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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钟嵘《诗品》系统地评论了汉魏至萧梁的一百二十二位五言诗作者,以汉魏六朝的五言诗及其作者为评论对象,追溯了五言诗的起源,并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五言诗做出了某种总结。本文试图据从钟嵘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追溯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渊源,将陶渊明诗歌风格、流别的脉络梳理清楚。
关键词:钟嵘 陶渊明 艺术渊源
钟嵘所著《诗品》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诗歌评论专著。它系统地评论了汉魏至萧梁的一百二十二位五言诗作者,它以汉魏六朝的五言诗及其作者为评论对象,追溯了五言诗的起源,并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五言诗做出了某种总结,进而将汉魏至齐梁间的122位诗人评风格、溯流别、定品第。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文心雕龙》中只字未提的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是我国晋代一位杰出的诗人,生前政治上倍受压抑,生活上饱经折磨,死后其诗歌遭到冷遇,很少有人问津,直到八十多年后,钟嵘《诗品》才对其诗歌作出了评价,将其置于“中品”。评风格、溯流别、定品第,是《诗品》正文的内容,也是钟嵘贯彻其写作意图的主要方面。钟嵘因不满“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不显优劣”,决定采取三品裁士的方法,以诗人的成就高低将122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人(古诗算一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这在当时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新形式,也是《诗品》的特点之一。《诗品序》中坦言,“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表明所评均为谢世作古的诗人。三品之中,“上品”为成就大、地位高或派生源流的诗人,“中品”次之,“下品”再次。在评论上,“上品”较详,“中品”次之,“下品”较略。陶渊明就被钟嵘列入中品,尽管如此,他却将陶渊明推为“隐逸诗人之宗”,他也是第一个推崇陶渊明诗歌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钟嵘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弥足珍贵,因此在钟嵘的诗歌评论理论体系中来探讨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渊源更加值得重视。
钟嵘《诗品》卷中评“宋征士陶潜诗”云:
宋徵士陶潜其源出於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懽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其源出於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此乃钟嵘对陶诗艺术渊源的发现,是把陶诗放在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中来看待的,是对陶诗的艺术风格一次比较全面的审视。先看“其源出於应璩”,钟嵘认为“魏侍中应璩祖袭魏文”,又认为“魏文帝其源出於李陵”,而评李陵诗歌“汉都尉李陵其源出於《楚辞》”。顺著钟嵘的理论的脉络梳理出来,我们不难发现,钟嵘的理论体系中陶诗的一个艺术渊源即为“楚辞—李陵—曹丕—应璩——陶潜”。再看另一脉络,“又协左思风力”,钟嵘评左思“晋记室左思其源出於公幹”认为其诗风源自刘桢,又评刘桢“魏文学刘桢其源出於《古诗》”继承了汉代古诗的特点,最后追溯汉古诗“其体源出於《国风》”。至此,另一艺术渊源也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即“国风—汉古诗—刘桢—左思—陶潜”。钟嵘将陶诗一分为二地看,也将陶诗的风格概括为二。通观《诗品》全书,作者对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创作的评述,绝大多数都是从考察其“源于”谁开端,从而论定这位许人的艺术风格。这种“源于”谁的考察,实际上也就是从诗的风格上去探索诗人风格的源流。因此,我们只有从风格上去研究钟嵘的话,才比较容易得到合理的解释。
