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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市场主导地位得到了确立，其贡献也越来越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在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改革滞后，市场经济和统治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下，民营企业发展中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并没有解除，而这正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
如何深化改革，如何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如何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等等，这些涉及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话题，当把这些问题归结到现实的实际问题时，其实会归结到如何实现公平和平等竞争上，归结到如何打破垄断上，归结到如何打破既得利益的格局上。在国企和民企进退之争上，一些学者和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李荣融：国进民退是伪命题 国企央企背了垄断黑锅
中国的民营企业严格意义上就是私有企业，国外没民营这个概念，因为咱们怕“私有”这两个字。我认为不用怕，私有企业应该发展，你别看央企大多是大企业，但大企业不能离开中小企业，不能离开私有企业。
现在有人说国进民退，讲这个话的人可以看看数据，客观说，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年年都在增长。
做企业的都懂，大家都是互相依存的，就好像一支篮球队，光有前锋没有后卫行吗？不行。今天投篮成绩比较好的可能是国企，但不等于说民企明天就一定是这个状态，它也会成长。作为国家队，没有理由只有国有企业，不选非公企业。谁优秀谁就出场，都是为中国争光的。做企业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国有还是非国有，仅仅是投资者不同。
现在讲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究优胜劣汰，谁资源配置效率高，就应该支持谁，而不应该问你是国有还是非公。
所以中小企业一定要培育，这中间会有一批成长为大企业，甚至成为国际巨星。沙钢的沈文荣我也很尊重他，他搞得不错，现在也是世界500强；联想的柳传志、新希望的刘永好等都做得不错。企业家最懂企业，你有什么好的地方我来学习你，我有什么强的他来学习我。
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不管他姓资姓社。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国企。不存在我们挤了谁，谁挤了我们。
我不客气地讲，没有国有经济哪有非公经济今天的发展？国家给了非公企业不少优惠政策，优惠政策的背后就是钱，没有国有企业年年增长交的税，国家哪有钱给出来？但非公企业发展了，对整个国家是很大的贡献。
优胜劣汰社会才会进步，所以我对国进民退这种观点不屑一顾。
在垄断问题上，我认为央企背了黑锅。中国企业的垄断，是自然垄断多，不是企业自己用垄断去控制价格、控制市场，你说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什么呀？价格是国家有关部门定的，不是他们自己定的。中国三个石油公司加起来，还不如美国一个埃克森美孚。
我认为给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企业扣上一个企业垄断的帽子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不是企业垄断，是自然垄断，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办事。十六大写得很明白，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
我们要维护企业的长久利益，不能太短视了，分红也一样。哪家企业营利能力提高，我认为就应该增加分红。但分红跟企业自身的发展要有一个合理比例，要考虑企业拥有足够的能力来支付未来的分红，也就是可持续分红的能力。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不太主张提高分红比例，原因就是还没走到那一步，应该留点钱给企业自身发展。
今天，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应该逐步提高分红比例，提高投资者信心。
世行：关键领域仍存国进民退 加快国企改革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著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下称“报告”）报告发布，针对中国增长模式的未来结构提出建议。
报告建议中国加快结构改革，包括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推进绿色发展，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等。
世行预计，2030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达到1.6万美元。世行行长佐利克在当天的研讨会上表示，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加快改革的步伐。“改革具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中国现已到达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佐利克说。
在结构改革方面，世行建议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公共资源的重新定位，引入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措施在内的现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
目前，在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投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大，“国进民退”的特征仍有所表现。世行认为，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不如民营企业，需要尽快将一些垄断领域向民营企业放开。
关键领域仍被国有投资主导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字，201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107586亿元，同比增长11.1%，低于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3.8%十多个百分点。有专家据此认为，目前中国民间投资在加快，因此在企业投资方面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此前也曾表示，“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从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不过，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张长春指出，从总体上看，民间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例在上升，但是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垄断领域，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2003年以来，非国有投资比重有所增加但幅度相当有限，重要行业仍以国有投资为主。“因此实际上在很多关键领域，‘国进民退’的说法并没有错，实际调研的时候更是反映了这一点。”张长春说。
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03年铁路运输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占投资比例为99％，到2010年这一比例仍在96.8%。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水利管理业2003年国有及其国有控股投资比例分别为96.9%、99.5%、98.7%，到2010年分别为91.9%、91.5%、92.7%。尽管国有投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整体降幅不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2010年民间投资比重为55.9％，比2006年的49.8%增加了6个百分点；2010年房地产的民间投资比重为73.5%，比2006年仅仅增加了2.3个百分点。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军认为，民间投资很多关键领域的确并不理想。而在铁路等垄断领域还出现了民间投资退出的情况。“核心问题，还是难以从投资中获益，难以实现真正的控制和自主经营。”张军说。
