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刺激经济增长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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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1973年提出金融深化理论后的30年中,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金融自由化的利益倍加关注,并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些争论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金融自由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自由化是相对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压抑同样都有其局限性;金融自由化的后果可以是多重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有时可能是相互抵消的;金融自由化与危机有关,但后者并非前者的必然结果。以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否认金融全球化的效率和结果是一种偏见。
其他文献
本文提出的13个问题,涉及有关伊拉克危机的国际关系后果和全球政治发展趋势。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分析伊拉克战争前后的整个危机过程,不能仅仅关注对美国霸权行径的抨击,还应考虑这场危机的深远影响,尤其是一些落后、封闭国家的主权面临的深刻挑战以及国际法变动的长远趋势。
安全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国家安全战略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有不同,但没有根本的区别。未来要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必须建立自己明确的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展开同一水平的安全对话,明确彼此战略定位,促进双边关系趋向稳定。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机制的研究逐渐兴起,其中有关机制有效性的研究是一个重点。西方学者的观点和见解各异,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为主义,一类是理性主义。行为主义研究从纯粹数理模型和技术性因素考虑,局限性很大。而理性主义从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合作一不合作方面考察,这种视角有其合理性,但针对专门领域问题则有欠准确。本文采用新的研究方式,以国家行为的趋同或趋异来考察机制有效性。这种研究视角把国际机制作为独立变量,将国际机制研究与国内政治联系起来,针对不同的专门领域灵活考察,具有实际的操作意义。
任何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含义主要表现为对近期的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负面影响不仅表现为近期的经济代价,还表现为对长远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的制约。但是减缓气候变化可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促进可持续发展,产生许多对国民经济的积极效应。实现《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目标,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均有着相应的经济影响。国际政治影响源于国家经济利益差异,从而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导致国际政治集团的分化与重组。
关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状,存在不少理论模式:“历史终结论”宣布了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和政治经济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文明冲突论”预言国际暴力活动将主要发生在文明之间而不是在国家或意识形态之间;“现实主义学派”则坚持认为自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以来国际关系本上并没有变化;“全球化论者”宣称全球化将迫使观点不同的人都看到全球化必将带来和平与民主。这些理论模式给我们很多启示,但都难以解释三个客观事实:第一,强权这宰的对立(和小国些以对立的能力)并没有消失;第二,如果说国家之间的战争正在减少,那么国家内部的战争却有增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