理者。现在艺术主体的变化显现了整个社会价值观从过去比较偏重于集体利益向个体价值的转向，和教育相融合，从思维、文化的角度出发，有很多的包容性。
黄卫东：我从事城市规划，参与过很多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深圳市民的愿望是需要小一点的公共空间。城市管理者提供空间、艺术家琢磨尺度，让作品从工作室进入到城市公共空间，是一个相互支撑的过程。
雕塑如何跟城市的公共空间对话？参展艺术家作品虽大量接近室内的创作环境，但也有向城市进发的，说明已经开始多样性。集体创作、集体设计的那个时代实在太单一，今天把私密的信息和公共空间的交流形成多样的文化信息通过不同的人激发丰富的可能性。
“质变”既不是在博物馆或艺术馆里也不是很多城市做的雕塑展览，而是把公园填满雕塑。如何把人和雕塑、公共艺术更好地界定清楚，让艺术创作走向民众，从架上走到大空间、和更多的人发生互动是一个很艰苦的探索过程。
冯果川：公共艺术领域开始变成混合团队，我曾参与冯原策划的珠海中国首届公共艺术，看到两层定义，一是宏观层面—用公共艺术重新发现城市，用作品去重新定义氛围，不是简单地呈现作品本身，而是呈现大家司空见惯或熟视无睹的东西；二是微观层面，现在公共艺术有一个较明显的倾向---呈现跟身体的关系。公共艺术是在培养或发现一种身体，城市或社会在不断塑造身体，老年人的广场舞、年轻人的广播操都是在塑造身体。艺术家松驰的创作状态，开放的心态，使作品可以跟身体有各种不确定的关系，引发了更自由的身体塑造。以前城市里的每个公共雕塑都写着严禁攀爬，但现在的公共艺术是鼓励市民更多地身体接触。艺术家的贡献不是展示自己的自由，而是唤醒市民的自由。这也是公共艺术的魅力所在。 蒋剑韬：深圳很多事情都走在广东的前面。通过“质变”展览让艺术家和公共雕塑建设管理方相互了解和互动，在常态下共同探讨公共艺术发展的可能性。
邹明：我在深圳工作23年，见证了这个特区的变化，深圳特区成就了一个新兴的城市，也出现了很多公共艺术作品。但给这个城市留下记忆的公共艺术作品并不多，在我的记忆里首先是《拓荒牛》，拓荒牛以艺术性取胜，不仅是对深圳精神象征的表述，同样承载了深圳的开拓精神。无论是从艺术上、政治上、精神上都在深圳的公共艺术上是标杆；还有出现在深圳中期的《深圳人的一天》，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在中国当代公共艺术里是里程碑，它的当代性、平民化、公共性，包括对艺术形式的消解，不仅在观念上且在策划上一直给深圳留下记忆。从《拓荒牛》到《深圳人的一天》到今天，中间经历了很长时间，我自己还没有发现有另外的作品能像这两个作品一样在城市的公共艺术中产生很深的印象。
我个人的看法，应反思城市公共艺术作品，从蛇口一直到东部雕塑相当多。大多数是政府投资。这么多作品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什么？虽然形式上给城市带来了一些变化、美感、装饰，但在这个城市的形象、记忆、公共空间的质量上起到了哪些作用？当大量的作品和这个城市没有产生很深的关系时，会发现公共艺术的艺术性变得很苍白并且被商业性取代和占据。
公共空间的品质主要是艺术性和空间感，用艺术的手段塑造空间，会给空间带来什么？很多公共艺术介入空间和环境的尺度太生硬，甚至是对自然很强硬地插入，这种强迫性不但没有给环境带来美感相反是挫伤。另外是它的艺术性。一件好的公共艺术作品一定是有难度的，这个难度体现在艺术手段和艺术思考上，很平庸的东西留在城市，它不会产生公共艺术本身应该产生的作用。
翁剑青：公共艺术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中期，现在中国有20个院校有公共艺术学院、公共艺术系或公共艺术专业。近20年公共艺术有了历史性的发展过程。