佐利克指出，中国已经认识到，从出口导向和过度依赖投资转向更多地依靠内需和消费拉动增长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认识到人口未富先老、环境危机等特殊国情的危机。
为此，下一步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其中重点要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
“目前，中国依靠市场和非市场手段共同构成了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激励机制，政府、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的作用缺乏明确划分。”佐利克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需要更多地依靠市场和私营部门。
经济学家汤敏的数据显示，央企现在有27万亿的总资产，净资产10.5万亿，2011年的净利润不到1万亿，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约8.4%，剔除息税后的总资产回报率约3.2%，还不及银行的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25％高。
世行认为，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较国有企业更高，1978年-2007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只有私营部门的三分之一。
为此，世行报告建议，下一步需要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在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的诸如制度、规则和政策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竞争，便利专业化分工，改善资源配置，保护环境，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
张长春指出，目前民间投资容易进去的领域都进去了，剩下的像一些垄断领域都是比较难以进去的部分，要解决民间投资破除垄断行业门槛的问题，核心还在于体制和机制的完善。
金碚：在部分行业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不能共进
这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间，国有企业或者说是国有经济，发挥了很独特的作用，东华刚刚问到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国进民退，首先是一个定义问题。什么是国？什么是民？现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企业，有的企业比如说国有股占了40%算不算国有企业？占了50算还是60算，或者是70算。
现在比如说美国的通用，通用还是不是国有企业？按照中国的概念，它已经是国有企业了。那么按照美国的概念，这还不能叫国有企业。
但是，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们中国，国有企业确确实实都在发挥着一些独特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被凸显出来。问题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能不能共进？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回答，如果从宣传的含义上说，大家一定会说可以共进，其实这个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在有的行业里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不能共进的。有的行业里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进，不一定表现为他们在同一个阶段、同一个时间发挥同样的作用或者是同样发展，他们很可能是在某一阶段，有某一类企业，比如说现在，为什么国有企业会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
金融危机产生了一个需要由国有企业或者是国家发挥更大的干预作用这么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里面，国有企业表现出更大的作用，这是合理的，但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会这样。在有些领域中间，也许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竞争，或者我们讲平等地竞争。而在有些领域里面，在客观上我们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很难完全公平地竞争。
所以，我讲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到底能不能够共进，这个问题应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情况来不同的分析。我刚刚讲过了，如果我们从宣传的角度来讲，我们完全可以说两者可以共进。
但是，从整体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我讲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或者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间，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项，共同地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国有企业和民营可以共进，是因为这两个企业谁也消灭不了谁。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行业、遇到不同的问题，从国家来讲，它希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挥各自的长项，避免各自的劣势和缺点。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弱点和缺点，我们找不到一个企业是十全十美的。
张志勇：不能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均采取了政府“有形之手”进行救市的措施，我国也正是通过4万亿元投资的拉动，实现了经济的“保八”。在现实中，大量的国有资本进入到国有企业，这使得国有企业得到了前所未有“强身健体”，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垄断行业不断地得到了新的“固化”，这使得社会各界对这一轮的强化，产生诸多的不平衡。客观地说，在不平衡中，直接受到冲击的就是民营企业，而实际也确实造成了对民营企业的挤压，而正是这种挤压形成了社会广泛地对国有企业的质疑，由此产生一部分人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的各种说法。
也就是在今年两会即将召开之前，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的《中国2030年》引发很大的争议。据了解，这项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中心联合举行的调研合作指出许多急需进行改革的项目，其实就是针对当前国有企业的不平衡而建议的。应该说，这是一份及时的报告，其宗旨出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应该重新展开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和相关政策的修订，但竟遭到一些人的指责，有的竟称为“毒药”，一些部委也提出不同的意见，使得这样一个有着积极意义的报告，被一些人给“搅局”了。
针对国企享受到的一些特权，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可能以限制民营企业发展为代价，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还常常活跃和进入其原本不该涉足的领域，如何给民营企业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等等都有过面对面的交锋。
有极少一部分人把国企和民企完全对立起来。在这里，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正如一位经济界人士所说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国企和民企形成这种水火不容的争论和意气，实在非国家之福。如果这样，那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是就有泡汤告吹的危险吗？
