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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了《生活》周刊研究历史上被忽视的两类早期文献：其一是刊登在民国时期报刊上带有研究性质的评述文章，其二是1950年燕京大学新闻学学士论文。它们的学术价值在于：民国报刊文章提供了《生活》周刊研究的早期议题，如最早论述了当代“邹韬奋研究”中著名的“九一八转变论”以及《生活》周刊的成功之道，“读者信箱”栏目中的编读关系等，提供了洞见和史料;燕京大学的学士论文则是最早系统研究《生活》周刊的文献，建构了新闻传播学式的基本分析框架，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信息，堪称“开山之作”。
【关键词】《生活》周刊 民国报刊 学士论文 早期研究
一、《生活》周刊略传
《生活》周刊是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大众期刊之一，1925年10月由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起初由王志莘任主编，每期出4开1张，第二卷起（1926年10月）由邹韬奋接任主编，徐伯昕则负责“除编辑和会计之外的事务”许觉民：《出版家徐伯昕同志传略》，见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50页。。在他们的努力下，杂志由“4开小报”转型为“16开订本”，初步具备了现代期刊的样式;相继开辟了“小言论”“读者信箱”“各国通讯”“萍踪寄语”等栏目，颇受读者欢迎;确立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办刊路线，实现了办刊宗旨及期刊形态的两次转型：由“机关刊物”到“都市文化生活杂志”再到“时政新闻评述杂志”;创造了同一时期民国杂志发行量的最高紀录（1931年10月双十特刊15.5万份），成为坐拥百万读者Parks M. Coble， JrChiang Kai-shek and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hina： Zou Tao-fen and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1931-1937，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5，Vol. 44，No.2，pp.295-296.的大刊名刊。但，“九·一八”后的《生活》周刊因“政治色彩浓厚”，走“激进主义路线”孙敬可：《〈生活〉及其系列刊的激进化研究（1925—1936）》，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9—46页。，主张社会制度变革，遭到蒋介石政府的言论审查及暴力镇压，于1933年12月出版至第50期时被迫停刊，理由是“言论极为反动……污蔑中央、妄造谣言、诋毁党国领袖……”翟俊千：《训令公安局抄发上海生活周刊反动言论记载仰饬属一体遵照严为取缔由（转发训令为中央宣传委员会第一二八六号公函）》，《汕头市市政公报》1932年第84期，第91—94页。一代名刊至此终结。
《生活》周刊在20世纪80年代后迎来了“两次复刊”：第一次，上海青年报社于1985年1月6日恢复出版《生活周刊》，定位为“生活类周报”，关注民生，设置“现代冲击波”“大特写”等特色栏目，风行一时，发行量最高达30万，2019年元旦起休刊，内容并入《青年报》周日刊并保留微信公众号运营媒通社：《〈生活周刊〉宣布即将休刊，世纪杂志风流云散》，www.sohu.com/a/283502115_99953831，2018年12月21日。;第二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韬奋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在1995年1月14日恢复出版《三联生活周刊》，立志做“中国的《时代》周刊”，目前已成为一份“社会声誉良好”“在主流人群中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新闻和文化杂志”，并运营网站、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数字阅读平台参见《三联生活周刊》官方网站www.lifeweek.com.cn.。
民国时期的《生活》周刊虽然仅存世8年2个月，但其内容包罗万象，记录了转型时期城市平民阶层林林总总的生活形态，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与嬗变，在中国近代期刊史、政治史、城市文化生活史等领域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较高的研究价值赵文：《〈生活〉周刊（1925—1933）与城市平民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4页。。通常认为，《生活》周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邹韬奋研究的繁盛而逐渐起步与深入的，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但笔者梳理研究文献和研究资料时发现，在当代《生活》周刊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提及或无意中忽视了两种早期研究材料：一种是民国报刊上带有研究性质的评述文章，另一种则是1950年燕京大学新闻学学士对《生活》周刊的系统研究论文。本文尝试一一披露之，揭示其史料价值，为研究者增加“资料饱和度”。
