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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东方1929年，18岁的钱学森以优异成绩从北师大附中毕业。从蒙养园到小学再到中学，钱学森基本上是由父亲钱家治安排，走着一条循规蹈矩的路。
现在，中学毕业了，下一步路该怎么走？上什么样的大学？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钱学森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选择。
毕业之前，语文老师董鲁安希望钱学森读大学时改学文科，他认为钱学森具有文学天赋，可以成为一个作家。数学老师傅仲孙则叮嘱钱学森，一定要选大学数学系，认为钱学森在数学方面具有发展前途。母亲章兰娟希望钱学森子承父业，读师范大学，当个老师，继续从事教育事业。而父亲钱家治把选择权交给了钱学森，认为儿子长大了，该学会走自己的路了。
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抱负——“实业救国”，当一个有作为的时代青年。
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东方MIT”的交通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1929年9月，钱学森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钱学森在交大“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不浅的知识”，为日后在技术科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的档案馆里现在还保存着一份1932年机械工程学院的成绩单。其中，注册号（即学号）为469号、总分在班上22名同学中位居第一的便是钱学森。上面清楚地列着钱学森的各门考试成绩：热力工程89分，机械试验90分，电机工程96分，电机试验94分，工程材料92.7分，机械计划91分，机械计划原理90分，金工实习86分，工程经济84.2分，总平均成绩为90.44分。位居第二名的学生总平均成绩为84.53分。
在交通大学一直流传着钱学森的两个课业学习方面的故事。第一个是一份96分的“水力学”考卷的故事。1933年6月，钱学森在“水力学”课程期末考试中，6道考题不仅答得全部正确，而且字迹工整，卷面整洁，就连等号都像是用直尺画的。但因最后一道答题中的“Ns”漏写了一个“s”，被任课的金悫教授扣除4分，最终得分96分。金悫十分喜欢这份难得的试卷，并把它作为范例留在身边，即便在战火纷飞之时，也不曾离身。1980年，金悫教授将这份保存了近50年的试卷通过交大校史研究人员陈贻芳捐给了档案馆。在1996年上海交大建校百年庆典之际建成的校史博物馆里，这份试卷作为历史档案首次被公开展示，成为一份彰显交大优良教风学风的珍贵展品。
另一个是一份满分的实验报告。钱学森特别重视实验课，做实验时非常认真与仔细。有一次做热工实验，钱学森的实验报告长达100多页，完整、详尽地记录了他在实验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和细节，并具有不少创见，且书写整洁，作图清晰。热工实验老师陈石英看了之后大为惊叹，给了100分的满分。这份实验报告也就成为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历史上最佳的学生实验报告。
在钱学森提到的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17个人中，交通大学有两位。热工实验老师陈石英就是其中的一位。陈石英是热力工程专家，1906年赴英国留学，后又赴美国留学，1913年回国，在交通大学任教长达67年，是交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教授。
陈石英教授对钱学森的影响很大，被钱学森视为大学期间令他受益最多的恩师之一。钱学森那份得到100分的热工实验报告，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钱学森严谨的科学态度，做一个平常的实验，也能坚持一丝不苟，这对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来说，实属不易;二是说明钱学森撰写的实验报告确实十分好，在以严格著称的陈石英老师眼里，居然没有挑出一点毛病，给了满分，更属不易。
钱学森对陈石英教授高超的授课艺术甚为敬佩。陈教授学术精深，给学生授课，从不用讲稿，每每下课铃响时，他在黑板上的书写也刚好画上句号。后来钱学森成为教授时，给学生们讲课也如陈教授一样，受到学生们的敬佩。钱学森回忆说：“专业基础课中给我教育最深的是陈石英先生，他讲工程热力学严肃认真而又结合实际，对我们这些未来工程师是一堂深刻的课，我对陈先生是尊敬的。”
在交通大学，对钱学森影响至深的老师还有钟兆琳。钟兆琳是电机工程专家，他在电机工程设计与电机制造方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并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与电动机。当时，在中国的大学里，电机工程是最难教的课程之一。钟兆琳的教学，把书本知识与生产实际紧密联系，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电机工程人才。钱学森与江泽民都是他的学生。钱学森回忆说：“教电机工程的钟兆琳先生对我的教育，我也是十分感谢的，师恩永志于心！”