陶诗风格的特征是什么呢?是“省净”、“真古”、“质直”。所谓“田家语”,指农村日常语言,其特点是质朴无文。《诗品》说“世叹其质直”,表示当时多数人认为陶诗“质直”。《诗品》提出“欢言酌春酒”(《读山海经》)、‘旧暮天无云”(《拟古》)两篇“风华清靡,文辞绮丽,不能算是田家语,说明陶诗大部分是田家语一类。北齐阳休之《陶集序录》也说渊明作品“辞采未优”。可见说陶诗古朴质直,文采不足,是当时人们的共同认识与评价。《诗品》评应璩云:“祖袭魏文,善为古语。……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古语指语言古朴,正与陶诗的“真古”、“质直”,根同。“华靡”即“风华清靡”。钟嵘认为应璩诗体貌古朴,只有个别篇章“华靡”,其风格特征正与陶诗相同,所以说陶诗源出应璩。又钟嵘谓应璩诗祖袭曹丕,《诗品》评魏文帝云:“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观,始见其工矣。”钟嵘说曹丕大部分诗歌的语言风格特征是鄙质,即通俗质朴,与应、陶两家同,所以说为应璩所祖袭。偶语是指俚俗的对话。按《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正义》:“偶,对也。”偶语同田家语一样,其特点是通俗质朴。钟嵘说陶诗源出应璩,应诗祖袭魏文,三家的诗,其体貌特征都是质朴少文,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三家诗的渊源关系,从《诗品》全书的义例来说,是完全讲得通的。钟嵘谓曹丕诗源出于李陵,主要指曹丕诗中伤离别、悲行役、悯征戍之类。建安时期,战乱频仍,兵焚遍布,民不聊生,家室怨旷。曹王以其诗人之敏感捕捉弥漫在整个时代的悲怨情慷,创作了大量伤离思归之诗。这些诗,与相传李陵所作之诗无论题材内容还是风格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故钟嵘有曹丕诗源于李陵之说。《史记·屈原列传》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而“怨”的产生乃是由于“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来源于其生平际遇。《诗品》评李陵出于《楚辞》,着眼点即在于此。故云:“文多凄枪,怨者之流”,“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这也正是《楚辞》一系诗人的共同特点之一,或激烈,或凄切,其怨情总是强烈的。《楚辞》和《国风》相比,在表现手法上很“直”,楚人感情热烈奔放,表现直率。“直”的表现,在语言上的反映便是“质朴”而不事雕琢,所以曹曹丕“鄙直如偶语”,应璩“善为古语”,而陶潜也“质直”如“田家语”。这是这一脉共同的特点。另一方面曹丕一支作家诗风质直,还有俚俗特点。楚辞好用楚地方言俗语,《招魂》、《大招》等篇描写也较通俗。应璩、陶潜的部分诗篇,富有诙谐风趣,也与俗赋的徘谐作风接近。
“左思风力”,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赋比兴的含义时,也说过’“宏斯三义,酌而用之,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的话,是知风力是与表现诗歌外表的辞藻雕绘相对称的属于内容方面的某一种质素,有了它可以使诗歌出现一种振起而感人的力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强调: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并以此论点批评当时的作家。“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又在《与吴质书》中说:“公干有逸气,但未洒耳”。钟嵘在《诗品序》中曾称颂曹植和刘侦为建安文章之圣。钟嵘评左思诗,谓“其源出于公干”,而公干又被钟嵘称为建安文章之圣,是知左思诗的“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的诗风,即与刘祯的仗气、真骨、高风有相通之处。诗中的那种豪迈高亢的情思,劲挺矫健的笔调,浑厚的风格和高远的境界,即是左思风力的结晶所在。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艺术创作原则,要求诗歌在体貌上既有爽朗刚健的风力,又有华美的辞采,作品风格应做到质朴有力与文采华美的二者结合。《诗品》区分诗歌流派,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一原则来进行,按照文质兼备,偏于质、偏于文这几种不同情况来划分和归纳。陶诗在源出国风的一系中,《古诗》、刘祯和左思,其特点是富有风力,而文采稍不足。刘祯是:“贞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彤润恨少。”左思是“野于陆机”,文采稍逊,但富有风力。《古诗》实际是文质兼具的,《诗品》评为“文温以丽”,《文心雕龙·明诗》评为“直而不野”;但其风格与民歌接近,毕竟质胜于文,故《诗品》视陶潜、左思、刘桢这一艺术渊源源于汉古诗。
由此可见,陶诗在文学史上的两个艺术渊源都已清晰,钟嵘的理论体系的这两个脉络虽然被很多学者质疑,但是在那个对陶渊明并不认可的时代里,他的理论为人们解读陶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也为后世研究陶渊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2]曹旭.《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4]梅运生.《钟嵘和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向长清.《诗品注释》.齐鲁书社.1986年.
