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中国的改革又处于十字路口，再次面临选择，真是进亦忧，退亦忧，但倒退或停止，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到底怎么改，如何改，改革的阻力是什么，这些改革攻坚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我们根据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的发言和专家学者的论述以及有关媒体的报道，对此进行了梳理，归纳出几个方面的问题。
当前中国改革攻坚需要解决的问题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暴露，改革过程当中一些瑕疵和疏漏以及部分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扭曲，经过长期的积累也出现爆发迹象，亟待解决。主要问题是：
第一，市场仍然受到过度的行政干预，政府和市场界限不清，行政垄断仍然广泛存在。行政权力过度参与市场扭曲了资源配置，并助长了权力寻租造成的腐败现象。
第二，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势头需要遏制，与此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改革进度缓慢，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不够，并逐渐产生阶层固化的现象。
第三，法治不彰，政府转型乏力。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虽然早已确立，但是政府职能缺位、错位、越位并存，距离“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还有较大的差距。
第四，世界经济动荡不安导致出口受限，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粗放型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巨大，长期以来的高投入、高污染、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而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又面临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的制约，经济发展有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第五，教育体制、科技研发体制、人才培养机制难以满足以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一方面技术工人、高端研发人员短缺，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压力巨大。
韩德云（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目前改革迫切需要改的是，在决策中增加民主的因素，开放公众参与机制，扩大表达的自由，让民众说话。不同的阶层、群体有不同的利益，只有充分地让民众表达，才能弄清楚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交叉点，社会才不会一头热。批评监督机制也要相应地改革。现在，庞大的公务员群体让人忧心。没有监督，无法想象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不能让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人决策。
为什么改革攻坚难度比20年前更大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好比人的身体，经济一旦出了问题，马上通过宏观政策进行调整，就如同人生病了要吃药来恢复。而改革正是要让经济这一“肌体”，依靠制度的“疗效”，具有内部调整和促进发展的功能。从外生转变为内生，改革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目前所欠缺的。三十多年前的改革，无论是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改革或是股份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由民间自发、自下而上式的改革。现在不能再靠“摸着石头过河”，“水深了”已经摸不着“石头”了，今天的改革，更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这就要求改革的决策者具备战略家的眼光，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将整个战略布局做得更好。现在的改革跟三十多年前不一样，中国面临双重转型，即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同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转型叠加在一起，特别是第二个转型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从没有经历过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艰巨性。
胡德平（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不断取得经济上的奇迹，经济总量和政府财政收入都很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受益，利益集团也受益，垄断集团更受益，官商勾结的赚钱最多，这个矛盾必须要解决。不按规则办事、甚至按潜规则和人情来办事已经成为改革的重大阻力。
当前改革的乱象还包括“顶层设计”被一些部门和企业揽走，使最高决策部门无作为。“顶层设计”的意思是说政府必须从战略管理的高度来统筹改革与发展的全局，因为现在很多原属于“顶层设计”的文件和法律交给了一些部门或公司来制定，其中包含大量部门利益。如很多法律都是部门起草的，稍加修改就报人大审议。但这个工作应该是人大组织专家来做。把国之重器委托给一个公司一个部门来做，这就比较乱了。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土地是个大问题。现在全国穷困人口共一亿，进城务工的农民有2.5亿，如果再产生一亿失地农民，那么“改革真危险”。在这改革的关键时刻，应从农民角度想想，土地是村子里的，贱卖就不行，强征强拆就是违法，可是有人却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对改革开放精神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希望我们公有制所有者都归位，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郭如才（中央文献研究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制约科学发展的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坚持不懈地把改革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
