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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一行，“海基会”与“海协会”还签订了两岸周末包机与大陆同胞赴台旅游协议，人们不禁想起二十年前冲破重重阻挠第一位公开来访的台湾上层人士胡秋原。胡秋原（1910—2004）湖北黄陂人，著名爱国学者，原台湾资深“立委”、“中国统一联盟”前名誉主席。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蜚声上海文坛，生平著述达三千余万字。1988年9月，他毅然首访大陆，与李先念、邓颖超等共商国是，被李登辉之流开除国民党党籍。人称“海峡两岸破冰第一人”。本文首次透露了周恩来、邓颖超与胡秋原父子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县长软禁胡康民
我有幸认识胡秋原先生是1988年。那年9月12日，他作为台湾上层人士首次冲破台湾当局的种种阻挠公开访问祖国大陆，被誉为“海峡两岸破冰第一人”。当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李瑞英播发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会见胡先生的新闻时，竟把湖北黄陂（pi）误播成湖北黄“坡”，我当时不禁一笑。
10月5日，胡先生一行又专程返乡谒祖、访古、重游他昔日耕耘过的前川中学（时为黄陂一中，现为黄陂实验中学）。当时，黄陂教育局设在黄陂一中校园内，我到教育局办事，正好一睹了先生鹤发童颜的风采。
其后，他们一行参观了坐落在校园内、凝聚着胡家三代情结的一栋小洋楼。此楼是胡秋原之父胡康民先生创办前川中学时，所建的一栋教学楼。前川中学不仅是黄陂的第一所中学，而且两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还是该校的首任董事长。
前川中学于1921年春开学，胡秋原是该校当时年龄最小、成绩最优秀的首届毕业生。1946年，他返乡恢复前川中学并任校长，还亲自为校歌填词，并请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与诗人于右任先生题写了“勤、仁、诚、勇”的校训。他的次女和侄儿也曾在该校学习。故此次旧地重游，他不禁即席为黄陂一中挥笔题诗留念：
一别校园四十年，欣看黉宇信倍添；
勤仁诚勇当年训，地隔时移心自联。
当年黄陂县教育局教研室就设在这座小洋楼里，我在那里工作了两个年头，对此楼有着特殊感情。早在1980年，我就开始搜集前川中学及相关人物的资料。
关于新四军“软禁胡康民”一事，当时国内的资料几乎是众口一词，说是“新四军曾邀请胡康民到根据地作抗日演讲”。而胡秋原先生给我提供的资料却说是新四军“扣留”胡康民。鉴于胡氏父子曾经有反共的一面的背景，故对此事一时难以证实。直到家父贵辉公作为新四军老战士被安排到湖北省疗养院疗养，他与老战士们聊天时谈及笔者正在写胡秋原传时，有一位老人说，早在1976年2月至1977年3月整理新四军统战工作文史资料时，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行署教育委员、建国初出任湖北教育厅长、时已八十六岁的李实（1903—1983，原名李抱一，又名魏维凡）曾回忆周总理解救胡康民一事：
那是1940年初，李先念、陈少敏率部挺进湖北黄陂、孝感北部，驻扎在黄陂山区姚家山，并以“宪政促进会”的名义在团山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黄陂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黄陂人任士舜被推选为中共黄陂工委书记。同年6月，黄陂县工委、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迁往孝感境内，并与孝感县合并。次年3月，重组黄陂县委，任士舜仍任县工委书记，二十六岁的魏天一任黄陂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县长。这年秋，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在全国各阶层深入人心。鄂豫边区行署所辖的湖北黄陂县，也由县长魏天一主持，以统一战线的原则组成了县参议会，组建区乡政府、区抗日武装，开办了一批中小学校。
当时的县参议会的一个中心任务是动员地主、商人和乡绅等有钱、有势、有影响的人，在乡村实行减租减息，使劳苦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促进边区生产发展，以保证抗日军队的后勤供应。黄陂长轩岭附近的鲍家寨，住有名叫鲍海舫、鲍济堂的大财主兼地主，鲍家拥有一个地主、财主的武装“保庄队”，有人有枪，还有石寨城墙掩体，防范十分严密。在土地革命时红军曾三次未能攻破鲍家寨的“土围子”。抗日战争以来，鄂豫边区行署、新四军第五师派出的工作队行经鲍家寨，“护庄队”也公然阻拦，一次也不让进入鲍家寨内。
魏天一县长血气方刚，对鲍家寨这个傲慢劲儿很是恼火。有几次，鲍家寨附近的贫雇农来报告鲍家“护庄队”的活动，想请县府派新四军的武装工作队去“搬家”（即打土豪的别称）。魏县长同县委书记任士舜研究后，决定设法整顿鲍家寨一次。
胡康民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首任审计科长，后任黄陂教育会长与劝学所长，继而创办黄陂第一所中学——私立前川中学。他还是黄陂县一言九鼎的乡绅，号称“四大金刚”之一。他与鲍家，既是同乡，又有生意往来。1938年日寇占领黄陂县城后，为安全计，胡康民也住进了防守严密的鲍家寨。有人怀疑鲍家寨“护庄队”系胡康民掌控。于是，黄陂县委以县政府请胡康民来县府参与议政的名义，企图把胡扣押起来，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
