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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至1969年的十年，是我终生难忘的十年。这十年。巩固了我的专业思想，夯实了我从事小学教育的基础。虽然十年中，我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波动很大，但我对教书育人的工作始终是一往情深的。
憧憬·积累
1960年秋，我走进了江苏省海州师范的校园，开始了中师生的学习生活。也许是受了做教师的父亲的影响。我立志将来要做一名出色的小学教师；又或许是对自身潜能估计过高，觉得我很全面，天生就是做小学教师的料。因此，我很安心地投入到师范生的学习生活中了。我们那一届共招收6个班，后缩编为5个班，尽管学校派出许多老师去学生家里动员。尽管师范学校管吃管住不收费，甚至还有助学金，但仍然有一个班的学生放弃了学籍。
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低标准，瓜菜代”，学校生活、家庭生活都很窘迫。1961年秋天开学不久，因得浮肿病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由开始不上体育课，到不上早操了，全校师生都学打太极拳，直至被迫宣布停课。
在那最困难的一年多里，我在别人谈论“今天稀饭有多稀”的时候，在别人祈祷“明天分饭时能多分一点”的时候，常常一个人溜进琴房(风琴)，摸黑练琴；翻开字典寻找我读不准的字音，强化普通话；钻进图书阅览室，涉猎将来当小学教师需要的各类书籍……
当国家经济略有好转后，1962年，学校开始狠抓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了。后来，在各项基本功过关测试中(我们称“过五关、斩六将”)，我均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另外，我在学校普通话比赛中获第一名，毛笔字(正楷)比赛中获第三名，美术作品展览中有我多幅作品。我可以抱起手风琴上台伴奏，舞动指挥棒指挥学校合唱团，在校舞蹈队中舞姿出众，男中音独唱声情并茂，在汇演时为班级自编自导节目，帮助教务处用钢板蜡纸刻讲义。为学校出黑板报，被市“少年之家”聘为校外辅导员……
这时的我，总觉得可以胜任将来的小学教师工作了。
然而，在师三的见实习期间，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海师附小见实习时。我在最后阶段承担了一堂大型公开实验课，在指导学生用“察看”造句时卡壳了，没有人举手发言。礼堂里静得怕人，空气都快凝固了。几百双眼睛都在看着我。看我能用什么办法扭转这一尴尬局面。而我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只是傻等着，不知送个“梯子”让学生爬。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一个学生“救驾”了，他造出：“解放军在打仗前，都要察看地形。”事后，我为自己的应变能力极差而深感羞愧。觉得我离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师还差得很远很远，我必须虚心地向老教师求教，必须刻苦地钻研教材教法。
见实习期间。我了解到当时小学的课堂教学状况，对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课堂教学五环节至今记忆犹新。即：组织教学、温故引新、讲授新知、复习巩固、布置作业。当时，我省最优秀的小学教师斯霞老师的经验已见报，她的母爱教育，她的启发式(当时我理解为问答式)教法深深地撞击着我的心灵。按凯洛夫的教法。只是以教师为主体，因此，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我国小学课堂教学基本上是处于先生讲、学生听的状况，填鸭式教法盛行。而斯霞老师的教法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力地推动了我省乃至全国的教育改革。
1963年夏天，因为国家经济还处于暂时困难时期，我们本该毕业的一届被延长一年毕业，到1964年夏天才正式毕业。这一年里，我们主要下到农村小学去实习。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我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强化各项基本功。我有直接面对课堂、学生积累实践经验的机会。每当我捧起课本进行教学时，每当我被叽叽喳喳的小学生簇拥时。我就对未来充满希望。我觉得我就是为小学生而生的，我觉得我已具备的各种能力都是为未来的小学生准备的。我非小学生莫属，我非小学校园莫属!