二、带有研究性质的报刊文章：《生活》周刊研究的早期议题
检索民国文献数据库包括但不限于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中国近代报刊库，大成故纸堆老旧期刊、报纸等全文数据库，国家图书馆民国图片资源库等。可知，《生活》周刊出现在民国其他报刊中最多的内容通常为杂志广告、刊物介绍、出版消息及普通的评述文章;有小部分内容借《生活》的名气制造话题以吸引眼球，如办刊宗旨为“民众精神上的娱乐场”的《艺园》周刊创刊于1931年1月，创刊地在上海，停刊于1931年12月，共35期。由艺园周刊社编辑并发行。或名为《艺元周刊》。原为三日刊，第11期改为周刊。属时政评论刊物。及其继任者《国民公论》，就常刊登攻击《生活》周刊的内容并作为杂志宣传之“吸睛点”参见艺英：《驳斥生活周刊荒谬绝伦的救国计划（附图）》，《艺园》1931年第1卷第34期，第462—465页;艺英：《生活周刊文字不通的凭证（一）》和《生活周刊文字不通的凭证（二）》，分别载于《国民公论》1932年第1卷第36期第500—503页及第1卷第37期第514页。;还有对《生活》周刊展开猛烈批判的文章，暂不赘述参见葛莠：《评生活周刊》，《现代中学生》1930年第3期，第109—118页;舒权：《生活周刊的七十二变》，《现代中学生》1930年第6期，第120—121页;舒月：《生活周刊批判》，《现代出版界》1932年第3期，第1—4页。。 除上述内容外，民国报刊上亦出现了部分带有研究性质的文献，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也能为《生活》周刊研究提供参考或史料。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一）对杂志办刊质量的深入考察
1929年发表在《广东国民大学周报》的文章《良好读物之生活周刊》林沛鎏：《良好读物之生活周刊》，《广东国民大学周报》1929年第2卷第9期，第41—45页。，虽为介绍，但作者对《生活》周刊进行了详细考察，如内容本身的质量、外界的批评意见等。该文提出了“良好读物”的“三个标准”，即“切要原则、普遍原则、经济原则”，除此之外，还要符合“内容、形式、定价”的特定要求。根据这些标准和要求，作者一方面考察了《生活》周刊的宗旨、办理人及内容质量，认为其内容“确能与其所标之宗旨相符”，不仅拒绝登载“一切枯燥无味及无关痛痒之文字”，还提倡关注“人生之求学恋爱职业三大问题及其他之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则引述了国内知名人物对该刊之意见，如王云五、朱经农、沈君怡、汪英宾、胡适之、陈布雷等，论证了《生活》周刊确为“良好读物”，值得阅读，并非“草率之推荐”。显然，这类“第三方评价”文献为当代研究者侧面感知《生活》周刊的办刊成效提供了有效的信息。
（二）对杂志工作人员的访谈
如，大约1931年9月，《十日》旬刊对邹韬奋进行了面对面访谈。谈及《生活》周刊的内容编辑时，邹韬奋认为“没有事实的文章，是会给读者唾弃的”，事实最应注意的是要有“时间性”，文章的立论“要适切，要平正，要刺进读者的心坎，引起读者的同情”等。邹韬奋还透露了《生活》周刊的经营状况，即当时有固定订户三万多，销数每期达八万份，分销处国内外有二三百处，每月支出约一万元，出版丛书四种，第一卷到第五卷已出合订本并再版德生：《生活周刊编者访问记》，《〈十日〉旬刊》1931年第2卷第31期，第194—195页。……这类文献中“论”的成分较少，但记录了大量事实信息，能够作为史料供研究者交叉验证。
（三）对杂志政治倾向的分析
部分带有研究性质的报刊文章出现在《生活》周刊停刊之后。其中，1939年穆俊发表在《译报周刊》上的文章是笔者所掌握材料中最早提出“九一八转变论”的文献。该文认为，《生活》是“许多中学生和职业界的青年”“最亲密的友人”，之所以能获得“广大读者的拥戴”，是因为它抓住了民众对政治现实、生活状况的“失望”和“不满的情绪”，以及要求“彻底改造”的心理需求。《生活》周刊以敢说敢言的姿态，展示出“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斗争精神，使广大读者能够宣泄不满情绪，满足心理期待，继而产生信任。