当时县参议员，是按鄂豫边区行署规定的“三三制”政策，除了吸收知识分子、绅士参加议政参事的“县参议会”外，也吸收了一些有觉悟的贫雇农代表为参议员。鲍家寨的“护庄队”深感事情重大，不能得罪“县参议会”人员，在县参议员们进入鲍家寨后，胡康民便随参议员们来到了县政府驻地。
魏天一见到胡康民，得意地笑着说：“委屈你了，胡先生！你从今个儿起就住到这里吧！”胡康民没弄清为什么，就被县政府软禁起来：每天吃喝都是上等的，但每天都有人来做说服工作，要胡康民必须在近日解决鲍家寨各地主、财主的减租减息的问题，以及解决让新四军及政府人员进入鲍家寨正常开展工作的问题。
胡秋原营救冯雪峰
1941年1月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当局囚禁。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大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背信弃义。一时间，国共关系趋于紧张。
在胡康民被“请”去开会数天未归之后，胡家人担心安全问题，就让族人从河南发了一封电报到重庆，告诉胡秋原说，胡父康民应邀前往新四军第五师，至今未归，特请胡秋原设法让其父早日回家。
胡秋原时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国防最高委员会机要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而董必武又与胡康民是同班同学，胡秋原在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读书期间，曾在国、共两党湖北省委领导人董必武、钱亦石的邀请下，从事国民党湖北省委机关报《武汉评论》的编辑工作。胡秋原考虑到“皖南事变”后国共之间的微妙关系，直接去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恐怕难以解决。但为了尽快让父亲回家、让家母与族人放心，他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与自己有两代交情的董必武，向其求助。
董必武看了胡秋原拿去的电文说：“业崇（胡秋原原名），据我所知，若是请令尊作抗日演讲一定是借重其名望，定是善意，你不必着急。李先念将军与我同乡，他的为人我知道，自民国二十八年初，他从河南竹沟出发，只带了几十个人，到了鄂中和鄂西，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两年的功夫，就发展了两万多人，成立了有名的新四军第五师，并任师长。该师由鄂中、鄂北、鄂南一带，一直挺进武汉、嘉鱼。一路打到江西与湖北交界地方，又一路打到澎湖、洞庭湖、华容、石首、公安等地，创造了一个很大的抗日根据地——包括鄂湘皖豫赣各省的一部分，给当时困守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和武昌、汉口、九江等地的日本军队构成很大威胁，迫使日寇不敢轻易西进，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现在是大敌当前，他怎么会为难令尊？”
董必武答应帮忙后又对胡秋原说：“不过，我也要请你帮个忙。你还记得冯雪峰吗？我听说他与你的交情不错。”
“董先生，难道冯先生在重庆？”
“他现在人倒不在这，但我曾听说，你曾对人说过，在共产党人中，只有冯雪峰是可以深谈的。”
“我的确这样说过。不过，我与胡风的关系也不错呀，你老先生就更不用说了。”
“可你知道吗？皖南事变后，他却遭到逮捕。其实，他早就脱离党籍，自我放逐回到老家浙江金华。他的回乡，与其说得到了一时的安宁，倒不如说深深地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更不幸，他回去后也不得安宁。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金华城乡，冯雪峰老家邻村的一个青年在金华曾写了一封信给冯福春（冯雪峰在家乡的名字），信中说到‘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被查封’的话。这封信被国民党当局金华宪兵连在邮局查到，就将那个青年捕去了，接着于1941年2月26日，将在家乡义乌县神坛村、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题材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冯雪峰也捕去了。随后被关进上饶集中营，他本身患着严重的肋膜炎，疮口化脓，继而又染上了‘回归热’，一连十几天发高烧不退，处于昏迷状态，生命垂危……你看能不能救朋友于水火？”
原来，是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文化人时，特意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当得知冯被捕后，即与陈云商定，并迅速通知周恩来设法营救。周恩来就请董必武找胡秋原帮助。
1942年11月20日，经各方营救，冯雪峰以“保外就医”脱离虎口。冯雪峰出狱来到重庆，也专程前往胡秋原处致谢。
周恩来电救胡康民
董必武送走胡秋原后，立即把胡秋原请求释放胡康民一事向周恩来副主席作了汇报，建议由周恩来向李先念发一封电报。周恩来采纳了董必武的建议，立即发出了电报。
再说胡康民一关就是十天了。就在第十天的下午，鄂豫地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来到软禁地，他批评魏天一：“小魏呀，你胆子不小啊！关押人能解决党和军队的信誉问题吗？！”
