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泉者，旧万泉县也。解放后万泉、荣河两县合并，称万荣县，万泉遂专指旧城关一带，即万泉乡，旧县治亦可称万泉村矣。按《通志》:后魏(北魏)道武天锡元年(公元404年)，赫连勃勃东侵河外，里人薛通率族人千人筑堡自固，周围五里十三步，因名薛通城。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因之创为县治，历代沿之无改。1951年，迁县治于新城(今称解店镇)城内村，为与新城对应，故将旧县治所在之万泉村定名为古城。在整理乡村地名时，本应定名为万泉乡的万泉村，被定为“万泉乡古城村”，做下“夹生饭”，引起邮电、交通、商贸、旅行许多误差。到2002年更名为万泉乡万泉村。
　　民国《万泉县志》云:“万泉县，旧为汾阴地。以万泉名，虽因东谷多泉，实志水少也。城故无井，率积雨雪，以蓄计，以罂(读英，小口大肚瓶)瓶盎取汲他所。往返数十里，担负载曳之难百倍厥力。”
　　民谚云:“稷山无山，万泉无泉”，“东西两涧和山上倒是有泉，泉水太小。”谣谚云此地无水也。
　　县志又云:“土厚水深，地瘠民贫”，素有“干万泉”之称。居民素有惜水贵如油的习惯，每逢雨雪天，多用盆罐盛檐水入缸备用。合家共用一盆洗脸水，蒸馍水又来洗碗，多次使用。传云家人向脸上互相喷水来洗脸，虽属无稽之谈，言过其实，盖因缺水惜水之故也。
　　民众素有打旱井(水窑)蓄水的办法，但因天雨无常，不能稳定解决人蓄饮用问题。
　　此地“十年九旱”，每逢旱年，群众迷信上苍，聚众“祈雨”，祈雨活动也叫“上马脚”。上马脚的“上”，是给一个壮年男子两腮用铁锥(铢)子穿透，使他像“上神”一样疯狂起来，头戴柳冠，手执柳鞭，赤脚板像朱元璋的马皇后的脚板一样，在前面开路。遇见戴草帽或打伞的人，甩鞭就打，视为挡雨之人。祈雨队伍前边抬一香案桌，桌上放一空瓶，跑到孤山、稷王山有泉水的地方，或龙王庙、观音庙求雨。观音大士神前有一插柳枝的甘露瓶，在瓶中汲水入香案桌上的瓶子，或到山泉中汲水入瓶，插上柳枝，沿途用柳枝洒水到农田、旱井、池泊中，象征祈到雨水，降下甘露了。祈雨之后，有时竟下了雨，实属偶合和巧遇。多数祈雨，依然红日高照，蓝天无云，禾苗干枯，土地龟裂。
　　明朝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万泉主管刑狱的官员王懋在万泉城首创“惠民池”。约十亩之大，引起各村仿凿。后来又在北门口凿小池两口，起到供人畜饮水和蓄洪之用。天旱时，仍就池底无水，龟裂朝天。
　　古人亦知道利用地下水资源开凿深井，而万泉地处黄土高原峨嵋岭上，土厚水深，尚无先例。直到明朝嘉靖七年(1528年)万泉御史穆伯寅在城内开始试凿深井。万荣县曾有“丁奕冯村有了名，杜村千尺还有零”的谣谚，说明打井的困难和深度。万泉县城在孤山山麓，地下有水脉，可算是一优点。当时，靠人工长期开凿，凿出了一眼深井。接着各巷陆续开凿，先后在西街、牛家巷、曹家巷、南街、东街、东巷、下巷、贾家巷、西巷凿出了十来口深井。这些深井多在500市尺以上深度凿出第一层水，群众通称深井为“盛水井”。“盛”在这里是指水旺盛的意思，是区别于“浅井”(旱井)而言的。如果绝水层处在凸地，则水滴下淋，俗谓“淋水井”；如遇凹地，则水从四周聚拢或从地下冒出，俗称“过水井”或“冒水井”。万泉县城东巷和西门外桥西的井是这种井，可持续搅(提)水。
　　这种盛水井，因为太深，井绳又粗又长，大多用牛皮或麻丝拧成，盘起来很重，需两人用扛子抬上，搭在井轱辘上，两头拴上柳罐。空罐下井时，因为太轻，须一人坐在井口往下拽绳，生怕打滑，把绳溜下井去，另外由一人或二人搅动井绳把空罐往井下送，待柳罐盛水后，往上搅动实罐，井水旺盛时，可以盛满水罐，天旱时，水浅只可汲半罐或一底水上来。将水倒入石槽中，因为常常两罐也汲不到一担水，要好几头(罐)才能汲一担水。当实罐搅到井口时，须把井绳打环，拽绳者要用脚踩住井绳，如此循环往复搅(提)水。搅水须要几个强壮劳力去干，妇女不敢问津，就这样随时有伤亡事故发生，令人心寒。天涝时，巷内人可以随便搅水，天旱时则排牌轮流一番，人们叫“排番子”。这就是说，地下的水、深井的水，不够人畜饮用。
　　井水不够饮用时，城内居民就下东(北)涧沟担水、提水，担挑、桶担、提罐罐的青壮年、老人、妇孺奔波沟坡者络绎不绝。万泉城内居民尚有地近之便，远在20多里之外的丁樊冯村居民有用畜力拉水者，无畜力的孤寡居民长途跋涉不胜其苦，也有半道打罐倒水于途者。
　　相传清朝雍正年间，万泉知县杜庭珠在天旱年代曾与居民下涧担水，与民同甘共苦，人称“杜青天”。离任后，县民曾立《杜公去思碑》怀念他，县志载有碑文。
　　在日军侵占万泉时期，城内仅驻日军二三十人，但却供养日伪机关、合作社人员、数百名“皇协”军(日军自称天皇的军队，中国的伪军自称协助皇军的，故名“皇协”)，用水较多。最初派苦力下北涧(实为东涧)用畜力拉水(这说明涧沟菜园有较浅的盛水井)，但还是很紧张，也有被汲干之情况。