应该说，中央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同时关于国企改革的问题，中央早有过明确的指导意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共同发展，不是此消彼长。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市场主导地位得到了确立，其贡献也越来越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在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改革滞后，市场经济和统治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下，民营企业发展中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并没有解除，而这正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
面对现实问题，我们认为，不能采取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的态度和武断的做法，而是要明确国企和民企的边界和约束，明确国企所担当的社会责任，以及让全民分享红利，如何实现国企和民企的共赢，在资源配置上如何遵循市场原则，民企如何提升群体素质和影响力等等。国企和民企共进，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是国家之福，反之，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
不能采取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的态度和武断的做法，而是要明确国企和民企的边界和约束，明确国企所担当的社会责任，以及让全民分享红利，如何实现国企和民企的共赢，在资源配置上如何遵循市场原则，民企如何提升群体素质和影响力等等。国企和民企共进，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是国家之福，反之，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
在有些领域，也许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竞争，或者我们讲平等地竞争。而在有些领域，在客观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很难完全公平地竞争。正如远东控股集团董事长蒋锡培所说，要禁止国有企业进入竞争性领域，凡是赚钱的领域，只要放开，民企都是机会。（据中国经济网、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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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方向：更深入更彻底的市场化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刘小玄认为，下一步的国企改革方向应该是更深入和更彻底的市场化。
刘小玄说，国有经济是在市场失灵下行使其补充职能，在市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在某些自然垄断或某些外部性效益很大的部门，国有经济可以比私有经济能够更有效地提升社会福利最大化。这应当是我们的发展目标。要摆脱原来固有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摆脱以政府垄断为目标的政商合一的取向，真正摆正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她肯定“国进民退”是存在的，国企的垄断控制力不仅在所谓的七大行业明显增强，而且在所有领域都增强了，包括不少竞争的行业。而且更多的国企兼并是依靠行政力量去推动的，靠银行雄厚的融资力量来支持这种兼并，靠国企的特殊背景和后台去大举扩张，这种扩张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生产效率的增长，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垄断势力。
针对社会上对腐败和不正当竞争的非议，刘小玄提出，现在人们往往把公权力腐败和不正当垄断造成的差距，与正当的竞争、合理的企业改革造成的差距混在一块了，实际上，从整体上来看，国企改制创造的价值比它流失的多得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来消除这些弊端，而不是因噎废食，这就需要政府拿出一个综合配套的改革方案，能够公平兼顾各方利益，让改革受损者得到必要补偿或赎买，让受益者能够依靠公平竞争能力得到其利益，让社会保障充分发挥其稳定器的作用。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减少阻力，真正发挥其推动力的作用。
如何深化改革，如何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如何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等等，这些涉及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话题，当把这些问题归结到现实的实际问题时，其实会归结到如何实现公平和平等竞争上，归结到如何打破垄断上，归结到如何打破既得利益的格局上。在国企和民企进退之争上，一些学者和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李荣融：国进民退是伪命题 国企央企背了垄断黑锅
中国的民营企业严格意义上就是私有企业，国外没民营这个概念，因为咱们怕“私有”这两个字。我认为不用怕，私有企业应该发展，你别看央企大多是大企业，但大企业不能离开中小企业，不能离开私有企业。
现在有人说国进民退，讲这个话的人可以看看数据，客观说，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年年都在增长。
做企业的都懂，大家都是互相依存的，就好像一支篮球队，光有前锋没有后卫行吗？不行。今天投篮成绩比较好的可能是国企，但不等于说民企明天就一定是这个状态，它也会成长。作为国家队，没有理由只有国有企业，不选非公企业。谁优秀谁就出场，都是为中国争光的。做企业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国有还是非国有，仅仅是投资者不同。
现在讲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究优胜劣汰，谁资源配置效率高，就应该支持谁，而不应该问你是国有还是非公。
所以中小企业一定要培育，这中间会有一批成长为大企业，甚至成为国际巨星。沙钢的沈文荣我也很尊重他，他搞得不错，现在也是世界500强；联想的柳传志、新希望的刘永好等都做得不错。企业家最懂企业，你有什么好的地方我来学习你，我有什么强的他来学习我。
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不管他姓资姓社。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国企。不存在我们挤了谁，谁挤了我们。
我不客气地讲，没有国有经济哪有非公经济今天的发展？国家给了非公企业不少优惠政策，优惠政策的背后就是钱，没有国有企业年年增长交的税，国家哪有钱给出来？但非公企业发展了，对整个国家是很大的贡献。
优胜劣汰社会才会进步，所以我对国进民退这种观点不屑一顾。
在垄断问题上，我认为央企背了黑锅。中国企业的垄断，是自然垄断多，不是企业自己用垄断去控制价格、控制市场，你说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什么呀？价格是国家有关部门定的，不是他们自己定的。中国三个石油公司加起来，还不如美国一个埃克森美孚。
我认为给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企业扣上一个企业垄断的帽子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不是企业垄断，是自然垄断，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办事。十六大写得很明白，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
我们要维护企业的长久利益，不能太短视了，分红也一样。哪家企业营利能力提高，我认为就应该增加分红。但分红跟企业自身的发展要有一个合理比例，要考虑企业拥有足够的能力来支付未来的分红，也就是可持续分红的能力。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不太主张提高分红比例，原因就是还没走到那一步，应该留点钱给企业自身发展。
今天，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应该逐步提高分红比例，提高投资者信心。
世行：关键领域仍存国进民退 加快国企改革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著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下称“报告”）报告发布，针对中国增长模式的未来结构提出建议。
