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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人遣词组句成文时，还没有词类活用的意识。词类活用理论是我们现代人以现代汉语言文字语法理论为依据来分析文言文的语言现象概括归纳提出来的。有一些词的词义在历史使用过程中有所发展变化的，也由之引起了其词用法的变化。其词在句中一定保留着原固有词类的意义，同时增添与原固有常用义相应的活用为新的词类的词义。这是判定一个词在句中活用的关键依据。
关键词：词义 发展变化 词义依据 词类活用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古汉语里的“词类活用”是老话题，对它撰文著书进行阐述，提出自已看法的人不少。但如何判定一个词在句中是否活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要准确判定一个词在句中是否活用，首先是要了解古人用词时是否有词类活用的意识，选择合理的观察词类活用的参照点；其次要从其词在句中与其前后相关词所构成的语法关系来确定；再次要从其词在句中的意义变化来衡量判定。至于词在句中与其前后相关词所构成的语法关系，高校各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和各种古代汉语语法专著的相关章节，以及各种杂志刊载的相关论文都已有阐述。本文为避免重复，只从古人是否有“词类活用”意识、观察词类活用的参照点和词在句中的词义变化来谈我们的看法。
一 古人还没有“词类活用”的意识
汉语在古汉语阶段还没有语法学理论产生，古人也还没有对古汉语的词进行划分归类。最早涉及到词类活用理论的是“宋代杨万里等有‘实字虚用’说，清代袁仁林、黄本骥等有‘死字活用’说，清代马建忠《马氏文通》创词类通假（字类假借）说，陈承泽《国文法草创》修正通假说，对活用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大致可概括为四大类：一、名词、形容词用为动词，……。”自此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都对词类的活用进行了阐述。至此“词类活用”理论才清晰丰富起来。其间对衡量判定词类活用提出不同看法。由此可知古人，尤其是上古人在用词时是没有词类活用意识的。“词类活用”是现代人把古汉语里的用词现象和现代汉语的用词现象做分析比较，发现其间的异同，从现代汉语的角度上概括归纳出来的。
二 要以现代汉语的语法理论和语义为参照点
语言是随社会生活发展变化而有所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在词汇中反映最为直接、最为明显。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有些词会随所表示的旧事物消亡而隐没，不是在特殊的交际场合已经不再用；或有些词的词义中的某项义因为社会生活变化，失去表现力而隐没；或有些词在使用中引申产生了新义。有时因引申产生新义，伴随而具有新的词类。古代还没有词类意识，我们现代人阅读文言文，便需要根据理解，对其文做语法分析。分析时，对其词在句中处于该位置的词类判定，当然就只会从其词在今天的固有常词义和词类来判定。如：“军”：
（1）军于瑕，以待之。《左传·桓公元年》
（2）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周礼·地官·小司徒》
（3）凡用兵之法，……，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孙子·谋攻》
例句（1）的“军”的意义是“驻军（即驻扎）”，是动词；例句（2）的“军”的意义是表示军队的人数，是数量词；例句（3）的“军”的意义是“军旅（即军队），”是名词。根据“军”的金文形体是帐蓬罩着车，可知它造字时的意（本）义“驻军”是动词，在使用中引申出“表示军队数量”义，数量词和表示“军队”义，名词，到后来“军”的“驻军”义隐没，与其相应的动词类的语法功能也随之隐没。而“军”只保留有数量词类及表示的“数量”义和名词类及表示的“军队”义，保留使用至今天，所以这两项词义和与之相应的两项词类就成为“军”的现代固有的常用义和固有的常用词类。例（1）的“军”表示的“驻军”，是动词，则被认为是名词活用为动词，是以“军”的现代词义和词类为依据的。又如“相”在古汉语里，既做名词、也做动词和副词。如：
（4）金玉其相。《诗经·大雅·朴》
（5）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左传·隐公十一年》
（6）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易·咸》
例句（4）的“相”是名词，意义为“质地”；例句（5）的“相”是动词，意义为“观察”；例句（6）的“相”是副词，意义为“互相”。“相”的这3种词类和意义都延续到现代汉语里，继续使用。这3种词类和3项词义都是“相”的固有常用词类和词义。所以认为这3个例句中的“相”没有活用。这都是以发展的观点对待词的使用的体现。