魏天一按战时的规定行军礼，随后礼貌地伸手准备与陈握手。
“我不同你握手！你放了人再说！”
魏天一见陈少敏严厉地盯着自己，正想仔细解释自己这么决定的理由。但是任士舜已把一纸电文递了过来。
魏天一捧着电报，轻声念道：
鄂豫边区行署转陈少敏书记、李先念师长：
胡秋原先生是我党现阶段统战的著名人士之一，其父胡康民被软禁是错误的，必须立即放人；同时予以大义的器重，至少出任县参议员。既有影响于当地军政民，又直接有利于我党和军队目前抗日救国的具体政策之实施与发展。
急盼回复！
周恩来于重庆
魏天一无话可说了，立即下令执行周恩来副主席指示，释放胡康民。
陈少敏、任士舜又分别以鄂豫边区党委和县委领导人身份同胡康民交换了意见。接着，魏天一正式宴请了胡康民一次，表示赔礼道歉。席上，作陪的陈少敏、任士舜正式宣布鄂豫边区暨县府的“紧急决定”：请胡康民正式担任黄陂县参议员，并请胡康民随陈少敏去鄂豫边区政府所在地小悟山参加正召开的边区行署举办的参政议事大会。
几天后，胡康民由小悟山回到黄陂县府驻地，魏天一、任士舜遵照陈少敏的电话指示，专门同胡康民谈心一整天。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胡康民很高兴地接受了魏天一提出的办法：由胡康民率队，带领魏天一等县府要员正式进驻鲍家寨。
这一天，鲍家寨是组织“护庄队”以来，首次接待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工作人员。各财主、地主、商人等，都尊重胡康民，很恭敬地对待魏天一一行。魏天一也特别高兴，当即以县长名义在鲍家寨召开了“勤政抗日救国动员会”。会上，魏天—介绍了鄂豫边区军事斗争需要减租减息来动员群众，发展生产，同时，他也开诚布公地请鲍家寨所有的财主能响应政府号召，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切为着抗日救国的军事斗争。
接着，胡康民以县参议员身份也发表了演说，胡康民公开说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减租减息政策好，这是鲍家寨的财主、地主没料到的。这话一讲，影响极大。当场，几位财主拱手对胡康民说：“胡家也出山啦，好，我们没有说的！”当即仅鲍家寨就退出了六百多石谷子，劳苦大众无不拍手称快。
胡康民由“阶下囚”变为”座上客”活跃于黄陂及鄂豫边区政坛上后，感慨万端。尤其听家人说是周恩来发急电救了自己，曾在给重庆的儿子胡秋原写信时，专给周恩来写了封感谢信。
与此同时，董必武也给胡秋原转来了胡康民的回电，说数日即可回家。数天后，又收到胡康民的回信，说新四军已经送他返乡。当日，胡秋原为此专门前往董必武处致谢，董则设便宴款待了他。
到了1945年秋天，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胡秋原二弟胡业永给胡秋原来电说，胡康民又被新四军请去演讲，两天未归，请胡秋原迅速联系，怕出意外。
胡秋原想到了中共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且周夫人邓颖超与自己同为参政员，就决定去找他们帮忙。那天，他找到周恩来说明来意，周恩来若有所思地说：“秋原兄，依我看，令尊是当地的知名人士，此次新四军第五师请令尊去一定是出于善意。至于安全问题，请你放心好了。当然，我会立即打电报给李先念，让他关照的。不过，你是知道的，我们的电报要通过延安转发，恐怕要等几天，才会有消息。”
周恩来果然说话算话，到了10月底，胡秋原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说刚刚接到延安电报，新四军五师已“就近将令尊礼送回贵府”。
于是，胡秋原立即复信致谢。随后，他多次与周恩来就民主政治和军队国家化交换过意见，周恩来还请胡秋原对中共提出宝贵意见，胡秋原也直言不讳地一吐为快。彼此建立了互信的基础。
胡秋原父子与新四军五师可谓不打不相识，1946年胡秋原返乡恢复前川中学时，李先念专程派员送来贺礼祝贺。
1947年6月，周恩来为解救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困的李先念为首的中原军区各部队，路经汉口，再行经黄陂县境时，曾回忆起此事，他专门对人讲：“毛主席说过许多关于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的话，我们许多人不在意；可中间势力、敌对势力却反而听得很认真。胡康民事后给我党写信，胡秋原一家为我党做了有益的事，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
周恩来在湖北省礼山县（现大悟县）宣化店镇，同国民党、美国代表三方面谈判的间隙，曾对身边的中原军区作战科长邹作盛讲到统战政策的事，还再次举了胡康民为例，并说道：“那次处理好了胡康民进入我们统战圈子这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呀，你们第五师这几年，大有成就。仅统战就很好嘛！多事地带能争取国民党内部阵线的军政民一方如此多的人，同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一贯的统战政策是分不开的。”
邓颖超与胡秋原北京重逢
1988年9月12日晚，一架从美国飞来的中国民航班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舱门开处，满头银丝而风度翩翩的胡秋原信步走下舷梯。
当晚，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设宴款待了湖北同乡胡秋原一行。陪同李先念会见与宴请胡秋原的还有原国民党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李宗仁的秘书、1965年随李宗仁回国定居的程思远，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等。