1930年，钱学森因患伤寒申请休学一年。在此期间，他不仅养好了病，更重要的是阅读了普列漢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辩证法底唯物论》等书籍，思想上有了飞跃。钱学森曾深有感触地说：“这一年是我思想上有大转变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我脑筋里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1931年9月初，病愈后的钱学森回到了上海，继续在交通大学上学。
回到学校没几天，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
上海市民用各种形式支援第十九路军的抗战。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发起，在交通大学办起了国民伤兵医院。当时的交通大学校长是黎照寰，他把交通大学最好的学生宿舍—执信西斋，腾出来作为伤兵医院。
执信西斋建于1929年，是栋欧式的马蹄形楼房，中间三层，两侧各两层。这里也是钱学森的学生宿舍。钱学森和同学们虽然迁出了执信西斋，但常常回来看望伤兵。目睹了日军飞机在中国领空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后，钱学森痛感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空军，必须拥有强大的航空工业。
1933年，交通大学的外籍教师韦斯曼（H.E.Wessman）开设了航空工程课程。钱学森毫不犹豫地选修了这门课程。
在大学学习期间，钱学森参加了学校多个文艺团体，从多方面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据交通大学档案记载，1933年的军乐队名单、学生会管弦乐队名单、口琴会名单里，都有钱学森的名字。钱学森还是交通大学1934届学生毕业纪念册编辑组美术部的主要成员之一，不仅创作了许多插图，还为该届设计了级徽。1935年2月，钱学森在《浙江青年》发表《音乐和音乐的内容》，谈如何理解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并阐述自己对音乐的认识和理解。
1934年7月，钱学森以全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从交通大学毕业。按照他的成绩，以及交通大学在铁道部的地位，他几乎可以十拿九稳地在铁道部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按当时的工资标准，月薪在60大洋以上，足够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了。
但这不是钱学森要的生活。这期间，钱学森对自己下一步的人生规划，已经有了明确的新想法。他决定在毕业之后，从铁道机械工程专业转向航空工业，以响应当时“航空救国”的号召。（摘自《钱学森画传》，奚启新著 杨亮改编，2021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钱学森图书馆供图。）
现在，中学毕业了，下一步路该怎么走？上什么样的大学？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钱学森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选择。
毕业之前，语文老师董鲁安希望钱学森读大学时改学文科，他认为钱学森具有文学天赋，可以成为一个作家。数学老师傅仲孙则叮嘱钱学森，一定要选大学数学系，认为钱学森在数学方面具有发展前途。母亲章兰娟希望钱学森子承父业，读师范大学，当个老师，继续从事教育事业。而父亲钱家治把选择权交给了钱学森，认为儿子长大了，该学会走自己的路了。
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抱负——“实业救国”，当一个有作为的时代青年。
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东方MIT”的交通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1929年9月，钱学森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钱学森在交大“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不浅的知识”，为日后在技术科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的档案馆里现在还保存着一份1932年机械工程学院的成绩单。其中，注册号（即学号）为469号、总分在班上22名同学中位居第一的便是钱学森。上面清楚地列着钱学森的各门考试成绩：热力工程89分，机械试验90分，电机工程96分，电机试验94分，工程材料92.7分，机械计划91分，机械计划原理90分，金工实习86分，工程经济84.2分，总平均成绩为90.44分。位居第二名的学生总平均成绩为84.53分。
在交通大学一直流传着钱学森的两个课业学习方面的故事。第一个是一份96分的“水力学”考卷的故事。1933年6月，钱学森在“水力学”课程期末考试中，6道考题不仅答得全部正确，而且字迹工整，卷面整洁，就连等号都像是用直尺画的。但因最后一道答题中的“Ns”漏写了一个“s”，被任课的金悫教授扣除4分，最终得分96分。金悫十分喜欢这份难得的试卷，并把它作为范例留在身边，即便在战火纷飞之时，也不曾离身。1980年，金悫教授将这份保存了近50年的试卷通过交大校史研究人员陈贻芳捐给了档案馆。在1996年上海交大建校百年庆典之际建成的校史博物馆里，这份试卷作为历史档案首次被公开展示，成为一份彰显交大优良教风学风的珍贵展品。