吴忠民（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可以选择余地大，可以主动调整，而社会矛盾引出的改革呼声无法回避。改革会涉及权力部门切身利益，所以要有决心和勇气，不能总是改别人。规范公权没有勇气和决心也是不行的，不改的话谁都不是赢家。
改革攻坚的阻力是什么
柳斌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一是我们对一些根本性的体制机制性问题没有突破，所以有些改革改到最关键的时候，深不下去。二是改革本质上是国家、单位、企业、个人之间利益深度调整的过程，有时涉及到一些人的根本利益，就有了阻力，利益矛盾表现很突出。
王林祥（鄂尔多斯集团董事局主席）：改革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拼命抵抗改革。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阻力还真摸不着。中国的问题在于，打太极拳不知道往哪儿打。如何解放双手将是未来政府攻坚的难点。
罗 援（全国政协委员、少将）：改革的阻力来自包括利益集团、思想观念等。有时候，抱陈守旧是比较顽固的深层次因素，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由于文化积淀造成的。利益集团是非常主要的阻力，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改革攻坚怎样进行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无论是改革的总体思路的形成还是单项改革的突破，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制都至关重要。一是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的改革处于重要的历史机遇期，二是改革进入重大利益关系协调的关键时期，三是新阶段的全面改革。目前的改革协调机构是国家发改委，它偏重负责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很难把改革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它既管理宏观经济政策、又负责重大项目的审批，很难超越部门利益。现在，任何一项改革都超越了这项改革的本身，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原来把它作为社会领域的改革，但现在它又涉及到经济利益里的初次分配，还涉及到社会领域的再分配，更涉及到政治领域。要建立收入分配的基本数据，就需要财产公开。所以，任何一项改革都具有多重属性，这就需要一个能够统筹多方利益又能超越部门利益的协调机构。该机构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属于中央层面的、中央级。因为现在的改革错综复杂，只有中央层面的改革机构才能担当。第二、由中央高层领导来主持工作。当年国家体改委是由国务院主要领导出任领导的。第三、要做好三件事，它是改革决策咨询部门、指导部门、协调部门。这个机构应该做实，这很关键。如果做虚了又会陷入无法协调的境地。
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目标很重要。我概括为“以公平与可持续为目标，以协调利益关系为主线，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改革重点在五大方面，除了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理顺五大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理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我概括为20字：“消费主导、均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要围绕这些重点设计好。
吉 哲（媒体工作者）： “顶层设计”的本意是强调自上而下设计的重要性，中国改革改到今天，容易改的都改了，积累到今天的问题和矛盾，已经不是基层和底层能够解决的了——很难有像当年小岗村那种自下而上的突破了。而需要自上而下的总体设计和系统谋划——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它涉及总体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一个地方靠自身力量很难摆脱贫困的宿命；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背井离乡留下一个空心的农村，老人与孩子相依为命，这也是依靠自身无法摆脱的命运，需要顶层设计打破目前这种不由分说的“城市中心”。 “顶层设计”需要每个人的智慧，但改革需要自上而下改起，具体地说就是“改革要从领导干部改起”。本次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都谈到了“学雷锋应该从领导干部做起”，引起很大的舆论共鸣，其实这也属于“顶层设计”。我们经常说一些问题是老大难问题，比如公款吃喝，还有公车不改革，政务不公开——老大难问题，症结正在于“顶层设计”的缺乏。老大难问题，“从老大改起”自然就不难了。一些地方的车改，只改处级以下干部，地方一把手不带头，当然难以服众；一些地方的官员财产公开，只要求科级以下干部公开，地方老大拒当先锋，改革当然无法进行。
赵启正（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当改革越步入深水区，在面对一些核心问题时，越凸显出突破的必要性。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应当看到，有些问题老百姓等不起。最典型的就是涉及生老病死的医改。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卫生部门、医疗机构、慈善救助、社会力量等等，尽可能地利用各种资源与渠道，千方百计帮助群众解决燃眉之急，不能以制度缺陷为借口推脱、不作为。