艺术家凭个人的知识、观念、意志、审美意趣和内心的诉求进行创作，之后拿到公共空间来，也就是说拿个人的经验和大家分享、对话，可能会产生一些博弈和歧异，这种对话恰恰是社会。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私密性，但自己是社会人，需要和别人对话、协作，相互的言说。通过公共艺术的方法来体现，是说教的方式、行政的方式和学院式的方式所不能替代的。但公共艺术毕竟是用公共空间动用了公共资金，既要照顾到艺术家个人的诉求同时也要关注到社会问题，个人和社会互动时会产生自己的效应。要探讨雕塑进入城市的多种可能性，首先想到短期性问题。以前都是长期永久性，宏大的广场、纪念性的雕塑，是国家特定时期政治、政党、意识形态、国家和民族这些宏大主题需要的，每个国家有他的意志和主流意识，但是中国当下的语境显然是多元的，一个是国家，另外一个是个人的意志、经验和需求。但我们还缺乏中间层次的，就是社会。这个层次往往被淡化，甚至被消解。公共艺术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为普通人创作他们生存、交往，或者让他们愉悦、享受的空间。但从学术研究上，这些年大量的公共空间被商业和政治这两种东西所侵占。
不同艺术家、不同主题、不同诉求，可以他方唱罢我登台，不祈求完美、不祈求永恒、不祈求引领时代，但恰恰可以和永久性的东西，能够在不同时期让不同群落的诉求得到交流、释放，体现了社会的流动性、差异性、不确定性。公共空间需要有不同的人群在这里通过艺术的方式提出不同的诉求，这样它的社会意义就能更好地彰显出来。同时又可以激活这个空间，唤发人们对空间的想象，包括行为方式的激发。这种短期性恰恰是生活化的、带有平民性的做法。这跟永久性的艺术追求是不同的。
国外很多艺术家主动承担解决一些城市问题，艺术的介入试图解决包括场域的识别问题，空间的自迷性问题，比如地铁口的视觉东西介入后可以让民众对这个区域有一种感性的认知，在方向的辨认上有更多的便利。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艺术家在大学受教育时，主要是以艺术为本体的教育，雕塑的语言，材料、工艺、手法和自我精神这种个性的张扬。本身不是从城市学、政治学、行为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早期受的训练和个人的定位并没有把这些问题很好地结合。但作为一个公共艺术家，要想很好地介入公共空间就必须关注这个问题。这就是艺术家个人知识涵养和定位的再思考问题，艺术能不能具有某些功能性，同时还有审美的价值和视觉环境的设计，甚至于主导局部空间内涵的表现，这就不仅仅是雕塑。中国的公共艺术载体基本上是雕塑，国外很多是公共家居，视觉的导引，建筑的表皮，或者是建构物，把建筑、雕塑、装置和平面化的东西融合起来。
公共艺术不要回避政治。艺术回避了政治就是进步吗？要看是什么政治，如果这个政治是讲民生问题，能够关心民意、表达民情这是最大的政治。拿纳税人的钱反而回避政治，不是公共艺术最要紧的本质。当然不是要求每个艺术作品都要有政治主题。而是通过艺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社会、城市、经济建设、社会民主、城市未来发展和个人生活上出现的问题。
罗小平：艺术家根据场地来创作并解决问题，又涉及到操作模式、资金等问题。我曾在上海考虑过，但后面谈起来很难。
翁剑青：这就是制度创新问题，公共艺术在中国缺乏法律保护，缺乏制度化的建设。每个公共艺术的展示活动不可能都是同一种模式。公共艺术没有唯一模式，一定是根据不同地方、不同社群、不同经济条件和制度，以及策展人的观念做出不同的公共艺术的模式，有多样性。
秦东：“质变”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城市公共空间；二是公共艺术作品的介入。我个人角度，横向上—城市的规划和城市的领导对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城市空间把握的认识。以前城市的公共空间都是以纪念性大体量的城雕呈现在记忆里，像天安门广场、古巴的革命广场，除政治活动外对市民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大用处。