施展·蓄志
1964年秋，我与另外4名毕业生被分配到市区的建国路小学工作。
第一年。我被分配的课务是：三年级一个班的数学，每周6节；六年级四个班的自然，每周8节；四年级两个班的体育。每周4节。合计每周18节课。另外，辅导学校美术课外兴趣小组活动，每周利用课外活动时间辅导两次。
我们5个人中，最被信任的一个人是某班的团支部书记(他的父亲是农村大队书记)。他分配的课务是：四年级一个班的语文教学兼班主任。我们5个人中，有3名优秀毕业生，我是其中之一，而他不是；我们5人中。我的实习成绩是当届毕业生中最高的，另外两名优秀毕业生也较高，而他仅是中游，为什么建国路小学的领导要给他委以重任?不言而喻，“以阶级斗争为纲”嘛。
我有点不服气，心里憋着一股气：那就用事实来说话吧!恰巧，我带他那个班的体育课。一学期快到一半了，他的每堂语文课几乎要用半堂课时间去组织教学。体罚和变相体罚也没用，课堂乱得像今天的自由市场。而我的室外体育课，没有一个学生敢随便的，队伍从操场北边走到南边，步伐整齐，动作划一。我也并没有体罚和变相体罚，只是从第一节课开始，令出如山。语言简明到位，示范动作准确，要求严格罢了。这使当时的学校领导大为惊诧，不得不考虑能力的差别。
1965年暑假，我主动向校领导提出要当班主任。开学后，我如愿当上了四(1)班的班主任，而那位先被看好的同窗被留到了三年级。
这新的一学年，可以说是我大展身手的一学年。从接班开始，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班级管理(原是个较乱的班，有几名全校闻名的“大将”)和教育教学中去，着力按教育方针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在语文教学上，我努力向斯霞老师学习，运用启发式。摒除注入式。我不仅在备课本上认真备好教案，而且在每篇教材上密密麻麻地标注好教学环节和应提出的启发式问题。不仅备课，而且背教案，绝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样课堂气氛逐步活跃起来。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逐日提高。
在语文教学中，我有意把指导作文相机结合进去。让学生学以致用，并利用星期日的上午，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作文兴趣小组活动。每次活动时，我把准备好的范文或课外书分发给他们阅读，然后，要他们一个一个地向我复述文章或书的主要内容，说说它们的写作方法。并经常带他们到郊外踏青、捉昆虫、做游戏，以积累写作的生活素材。
一个学期下来。这十几人的作文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也带动了其他同学的写作热情。加上我把班队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常布置学生有心观察生活，因此，学生写作时不愁没有素材。我还亲自去驻在市区的283部队聘请一位战士作为中队的校外辅导员，每到队日活动，这位战士准时来和队员们过队日。当时，各家各户的生活比自然灾害时有了好转，但也还比较清苦，可是在学生心目中，那种学习生活的确是阳光灿烂的。
写字课我也特别重视，每堂课我都要用大白纸画好米字格，带上斗笔和墨汁，把大纸挂在黑板上，我示范一笔，让学生写一笔，每一笔画在米字格里的位置安排，它的起笔、运笔、收笔的方法都仔细地示范给学生看，再让 学生写这一笔。然后巡视一圈进行总结，再教下一笔。一个字教完了，让学生单独写时我再下去，一个一个地把着手教，让学生体会这个字的间架结构和运笔方法。我从没有在写字课时去批改作业或备课。
家访是我管理班级的法宝。第一学期，我就走遍了全班每个学生的家庭，直至45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这个班许多学生当初的家庭住址。我去学生家绝不是去告状，而是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在家的表现，与他们的家长沟通，以便更好地发掘孩子的潜质。那几员“大将”的家庭我去过十几次，和他们成了忘年交。到后来，竟造成不是我去告状，而是家长向我告状。如杨轰的家长向我状告他头一天晚上不愿洗脚，硬把他双脚按在盆里洗好后，他却把干净脚又放在地上搓，我只好为家长去教育孩子。
一年下来，打开我班十几本作文本，打开二十几本大字本，老师们惊叹了：“六年级也找不出一个来。”这时的我踌躇满志，多么想跟班，将这个我付出一年心血的班带到毕业，多么想在两年后，让人更为惊叹。我觉得我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只要这样干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学教师的，我要向斯霞老师那样为祖国的基础教育做出贡献。
困惑·彷徨
然而，1966年上半年，批判“三家村”的战斗已如火如荼。“五七”指示更表明学生不能光以学习为主，还要学工、学农、学军。接着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出来了，我们市中心两所中心小学的全体教师必须参加市里组织的暑期“十二所中小学学习班”，种种迹象都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政治嗅觉迟钝的我，却还在梦想着早日成为江苏教育战线上的男斯霞。