报告建议中国加快结构改革，包括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推进绿色发展，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等。
世行预计，2030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达到1.6万美元。世行行长佐利克在当天的研讨会上表示，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加快改革的步伐。“改革具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中国现已到达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佐利克说。
在结构改革方面，世行建议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公共资源的重新定位，引入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措施在内的现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
目前，在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投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大，“国进民退”的特征仍有所表现。世行认为，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不如民营企业，需要尽快将一些垄断领域向民营企业放开。
关键领域仍被国有投资主导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字，201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107586亿元，同比增长11.1%，低于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3.8%十多个百分点。有专家据此认为，目前中国民间投资在加快，因此在企业投资方面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此前也曾表示，“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从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不过，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张长春指出，从总体上看，民间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例在上升，但是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垄断领域，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2003年以来，非国有投资比重有所增加但幅度相当有限，重要行业仍以国有投资为主。“因此实际上在很多关键领域，‘国进民退’的说法并没有错，实际调研的时候更是反映了这一点。”张长春说。
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03年铁路运输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占投资比例为99％，到2010年这一比例仍在96.8%。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水利管理业2003年国有及其国有控股投资比例分别为96.9%、99.5%、98.7%，到2010年分别为91.9%、91.5%、92.7%。尽管国有投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整体降幅不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2010年民间投资比重为55.9％，比2006年的49.8%增加了6个百分点；2010年房地产的民间投资比重为73.5%，比2006年仅仅增加了2.3个百分点。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军认为，民间投资很多关键领域的确并不理想。而在铁路等垄断领域还出现了民间投资退出的情况。“核心问题，还是难以从投资中获益，难以实现真正的控制和自主经营。”张军说。
佐利克指出，中国已经认识到，从出口导向和过度依赖投资转向更多地依靠内需和消费拉动增长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认识到人口未富先老、环境危机等特殊国情的危机。
为此，下一步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其中重点要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
“目前，中国依靠市场和非市场手段共同构成了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激励机制，政府、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的作用缺乏明确划分。”佐利克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需要更多地依靠市场和私营部门。
经济学家汤敏的数据显示，央企现在有27万亿的总资产，净资产10.5万亿，2011年的净利润不到1万亿，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约8.4%，剔除息税后的总资产回报率约3.2%，还不及银行的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25％高。
世行认为，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较国有企业更高，1978年-2007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只有私营部门的三分之一。
为此，世行报告建议，下一步需要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在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的诸如制度、规则和政策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竞争，便利专业化分工，改善资源配置，保护环境，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
张长春指出，目前民间投资容易进去的领域都进去了，剩下的像一些垄断领域都是比较难以进去的部分，要解决民间投资破除垄断行业门槛的问题，核心还在于体制和机制的完善。
金碚：在部分行业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不能共进
这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间，国有企业或者说是国有经济，发挥了很独特的作用，东华刚刚问到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国进民退，首先是一个定义问题。什么是国？什么是民？现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企业，有的企业比如说国有股占了40%算不算国有企业？占了50算还是60算，或者是70算。
现在比如说美国的通用，通用还是不是国有企业？按照中国的概念，它已经是国有企业了。那么按照美国的概念，这还不能叫国有企业。
但是，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们中国，国有企业确确实实都在发挥着一些独特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被凸显出来。问题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能不能共进？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回答，如果从宣传的含义上说，大家一定会说可以共进，其实这个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在有的行业里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不能共进的。有的行业里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进，不一定表现为他们在同一个阶段、同一个时间发挥同样的作用或者是同样发展，他们很可能是在某一阶段，有某一类企业，比如说现在，为什么国有企业会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
金融危机产生了一个需要由国有企业或者是国家发挥更大的干预作用这么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里面，国有企业表现出更大的作用，这是合理的，但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会这样。在有些领域中间，也许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竞争，或者我们讲平等地竞争。而在有些领域里面，在客观上我们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很难完全公平地竞争。