现在城市发展对城市空间的要求越来越多，我赞同黄卫东的观点，需要小的空间，公共艺术品的尺度和建筑、绿化的关系更人性化。过去社会任务基本是做大体量的标志性、纪念性、装饰性的东西。城市空间是为市民服务的，政府的主导性和规划的把关性，纵向和横向的交接点就是公共小型空间。如何建设公共空间，让公共艺术作品在公共空间里为大众服务。此次展览戴耘用砖头做的雕塑，我认为很符合在这个城市公共空间里的应用，以前提倡文化性、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忽视了环境中的生态元素。现在把环境生态提到很重要的位置，在材料和工艺的运用上倡导生态性的材料和工艺，艺术表现形式上倡导更人性化和当代性。 艺术创作者在艺术本性的基础上还需考虑共性，以前艺术家个性表现的程度相对大一些，这样会忽视我们服务对象的出发点。随着知识结构的不断提高也会有不同层次的展现。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公共艺术，两者的结合让艺术和大众和谐共融，展现城市的精神。
徐亮：我认为现在城市雕塑有些不和谐元素。去年我们和搜狐网站搞了一次全国网民评选丑陋雕塑活动，在现有的3-4万城雕中发现许多问题，一是俗气色情；二是过分政治化、脸谱化；三是低级；四是技术层面很低，这4大类作品占的数量不少。如何在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的概念里把很多关系处理好：一是艺术态度和商业态度；二是技术问题和非技术问题；三是甲方和乙方。还有雕塑介入城市的多样可能性，城市雕塑分为政治类、时尚类、社区生活类。深圳的历史环境和人群品位决定它是中国大陆最具现代化的雕塑城市。
张达利：我有两个建议。一是可以做成移动式展览，让更多的市民参与互动，了解现代雕塑的多元化；二是可以让建筑设计师、工业设计师介入到公共艺术空间。
金顺任：作品是否被大家接受是时间问题。现在人们已经失去了观赏艺术的耐心，需要更加巧妙地观察环境中生活的人和路过的人，包括环境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对特定场域的期待，当地的文化和历史都是艺术家在创作时需要考虑的。艺术家在工作室创作时只关注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态度，但作品放到公共空间时就完全不同，它代表场所的身份，也将会在这个地方影响许多其他人。韩国的公共艺术概念也是被永久性雕塑所占据，但公共空间不仅是雕塑也可以是其他艺术形式，公共艺术作品不一定非得要体现永久性。
郑惠宁：艺术品都有自己的方式和观众交流，特别是公共艺术，我喜欢利用在本地寻找到的材料通过在本地产生的创意来创作艺术品，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特殊的气氛，所以一般选择展场创作，直接与本地人和观众产生真切和双向的交流。
任戎：我作为创作者，希望通过作品和城市的民众产生互动。宋建树：公共雕塑一旦介入到公共领域，就构成了具有公共属性的事件，但这个事件本身却没有体现出它和公共之间的关系，公共空间本身属于谁？
黄伟文：我是学建筑的，对公共艺术领域不太熟悉，这两年主要在做城市设计研究和推广。原计划是做一个适应这个楼周围公共空间的小展览，后来搬到市民中心。明年选一条小街道，用公共艺术的方式介入，看看和传统的环境整治有何不同。这两年一直在准备城市设计处委托的雕塑规划—关于公共艺术的政策和规则的重新梳理，希望梳理出国内最缺乏的公共艺术生产的链条应该有的规范性。一件公共艺术的实施涉及到出钱、出场地、参与的艺术家、公众和最终的决策程序，这几方是否能够在一个公共艺术实施项目里都有他清晰的参与位置或者轨迹。