随后，胡秋原接受记者采访时，更是纵横捭阖：“中国不能没有台湾，没有台湾就没有海防；台湾不能没有大陆，没有大陆便成了国际孤儿，谁都可以吃你。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大陆制造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说明能强；台湾一跃成为‘四小龙’，说明能富。所以，中国只有尽快统一才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
9月15日下午，胡秋原一行拜会了他所尊敬的前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近半个世纪后重逢，他们都非常兴奋。
当他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邓颖超迎上前去，胡秋原张开双臂与邓颖超热情拥抱。邓颖超亲切地说：“我能与你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我过去在‘国民参政会’上就久闻你的大名，你很健康，显得年轻，真是鹤发童颜呀！”
落座后，胡秋原说：“到北京来，我特别想看看邓大姐。”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真诚地欢迎您的到来。”邓颖超以充满感情的声调说：“秋原兄，自从在重庆分别以来，数十年不见了，恩来生前很想念你，常常提到你，你今天回来，却看不到他了……”
“我也很思念周公啊！”胡秋原说。
“你今天能回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邓颖超称赞道：“你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学者。这些年来，你在台湾进行的种种爱国行动，我们是清楚的。你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你写了那么多主张团结与统一的文章，这是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大贡献。我们都老了，除了希望国家富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呢？我们这一代终生奋斗与追求的目标，除了希望国家强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目标呢？这些年来，听说台湾搞得不错。不过，大陆在最近十多年的变化也很大，几乎换了一个面貌。你回来了，我真感到高兴，我们国家最需要像你这样爱国的知识分子，当年周总理是很关心你的。我们也知道你很关心内地的变化，这次回来，希望能多到各地去看看……”（曾祥铎《以民族、学问、人格三大尊严与大陆学界共勉》）。
胡秋原高度赞扬了周总理在“西安事变”作出的历史贡献以及为推进国共合作与祖国统一等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也称赞了邓颖超为祖国统一不遗余力。同时也谈到当年周恩来营救他父亲的旧事。
邓颖超说：“海峡两岸同胞是一个国家的兄弟姊妹，尽管国共两党过去有恩怨，但终究是一家同胞，和平解决中国分裂问题越早越好；我们应当做共同对国家有利，对民族有利的事情。我们很久以前就曾经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建议，但蒋经国先生没有考虑我们的意见。信仰不同不能妨碍国家的统一。现在国民党当局仍坚持‘三不’政策，实际上海峡两岸间的往来已经开始，希望这种往来有更多的发展。胡先生的看法和今后更多台胞提出的意见我们要考虑，共同商量。我们欢迎各方面的意见，对统一，我们一方独唱不行。我们在宪法中有信仰自由这一条，关于信仰问题我认为不能提到统一问题上来。叶剑英提出的‘九条’中也没有提这个问题，也没有要求台湾放弃三民主义。”
“大陆方面对和平统一已经表现出相当多的诚意。蒋经国先生逝世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发了唁电致哀，并希望台湾局势安定，经济繁荣，这表现出很大诚意。大陆方面可继续表现这种诚意。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胡秋原说：“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团结、统一不可，事不宜迟。”他的建议和祈望得到原旧政协发起人中仍健在的邓颖超、陆定一、张群和陈立夫的支持。
“胡先生对故土充满眷恋之情，爱国之心令人敬佩，我们愿意听取您的意见，获取教益。”邓颖超表示赞同，当她听到胡秋原准备寻访丝绸之路时，亲切地叮咛道：“北国风寒，多加珍重。”
“感谢邓大姐的关心！”胡秋原连忙说。
这次会见既是他们四十多年后的第一次会见，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1992年7月，台湾当局限制他不得出境限期一满，胡秋原以八十三岁高龄第二次先到香港，参加“两岸和平统一讨论会”，继而前往北京访问，讨论祖国统一问题。无奈天气炎热，旅途劳顿，加上身体欠佳，一到京就住进了医院。当他获悉邓颖超同志逝世的噩耗后，心情非常沉重，不断地埋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随后硬是戴着氧气袋前往吊唁，并亲笔题写了一副挽联：
望统一而北来，揖别清谈方四载；
为伟大之女性，自有功业在千秋。