[6]徐达《诗品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
关键词:钟嵘 陶渊明 艺术渊源
钟嵘所著《诗品》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诗歌评论专著。它系统地评论了汉魏至萧梁的一百二十二位五言诗作者,它以汉魏六朝的五言诗及其作者为评论对象,追溯了五言诗的起源,并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五言诗做出了某种总结,进而将汉魏至齐梁间的122位诗人评风格、溯流别、定品第。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文心雕龙》中只字未提的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是我国晋代一位杰出的诗人,生前政治上倍受压抑,生活上饱经折磨,死后其诗歌遭到冷遇,很少有人问津,直到八十多年后,钟嵘《诗品》才对其诗歌作出了评价,将其置于“中品”。评风格、溯流别、定品第,是《诗品》正文的内容,也是钟嵘贯彻其写作意图的主要方面。钟嵘因不满“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不显优劣”,决定采取三品裁士的方法,以诗人的成就高低将122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人(古诗算一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这在当时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新形式,也是《诗品》的特点之一。《诗品序》中坦言,“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表明所评均为谢世作古的诗人。三品之中,“上品”为成就大、地位高或派生源流的诗人,“中品”次之,“下品”再次。在评论上,“上品”较详,“中品”次之,“下品”较略。陶渊明就被钟嵘列入中品,尽管如此,他却将陶渊明推为“隐逸诗人之宗”,他也是第一个推崇陶渊明诗歌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钟嵘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弥足珍贵,因此在钟嵘的诗歌评论理论体系中来探讨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渊源更加值得重视。
钟嵘《诗品》卷中评“宋征士陶潜诗”云:
宋徵士陶潜其源出於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懽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其源出於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此乃钟嵘对陶诗艺术渊源的发现,是把陶诗放在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中来看待的,是对陶诗的艺术风格一次比较全面的审视。先看“其源出於应璩”,钟嵘认为“魏侍中应璩祖袭魏文”,又认为“魏文帝其源出於李陵”,而评李陵诗歌“汉都尉李陵其源出於《楚辞》”。顺著钟嵘的理论的脉络梳理出来,我们不难发现,钟嵘的理论体系中陶诗的一个艺术渊源即为“楚辞—李陵—曹丕—应璩——陶潜”。再看另一脉络,“又协左思风力”,钟嵘评左思“晋记室左思其源出於公幹”认为其诗风源自刘桢,又评刘桢“魏文学刘桢其源出於《古诗》”继承了汉代古诗的特点,最后追溯汉古诗“其体源出於《国风》”。至此,另一艺术渊源也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即“国风—汉古诗—刘桢—左思—陶潜”。钟嵘将陶诗一分为二地看,也将陶诗的风格概括为二。通观《诗品》全书,作者对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创作的评述,绝大多数都是从考察其“源于”谁开端,从而论定这位许人的艺术风格。这种“源于”谁的考察,实际上也就是从诗的风格上去探索诗人风格的源流。因此,我们只有从风格上去研究钟嵘的话,才比较容易得到合理的解释。
陶诗风格的特征是什么呢?是“省净”、“真古”、“质直”。所谓“田家语”,指农村日常语言,其特点是质朴无文。《诗品》说“世叹其质直”,表示当时多数人认为陶诗“质直”。《诗品》提出“欢言酌春酒”(《读山海经》)、‘旧暮天无云”(《拟古》)两篇“风华清靡,文辞绮丽,不能算是田家语,说明陶诗大部分是田家语一类。北齐阳休之《陶集序录》也说渊明作品“辞采未优”。可见说陶诗古朴质直,文采不足,是当时人们的共同认识与评价。《诗品》评应璩云:“祖袭魏文,善为古语。……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古语指语言古朴,正与陶诗的“真古”、“质直”,根同。“华靡”即“风华清靡”。钟嵘认为应璩诗体貌古朴,只有个别篇章“华靡”,其风格特征正与陶诗相同,所以说陶诗源出应璩。