另一个是一份满分的实验报告。钱学森特别重视实验课，做实验时非常认真与仔细。有一次做热工实验，钱学森的实验报告长达100多页，完整、详尽地记录了他在实验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和细节，并具有不少创见，且书写整洁，作图清晰。热工实验老师陈石英看了之后大为惊叹，给了100分的满分。这份实验报告也就成为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历史上最佳的学生实验报告。
在钱学森提到的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17个人中，交通大学有两位。热工实验老师陈石英就是其中的一位。陈石英是热力工程专家，1906年赴英国留学，后又赴美国留学，1913年回国，在交通大学任教长达67年，是交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教授。
陈石英教授对钱学森的影响很大，被钱学森视为大学期间令他受益最多的恩师之一。钱学森那份得到100分的热工实验报告，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钱学森严谨的科学态度，做一个平常的实验，也能坚持一丝不苟，这对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来说，实属不易;二是说明钱学森撰写的实验报告确实十分好，在以严格著称的陈石英老师眼里，居然没有挑出一点毛病，给了满分，更属不易。
钱学森对陈石英教授高超的授课艺术甚为敬佩。陈教授学术精深，给学生授课，从不用讲稿，每每下课铃响时，他在黑板上的书写也刚好画上句号。后来钱学森成为教授时，给学生们讲课也如陈教授一样，受到学生们的敬佩。钱学森回忆说：“专业基础课中给我教育最深的是陈石英先生，他讲工程热力学严肃认真而又结合实际，对我们这些未来工程师是一堂深刻的课，我对陈先生是尊敬的。”
在交通大学，对钱学森影响至深的老师还有钟兆琳。钟兆琳是电机工程专家，他在电机工程设计与电机制造方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并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与电动机。当时，在中国的大学里，电机工程是最难教的课程之一。钟兆琳的教学，把书本知识与生产实际紧密联系，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电机工程人才。钱学森与江泽民都是他的学生。钱学森回忆说：“教电机工程的钟兆琳先生对我的教育，我也是十分感谢的，师恩永志于心！”
1930年，钱学森因患伤寒申请休学一年。在此期间，他不仅养好了病，更重要的是阅读了普列漢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辩证法底唯物论》等书籍，思想上有了飞跃。钱学森曾深有感触地说：“这一年是我思想上有大转变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我脑筋里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1931年9月初，病愈后的钱学森回到了上海，继续在交通大学上学。
回到学校没几天，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
上海市民用各种形式支援第十九路军的抗战。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发起，在交通大学办起了国民伤兵医院。当时的交通大学校长是黎照寰，他把交通大学最好的学生宿舍—执信西斋，腾出来作为伤兵医院。
执信西斋建于1929年，是栋欧式的马蹄形楼房，中间三层，两侧各两层。这里也是钱学森的学生宿舍。钱学森和同学们虽然迁出了执信西斋，但常常回来看望伤兵。目睹了日军飞机在中国领空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后，钱学森痛感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空军，必须拥有强大的航空工业。
1933年，交通大学的外籍教师韦斯曼（H.E.Wessman）开设了航空工程课程。钱学森毫不犹豫地选修了这门课程。
在大学学习期间，钱学森参加了学校多个文艺团体，从多方面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据交通大学档案记载，1933年的军乐队名单、学生会管弦乐队名单、口琴会名单里，都有钱学森的名字。钱学森还是交通大学1934届学生毕业纪念册编辑组美术部的主要成员之一，不仅创作了许多插图，还为该届设计了级徽。1935年2月，钱学森在《浙江青年》发表《音乐和音乐的内容》，谈如何理解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并阐述自己对音乐的认识和理解。
1934年7月，钱学森以全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从交通大学毕业。按照他的成绩，以及交通大学在铁道部的地位，他几乎可以十拿九稳地在铁道部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按当时的工资标准，月薪在60大洋以上，足够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了。
但这不是钱学森要的生活。这期间，钱学森对自己下一步的人生规划，已经有了明确的新想法。他决定在毕业之后，从铁道机械工程专业转向航空工业，以响应当时“航空救国”的号召。（摘自《钱学森画传》，奚启新著 杨亮改编，2021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钱学森图书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