胡秋原顺应民意公开首访大陆，与李先念、邓颖超等共商国是，却被李登辉之流开除国民党党籍，并限制两年不得出境，一时间在大陆、台湾、香港三地乃至世界刮起了阵阵“胡秋原旋风”。1989年，美国传记学会将胡秋原列入《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并颁发了奖状。
（裴高才：《胡秋原全传》（精华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
县长软禁胡康民
我有幸认识胡秋原先生是1988年。那年9月12日，他作为台湾上层人士首次冲破台湾当局的种种阻挠公开访问祖国大陆，被誉为“海峡两岸破冰第一人”。当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李瑞英播发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会见胡先生的新闻时，竟把湖北黄陂（pi）误播成湖北黄“坡”，我当时不禁一笑。
10月5日，胡先生一行又专程返乡谒祖、访古、重游他昔日耕耘过的前川中学（时为黄陂一中，现为黄陂实验中学）。当时，黄陂教育局设在黄陂一中校园内，我到教育局办事，正好一睹了先生鹤发童颜的风采。
其后，他们一行参观了坐落在校园内、凝聚着胡家三代情结的一栋小洋楼。此楼是胡秋原之父胡康民先生创办前川中学时，所建的一栋教学楼。前川中学不仅是黄陂的第一所中学，而且两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还是该校的首任董事长。
前川中学于1921年春开学，胡秋原是该校当时年龄最小、成绩最优秀的首届毕业生。1946年，他返乡恢复前川中学并任校长，还亲自为校歌填词，并请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与诗人于右任先生题写了“勤、仁、诚、勇”的校训。他的次女和侄儿也曾在该校学习。故此次旧地重游，他不禁即席为黄陂一中挥笔题诗留念：
一别校园四十年，欣看黉宇信倍添；
勤仁诚勇当年训，地隔时移心自联。
当年黄陂县教育局教研室就设在这座小洋楼里，我在那里工作了两个年头，对此楼有着特殊感情。早在1980年，我就开始搜集前川中学及相关人物的资料。
关于新四军“软禁胡康民”一事，当时国内的资料几乎是众口一词，说是“新四军曾邀请胡康民到根据地作抗日演讲”。而胡秋原先生给我提供的资料却说是新四军“扣留”胡康民。鉴于胡氏父子曾经有反共的一面的背景，故对此事一时难以证实。直到家父贵辉公作为新四军老战士被安排到湖北省疗养院疗养，他与老战士们聊天时谈及笔者正在写胡秋原传时，有一位老人说，早在1976年2月至1977年3月整理新四军统战工作文史资料时，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行署教育委员、建国初出任湖北教育厅长、时已八十六岁的李实（1903—1983，原名李抱一，又名魏维凡）曾回忆周总理解救胡康民一事：
那是1940年初，李先念、陈少敏率部挺进湖北黄陂、孝感北部，驻扎在黄陂山区姚家山，并以“宪政促进会”的名义在团山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黄陂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黄陂人任士舜被推选为中共黄陂工委书记。同年6月，黄陂县工委、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迁往孝感境内，并与孝感县合并。次年3月，重组黄陂县委，任士舜仍任县工委书记，二十六岁的魏天一任黄陂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县长。这年秋，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在全国各阶层深入人心。鄂豫边区行署所辖的湖北黄陂县，也由县长魏天一主持，以统一战线的原则组成了县参议会，组建区乡政府、区抗日武装，开办了一批中小学校。
当时的县参议会的一个中心任务是动员地主、商人和乡绅等有钱、有势、有影响的人，在乡村实行减租减息，使劳苦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促进边区生产发展，以保证抗日军队的后勤供应。黄陂长轩岭附近的鲍家寨，住有名叫鲍海舫、鲍济堂的大财主兼地主，鲍家拥有一个地主、财主的武装“保庄队”，有人有枪，还有石寨城墙掩体，防范十分严密。在土地革命时红军曾三次未能攻破鲍家寨的“土围子”。抗日战争以来，鄂豫边区行署、新四军第五师派出的工作队行经鲍家寨，“护庄队”也公然阻拦，一次也不让进入鲍家寨内。
魏天一县长血气方刚，对鲍家寨这个傲慢劲儿很是恼火。有几次，鲍家寨附近的贫雇农来报告鲍家“护庄队”的活动，想请县府派新四军的武装工作队去“搬家”（即打土豪的别称）。魏县长同县委书记任士舜研究后，决定设法整顿鲍家寨一次。
胡康民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首任审计科长，后任黄陂教育会长与劝学所长，继而创办黄陂第一所中学——私立前川中学。他还是黄陂县一言九鼎的乡绅，号称“四大金刚”之一。他与鲍家，既是同乡，又有生意往来。1938年日寇占领黄陂县城后，为安全计，胡康民也住进了防守严密的鲍家寨。有人怀疑鲍家寨“护庄队”系胡康民掌控。于是，黄陂县委以县政府请胡康民来县府参与议政的名义，企图把胡扣押起来，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
当时县参议员，是按鄂豫边区行署规定的“三三制”政策，除了吸收知识分子、绅士参加议政参事的“县参议会”外，也吸收了一些有觉悟的贫雇农代表为参议员。鲍家寨的“护庄队”深感事情重大，不能得罪“县参议会”人员，在县参议员们进入鲍家寨后，胡康民便随参议员们来到了县政府驻地。