有些词的意义在使用中，因隐没较早，距今时间久远，或文献典籍失传，导致某些词的某些义无从查考，它在古代曾经当作哪些词类使用过也无从知道。我们阐述古汉语的语法现象，是为今天的读者揭示古人使用词的习惯、规律，了解古今汉语之间的内在联系，识其同与异，只有以现代汉语的语法理论和语义来做参照比较，才能水有源头不断流，才能有借鉴而不感抽象与迷惘，才能让现代读者识别古今汉语的语言现象之间的同与异，知道它们之间何者为继承，何者为发展，提高他们对文言文的理解能力，更好地继承、借鉴文化遗产，为今天的事业服务。在观察分析文言文中某词在句中是否活用，若以古汉语语义为依据，这是以静止的观点来对待运动的语言现象，就会割裂古今汉语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也不符合语言的历史发展事实，这肯定是不行的。
三 词活用的词义标志
有其事，必有其象。古代汉语里的某词在句中若是活用，其词义必有所变化，显示出其词活用的词义变化标志。词义究竟发生什么样变化，且对下列各例句中带“·”的词在句中的意义：
（7）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史记·晋世家》
（8）立左右，皆肘之。《左传·成公二年》
（9）曹子手剑而从之。《公羊传·庄公十年》
（10）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战国策·齐策》
（11）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2）苟富贵，无相忘。《史记·陈涉世家》
（13）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礼记·中庸》
（14）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史记·楚世家》
例句（7）、（8）、（9）的“国”、“肘”、“手”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它们的固有常用义分别是“国家”、“臂腕”、“手”。在句中都活用为动词，意义分别是“使……建立国家”、“用臂腕撞”、“用手拿”。例句（10）、（11）、（12）的“美”、“短”、“富贵”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形容词，在句中分别活用为动词，意义分别是“认为美丽”、“说……短处”、“得到富贵”。例句（13）、（14）的“百”、“千”、“五”、“十”在现代汉语里都是数词，在句中都活用为动词，意义分别是“做百次”、“做千次”、“超过五倍”、“超过十倍”。把这8个例句中的10个词，在句中活用为动词的词义和它们原固有常用义进行比较，则发现它们在句中都在分别保留原固有常用义基础上，还一定分别增添了与原固有常用义相应的动词义：“国”增添了“使……建立”义；“肘”增添了“用……撞”义；“手”增添了“用……拿”义；“肘”、“手”还同时分别增添相应的介词“用”义；“美”增添了“认为……”义；“短”增添了“说……”义；“富贵”增添了“得到”；“百”、“千”分别增添了“做”义；“五”、“十”分别增添了“超过”义。
上面例句中的名词、形容词、数（量）词活用为动词，在古汉语里是常见的。名词、形容词、数（量）词、动词做使动用法，名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也仍然属于活用的范畴。
在古汉语里，动词、形容词、数量词活用为名词的，也是有的，如：
（15）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战国策·赵策四》
（16）（陈仲子）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孟子·梁惠王上》
（17）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左传·庄公十年》
（18）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19）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不足于体与？《孟子·梁惠王上》
（20）举直错枉，则民服。《论语·为政》
（21）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衣食其一。《左传·昭公三年》
（22）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列子·汤问》
（23）故知胜有五。《孙子·谋攻》
上面例句（15）、（16）、（17）中的“继”、“闻”、“见”、“伏”，原都是动词。按照汉语语法理论常规，动词在句中一般只能充当谓语、状语，但是它们在各自所在的句里，既不是充当谓语，也不是充当状语，“继”处在主语的位置上，“闻”、“见”、“伏”分别处在宾语的位置上，而一般情况下，充当主语、宾语的应当是名词；再根据它们在句中的意义分别是“继承侯位的人”、“听到声音”、“看见东西”、“埋伏军队”，分别把它们在句中的意义和做动词时的意义相比较，则发现它们分别增添了与其做动词时的意义相应的名词“侯位的人”、“声音”、“东西”、“军队”意义。可见它们在所在句中是起着名词的作用，因此它们是活用为名词，做主语或宾语。例句（18）中的第二、第三个“老”，第二、第三个“幼”，例句（19）（20）的“肥甘”、“轻”、“直”，原都是形容词，按照语法常规，形容词在句中一般只能充当定语、状语、谓语，但例句（18）中的第二、第三个“老”，第二、第三个“幼”，例句（20）的“直”分别处在宾语位置上，例句（19）中的“肥甘”、“轻”分别处在主语位置上。充当宾语主语的应当是名词。