　　在1943年，有个周家庄村民廉明道建议伪县长司荫昌兴建“梯传井”，由三个骡子分别拉动三架水车，从北涧盛水井中汲水，分三级提水，两级在城外，一级在城内，一级高于一级，将水梯传入城内蓄水池中，机关军队派苦力从池中担水，居民交费用水。日军投降后，改称“递传井”，似乎减轻了万泉城内用水的一些压力。廉明道50年代曾创造沼气照明，在全县推广，县委书记阎广洪曾奖给他一辆飞鸽自行车。
　　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政府提倡和支持农业社集体打浅井。1957年在“旱地变水田，万荣变江南”的口号下，全县掀起“地头大打排子井，沟涧崖畔打窖群”的群众运动，街巷农家同时打浅井。1970年县革委会提出“一户一眼旱井，一村一个池泊”的号召，万泉城内各村也卷入这一运动，将惠民池扩大和采取防渗漏措施，在路边地头和街巷及农户打了许多旱井。因水源太小，韧(防渗处理)成的不多，盛水的只有一少部分井，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我村就曾出现过人畜伤亡事故。
　　1980年5月，国家和县上连续3年拨专款给三文、西村、万泉等乡20万元来打旱井，每眼井补助50元，以解决人畜饮水困难问题。万泉人民深受其惠，在解决人畜饮水问题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1960年3月，万荣县县委、县人委从孤山柳泉沟引泉水铺陶管“引水下山”入县城高潮池成功。城关公社红旗管理区(今万泉乡)组织强壮男劳力无偿出工，在黄家峪柳树沟挖泉水，铺陶管1.5公里至城内，因流量过小，途中渗漏，仅补充了城内一部分水源，居民可以凭票在城中心的聚水井内汲水。
　　万泉村在引水下山、解决人畜饮水问题的道路上也是有教训的。人们只嫌自然的贡献太少，只恨泉水流量太小，就想用炸药炸泉眼，结果造成水层断裂，柳树沟的泉水断流了。同样的，在1968年，孤山山麓，地处丘陵，居民梯形居住，低处水满，才能压供高处，常常使南半城居民供不上水。一些北城居民用三通放水，不经过水表，用量很大，使南城居民更加缺水，有时十天半月用不上水。
　　2002年，省里又拨一笔专款，用于万泉村人畜饮水解困、集中供水工程。在县水利技术人员施工下，改造了水道，设置了控制闸门。为了防止偷水，将水表安装在户外加强管理。2002年6月15日开始放水，使全村居民514户、2074口人(加上乡直单位和街上商店共为566户，人口更多)，还有万泉中学、小学、幼儿园的师生，除极个别高地外，绝大多数用户都可以用上自来水。
　　因为水源充足，全村发展了6圈羊和15个鸡场，还有零星饲养的牛、羊、骡、鸡都可用上水。
　　郊区有一家季节性的脱水菜厂和两个常年生产的打煤厂打造蜂窝煤，也要用大量的水。
　　现在全村的5口机井，除2号井保证人畜饮水外，其它井都有灌溉之利，在黄土高原上破天荒地有了水浇田，可灌农田、果园、大棚1000余亩，呈现出一派“岭上江南”的风光。
　　因为有了水浇田，该村就在农田上做文章，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种植小麦的习惯，因地制宜地种植大葱、苹果和酥梨，加上养鸡养羊的畜牧业，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改变了昔日的生活习惯。过去是“一根葱就馍一顿饭”，“油泼辣子一个菜，开水泡馍美得太”，现在一年四季吃鲜菜，冬季还能吃上反季节生产的黄瓜、西红柿。十天逢五一次会(集)，还嫌间隔太长。我作为县政协常委、人大代表，建议乡政府增加逢九会，十天两次会，以便买菜和买日用品。市场也繁荣了，街上有了饭馆、馍铺、理发店和副食、百货、家电等商店。过去万泉人从来不洗澡，现在街上开起了澡堂子，一改昔日民谣所说的:“鸭儿沟，柳家院，转过湾儿万泉县。万泉县，稀巴烂，一家生意两家店”的萧条面貌。居民住房也有了改变，许多楼房拔地而起。
　　笔者年近八旬，对饮水困难身历其事，曾经几人合伙在盛水井上费力地拽绳、搅水；曾经下涧沟担水，在沟坡上气喘吁吁地奔波，在坡上要多次换肩歇几歇；也曾经在天旱时夜间在城外深井中搅水，现在仍记忆犹新。
　　漫长的为人畜饮水解困的历史，在太平盛世的今天结束了。我经历了新旧社会两个时代，深有感触，不禁想以《万泉有了泉》为题写几句诗文来结束这篇纪实散文:
　　我的家乡在万泉，万泉曾经“无泉”，
　　万泉曾称“干万泉”。人畜饮水十分艰难:
　　曾盛屋檐水，曾挖池泊打浅井，
　　曾打深井汲深泉，曾经引水下山，
　　曾凿深井在高原，在漫长的道路上慢慢向前。
　　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家家龙头喷水，
　　户户流出银泉。高塬有了水浇园，
　　岭上竟似大江南。从此，万泉有了泉，
　　从此，万泉不再干。这事儿真新鲜，
　　只有在这太平盛世、和平年间，才能实现。
　　(责编东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