对公共艺术和城市结合形式的拓展，要关注城市、介入到城市生活，和社区运作过程、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结合在一起。城市大量建设的基础设施如街道、桥梁、水务工程、河道、污水处理厂、变电站、公园、广场，这些基础设施是否可以艺术化？市政设施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跟艺术合作，让艺术创作基础设施，这种交界、杂交的状态会给城市环境、空间新的活力。我认为这是一个探索方向。公共艺术的地性和环境结合是上下文关系、语境环境的关联，提前研究、熟悉这个城市。目前国内艺术家做得不够多的是知识性，知识性在一个公共艺术里很重要，通过公共艺术向公众传播气候、环境知识、地理、历史及这个地方的物种。公共艺术不是用来教化公众的，在城市空间里应传递信息、传播知识，某种程度要和公众进行平等交流，艺术家应通过空间这个载体以艺术形式提供某些公众不具备的知识。
舒阳：公共艺术不同于一般艺术品，和政府、城市、艺术家都有关系。如何从视觉化城市的认识转化到向体验式城市的认识、从宏观到微观、市民参与，这些都是公共艺术面临的问题。公共艺术不仅是公共艺术品，也不仅是物质化的形态，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体验和活动。场域里有可见的也有不可见的。 “质变”就是这个意义，本来是一种质感的空间，临时放了一些东西改变了它的形态，过段时间这些东西消失了。虽然我们摆进去有形的东西，但不是经典性的，只是呈现艺术的现状，让市民有机会看到这些艺术作品。我想这样的空间可能不用建造任何艺术作品也是非常好的方式，比如双年展，其实就是大的公共艺术活动，这也是公共艺术要面对的问题。现在有很多高科技如互联网、WIFI，都有可能和艺术发生直接的对接，要不断地打开思路，拓宽想象力去探索未知的东西。
戴耘：感谢各位老师、嘉宾和媒体朋友，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共同探讨公共艺术的发展。谢谢大家！
时间：2013年12月27日
地点：规划大厦204会议室
与会嘉宾：
张宇星：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 城市设计处处长
罗小平：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公共艺术系主任
甄 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
黄卫东：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冯果川：深圳著名建筑师
蒋剑韬：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系副主任
邹 明：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
翁剑青：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北大公共艺术研究所主任
秦 东：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系副主任
徐 亮：当代艺术评论家、策展人
张达利：深圳著名平面、空间设计师
金顺任：韩国雕塑艺术家
郑惠宁：韩国雕塑艺术家
任 戎：德籍华人雕塑艺术家
宋建树：中国雕塑艺术家
黄伟文：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 中心主任
舒 阳：西安美术馆执行馆长、独立策展人
张宇星：我现在城市设计处，主管深圳雕塑管理。“2013年质变公共雕塑展”是今年重点项目，将来要做成每年一届。公共雕塑如何介入城市，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将雕塑本身的艺术范畴和城市空间及市民生活紧密关联。这次展览选择了中国最具有城市公共空间意义的市民中心书城前面的广场，这里有丰富的活力，且政府对自发的艺术活动是不干预和包容的。雕塑跟市民的互动会改变很多人对公共艺术的感觉，对未来深圳公共艺术及雕塑的发展也很有意义。借助多种媒体的传播方式和双年展的互动，把第一届雕塑展做成功，使之成为下一届的支柱。艺术家走出原来封闭的创作室，走向城市，实现双赢的良性循环。城市需要有意思的公共雕塑同时艺术家也需要有很大的空间。