再根据它们在句中的意义分别是“老人”、“老人”、“年纪小的人（即小孩）”、“年纪小的人（即小孩）”、“肥美的食品”、“轻的衣服”、“正直的人”，分别把它们在句中的意义和做形容词时的意义相比较，则发现它们分别增添了和与其做形容词时的意义相应的名词“人”、“人”、“人”、“人”、“食品”、“衣服”、“人”。可见它们在所在句中起着名词的作用。因此它们是活用为名词，分别做宾语或主语。例句（21）中的“二”、“一”，例句（22）的两个“一”，例句（23）的“五”，原都是数（量）词，按照语法常规，数（量）词在句中一般充当定语、状语、补语，但是它们在句中既不充当定语、状语，也不充当补语。例句（21）的“二”、例句（22）的两个“一”分别处在主语的位置上，例句（21）的“一”，例句（23）的“五”处在宾语的位置上。再根据它们在句中的意义分别是“二份劳动果实”、“一份劳动果实”、“一座山”、“一座山”、“五种情况”。分别把它们在句中的意义和做数（量）词时的意义相比较，则发现它们分别增添了与其做数（量）词时的意义相应的名词“劳动果实”、“劳动果实”、“山”、“山”、“情况”义。可见它们在所在句中起着名词的作用，因此它们活用为名词，分别做主语或宾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归纳概括出在古汉语里词活用后的词义变化特点：不论是那一类，它们在句中只要是活用，就一定在保留其原固有的词类的常用义的基础上，同时增添与其原固有词类的常用义相应的活用为那类词的词义。如前边例句（8）、（9）名词“肘”、“手”活用为动词，就在保留原名词“臂腕”、“手”义，就增添与名词“臂腕”、“手”分别相应的动词“撞”、“拿”义。如果有时原名词表示的事物是增添的动词表示的动作发生的工具，就伴随增添相应的介词义，如前边的例句（8）、（9）的“肘”、“手”，就分别增添了相应的介词“用”义。形容词、数（量）词活用为动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活用为名词，则没有增添介词义。这就是词类活用的词义变化标志。所以词活用的词义标志是判定词类活用的关键依据，也是判定区别词的活用和词的兼类依据。
参考文献：
[1] 马文熙、张归璧等编：《古汉语知识详解辞典》，中华书局，1996年版。
[2]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版），中华书局，1999年版。
[3] 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蒋绍愚、田瑞娟主编：《古代汉》，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4] 朱振家主编：《古代汉语》（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曾放，男，1955—，海南澄迈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文化，工作单位：琼州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关键词：词义 发展变化 词义依据 词类活用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古汉语里的“词类活用”是老话题，对它撰文著书进行阐述，提出自已看法的人不少。但如何判定一个词在句中是否活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要准确判定一个词在句中是否活用，首先是要了解古人用词时是否有词类活用的意识，选择合理的观察词类活用的参照点；其次要从其词在句中与其前后相关词所构成的语法关系来确定；再次要从其词在句中的意义变化来衡量判定。至于词在句中与其前后相关词所构成的语法关系，高校各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和各种古代汉语语法专著的相关章节，以及各种杂志刊载的相关论文都已有阐述。本文为避免重复，只从古人是否有“词类活用”意识、观察词类活用的参照点和词在句中的词义变化来谈我们的看法。
一 古人还没有“词类活用”的意识
汉语在古汉语阶段还没有语法学理论产生，古人也还没有对古汉语的词进行划分归类。最早涉及到词类活用理论的是“宋代杨万里等有‘实字虚用’说，清代袁仁林、黄本骥等有‘死字活用’说，清代马建忠《马氏文通》创词类通假（字类假借）说，陈承泽《国文法草创》修正通假说，对活用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大致可概括为四大类：一、名词、形容词用为动词，……。”自此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都对词类的活用进行了阐述。至此“词类活用”理论才清晰丰富起来。其间对衡量判定词类活用提出不同看法。由此可知古人，尤其是上古人在用词时是没有词类活用意识的。“词类活用”是现代人把古汉语里的用词现象和现代汉语的用词现象做分析比较，发现其间的异同，从现代汉语的角度上概括归纳出来的。
二 要以现代汉语的语法理论和语义为参照点
语言是随社会生活发展变化而有所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在词汇中反映最为直接、最为明显。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有些词会随所表示的旧事物消亡而隐没，不是在特殊的交际场合已经不再用；或有些词的词义中的某项义因为社会生活变化，失去表现力而隐没；或有些词在使用中引申产生了新义。有时因引申产生新义，伴随而具有新的词类。古代还没有词类意识，我们现代人阅读文言文，便需要根据理解，对其文做语法分析。分析时，对其词在句中处于该位置的词类判定，当然就只会从其词在今天的固有常词义和词类来判定。如：“军”：