朱燕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目前情况比较特殊，面临着复杂的转型，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化到城镇化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并参与其中。但是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政府就应该考虑及时退出一些领域。环顾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表现出政府角色相对较小的特点，在这方面，中国香港非常典型，香港的行政部门非常小。如果政府不能够及时转型，从一些领域中退出来，将会造成并加重行业垄断现象，同时会让寻租现象越来越严重。政府和经济活动分不清，过多的政策干预造成了一些特殊的利益阶层。现在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腐败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政府参与经济太深，给了腐败以机制上的土壤。
董良翚（全国政协委员）：任何事情前进的过程，就在改革，也在继承。如果只谈改革，不谈继承；或者只谈继承，不谈改革，都是不对的。对于一些问题，一定要历史地看。有一点，肯定是要前进。我觉得，腐败主要问题是出在理想信念方面的教育缺失，没有理想。人不可能脑子一片空白，如果一片空白那肯定是生病了。掌管着权，就有钱，没有理想信念，管不好自己，就肯定出问题。如果打击腐败没有下狠心，有些人就会想，他贪污几百万都没事，我那几万又怎么了？腐败就会蔓延，就会从上到下。所以，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不应该去批评个案，应该研究社会，研究对官员的管理。
陶斯亮（全国政协委员）：对政治体制改革，反腐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首推从吏治开始。这就好比用干细胞去治疗癌症，化疗能杀死癌细胞，但也能杀灭正常细胞。但给你种植干细胞就不一样，让这个新生的健康的细胞来代替你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细胞，而不是同归于尽。
王正福（贵州省政协主席）：尽早启动收入分配改革。这是一个非启动不可的问题，再不改革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了。
叶小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改革千头万绪，应该以什么顺序推进？对群众，要多讲先经济、再社会、再政治这个顺序。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能急，中产阶级起来了，理性的思考多了，这样的民主才有质量。但上层还真要有紧迫感，得看远一点，应该多讲党内民主、政治建设。
朱小丹（广东省省长）我个人理解，最关键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当前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自身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来自于政府自身。我们要拿出革自己的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理顺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是口头上说改革还是实际上促改革，对政府是个大的考验。现实中，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也让一些部级官员深受其苦。像现在的财政分灶、分级管理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跑部钱进”现象。
穆德贵（贵州省副省长）：尽管对三公消费的骂声是一浪高过一浪，“跑部钱进”的体制不变，三公消费难以改变，一个财政部管资金分配的官员下去了，你怎么可能让他自己到餐馆就餐？如果各项专项资金在年初就按一个标准分配给各省了，谁还跑部？中央部委管理的项目可以年初就按标准分给各省。如果这个体制不改变，谁带头抵制三公消费谁吃亏。中国的改革历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不可能的。
林方略（海南省副省长）：国家应该有一个规划，下面按照国家的规划部署抓实施，否则无所适从。就像大部制，下面把部门集合起来，结果上面部门的精神在下面贯彻得不顺畅，逼得有些地方又恢复设立迎合中央有关部门的条块部门。
辛 鸣（中央党校教授）：今日中国坚持的道路还是邓小平开辟的道路，方向还是邓小平指出的方向，旗帜也是邓小平高举的旗帜，但是很多的状况、态势却已与邓小平的预期有不小的距离：市场经济没有带来应有的公平正义，“先富”也没有带来及时的“共富”。市场是手段，但驾驭这一手段是要有前提的；没有权利保障，也就没有市场正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与突破口，可是事情的演变却不像大家预想的那样。一部分人是先富起来了，但是，共富却好像遥遥无期。现在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听说共富，就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认为是走回头路，甚至还找出种种理论根据。
那么，为什么政府在推进共富方面好像也没有大作为呢？一方面，市场化的改革让政府不再像自己想像中的计划经济背景下那样的有力量。面对市场的逻辑、法治的约束，政府非有大智慧、大担当很难有大手笔、大决心；另一方面，政府中的成员财产状况也在发生变化。
从改革设计到改革实践，其间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实践不能是对改革设计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照葫芦画瓢”是实现不了改革蓝图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蓝图不详尽，是推卸责任的行为，不是真正改革实践者应有的态度。把邓小平提出来但没有做到的事情，像反对腐败、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等等不折不扣做起来，实实在在兑现了，改革的权威、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动力就会重新回到中国社会。
大 林（时事评论员）：当下关注改革，似乎不存在凝聚共识问题。上层强调要改，媒体呼吁要改，广大群众更是期盼真改、深改、快改、稳改。作为一般群众，虽未必能从理论层面思考与评判改革，但是有足够的经验与智慧去认知改革的现实状态，判断改革的难与易、虚与实、真与假。一切改革，最终使他们看到了什么，获得了什么，才是他们对改革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本依据。在政治领域，群众希望看到依法行政的政府，谦卑恤民的权力，坐实的人民主体地位；在人权领域，群众希望落实人人生而平等的生命权、健康权、劳动权及其报酬权；在经济领域，群众希望享有健康的市场秩序，获得公平交易、财富安全的保障；在社会领域，群众希望平等地拥有人格尊严，享受公共福利，以主人身份参与公共事务。在人民群众的心里，改这改那，归结到一点，无非就是调整好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而且调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定是让国家权力更好地服务、保障、增进人民权利。