魏天一见到胡康民，得意地笑着说：“委屈你了，胡先生！你从今个儿起就住到这里吧！”胡康民没弄清为什么，就被县政府软禁起来：每天吃喝都是上等的，但每天都有人来做说服工作，要胡康民必须在近日解决鲍家寨各地主、财主的减租减息的问题，以及解决让新四军及政府人员进入鲍家寨正常开展工作的问题。
胡秋原营救冯雪峰
1941年1月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当局囚禁。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大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背信弃义。一时间，国共关系趋于紧张。
在胡康民被“请”去开会数天未归之后，胡家人担心安全问题，就让族人从河南发了一封电报到重庆，告诉胡秋原说，胡父康民应邀前往新四军第五师，至今未归，特请胡秋原设法让其父早日回家。
胡秋原时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国防最高委员会机要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而董必武又与胡康民是同班同学，胡秋原在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读书期间，曾在国、共两党湖北省委领导人董必武、钱亦石的邀请下，从事国民党湖北省委机关报《武汉评论》的编辑工作。胡秋原考虑到“皖南事变”后国共之间的微妙关系，直接去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恐怕难以解决。但为了尽快让父亲回家、让家母与族人放心，他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与自己有两代交情的董必武，向其求助。
董必武看了胡秋原拿去的电文说：“业崇（胡秋原原名），据我所知，若是请令尊作抗日演讲一定是借重其名望，定是善意，你不必着急。李先念将军与我同乡，他的为人我知道，自民国二十八年初，他从河南竹沟出发，只带了几十个人，到了鄂中和鄂西，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两年的功夫，就发展了两万多人，成立了有名的新四军第五师，并任师长。该师由鄂中、鄂北、鄂南一带，一直挺进武汉、嘉鱼。一路打到江西与湖北交界地方，又一路打到澎湖、洞庭湖、华容、石首、公安等地，创造了一个很大的抗日根据地——包括鄂湘皖豫赣各省的一部分，给当时困守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和武昌、汉口、九江等地的日本军队构成很大威胁，迫使日寇不敢轻易西进，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现在是大敌当前，他怎么会为难令尊？”
董必武答应帮忙后又对胡秋原说：“不过，我也要请你帮个忙。你还记得冯雪峰吗？我听说他与你的交情不错。”
“董先生，难道冯先生在重庆？”
“他现在人倒不在这，但我曾听说，你曾对人说过，在共产党人中，只有冯雪峰是可以深谈的。”
“我的确这样说过。不过，我与胡风的关系也不错呀，你老先生就更不用说了。”
“可你知道吗？皖南事变后，他却遭到逮捕。其实，他早就脱离党籍，自我放逐回到老家浙江金华。他的回乡，与其说得到了一时的安宁，倒不如说深深地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更不幸，他回去后也不得安宁。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金华城乡，冯雪峰老家邻村的一个青年在金华曾写了一封信给冯福春（冯雪峰在家乡的名字），信中说到‘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被查封’的话。这封信被国民党当局金华宪兵连在邮局查到，就将那个青年捕去了，接着于1941年2月26日，将在家乡义乌县神坛村、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题材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冯雪峰也捕去了。随后被关进上饶集中营，他本身患着严重的肋膜炎，疮口化脓，继而又染上了‘回归热’，一连十几天发高烧不退，处于昏迷状态，生命垂危……你看能不能救朋友于水火？”
原来，是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文化人时，特意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当得知冯被捕后，即与陈云商定，并迅速通知周恩来设法营救。周恩来就请董必武找胡秋原帮助。
1942年11月20日，经各方营救，冯雪峰以“保外就医”脱离虎口。冯雪峰出狱来到重庆，也专程前往胡秋原处致谢。
周恩来电救胡康民
董必武送走胡秋原后，立即把胡秋原请求释放胡康民一事向周恩来副主席作了汇报，建议由周恩来向李先念发一封电报。周恩来采纳了董必武的建议，立即发出了电报。
再说胡康民一关就是十天了。就在第十天的下午，鄂豫地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来到软禁地，他批评魏天一：“小魏呀，你胆子不小啊！关押人能解决党和军队的信誉问题吗？！”
魏天一按战时的规定行军礼，随后礼貌地伸手准备与陈握手。
“我不同你握手！你放了人再说！”
魏天一见陈少敏严厉地盯着自己，正想仔细解释自己这么决定的理由。但是任士舜已把一纸电文递了过来。
魏天一捧着电报，轻声念道：
鄂豫边区行署转陈少敏书记、李先念师长：
胡秋原先生是我党现阶段统战的著名人士之一，其父胡康民被软禁是错误的，必须立即放人；同时予以大义的器重，至少出任县参议员。既有影响于当地军政民，又直接有利于我党和军队目前抗日救国的具体政策之实施与发展。