所以，我讲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到底能不能够共进，这个问题应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情况来不同的分析。我刚刚讲过了，如果我们从宣传的角度来讲，我们完全可以说两者可以共进。
但是，从整体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我讲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或者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间，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项，共同地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国有企业和民营可以共进，是因为这两个企业谁也消灭不了谁。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行业、遇到不同的问题，从国家来讲，它希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挥各自的长项，避免各自的劣势和缺点。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弱点和缺点，我们找不到一个企业是十全十美的。
张志勇：不能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均采取了政府“有形之手”进行救市的措施，我国也正是通过4万亿元投资的拉动，实现了经济的“保八”。在现实中，大量的国有资本进入到国有企业，这使得国有企业得到了前所未有“强身健体”，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垄断行业不断地得到了新的“固化”，这使得社会各界对这一轮的强化，产生诸多的不平衡。客观地说，在不平衡中，直接受到冲击的就是民营企业，而实际也确实造成了对民营企业的挤压，而正是这种挤压形成了社会广泛地对国有企业的质疑，由此产生一部分人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的各种说法。
也就是在今年两会即将召开之前，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的《中国2030年》引发很大的争议。据了解，这项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中心联合举行的调研合作指出许多急需进行改革的项目，其实就是针对当前国有企业的不平衡而建议的。应该说，这是一份及时的报告，其宗旨出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应该重新展开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和相关政策的修订，但竟遭到一些人的指责，有的竟称为“毒药”，一些部委也提出不同的意见，使得这样一个有着积极意义的报告，被一些人给“搅局”了。
针对国企享受到的一些特权，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可能以限制民营企业发展为代价，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还常常活跃和进入其原本不该涉足的领域，如何给民营企业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等等都有过面对面的交锋。
有极少一部分人把国企和民企完全对立起来。在这里，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正如一位经济界人士所说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国企和民企形成这种水火不容的争论和意气，实在非国家之福。如果这样，那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是就有泡汤告吹的危险吗？
应该说，中央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同时关于国企改革的问题，中央早有过明确的指导意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共同发展，不是此消彼长。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市场主导地位得到了确立，其贡献也越来越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在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改革滞后，市场经济和统治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下，民营企业发展中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并没有解除，而这正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
面对现实问题，我们认为，不能采取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的态度和武断的做法，而是要明确国企和民企的边界和约束，明确国企所担当的社会责任，以及让全民分享红利，如何实现国企和民企的共赢，在资源配置上如何遵循市场原则，民企如何提升群体素质和影响力等等。国企和民企共进，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是国家之福，反之，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
不能采取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的态度和武断的做法，而是要明确国企和民企的边界和约束，明确国企所担当的社会责任，以及让全民分享红利，如何实现国企和民企的共赢，在资源配置上如何遵循市场原则，民企如何提升群体素质和影响力等等。国企和民企共进，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是国家之福，反之，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
在有些领域，也许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竞争，或者我们讲平等地竞争。而在有些领域，在客观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很难完全公平地竞争。正如远东控股集团董事长蒋锡培所说，要禁止国有企业进入竞争性领域，凡是赚钱的领域，只要放开，民企都是机会。（据中国经济网、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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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方向：更深入更彻底的市场化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刘小玄认为，下一步的国企改革方向应该是更深入和更彻底的市场化。
刘小玄说，国有经济是在市场失灵下行使其补充职能，在市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在某些自然垄断或某些外部性效益很大的部门，国有经济可以比私有经济能够更有效地提升社会福利最大化。这应当是我们的发展目标。要摆脱原来固有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摆脱以政府垄断为目标的政商合一的取向，真正摆正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她肯定“国进民退”是存在的，国企的垄断控制力不仅在所谓的七大行业明显增强，而且在所有领域都增强了，包括不少竞争的行业。而且更多的国企兼并是依靠行政力量去推动的，靠银行雄厚的融资力量来支持这种兼并，靠国企的特殊背景和后台去大举扩张，这种扩张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生产效率的增长，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垄断势力。
针对社会上对腐败和不正当竞争的非议，刘小玄提出，现在人们往往把公权力腐败和不正当垄断造成的差距，与正当的竞争、合理的企业改革造成的差距混在一块了，实际上，从整体上来看，国企改制创造的价值比它流失的多得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来消除这些弊端，而不是因噎废食，这就需要政府拿出一个综合配套的改革方案，能够公平兼顾各方利益，让改革受损者得到必要补偿或赎买，让受益者能够依靠公平竞争能力得到其利益，让社会保障充分发挥其稳定器的作用。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减少阻力，真正发挥其推动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