罗小平：这几年很多时间和精力是带着学生在做公共艺术，经费也是和政府申请，第一次190万；第二次250万；第三次500万，第四次的款也已审批。如何将艺术家的创作和城市建设发展双赢，城市美化的同时也要有城市的文化；如何使我们公共艺术不再是小众化。公共艺术更多的是通过声光电或其他形式呈现在具体的空间，如何打破或缩小和民众的距离和障碍，如何使民众通过观赏去了解当地的环境、空间、文化，对艺术产生强烈的共鸣，让民众发现艺术无处不在，艺术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甄巍：很多城市里过去的公共艺术基本都是纪念型和装饰型雕塑，这次是艺术表现型雕塑，艺术家个人私密的经验敞开，放在公共场所和公共发生关系，让个体的观点和视角放到核心的公众地位，甚至是文化、政治、经济都具有标志性的城市中心地位，敞开和公众发生内心的交流。
还有一个纯艺术和功能性设计的问题，带着架上或工作室雕塑痕迹的作品拿到公共空间后会呈现它的功能性，产生观众摸、爬的互动方式，这个有趣的现象引发了很多思考。中国即将进入或已经正在进行大规模城镇化建设，这是国家具有标志性的社会转型，是物理空间、文化空间、心理空间以及个体体验上有很大转变的时代，公共艺术、公共雕塑的价值是一个重要课题。
公共雕塑本身体现了城市的趣味、性格和文化生态。一个城市能够容纳个性的、多样化的、跨国界的带有实验性的作品，体现出良好的文化生态，也是公民社会对公共利益的尊重。艺术应该成为公民社会整体公共利益的重要部分，公共艺术在公民生活中提供文化的体验，给公民生活注入活力。
“质变”不仅是物的质变、艺术形式、艺术方式的质变，更多引发对人的思想、人的观念的质变，即对生活方式的质变。通过艺术介入空间，让当代艺术雕塑和市民发生互动，通过很多界限空间的弥合。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境界、品质的质变。作品打破了美术馆的围墙，进入到公共空间，形成市民介入的方式，可以敞开去思考这个城市生活的空间，哪些适合进行艺术对话，哪些作品、尺度、哪种方式适合放在公共空间里，这需要通过不断的实验。 “质变”是非常好的艺术实验，对作品的边界、互动可以再大胆、多元，甚至引入新媒介或更多的载体形式，让民众介入到艺术氛围中，看到现在的艺术主体在当下发生的变化。过去的艺术主体比较多地重视艺术家、艺术研究者、艺术史的撰写者和艺术的管理者。现在艺术主体的变化显现了整个社会价值观从过去比较偏重于集体利益向个体价值的转向，和教育相融合，从思维、文化的角度出发，有很多的包容性。
黄卫东：我从事城市规划，参与过很多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深圳市民的愿望是需要小一点的公共空间。城市管理者提供空间、艺术家琢磨尺度，让作品从工作室进入到城市公共空间，是一个相互支撑的过程。
雕塑如何跟城市的公共空间对话？参展艺术家作品虽大量接近室内的创作环境，但也有向城市进发的，说明已经开始多样性。集体创作、集体设计的那个时代实在太单一，今天把私密的信息和公共空间的交流形成多样的文化信息通过不同的人激发丰富的可能性。
“质变”既不是在博物馆或艺术馆里也不是很多城市做的雕塑展览，而是把公园填满雕塑。如何把人和雕塑、公共艺术更好地界定清楚，让艺术创作走向民众，从架上走到大空间、和更多的人发生互动是一个很艰苦的探索过程。
冯果川：公共艺术领域开始变成混合团队，我曾参与冯原策划的珠海中国首届公共艺术，看到两层定义，一是宏观层面—用公共艺术重新发现城市，用作品去重新定义氛围，不是简单地呈现作品本身，而是呈现大家司空见惯或熟视无睹的东西；二是微观层面，现在公共艺术有一个较明显的倾向---呈现跟身体的关系。公共艺术是在培养或发现一种身体，城市或社会在不断塑造身体，老年人的广场舞、年轻人的广播操都是在塑造身体。艺术家松驰的创作状态，开放的心态，使作品可以跟身体有各种不确定的关系，引发了更自由的身体塑造。以前城市里的每个公共雕塑都写着严禁攀爬，但现在的公共艺术是鼓励市民更多地身体接触。艺术家的贡献不是展示自己的自由，而是唤醒市民的自由。这也是公共艺术的魅力所在。 蒋剑韬：深圳很多事情都走在广东的前面。通过“质变”展览让艺术家和公共雕塑建设管理方相互了解和互动，在常态下共同探讨公共艺术发展的可能性。