当前中国改革攻坚需要解决的问题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暴露，改革过程当中一些瑕疵和疏漏以及部分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扭曲，经过长期的积累也出现爆发迹象，亟待解决。主要问题是：
第一，市场仍然受到过度的行政干预，政府和市场界限不清，行政垄断仍然广泛存在。行政权力过度参与市场扭曲了资源配置，并助长了权力寻租造成的腐败现象。
第二，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势头需要遏制，与此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改革进度缓慢，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不够，并逐渐产生阶层固化的现象。
第三，法治不彰，政府转型乏力。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虽然早已确立，但是政府职能缺位、错位、越位并存，距离“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还有较大的差距。
第四，世界经济动荡不安导致出口受限，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粗放型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巨大，长期以来的高投入、高污染、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而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又面临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的制约，经济发展有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第五，教育体制、科技研发体制、人才培养机制难以满足以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一方面技术工人、高端研发人员短缺，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压力巨大。
韩德云（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目前改革迫切需要改的是，在决策中增加民主的因素，开放公众参与机制，扩大表达的自由，让民众说话。不同的阶层、群体有不同的利益，只有充分地让民众表达，才能弄清楚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交叉点，社会才不会一头热。批评监督机制也要相应地改革。现在，庞大的公务员群体让人忧心。没有监督，无法想象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不能让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人决策。
为什么改革攻坚难度比20年前更大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好比人的身体，经济一旦出了问题，马上通过宏观政策进行调整，就如同人生病了要吃药来恢复。而改革正是要让经济这一“肌体”，依靠制度的“疗效”，具有内部调整和促进发展的功能。从外生转变为内生，改革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目前所欠缺的。三十多年前的改革，无论是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改革或是股份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由民间自发、自下而上式的改革。现在不能再靠“摸着石头过河”，“水深了”已经摸不着“石头”了，今天的改革，更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这就要求改革的决策者具备战略家的眼光，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将整个战略布局做得更好。现在的改革跟三十多年前不一样，中国面临双重转型，即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同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转型叠加在一起，特别是第二个转型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从没有经历过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艰巨性。
胡德平（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不断取得经济上的奇迹，经济总量和政府财政收入都很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受益，利益集团也受益，垄断集团更受益，官商勾结的赚钱最多，这个矛盾必须要解决。不按规则办事、甚至按潜规则和人情来办事已经成为改革的重大阻力。
当前改革的乱象还包括“顶层设计”被一些部门和企业揽走，使最高决策部门无作为。“顶层设计”的意思是说政府必须从战略管理的高度来统筹改革与发展的全局，因为现在很多原属于“顶层设计”的文件和法律交给了一些部门或公司来制定，其中包含大量部门利益。如很多法律都是部门起草的，稍加修改就报人大审议。但这个工作应该是人大组织专家来做。把国之重器委托给一个公司一个部门来做，这就比较乱了。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土地是个大问题。现在全国穷困人口共一亿，进城务工的农民有2.5亿，如果再产生一亿失地农民，那么“改革真危险”。在这改革的关键时刻，应从农民角度想想，土地是村子里的，贱卖就不行，强征强拆就是违法，可是有人却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对改革开放精神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希望我们公有制所有者都归位，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郭如才（中央文献研究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制约科学发展的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坚持不懈地把改革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