（1）军于瑕，以待之。《左传·桓公元年》
（2）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周礼·地官·小司徒》
（3）凡用兵之法，……，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孙子·谋攻》
例句（1）的“军”的意义是“驻军（即驻扎）”，是动词；例句（2）的“军”的意义是表示军队的人数，是数量词；例句（3）的“军”的意义是“军旅（即军队），”是名词。根据“军”的金文形体是帐蓬罩着车，可知它造字时的意（本）义“驻军”是动词，在使用中引申出“表示军队数量”义，数量词和表示“军队”义，名词，到后来“军”的“驻军”义隐没，与其相应的动词类的语法功能也随之隐没。而“军”只保留有数量词类及表示的“数量”义和名词类及表示的“军队”义，保留使用至今天，所以这两项词义和与之相应的两项词类就成为“军”的现代固有的常用义和固有的常用词类。例（1）的“军”表示的“驻军”，是动词，则被认为是名词活用为动词，是以“军”的现代词义和词类为依据的。又如“相”在古汉语里，既做名词、也做动词和副词。如：
（4）金玉其相。《诗经·大雅·朴》
（5）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左传·隐公十一年》
（6）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易·咸》
例句（4）的“相”是名词，意义为“质地”；例句（5）的“相”是动词，意义为“观察”；例句（6）的“相”是副词，意义为“互相”。“相”的这3种词类和意义都延续到现代汉语里，继续使用。这3种词类和3项词义都是“相”的固有常用词类和词义。所以认为这3个例句中的“相”没有活用。这都是以发展的观点对待词的使用的体现。
有些词的意义在使用中，因隐没较早，距今时间久远，或文献典籍失传，导致某些词的某些义无从查考，它在古代曾经当作哪些词类使用过也无从知道。我们阐述古汉语的语法现象，是为今天的读者揭示古人使用词的习惯、规律，了解古今汉语之间的内在联系，识其同与异，只有以现代汉语的语法理论和语义来做参照比较，才能水有源头不断流，才能有借鉴而不感抽象与迷惘，才能让现代读者识别古今汉语的语言现象之间的同与异，知道它们之间何者为继承，何者为发展，提高他们对文言文的理解能力，更好地继承、借鉴文化遗产，为今天的事业服务。在观察分析文言文中某词在句中是否活用，若以古汉语语义为依据，这是以静止的观点来对待运动的语言现象，就会割裂古今汉语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也不符合语言的历史发展事实，这肯定是不行的。
三 词活用的词义标志
有其事，必有其象。古代汉语里的某词在句中若是活用，其词义必有所变化，显示出其词活用的词义变化标志。词义究竟发生什么样变化，且对下列各例句中带“·”的词在句中的意义：
（7）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史记·晋世家》
（8）立左右，皆肘之。《左传·成公二年》
（9）曹子手剑而从之。《公羊传·庄公十年》
（10）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战国策·齐策》
（11）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2）苟富贵，无相忘。《史记·陈涉世家》
（13）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礼记·中庸》
（14）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史记·楚世家》
例句（7）、（8）、（9）的“国”、“肘”、“手”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它们的固有常用义分别是“国家”、“臂腕”、“手”。在句中都活用为动词，意义分别是“使……建立国家”、“用臂腕撞”、“用手拿”。例句（10）、（11）、（12）的“美”、“短”、“富贵”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形容词，在句中分别活用为动词，意义分别是“认为美丽”、“说……短处”、“得到富贵”。例句（13）、（14）的“百”、“千”、“五”、“十”在现代汉语里都是数词，在句中都活用为动词，意义分别是“做百次”、“做千次”、“超过五倍”、“超过十倍”。把这8个例句中的10个词，在句中活用为动词的词义和它们原固有常用义进行比较，则发现它们在句中都在分别保留原固有常用义基础上，还一定分别增添了与原固有常用义相应的动词义：“国”增添了“使……建立”义；“肘”增添了“用……撞”义；“手”增添了“用……拿”义；“肘”、“手”还同时分别增添相应的介词“用”义；“美”增添了“认为……”义；“短”增添了“说……”义；“富贵”增添了“得到”；“百”、“千”分别增添了“做”义；“五”、“十”分别增添了“超过”义。
上面例句中的名词、形容词、数（量）词活用为动词，在古汉语里是常见的。名词、形容词、数（量）词、动词做使动用法，名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也仍然属于活用的范畴。