邹明：我在深圳工作23年，见证了这个特区的变化，深圳特区成就了一个新兴的城市，也出现了很多公共艺术作品。但给这个城市留下记忆的公共艺术作品并不多，在我的记忆里首先是《拓荒牛》，拓荒牛以艺术性取胜，不仅是对深圳精神象征的表述，同样承载了深圳的开拓精神。无论是从艺术上、政治上、精神上都在深圳的公共艺术上是标杆；还有出现在深圳中期的《深圳人的一天》，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在中国当代公共艺术里是里程碑，它的当代性、平民化、公共性，包括对艺术形式的消解，不仅在观念上且在策划上一直给深圳留下记忆。从《拓荒牛》到《深圳人的一天》到今天，中间经历了很长时间，我自己还没有发现有另外的作品能像这两个作品一样在城市的公共艺术中产生很深的印象。
我个人的看法，应反思城市公共艺术作品，从蛇口一直到东部雕塑相当多。大多数是政府投资。这么多作品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什么？虽然形式上给城市带来了一些变化、美感、装饰，但在这个城市的形象、记忆、公共空间的质量上起到了哪些作用？当大量的作品和这个城市没有产生很深的关系时，会发现公共艺术的艺术性变得很苍白并且被商业性取代和占据。
公共空间的品质主要是艺术性和空间感，用艺术的手段塑造空间，会给空间带来什么？很多公共艺术介入空间和环境的尺度太生硬，甚至是对自然很强硬地插入，这种强迫性不但没有给环境带来美感相反是挫伤。另外是它的艺术性。一件好的公共艺术作品一定是有难度的，这个难度体现在艺术手段和艺术思考上，很平庸的东西留在城市，它不会产生公共艺术本身应该产生的作用。
翁剑青：公共艺术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中期，现在中国有20个院校有公共艺术学院、公共艺术系或公共艺术专业。近20年公共艺术有了历史性的发展过程。
艺术家凭个人的知识、观念、意志、审美意趣和内心的诉求进行创作，之后拿到公共空间来，也就是说拿个人的经验和大家分享、对话，可能会产生一些博弈和歧异，这种对话恰恰是社会。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私密性，但自己是社会人，需要和别人对话、协作，相互的言说。通过公共艺术的方法来体现，是说教的方式、行政的方式和学院式的方式所不能替代的。但公共艺术毕竟是用公共空间动用了公共资金，既要照顾到艺术家个人的诉求同时也要关注到社会问题，个人和社会互动时会产生自己的效应。要探讨雕塑进入城市的多种可能性，首先想到短期性问题。以前都是长期永久性，宏大的广场、纪念性的雕塑，是国家特定时期政治、政党、意识形态、国家和民族这些宏大主题需要的，每个国家有他的意志和主流意识，但是中国当下的语境显然是多元的，一个是国家，另外一个是个人的意志、经验和需求。但我们还缺乏中间层次的，就是社会。这个层次往往被淡化，甚至被消解。公共艺术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为普通人创作他们生存、交往，或者让他们愉悦、享受的空间。但从学术研究上，这些年大量的公共空间被商业和政治这两种东西所侵占。
不同艺术家、不同主题、不同诉求，可以他方唱罢我登台，不祈求完美、不祈求永恒、不祈求引领时代，但恰恰可以和永久性的东西，能够在不同时期让不同群落的诉求得到交流、释放，体现了社会的流动性、差异性、不确定性。公共空间需要有不同的人群在这里通过艺术的方式提出不同的诉求，这样它的社会意义就能更好地彰显出来。同时又可以激活这个空间，唤发人们对空间的想象，包括行为方式的激发。这种短期性恰恰是生活化的、带有平民性的做法。这跟永久性的艺术追求是不同的。