进了“十二所”，先是学习，后来“揭盖子”时，大字报就糊满墙了，几乎所有的学校领导都靠边站了。造领导的反就是革命派，你若是为领导说句公平话。就是保皇党。批白专道路，批专家治校，批阶级报复……批斗会一个接一个。
1966年秋，学校虽然还是如期开学了，但“十二所”未完的斗争仍在继续。学校不再像以前那样平静了，学生已经被形势和部分老师鼓动得坐不住了。接着。“文化大革命”的矛头直指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了，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当时，我又接了一个四年级班，我仍然想像带上一个班那样下功夫，但不可能了，一切教学常规都乱套了。校内教师与领导的斗争，教师与教师的斗争日趋激烈，连教师的隐私也不瞒学生了。1967年春天，小学生的大字报上墙了，学校乱得一塌糊涂，已经无法正常上课了。加上市里各级政府都被“夺权”了。两派武斗逐渐升级，由木棍、钢钎到步枪、机枪，后来85加农迫击炮弹都在市区炸开了，全市学校于1967年秋停课了。这一停就停到了1970年。中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复课闹革命，但枪声一响，学校又无法上课了。不仅学校停课，工厂也都停工了。1970年复课时，建国路小学的一切学籍档案都没有了，图书全都没了，一些工厂机器锈了，有的被毁坏了，生产资料流失得太多了，国家刚刚恢复了的经济又滑向崩溃的边缘。
67、68、69，这三年的新生，都没上几天课，就连年升级了。
我困惑：“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波及到中小学生?学生不学习，国家的将来怎么办?无产阶级难道永远“无产”才能保持他的革命性?那他革命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的国家、民族难道要不断地重新面对一张白纸，反复地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彷徨：英雄无用武之地怎么办?我学的一身教书育人的本领，难道成了无用功?我该怎么办?
后来，我参加了某一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能当逍遥派)，宣传毛泽东思想总没有错吧?我可不想去参加武斗。在宣传队里，我的文艺才华得以施展，从演员到编导，念唱做打样样能。因此，后来有人动员我去市歌舞团，也有工厂邀请我去他们工厂工会工作。这对当时的我是个不小的诱惑，因为我当时是“臭老九”中最底层的小学教师。在人们眼中是政治待遇、经济待遇最差的人。
我太怀念64、65那两年的工作了，它让我在讲台上自由驰骋，把积攒多年的劲都使了出来。我不相信祖国会永远这样内耗下去，我不相信一个民族会如此不重视教育，我不愿转移我为当。一名出色的小学教师而积累的能量。我要等，等到山花烂漫时。这一等就等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虽然70年代没有再停课，但政治上的反复折腾(“四人帮”造成的)使前九年学校内仍是动荡不安，“读书无用论”更严重地侵蚀着一代人的心灵。直到1978年，教育真正的春天才来临。
憧憬·积累
1960年秋，我走进了江苏省海州师范的校园，开始了中师生的学习生活。也许是受了做教师的父亲的影响。我立志将来要做一名出色的小学教师；又或许是对自身潜能估计过高，觉得我很全面，天生就是做小学教师的料。因此，我很安心地投入到师范生的学习生活中了。我们那一届共招收6个班，后缩编为5个班，尽管学校派出许多老师去学生家里动员。尽管师范学校管吃管住不收费，甚至还有助学金，但仍然有一个班的学生放弃了学籍。
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低标准，瓜菜代”，学校生活、家庭生活都很窘迫。1961年秋天开学不久，因得浮肿病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由开始不上体育课，到不上早操了，全校师生都学打太极拳，直至被迫宣布停课。
在那最困难的一年多里，我在别人谈论“今天稀饭有多稀”的时候，在别人祈祷“明天分饭时能多分一点”的时候，常常一个人溜进琴房(风琴)，摸黑练琴；翻开字典寻找我读不准的字音，强化普通话；钻进图书阅览室，涉猎将来当小学教师需要的各类书籍……
当国家经济略有好转后，1962年，学校开始狠抓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了。后来，在各项基本功过关测试中(我们称“过五关、斩六将”)，我均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另外，我在学校普通话比赛中获第一名，毛笔字(正楷)比赛中获第三名，美术作品展览中有我多幅作品。我可以抱起手风琴上台伴奏，舞动指挥棒指挥学校合唱团，在校舞蹈队中舞姿出众，男中音独唱声情并茂，在汇演时为班级自编自导节目，帮助教务处用钢板蜡纸刻讲义。为学校出黑板报，被市“少年之家”聘为校外辅导员……
这时的我，总觉得可以胜任将来的小学教师工作了。