在古汉语里，动词、形容词、数量词活用为名词的，也是有的，如：
（15）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战国策·赵策四》
（16）（陈仲子）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孟子·梁惠王上》
（17）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左传·庄公十年》
（18）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19）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不足于体与？《孟子·梁惠王上》
（20）举直错枉，则民服。《论语·为政》
（21）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衣食其一。《左传·昭公三年》
（22）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列子·汤问》
（23）故知胜有五。《孙子·谋攻》
上面例句（15）、（16）、（17）中的“继”、“闻”、“见”、“伏”，原都是动词。按照汉语语法理论常规，动词在句中一般只能充当谓语、状语，但是它们在各自所在的句里，既不是充当谓语，也不是充当状语，“继”处在主语的位置上，“闻”、“见”、“伏”分别处在宾语的位置上，而一般情况下，充当主语、宾语的应当是名词；再根据它们在句中的意义分别是“继承侯位的人”、“听到声音”、“看见东西”、“埋伏军队”，分别把它们在句中的意义和做动词时的意义相比较，则发现它们分别增添了与其做动词时的意义相应的名词“侯位的人”、“声音”、“东西”、“军队”意义。可见它们在所在句中是起着名词的作用，因此它们是活用为名词，做主语或宾语。例句（18）中的第二、第三个“老”，第二、第三个“幼”，例句（19）（20）的“肥甘”、“轻”、“直”，原都是形容词，按照语法常规，形容词在句中一般只能充当定语、状语、谓语，但例句（18）中的第二、第三个“老”，第二、第三个“幼”，例句（20）的“直”分别处在宾语位置上，例句（19）中的“肥甘”、“轻”分别处在主语位置上。充当宾语主语的应当是名词。再根据它们在句中的意义分别是“老人”、“老人”、“年纪小的人（即小孩）”、“年纪小的人（即小孩）”、“肥美的食品”、“轻的衣服”、“正直的人”，分别把它们在句中的意义和做形容词时的意义相比较，则发现它们分别增添了和与其做形容词时的意义相应的名词“人”、“人”、“人”、“人”、“食品”、“衣服”、“人”。可见它们在所在句中起着名词的作用。因此它们是活用为名词，分别做宾语或主语。例句（21）中的“二”、“一”，例句（22）的两个“一”，例句（23）的“五”，原都是数（量）词，按照语法常规，数（量）词在句中一般充当定语、状语、补语，但是它们在句中既不充当定语、状语，也不充当补语。例句（21）的“二”、例句（22）的两个“一”分别处在主语的位置上，例句（21）的“一”，例句（23）的“五”处在宾语的位置上。再根据它们在句中的意义分别是“二份劳动果实”、“一份劳动果实”、“一座山”、“一座山”、“五种情况”。分别把它们在句中的意义和做数（量）词时的意义相比较，则发现它们分别增添了与其做数（量）词时的意义相应的名词“劳动果实”、“劳动果实”、“山”、“山”、“情况”义。可见它们在所在句中起着名词的作用，因此它们活用为名词，分别做主语或宾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归纳概括出在古汉语里词活用后的词义变化特点：不论是那一类，它们在句中只要是活用，就一定在保留其原固有的词类的常用义的基础上，同时增添与其原固有词类的常用义相应的活用为那类词的词义。如前边例句（8）、（9）名词“肘”、“手”活用为动词，就在保留原名词“臂腕”、“手”义，就增添与名词“臂腕”、“手”分别相应的动词“撞”、“拿”义。如果有时原名词表示的事物是增添的动词表示的动作发生的工具，就伴随增添相应的介词义，如前边的例句（8）、（9）的“肘”、“手”，就分别增添了相应的介词“用”义。形容词、数（量）词活用为动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活用为名词，则没有增添介词义。这就是词类活用的词义变化标志。所以词活用的词义标志是判定词类活用的关键依据，也是判定区别词的活用和词的兼类依据。
参考文献：
[1] 马文熙、张归璧等编：《古汉语知识详解辞典》，中华书局，1996年版。
[2]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版），中华书局，1999年版。
[3] 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蒋绍愚、田瑞娟主编：《古代汉》，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4] 朱振家主编：《古代汉语》（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曾放，男，1955—，海南澄迈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文化，工作单位：琼州学院人文社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