国外很多艺术家主动承担解决一些城市问题，艺术的介入试图解决包括场域的识别问题，空间的自迷性问题，比如地铁口的视觉东西介入后可以让民众对这个区域有一种感性的认知，在方向的辨认上有更多的便利。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艺术家在大学受教育时，主要是以艺术为本体的教育，雕塑的语言，材料、工艺、手法和自我精神这种个性的张扬。本身不是从城市学、政治学、行为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早期受的训练和个人的定位并没有把这些问题很好地结合。但作为一个公共艺术家，要想很好地介入公共空间就必须关注这个问题。这就是艺术家个人知识涵养和定位的再思考问题，艺术能不能具有某些功能性，同时还有审美的价值和视觉环境的设计，甚至于主导局部空间内涵的表现，这就不仅仅是雕塑。中国的公共艺术载体基本上是雕塑，国外很多是公共家居，视觉的导引，建筑的表皮，或者是建构物，把建筑、雕塑、装置和平面化的东西融合起来。
公共艺术不要回避政治。艺术回避了政治就是进步吗？要看是什么政治，如果这个政治是讲民生问题，能够关心民意、表达民情这是最大的政治。拿纳税人的钱反而回避政治，不是公共艺术最要紧的本质。当然不是要求每个艺术作品都要有政治主题。而是通过艺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社会、城市、经济建设、社会民主、城市未来发展和个人生活上出现的问题。
罗小平：艺术家根据场地来创作并解决问题，又涉及到操作模式、资金等问题。我曾在上海考虑过，但后面谈起来很难。
翁剑青：这就是制度创新问题，公共艺术在中国缺乏法律保护，缺乏制度化的建设。每个公共艺术的展示活动不可能都是同一种模式。公共艺术没有唯一模式，一定是根据不同地方、不同社群、不同经济条件和制度，以及策展人的观念做出不同的公共艺术的模式，有多样性。
秦东：“质变”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城市公共空间；二是公共艺术作品的介入。我个人角度，横向上—城市的规划和城市的领导对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城市空间把握的认识。以前城市的公共空间都是以纪念性大体量的城雕呈现在记忆里，像天安门广场、古巴的革命广场，除政治活动外对市民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大用处。
现在城市发展对城市空间的要求越来越多，我赞同黄卫东的观点，需要小的空间，公共艺术品的尺度和建筑、绿化的关系更人性化。过去社会任务基本是做大体量的标志性、纪念性、装饰性的东西。城市空间是为市民服务的，政府的主导性和规划的把关性，纵向和横向的交接点就是公共小型空间。如何建设公共空间，让公共艺术作品在公共空间里为大众服务。此次展览戴耘用砖头做的雕塑，我认为很符合在这个城市公共空间里的应用，以前提倡文化性、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忽视了环境中的生态元素。现在把环境生态提到很重要的位置，在材料和工艺的运用上倡导生态性的材料和工艺，艺术表现形式上倡导更人性化和当代性。 艺术创作者在艺术本性的基础上还需考虑共性，以前艺术家个性表现的程度相对大一些，这样会忽视我们服务对象的出发点。随着知识结构的不断提高也会有不同层次的展现。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公共艺术，两者的结合让艺术和大众和谐共融，展现城市的精神。
徐亮：我认为现在城市雕塑有些不和谐元素。去年我们和搜狐网站搞了一次全国网民评选丑陋雕塑活动，在现有的3-4万城雕中发现许多问题，一是俗气色情；二是过分政治化、脸谱化；三是低级；四是技术层面很低，这4大类作品占的数量不少。如何在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的概念里把很多关系处理好：一是艺术态度和商业态度；二是技术问题和非技术问题；三是甲方和乙方。还有雕塑介入城市的多样可能性，城市雕塑分为政治类、时尚类、社区生活类。深圳的历史环境和人群品位决定它是中国大陆最具现代化的雕塑城市。
张达利：我有两个建议。一是可以做成移动式展览，让更多的市民参与互动，了解现代雕塑的多元化；二是可以让建筑设计师、工业设计师介入到公共艺术空间。