在政治倾向的转变上，穆俊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点”，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生活》多讨论“人物评述、事业与修养、求学与职业、大家庭与小家庭、谈迷信、谈电车卖票人揩油是不是正当的一类问题”，带有很深厚的“五四运动的传统”，尤其是反封建这一点，但政治上却是改良主义，着眼于个人的改进而非整个政治制度的变革;后期的《生活》则站在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前沿，通过介绍新的社会改造理论和实践活动，主张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不过《生活》周刊在这一时期虽脱离了改良主义，但“仍没有把握到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阶级的内容”，之所以呈现出一种进步的形象，是因为“反映了当时群众的情绪要求”，直至后期的《新生》《永生》《大众生活》《国民》的创办，政治上才真正成熟穆俊：《漫谈十年来周刊的变迁：从〈生活周刊〉到〈译报周刊〉》，《译报周刊》1939年第2卷第3期，第14—15页。。
这份文献的主张与后世“邹韬奋研究”中流行的“革命范式”一脉相承，《生活》周刊研究也因此带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对杂志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作为研究邹韬奋思想转变的手段，其基本论调是“九一八转变论”，从而失去了对《生活》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探讨具体内容可参考郝丹立：《韬奋新论：邹韬奋思想发展历程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四）对杂志成功原因的探讨
1946年寒松发表在《读书与出版》（生活书店主办）杂志上的文章是笔者所掌握的最早系统分析《生活》周刊“成功之道”的文献。寒松作为亲历者在文中回顾了杂志的发展历程，认为其成效源于六个方面：1.得人，韬奋的认真成就了《生活》;2.自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绝不干涉”;3.内容精彩、丰富有趣;4.与读者联系密切，通过“读者信箱”栏目及其他途径与读者开展经常性互动;5.与实际运动联系，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6.与时俱进，及时转变办刊宗旨、调整刊物内容寒松：《生活周刊》，《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8期，第12—13页。。直到如今，绝大多数围绕这一议题的研究文献仍在这篇文章建构的分析框架之中，所做的是进一步细化或者修修补补的工作。
（五）对栏目及编读关系的评述
如今的《生活》周刊研究选题中有许多围绕其栏目展开，如“小言论”“读者信箱”等，但最早的文献应为1946年刊登在《读书与出版》月刊上的一篇评述“读者信箱”栏目的书评文章佚名：《一生的幸福前途（生活周刊信箱选集）》，《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5期，第15页。。所评之书名为《生活周刊信箱选集》，为“读者信箱”内容选编，共70篇，分为求学、职业、社交、恋爱、婚姻、家庭六编。文章认为，社交、恋爱、婚姻等向来是任何报刊“凡设立信箱一定最多遇到的问题”，是五四运动以来时代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产物，而《生活》周刊本着“为读者竭诚服务”的精神和态度，以“读者信箱”栏目为沟通平台，“实事求是地设计解决的办法”并“帮助读者认识这一问题，使他看出这一个人问题的社会背景”，从而“更进一步使人能够由这一个别问题的处理而建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人生观”。也就是说，“读者信箱”栏目中的编读往来从来不是就事论事地帮读者解决问题，而是引导其做更为宏观和正确的考察，进而认识到问题的来由及解决方案，即“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份文献虽为书评，但也重点评述了“读者信箱”栏目所体现出的杂志做事风格，开启了后世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生活》周刊“编读关系”的大门。 除上述所举的期刊文献外，报纸如《申报》《新闻报》也刊登了一些提及《生活》周刊并对文中议题有粗浅分析的文章灵光：《几种周刊》，《申报》1936年5月14日;则仕：《戒三楼狂言》，《申报》1947年12月10日。，但并未深入，本文不再一一评析。
总之，这一类刊登在民国报刊上带有研究性质的评述文章，虽然不能与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文献相提并论，而且数量偏少，分布广泛，查找起来难度较大，但并非全无价值，至少这些文献中的议题开启了《生活》周刊研究及韬奋研究的历史进程，能够提供一些研究洞见或研究资料。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将它们视为《生活》周刊研究准备阶段的产物，具有奠基作用。
三、燕京大学学士论文：《生活》周刊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