然而，在师三的见实习期间，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海师附小见实习时。我在最后阶段承担了一堂大型公开实验课，在指导学生用“察看”造句时卡壳了，没有人举手发言。礼堂里静得怕人，空气都快凝固了。几百双眼睛都在看着我。看我能用什么办法扭转这一尴尬局面。而我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只是傻等着，不知送个“梯子”让学生爬。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一个学生“救驾”了，他造出：“解放军在打仗前，都要察看地形。”事后，我为自己的应变能力极差而深感羞愧。觉得我离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师还差得很远很远，我必须虚心地向老教师求教，必须刻苦地钻研教材教法。
见实习期间。我了解到当时小学的课堂教学状况，对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课堂教学五环节至今记忆犹新。即：组织教学、温故引新、讲授新知、复习巩固、布置作业。当时，我省最优秀的小学教师斯霞老师的经验已见报，她的母爱教育，她的启发式(当时我理解为问答式)教法深深地撞击着我的心灵。按凯洛夫的教法。只是以教师为主体，因此，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我国小学课堂教学基本上是处于先生讲、学生听的状况，填鸭式教法盛行。而斯霞老师的教法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力地推动了我省乃至全国的教育改革。
1963年夏天，因为国家经济还处于暂时困难时期，我们本该毕业的一届被延长一年毕业，到1964年夏天才正式毕业。这一年里，我们主要下到农村小学去实习。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我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强化各项基本功。我有直接面对课堂、学生积累实践经验的机会。每当我捧起课本进行教学时，每当我被叽叽喳喳的小学生簇拥时。我就对未来充满希望。我觉得我就是为小学生而生的，我觉得我已具备的各种能力都是为未来的小学生准备的。我非小学生莫属，我非小学校园莫属!
施展·蓄志
1964年秋，我与另外4名毕业生被分配到市区的建国路小学工作。
第一年。我被分配的课务是：三年级一个班的数学，每周6节；六年级四个班的自然，每周8节；四年级两个班的体育。每周4节。合计每周18节课。另外，辅导学校美术课外兴趣小组活动，每周利用课外活动时间辅导两次。
我们5个人中，最被信任的一个人是某班的团支部书记(他的父亲是农村大队书记)。他分配的课务是：四年级一个班的语文教学兼班主任。我们5个人中，有3名优秀毕业生，我是其中之一，而他不是；我们5人中。我的实习成绩是当届毕业生中最高的，另外两名优秀毕业生也较高，而他仅是中游，为什么建国路小学的领导要给他委以重任?不言而喻，“以阶级斗争为纲”嘛。
我有点不服气，心里憋着一股气：那就用事实来说话吧!恰巧，我带他那个班的体育课。一学期快到一半了，他的每堂语文课几乎要用半堂课时间去组织教学。体罚和变相体罚也没用，课堂乱得像今天的自由市场。而我的室外体育课，没有一个学生敢随便的，队伍从操场北边走到南边，步伐整齐，动作划一。我也并没有体罚和变相体罚，只是从第一节课开始，令出如山。语言简明到位，示范动作准确，要求严格罢了。这使当时的学校领导大为惊诧，不得不考虑能力的差别。
1965年暑假，我主动向校领导提出要当班主任。开学后，我如愿当上了四(1)班的班主任，而那位先被看好的同窗被留到了三年级。
这新的一学年，可以说是我大展身手的一学年。从接班开始，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班级管理(原是个较乱的班，有几名全校闻名的“大将”)和教育教学中去，着力按教育方针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在语文教学上，我努力向斯霞老师学习，运用启发式。摒除注入式。我不仅在备课本上认真备好教案，而且在每篇教材上密密麻麻地标注好教学环节和应提出的启发式问题。不仅备课，而且背教案，绝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样课堂气氛逐步活跃起来。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逐日提高。
在语文教学中，我有意把指导作文相机结合进去。让学生学以致用，并利用星期日的上午，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作文兴趣小组活动。每次活动时，我把准备好的范文或课外书分发给他们阅读，然后，要他们一个一个地向我复述文章或书的主要内容，说说它们的写作方法。并经常带他们到郊外踏青、捉昆虫、做游戏，以积累写作的生活素材。
一个学期下来。这十几人的作文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也带动了其他同学的写作热情。加上我把班队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常布置学生有心观察生活，因此，学生写作时不愁没有素材。我还亲自去驻在市区的283部队聘请一位战士作为中队的校外辅导员，每到队日活动，这位战士准时来和队员们过队日。当时，各家各户的生活比自然灾害时有了好转，但也还比较清苦，可是在学生心目中，那种学习生活的确是阳光灿烂的。