急盼回复！
周恩来于重庆
魏天一无话可说了，立即下令执行周恩来副主席指示，释放胡康民。
陈少敏、任士舜又分别以鄂豫边区党委和县委领导人身份同胡康民交换了意见。接着，魏天一正式宴请了胡康民一次，表示赔礼道歉。席上，作陪的陈少敏、任士舜正式宣布鄂豫边区暨县府的“紧急决定”：请胡康民正式担任黄陂县参议员，并请胡康民随陈少敏去鄂豫边区政府所在地小悟山参加正召开的边区行署举办的参政议事大会。
几天后，胡康民由小悟山回到黄陂县府驻地，魏天一、任士舜遵照陈少敏的电话指示，专门同胡康民谈心一整天。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胡康民很高兴地接受了魏天一提出的办法：由胡康民率队，带领魏天一等县府要员正式进驻鲍家寨。
这一天，鲍家寨是组织“护庄队”以来，首次接待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工作人员。各财主、地主、商人等，都尊重胡康民，很恭敬地对待魏天一一行。魏天一也特别高兴，当即以县长名义在鲍家寨召开了“勤政抗日救国动员会”。会上，魏天—介绍了鄂豫边区军事斗争需要减租减息来动员群众，发展生产，同时，他也开诚布公地请鲍家寨所有的财主能响应政府号召，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切为着抗日救国的军事斗争。
接着，胡康民以县参议员身份也发表了演说，胡康民公开说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减租减息政策好，这是鲍家寨的财主、地主没料到的。这话一讲，影响极大。当场，几位财主拱手对胡康民说：“胡家也出山啦，好，我们没有说的！”当即仅鲍家寨就退出了六百多石谷子，劳苦大众无不拍手称快。
胡康民由“阶下囚”变为”座上客”活跃于黄陂及鄂豫边区政坛上后，感慨万端。尤其听家人说是周恩来发急电救了自己，曾在给重庆的儿子胡秋原写信时，专给周恩来写了封感谢信。
与此同时，董必武也给胡秋原转来了胡康民的回电，说数日即可回家。数天后，又收到胡康民的回信，说新四军已经送他返乡。当日，胡秋原为此专门前往董必武处致谢，董则设便宴款待了他。
到了1945年秋天，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胡秋原二弟胡业永给胡秋原来电说，胡康民又被新四军请去演讲，两天未归，请胡秋原迅速联系，怕出意外。
胡秋原想到了中共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且周夫人邓颖超与自己同为参政员，就决定去找他们帮忙。那天，他找到周恩来说明来意，周恩来若有所思地说：“秋原兄，依我看，令尊是当地的知名人士，此次新四军第五师请令尊去一定是出于善意。至于安全问题，请你放心好了。当然，我会立即打电报给李先念，让他关照的。不过，你是知道的，我们的电报要通过延安转发，恐怕要等几天，才会有消息。”
周恩来果然说话算话，到了10月底，胡秋原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说刚刚接到延安电报，新四军五师已“就近将令尊礼送回贵府”。
于是，胡秋原立即复信致谢。随后，他多次与周恩来就民主政治和军队国家化交换过意见，周恩来还请胡秋原对中共提出宝贵意见，胡秋原也直言不讳地一吐为快。彼此建立了互信的基础。
胡秋原父子与新四军五师可谓不打不相识，1946年胡秋原返乡恢复前川中学时，李先念专程派员送来贺礼祝贺。
1947年6月，周恩来为解救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困的李先念为首的中原军区各部队，路经汉口，再行经黄陂县境时，曾回忆起此事，他专门对人讲：“毛主席说过许多关于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的话，我们许多人不在意；可中间势力、敌对势力却反而听得很认真。胡康民事后给我党写信，胡秋原一家为我党做了有益的事，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
周恩来在湖北省礼山县（现大悟县）宣化店镇，同国民党、美国代表三方面谈判的间隙，曾对身边的中原军区作战科长邹作盛讲到统战政策的事，还再次举了胡康民为例，并说道：“那次处理好了胡康民进入我们统战圈子这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呀，你们第五师这几年，大有成就。仅统战就很好嘛！多事地带能争取国民党内部阵线的军政民一方如此多的人，同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一贯的统战政策是分不开的。”
邓颖超与胡秋原北京重逢
1988年9月12日晚，一架从美国飞来的中国民航班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舱门开处，满头银丝而风度翩翩的胡秋原信步走下舷梯。
当晚，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设宴款待了湖北同乡胡秋原一行。陪同李先念会见与宴请胡秋原的还有原国民党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李宗仁的秘书、1965年随李宗仁回国定居的程思远，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等。