在笔者所掌握的全部材料中，一篇于1950年完成的燕京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对《生活》周刊开展了多方面的探讨;经笔者多方查证之后推断，不同于民国报刊上带有研究性质的文章，这份文献应是《生活》周刊研究历史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该论文名为《生活周刊的研究》，为燕京大学文学院新闻学学士论文，作者董敏增，其导师为中国史专家齐思和教授。论文手稿原藏于燕京大学图书馆，现已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
该文共有四章，内容涉及《生活》周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多个方面，以下将简述并评点之。
（一）第一章：史略
本章记述了《生活》周刊的发展历史，介绍办刊缘由、刊物主编、宗旨、形态变化等基本信息。总体上，董敏增将《生活》周刊的期刊形态划分为新闻纸型和杂志型两个时期：前者指1925年10月创刊至1929年11月，包括第一卷至第四卷共4年时间，为单张报纸形式，每星期日出版，最高发行量4万多份;后者指1929年12月到1933年12月停刊，包括第五卷至第八卷共4年时间，为册子形式，每星期六出版，最高发行量15.5万余份。谈及《生活》周刊办刊性质和办刊目的的变化时，董敏增论述到，当《生活》由个人出发点转到集体出发点时，开始抨击“黑暗反动势力”，因此遭受当局迫害，但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敬重和援助，具体表现在：尽管被蒋介石政府禁邮，但依靠读者，利用铁路、轮船、民航等交通形式，刊物销路“不但不因此减低，反而经常增加起来”，只是最后仍难逃厄运。
（二）第二章：业务组织
“第一节 管理原则”记述了杂志的管理原则及管理制度。《生活》实行“民主集中制”，包括选举制、定期做工作报告、少数服从多数、严格执行决议等，在章程的约束下，杂志社形成了含理事會、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全体社员大会在内的组织架构。除此之外，本节还介绍了《生活》在工作待遇、资产所有及内部组织等方面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营业方针”描述了《生活》周刊的营业性质和经营原则。“服务社会、赢利归全体、以共同努力增进全体社员福利、社务管理民主化”四大信条奠定了《生活》的办刊基调，杂志因此走上了不同于完全商业报刊的道路。如纯粹靠经营收入，从不接受外来资本和外来津贴，因此就会出现“赚钱”和“服务”、“商业”和“事业”的问题。面对矛盾，《生活》的选择是“力求顾到服务目的，也要自给自足”。为此杂志采取三大措施，即“节约、推广销路、增加广告”：减少人力费用及物质支出以厉行节约;继续生产优质内容、竭诚服务读者以扩大销数;前期主动拉广告，后期则严格选择广告等。盈利之后，《生活》周刊全数用于事业上，在不增加读者支出的基础上继续扩充篇幅，出版特刊、画报等，并提高稿费，优待作者。
（三）第三章：内容分析
“第一节 内容类别”考察了《生活》周刊的内容。董敏增认为《生活》虽为综合性刊物，但短小精干，颇为通俗并有趣味，其内容可分为六大类，包括论著、介绍与报告、长篇著作、杂文、社会问题、广告与插图等，见表1。
在本节中，董敏增还考察了《生活》周刊两个时期的内容差异。方法为：先抽取报纸型时期的第二卷第四卷及杂志型时期的第五卷第八卷，再抽取每卷第1、11、21、31、41、51期，按照表1六大分类统计其篇幅或篇数并求均数。根据所得数据，作者比较了第二卷第四卷的数据，认为内容类别的篇幅或篇数变化能够证明报纸型时期《生活》周刊的杂志性质在发生转变，同时社会影响亦日益扩大;比较第五卷第八卷的数据，发现杂志型时期的《生活》周刊更为关注社会问题，社会影响力、读者基数均有了质的提升。
本章第二节探讨了《生活》周刊两个时期的编排方式。董敏增抽取每卷至少一期刊物作为样本，从分栏、分类、版面出发，依次解析了样本中的版面样式及报头、刊例、目次、栏目、文章、广告、照片的编排及特色。
本章第三节分析了《生活》周刊的广告。作者考察了杂志的广告原则，1—8卷中的广告面积占比情况及广告类别、广告刊价等，如下所示。
1.广告原则
《生活》的广告“和其他文字一样”“要向读者负责任，以免危害社会”，因此有“五不登主义”的广告原则，即“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招摇惑众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可即便如此，上门登广告的客户亦不在少数，“最多的时候达五六十家”。
2.广告面积占比
董敏增统计了每卷中广告面积占比情况（见表2）。他认为，广告面积占比的趋势变化可以反映出《生活》周刊事业发展的情形，见图1。
3.广告类别
董敏增将广告分为五类，即文化广告、医药广告、金融广告、百货日用品广告、其他广告。他在抽样统计第二、四、六、八卷各类广告数目后发现，《生活》周刊中百货日用品广告最多，其次是文化广告、医药广告、金融广告，其他广告最少。
4.广告价格