写字课我也特别重视，每堂课我都要用大白纸画好米字格，带上斗笔和墨汁，把大纸挂在黑板上，我示范一笔，让学生写一笔，每一笔画在米字格里的位置安排，它的起笔、运笔、收笔的方法都仔细地示范给学生看，再让 学生写这一笔。然后巡视一圈进行总结，再教下一笔。一个字教完了，让学生单独写时我再下去，一个一个地把着手教，让学生体会这个字的间架结构和运笔方法。我从没有在写字课时去批改作业或备课。
家访是我管理班级的法宝。第一学期，我就走遍了全班每个学生的家庭，直至45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这个班许多学生当初的家庭住址。我去学生家绝不是去告状，而是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在家的表现，与他们的家长沟通，以便更好地发掘孩子的潜质。那几员“大将”的家庭我去过十几次，和他们成了忘年交。到后来，竟造成不是我去告状，而是家长向我告状。如杨轰的家长向我状告他头一天晚上不愿洗脚，硬把他双脚按在盆里洗好后，他却把干净脚又放在地上搓，我只好为家长去教育孩子。
一年下来，打开我班十几本作文本，打开二十几本大字本，老师们惊叹了：“六年级也找不出一个来。”这时的我踌躇满志，多么想跟班，将这个我付出一年心血的班带到毕业，多么想在两年后，让人更为惊叹。我觉得我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只要这样干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学教师的，我要向斯霞老师那样为祖国的基础教育做出贡献。
困惑·彷徨
然而，1966年上半年，批判“三家村”的战斗已如火如荼。“五七”指示更表明学生不能光以学习为主，还要学工、学农、学军。接着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出来了，我们市中心两所中心小学的全体教师必须参加市里组织的暑期“十二所中小学学习班”，种种迹象都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政治嗅觉迟钝的我，却还在梦想着早日成为江苏教育战线上的男斯霞。
进了“十二所”，先是学习，后来“揭盖子”时，大字报就糊满墙了，几乎所有的学校领导都靠边站了。造领导的反就是革命派，你若是为领导说句公平话。就是保皇党。批白专道路，批专家治校，批阶级报复……批斗会一个接一个。
1966年秋，学校虽然还是如期开学了，但“十二所”未完的斗争仍在继续。学校不再像以前那样平静了，学生已经被形势和部分老师鼓动得坐不住了。接着。“文化大革命”的矛头直指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了，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当时，我又接了一个四年级班，我仍然想像带上一个班那样下功夫，但不可能了，一切教学常规都乱套了。校内教师与领导的斗争，教师与教师的斗争日趋激烈，连教师的隐私也不瞒学生了。1967年春天，小学生的大字报上墙了，学校乱得一塌糊涂，已经无法正常上课了。加上市里各级政府都被“夺权”了。两派武斗逐渐升级，由木棍、钢钎到步枪、机枪，后来85加农迫击炮弹都在市区炸开了，全市学校于1967年秋停课了。这一停就停到了1970年。中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复课闹革命，但枪声一响，学校又无法上课了。不仅学校停课，工厂也都停工了。1970年复课时，建国路小学的一切学籍档案都没有了，图书全都没了，一些工厂机器锈了，有的被毁坏了，生产资料流失得太多了，国家刚刚恢复了的经济又滑向崩溃的边缘。
67、68、69，这三年的新生，都没上几天课，就连年升级了。
我困惑：“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波及到中小学生?学生不学习，国家的将来怎么办?无产阶级难道永远“无产”才能保持他的革命性?那他革命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的国家、民族难道要不断地重新面对一张白纸，反复地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彷徨：英雄无用武之地怎么办?我学的一身教书育人的本领，难道成了无用功?我该怎么办?
后来，我参加了某一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能当逍遥派)，宣传毛泽东思想总没有错吧?我可不想去参加武斗。在宣传队里，我的文艺才华得以施展，从演员到编导，念唱做打样样能。因此，后来有人动员我去市歌舞团，也有工厂邀请我去他们工厂工会工作。这对当时的我是个不小的诱惑，因为我当时是“臭老九”中最底层的小学教师。在人们眼中是政治待遇、经济待遇最差的人。
我太怀念64、65那两年的工作了，它让我在讲台上自由驰骋，把积攒多年的劲都使了出来。我不相信祖国会永远这样内耗下去，我不相信一个民族会如此不重视教育，我不愿转移我为当。一名出色的小学教师而积累的能量。我要等，等到山花烂漫时。这一等就等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虽然70年代没有再停课，但政治上的反复折腾(“四人帮”造成的)使前九年学校内仍是动荡不安，“读书无用论”更严重地侵蚀着一代人的心灵。直到1978年，教育真正的春天才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