吴忠民（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可以选择余地大，可以主动调整，而社会矛盾引出的改革呼声无法回避。改革会涉及权力部门切身利益，所以要有决心和勇气，不能总是改别人。规范公权没有勇气和决心也是不行的，不改的话谁都不是赢家。
改革攻坚的阻力是什么
柳斌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一是我们对一些根本性的体制机制性问题没有突破，所以有些改革改到最关键的时候，深不下去。二是改革本质上是国家、单位、企业、个人之间利益深度调整的过程，有时涉及到一些人的根本利益，就有了阻力，利益矛盾表现很突出。
王林祥（鄂尔多斯集团董事局主席）：改革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拼命抵抗改革。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阻力还真摸不着。中国的问题在于，打太极拳不知道往哪儿打。如何解放双手将是未来政府攻坚的难点。
罗 援（全国政协委员、少将）：改革的阻力来自包括利益集团、思想观念等。有时候，抱陈守旧是比较顽固的深层次因素，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由于文化积淀造成的。利益集团是非常主要的阻力，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改革攻坚怎样进行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无论是改革的总体思路的形成还是单项改革的突破，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制都至关重要。一是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的改革处于重要的历史机遇期，二是改革进入重大利益关系协调的关键时期，三是新阶段的全面改革。目前的改革协调机构是国家发改委，它偏重负责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很难把改革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它既管理宏观经济政策、又负责重大项目的审批，很难超越部门利益。现在，任何一项改革都超越了这项改革的本身，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原来把它作为社会领域的改革，但现在它又涉及到经济利益里的初次分配，还涉及到社会领域的再分配，更涉及到政治领域。要建立收入分配的基本数据，就需要财产公开。所以，任何一项改革都具有多重属性，这就需要一个能够统筹多方利益又能超越部门利益的协调机构。该机构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属于中央层面的、中央级。因为现在的改革错综复杂，只有中央层面的改革机构才能担当。第二、由中央高层领导来主持工作。当年国家体改委是由国务院主要领导出任领导的。第三、要做好三件事，它是改革决策咨询部门、指导部门、协调部门。这个机构应该做实，这很关键。如果做虚了又会陷入无法协调的境地。
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目标很重要。我概括为“以公平与可持续为目标，以协调利益关系为主线，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改革重点在五大方面，除了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理顺五大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理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我概括为20字：“消费主导、均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要围绕这些重点设计好。
吉 哲（媒体工作者）： “顶层设计”的本意是强调自上而下设计的重要性，中国改革改到今天，容易改的都改了，积累到今天的问题和矛盾，已经不是基层和底层能够解决的了——很难有像当年小岗村那种自下而上的突破了。而需要自上而下的总体设计和系统谋划——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它涉及总体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一个地方靠自身力量很难摆脱贫困的宿命；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背井离乡留下一个空心的农村，老人与孩子相依为命，这也是依靠自身无法摆脱的命运，需要顶层设计打破目前这种不由分说的“城市中心”。 “顶层设计”需要每个人的智慧，但改革需要自上而下改起，具体地说就是“改革要从领导干部改起”。本次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都谈到了“学雷锋应该从领导干部做起”，引起很大的舆论共鸣，其实这也属于“顶层设计”。我们经常说一些问题是老大难问题，比如公款吃喝，还有公车不改革，政务不公开——老大难问题，症结正在于“顶层设计”的缺乏。老大难问题，“从老大改起”自然就不难了。一些地方的车改，只改处级以下干部，地方一把手不带头，当然难以服众；一些地方的官员财产公开，只要求科级以下干部公开，地方老大拒当先锋，改革当然无法进行。
赵启正（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当改革越步入深水区，在面对一些核心问题时，越凸显出突破的必要性。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应当看到，有些问题老百姓等不起。最典型的就是涉及生老病死的医改。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卫生部门、医疗机构、慈善救助、社会力量等等，尽可能地利用各种资源与渠道，千方百计帮助群众解决燃眉之急，不能以制度缺陷为借口推脱、不作为。
朱燕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目前情况比较特殊，面临着复杂的转型，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化到城镇化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并参与其中。但是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政府就应该考虑及时退出一些领域。环顾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表现出政府角色相对较小的特点，在这方面，中国香港非常典型，香港的行政部门非常小。如果政府不能够及时转型，从一些领域中退出来，将会造成并加重行业垄断现象，同时会让寻租现象越来越严重。政府和经济活动分不清，过多的政策干预造成了一些特殊的利益阶层。现在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腐败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政府参与经济太深，给了腐败以机制上的土壤。