《生活》周刊的广告刊价前后共有三次更改。新闻纸型时期的刊价如表3所示;第五卷改成册子之后，普通广告位置价格为每方吋一元，第六卷之后改为每方吋一元五角，直至停刊此处作者论述有误，实际上，自第五卷第35期开始，《生活》周刊广告价格已是普通位置每方吋一元五角，到第七卷第19期时，普通位置每方吋一元八角，直到停刊未发生变动。。 总之，从这篇70多年前的论文描述中，大致可以推测《生活》周刊广告的整体样貌，尤其是1—4卷的广告情况，作为史料，弥足珍贵。
（四）第四章：《生活》的主张
“第一节 初期的性质”认为《生活》周刊初期的宗旨是“以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工作方针为“要替社会造成一个人人的好朋友，使之都能得到这位‘好朋友的安慰’”，事业发展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目的”。
“第二节 后期的主张”认为《生活》周刊后期再也不是宣传职业教育的刊物，而是站在大众立场，面对现实，意图改革社会、力主抗敌救国的言论机关。这一时期，《生活》周刊提倡团结抗日，反对当局妥协卖国，主张“民众的团结”与“直接的斗争”。
（五）附录
附录一为韬奋小传，简要回顾了邹韬奋的一生;附录二为韬奋编著书刊表，包括公开出版的图书著作及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等。
如前所述，这篇于70多年前完成、共97页近2万字的学士论文采用了历史研究及描述统计的分析方法，运用历史材料及客观数据，将《生活》周刊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其发展历程、办刊宗旨、业务组织、媒介经营、传播内容、版面设计及广告形态，建构了新闻传播学式的基本分析框架，虽略显简陋，但总体而言其观点、论证、证据等符合规范，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并不为过。可以说，这篇尘封许久的学士论文在《生活》周刊的“规范化”及“现代化”研究之路上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甚至当今研究中的诸多议题仍在这个基本框架之内。
除此之外，董敏增的论文还为当今的《生活》周刊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以广告研究为例，经笔者查证，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生活》周刊1—8卷影印本如1980年人民出版社影印版、邹韬奋纪念馆官方网站中的在线版、民国报刊数据库中的版本等。为上海生活书店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1934年10月）发行的改排版，其中5—8卷与原版无异，但1—4卷却由4开报纸改排成了16开册子，虽然正文内容未变，但广告却遭到了大幅度的“阉割”，几乎“面目全非”，为《生活》周刊的广告研究带来极大不便，尤其涉及1—4卷的广告内容、广告面积、广告价格时，甚至会误导研究者做出违背史实的论断;而这篇论文则基于原版广告进行论述，为还原1—4卷的广告形态贡献了可信度高的珍贵材料。
当然，这篇论文亦非完美无缺，也有一些值得商榷及改进之处，如对杂志内容及广告类别的分类并非完备且互斥，对广告价格的描述与史实有出入，总体分析框架中并未涉及对《生活》周刊知名栏目的分析，以及对杂志的组织、经营、社会政治参与等缺乏深入且细致的分析……但瑕不掩瑜，仍须肯定其学术价值。
四、结 语
受邹韬奋研究的影响，2009年以前的《生活》周刊研究总体上处于依附地位，研究成果不多，研究视野狭窄，同其他民国大报名刊的研究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未能完整体现《生活》周刊的历史地位及学术价值;2009年以后，随着民国报刊研究的升温与历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生活》周刊作为历史媒介及历史文本的学术价值得到了诸多近现代史及新闻传播研究者的关注，相继出现了大量以《生活》周刊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同时也于2010年出版了第一本基于博士学位论文而成的专著赵文：《〈生活〉周刊（1925—1933）与城市平民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相比之下，《生活》周刊研究逐渐摆脱了“韬奋研究”的影响，渐为独立，而且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更为细致，总体进步较大;但高水准的成果仍较为稀少，甚至有些还出现了史实错误，等等。不过，整体而言《生活》周刊研究已经走上正轨，未来仍须开展全方位、多层面、深入且细致的跨学科考察，继续发掘其作为社会机构、历史文本和传播实践所蕴藏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进而建构起真正独立、繁盛且能与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匹敌的“《生活》周刊研究”。
