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予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著。
　　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后来，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直到陈夫人回家，才发现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同系的名教授朱东润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开会，说到得意处随意评了几句“陈寅恪什么什么”，其实未见得有什么不敬之意。还没等在座诸人反应过来，蒋天枢从人群中拔身而起，指着他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笑不得地摊摊手，连声“啧啧”，十足的难堪。
　　如今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除了做学问，他显然还受了先生关于“尊师”的教诲。一次，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教师宿舍大门，遍地积水，而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议要背蒋先生，全然不考虑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蒋先生自然坚拒了。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身后。
　　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戚然：“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这些都不是虚辞，字里行间，透出师道的重量，后人读来，满页沉甸甸的。先生们都已经老了、逝去，师道传承，今日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