董良翚（全国政协委员）：任何事情前进的过程，就在改革，也在继承。如果只谈改革，不谈继承；或者只谈继承，不谈改革，都是不对的。对于一些问题，一定要历史地看。有一点，肯定是要前进。我觉得，腐败主要问题是出在理想信念方面的教育缺失，没有理想。人不可能脑子一片空白，如果一片空白那肯定是生病了。掌管着权，就有钱，没有理想信念，管不好自己，就肯定出问题。如果打击腐败没有下狠心，有些人就会想，他贪污几百万都没事，我那几万又怎么了？腐败就会蔓延，就会从上到下。所以，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不应该去批评个案，应该研究社会，研究对官员的管理。
陶斯亮（全国政协委员）：对政治体制改革，反腐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首推从吏治开始。这就好比用干细胞去治疗癌症，化疗能杀死癌细胞，但也能杀灭正常细胞。但给你种植干细胞就不一样，让这个新生的健康的细胞来代替你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细胞，而不是同归于尽。
王正福（贵州省政协主席）：尽早启动收入分配改革。这是一个非启动不可的问题，再不改革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了。
叶小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改革千头万绪，应该以什么顺序推进？对群众，要多讲先经济、再社会、再政治这个顺序。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能急，中产阶级起来了，理性的思考多了，这样的民主才有质量。但上层还真要有紧迫感，得看远一点，应该多讲党内民主、政治建设。
朱小丹（广东省省长）我个人理解，最关键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当前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自身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来自于政府自身。我们要拿出革自己的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理顺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是口头上说改革还是实际上促改革，对政府是个大的考验。现实中，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也让一些部级官员深受其苦。像现在的财政分灶、分级管理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跑部钱进”现象。
穆德贵（贵州省副省长）：尽管对三公消费的骂声是一浪高过一浪，“跑部钱进”的体制不变，三公消费难以改变，一个财政部管资金分配的官员下去了，你怎么可能让他自己到餐馆就餐？如果各项专项资金在年初就按一个标准分配给各省了，谁还跑部？中央部委管理的项目可以年初就按标准分给各省。如果这个体制不改变，谁带头抵制三公消费谁吃亏。中国的改革历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不可能的。
林方略（海南省副省长）：国家应该有一个规划，下面按照国家的规划部署抓实施，否则无所适从。就像大部制，下面把部门集合起来，结果上面部门的精神在下面贯彻得不顺畅，逼得有些地方又恢复设立迎合中央有关部门的条块部门。
辛 鸣（中央党校教授）：今日中国坚持的道路还是邓小平开辟的道路，方向还是邓小平指出的方向，旗帜也是邓小平高举的旗帜，但是很多的状况、态势却已与邓小平的预期有不小的距离：市场经济没有带来应有的公平正义，“先富”也没有带来及时的“共富”。市场是手段，但驾驭这一手段是要有前提的；没有权利保障，也就没有市场正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与突破口，可是事情的演变却不像大家预想的那样。一部分人是先富起来了，但是，共富却好像遥遥无期。现在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听说共富，就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认为是走回头路，甚至还找出种种理论根据。
那么，为什么政府在推进共富方面好像也没有大作为呢？一方面，市场化的改革让政府不再像自己想像中的计划经济背景下那样的有力量。面对市场的逻辑、法治的约束，政府非有大智慧、大担当很难有大手笔、大决心；另一方面，政府中的成员财产状况也在发生变化。
从改革设计到改革实践，其间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实践不能是对改革设计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照葫芦画瓢”是实现不了改革蓝图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蓝图不详尽，是推卸责任的行为，不是真正改革实践者应有的态度。把邓小平提出来但没有做到的事情，像反对腐败、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等等不折不扣做起来，实实在在兑现了，改革的权威、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动力就会重新回到中国社会。
大 林（时事评论员）：当下关注改革，似乎不存在凝聚共识问题。上层强调要改，媒体呼吁要改，广大群众更是期盼真改、深改、快改、稳改。作为一般群众，虽未必能从理论层面思考与评判改革，但是有足够的经验与智慧去认知改革的现实状态，判断改革的难与易、虚与实、真与假。一切改革，最终使他们看到了什么，获得了什么，才是他们对改革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本依据。在政治领域，群众希望看到依法行政的政府，谦卑恤民的权力，坐实的人民主体地位；在人权领域，群众希望落实人人生而平等的生命权、健康权、劳动权及其报酬权；在经济领域，群众希望享有健康的市场秩序，获得公平交易、财富安全的保障；在社会领域，群众希望平等地拥有人格尊严，享受公共福利，以主人身份参与公共事务。在人民群众的心里，改这改那，归结到一点，无非就是调整好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而且调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定是让国家权力更好地服务、保障、增进人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