随后，胡秋原接受记者采访时，更是纵横捭阖：“中国不能没有台湾，没有台湾就没有海防；台湾不能没有大陆，没有大陆便成了国际孤儿，谁都可以吃你。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大陆制造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说明能强；台湾一跃成为‘四小龙’，说明能富。所以，中国只有尽快统一才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
9月15日下午，胡秋原一行拜会了他所尊敬的前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近半个世纪后重逢，他们都非常兴奋。
当他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邓颖超迎上前去，胡秋原张开双臂与邓颖超热情拥抱。邓颖超亲切地说：“我能与你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我过去在‘国民参政会’上就久闻你的大名，你很健康，显得年轻，真是鹤发童颜呀！”
落座后，胡秋原说：“到北京来，我特别想看看邓大姐。”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真诚地欢迎您的到来。”邓颖超以充满感情的声调说：“秋原兄，自从在重庆分别以来，数十年不见了，恩来生前很想念你，常常提到你，你今天回来，却看不到他了……”
“我也很思念周公啊！”胡秋原说。
“你今天能回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邓颖超称赞道：“你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学者。这些年来，你在台湾进行的种种爱国行动，我们是清楚的。你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你写了那么多主张团结与统一的文章，这是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大贡献。我们都老了，除了希望国家富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呢？我们这一代终生奋斗与追求的目标，除了希望国家强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目标呢？这些年来，听说台湾搞得不错。不过，大陆在最近十多年的变化也很大，几乎换了一个面貌。你回来了，我真感到高兴，我们国家最需要像你这样爱国的知识分子，当年周总理是很关心你的。我们也知道你很关心内地的变化，这次回来，希望能多到各地去看看……”（曾祥铎《以民族、学问、人格三大尊严与大陆学界共勉》）。
胡秋原高度赞扬了周总理在“西安事变”作出的历史贡献以及为推进国共合作与祖国统一等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也称赞了邓颖超为祖国统一不遗余力。同时也谈到当年周恩来营救他父亲的旧事。
邓颖超说：“海峡两岸同胞是一个国家的兄弟姊妹，尽管国共两党过去有恩怨，但终究是一家同胞，和平解决中国分裂问题越早越好；我们应当做共同对国家有利，对民族有利的事情。我们很久以前就曾经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建议，但蒋经国先生没有考虑我们的意见。信仰不同不能妨碍国家的统一。现在国民党当局仍坚持‘三不’政策，实际上海峡两岸间的往来已经开始，希望这种往来有更多的发展。胡先生的看法和今后更多台胞提出的意见我们要考虑，共同商量。我们欢迎各方面的意见，对统一，我们一方独唱不行。我们在宪法中有信仰自由这一条，关于信仰问题我认为不能提到统一问题上来。叶剑英提出的‘九条’中也没有提这个问题，也没有要求台湾放弃三民主义。”
“大陆方面对和平统一已经表现出相当多的诚意。蒋经国先生逝世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发了唁电致哀，并希望台湾局势安定，经济繁荣，这表现出很大诚意。大陆方面可继续表现这种诚意。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胡秋原说：“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团结、统一不可，事不宜迟。”他的建议和祈望得到原旧政协发起人中仍健在的邓颖超、陆定一、张群和陈立夫的支持。
“胡先生对故土充满眷恋之情，爱国之心令人敬佩，我们愿意听取您的意见，获取教益。”邓颖超表示赞同，当她听到胡秋原准备寻访丝绸之路时，亲切地叮咛道：“北国风寒，多加珍重。”
“感谢邓大姐的关心！”胡秋原连忙说。
这次会见既是他们四十多年后的第一次会见，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1992年7月，台湾当局限制他不得出境限期一满，胡秋原以八十三岁高龄第二次先到香港，参加“两岸和平统一讨论会”，继而前往北京访问，讨论祖国统一问题。无奈天气炎热，旅途劳顿，加上身体欠佳，一到京就住进了医院。当他获悉邓颖超同志逝世的噩耗后，心情非常沉重，不断地埋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随后硬是戴着氧气袋前往吊唁，并亲笔题写了一副挽联：
望统一而北来，揖别清谈方四载；
为伟大之女性，自有功业在千秋。
胡秋原顺应民意公开首访大陆，与李先念、邓颖超等共商国是，却被李登辉之流开除国民党党籍，并限制两年不得出境，一时间在大陆、台湾、香港三地乃至世界刮起了阵阵“胡秋原旋风”。1989年，美国传记学会将胡秋原列入《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并颁发了奖状。
（裴高才：《胡秋原全传》（精华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