又钟嵘谓应璩诗祖袭曹丕,《诗品》评魏文帝云:“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观,始见其工矣。”钟嵘说曹丕大部分诗歌的语言风格特征是鄙质,即通俗质朴,与应、陶两家同,所以说为应璩所祖袭。偶语是指俚俗的对话。按《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正义》:“偶,对也。”偶语同田家语一样,其特点是通俗质朴。钟嵘说陶诗源出应璩,应诗祖袭魏文,三家的诗,其体貌特征都是质朴少文,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三家诗的渊源关系,从《诗品》全书的义例来说,是完全讲得通的。钟嵘谓曹丕诗源出于李陵,主要指曹丕诗中伤离别、悲行役、悯征戍之类。建安时期,战乱频仍,兵焚遍布,民不聊生,家室怨旷。曹王以其诗人之敏感捕捉弥漫在整个时代的悲怨情慷,创作了大量伤离思归之诗。这些诗,与相传李陵所作之诗无论题材内容还是风格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故钟嵘有曹丕诗源于李陵之说。《史记·屈原列传》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而“怨”的产生乃是由于“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来源于其生平际遇。《诗品》评李陵出于《楚辞》,着眼点即在于此。故云:“文多凄枪,怨者之流”,“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这也正是《楚辞》一系诗人的共同特点之一,或激烈,或凄切,其怨情总是强烈的。《楚辞》和《国风》相比,在表现手法上很“直”,楚人感情热烈奔放,表现直率。“直”的表现,在语言上的反映便是“质朴”而不事雕琢,所以曹曹丕“鄙直如偶语”,应璩“善为古语”,而陶潜也“质直”如“田家语”。这是这一脉共同的特点。另一方面曹丕一支作家诗风质直,还有俚俗特点。楚辞好用楚地方言俗语,《招魂》、《大招》等篇描写也较通俗。应璩、陶潜的部分诗篇,富有诙谐风趣,也与俗赋的徘谐作风接近。
“左思风力”,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赋比兴的含义时,也说过’“宏斯三义,酌而用之,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的话,是知风力是与表现诗歌外表的辞藻雕绘相对称的属于内容方面的某一种质素,有了它可以使诗歌出现一种振起而感人的力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强调: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并以此论点批评当时的作家。“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又在《与吴质书》中说:“公干有逸气,但未洒耳”。钟嵘在《诗品序》中曾称颂曹植和刘侦为建安文章之圣。钟嵘评左思诗,谓“其源出于公干”,而公干又被钟嵘称为建安文章之圣,是知左思诗的“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的诗风,即与刘祯的仗气、真骨、高风有相通之处。诗中的那种豪迈高亢的情思,劲挺矫健的笔调,浑厚的风格和高远的境界,即是左思风力的结晶所在。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艺术创作原则,要求诗歌在体貌上既有爽朗刚健的风力,又有华美的辞采,作品风格应做到质朴有力与文采华美的二者结合。《诗品》区分诗歌流派,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一原则来进行,按照文质兼备,偏于质、偏于文这几种不同情况来划分和归纳。陶诗在源出国风的一系中,《古诗》、刘祯和左思,其特点是富有风力,而文采稍不足。刘祯是:“贞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彤润恨少。”左思是“野于陆机”,文采稍逊,但富有风力。《古诗》实际是文质兼具的,《诗品》评为“文温以丽”,《文心雕龙·明诗》评为“直而不野”;但其风格与民歌接近,毕竟质胜于文,故《诗品》视陶潜、左思、刘桢这一艺术渊源源于汉古诗。
由此可见,陶诗在文学史上的两个艺术渊源都已清晰,钟嵘的理论体系的这两个脉络虽然被很多学者质疑,但是在那个对陶渊明并不认可的时代里,他的理论为人们解读陶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也为后世研究陶渊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2]曹旭.《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4]梅运生.《钟嵘和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向长清.《诗品注释》.齐鲁书社.1986年.
[6]徐达《诗品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