金顺任：作品是否被大家接受是时间问题。现在人们已经失去了观赏艺术的耐心，需要更加巧妙地观察环境中生活的人和路过的人，包括环境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对特定场域的期待，当地的文化和历史都是艺术家在创作时需要考虑的。艺术家在工作室创作时只关注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态度，但作品放到公共空间时就完全不同，它代表场所的身份，也将会在这个地方影响许多其他人。韩国的公共艺术概念也是被永久性雕塑所占据，但公共空间不仅是雕塑也可以是其他艺术形式，公共艺术作品不一定非得要体现永久性。
郑惠宁：艺术品都有自己的方式和观众交流，特别是公共艺术，我喜欢利用在本地寻找到的材料通过在本地产生的创意来创作艺术品，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特殊的气氛，所以一般选择展场创作，直接与本地人和观众产生真切和双向的交流。
任戎：我作为创作者，希望通过作品和城市的民众产生互动。宋建树：公共雕塑一旦介入到公共领域，就构成了具有公共属性的事件，但这个事件本身却没有体现出它和公共之间的关系，公共空间本身属于谁？
黄伟文：我是学建筑的，对公共艺术领域不太熟悉，这两年主要在做城市设计研究和推广。原计划是做一个适应这个楼周围公共空间的小展览，后来搬到市民中心。明年选一条小街道，用公共艺术的方式介入，看看和传统的环境整治有何不同。这两年一直在准备城市设计处委托的雕塑规划—关于公共艺术的政策和规则的重新梳理，希望梳理出国内最缺乏的公共艺术生产的链条应该有的规范性。一件公共艺术的实施涉及到出钱、出场地、参与的艺术家、公众和最终的决策程序，这几方是否能够在一个公共艺术实施项目里都有他清晰的参与位置或者轨迹。
对公共艺术和城市结合形式的拓展，要关注城市、介入到城市生活，和社区运作过程、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结合在一起。城市大量建设的基础设施如街道、桥梁、水务工程、河道、污水处理厂、变电站、公园、广场，这些基础设施是否可以艺术化？市政设施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跟艺术合作，让艺术创作基础设施，这种交界、杂交的状态会给城市环境、空间新的活力。我认为这是一个探索方向。公共艺术的地性和环境结合是上下文关系、语境环境的关联，提前研究、熟悉这个城市。目前国内艺术家做得不够多的是知识性，知识性在一个公共艺术里很重要，通过公共艺术向公众传播气候、环境知识、地理、历史及这个地方的物种。公共艺术不是用来教化公众的，在城市空间里应传递信息、传播知识，某种程度要和公众进行平等交流，艺术家应通过空间这个载体以艺术形式提供某些公众不具备的知识。
舒阳：公共艺术不同于一般艺术品，和政府、城市、艺术家都有关系。如何从视觉化城市的认识转化到向体验式城市的认识、从宏观到微观、市民参与，这些都是公共艺术面临的问题。公共艺术不仅是公共艺术品，也不仅是物质化的形态，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体验和活动。场域里有可见的也有不可见的。 “质变”就是这个意义，本来是一种质感的空间，临时放了一些东西改变了它的形态，过段时间这些东西消失了。虽然我们摆进去有形的东西，但不是经典性的，只是呈现艺术的现状，让市民有机会看到这些艺术作品。我想这样的空间可能不用建造任何艺术作品也是非常好的方式，比如双年展，其实就是大的公共艺术活动，这也是公共艺术要面对的问题。现在有很多高科技如互联网、WIFI，都有可能和艺术发生直接的对接，要不断地打开思路，拓宽想象力去探索未知的东西。
戴耘：感谢各位老师、嘉宾和媒体朋友，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共同探讨公共艺术的发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