总而言之，本文回顾了《生活》周刊研究的早期文献，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被忽视的第一手资料以及研究线索，解读了民国报刊上带有研究性质的评述文章以及一篇于1950年完成的学士论文，前者提供了早期的研究议题，后者则建构了基本分析框架——显然，这两类尘封的文献均或多或少蕴含学术价值，能够助益当今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对于报刊史研究而言，全面掌握研究资料是破解研究难题的第一步，在历史文献数据库成熟及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研究者应熟练掌握并借此发掘更多不为人知的研究材料和成果。
〔作者王建，澳门科技大学传播学博士研究生;田郁辰，青岛大学外语学院讲师、澳门科技大学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生活》周刊 民国报刊 学士论文 早期研究
一、《生活》周刊略传
《生活》周刊是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大众期刊之一，1925年10月由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起初由王志莘任主编，每期出4开1张，第二卷起（1926年10月）由邹韬奋接任主编，徐伯昕则负责“除编辑和会计之外的事务”许觉民：《出版家徐伯昕同志传略》，见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50页。。在他们的努力下，杂志由“4开小报”转型为“16开订本”，初步具备了现代期刊的样式;相继开辟了“小言论”“读者信箱”“各国通讯”“萍踪寄语”等栏目，颇受读者欢迎;确立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办刊路线，实现了办刊宗旨及期刊形态的两次转型：由“机关刊物”到“都市文化生活杂志”再到“时政新闻评述杂志”;创造了同一时期民国杂志发行量的最高紀录（1931年10月双十特刊15.5万份），成为坐拥百万读者Parks M. Coble， JrChiang Kai-shek and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hina： Zou Tao-fen and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1931-1937，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5，Vol. 44，No.2，pp.295-296.的大刊名刊。但，“九·一八”后的《生活》周刊因“政治色彩浓厚”，走“激进主义路线”孙敬可：《〈生活〉及其系列刊的激进化研究（1925—1936）》，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9—46页。，主张社会制度变革，遭到蒋介石政府的言论审查及暴力镇压，于1933年12月出版至第50期时被迫停刊，理由是“言论极为反动……污蔑中央、妄造谣言、诋毁党国领袖……”翟俊千：《训令公安局抄发上海生活周刊反动言论记载仰饬属一体遵照严为取缔由（转发训令为中央宣传委员会第一二八六号公函）》，《汕头市市政公报》1932年第84期，第91—94页。一代名刊至此终结。
《生活》周刊在20世纪80年代后迎来了“两次复刊”：第一次，上海青年报社于1985年1月6日恢复出版《生活周刊》，定位为“生活类周报”，关注民生，设置“现代冲击波”“大特写”等特色栏目，风行一时，发行量最高达30万，2019年元旦起休刊，内容并入《青年报》周日刊并保留微信公众号运营媒通社：《〈生活周刊〉宣布即将休刊，世纪杂志风流云散》，www.sohu.com/a/283502115_99953831，2018年12月21日。;第二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韬奋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在1995年1月14日恢复出版《三联生活周刊》，立志做“中国的《时代》周刊”，目前已成为一份“社会声誉良好”“在主流人群中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新闻和文化杂志”，并运营网站、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数字阅读平台参见《三联生活周刊》官方网站www.lifeweek.com.cn.。
民国时期的《生活》周刊虽然仅存世8年2个月，但其内容包罗万象，记录了转型时期城市平民阶层林林总总的生活形态，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与嬗变，在中国近代期刊史、政治史、城市文化生活史等领域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较高的研究价值赵文：《〈生活〉周刊（1925—1933）与城市平民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4页。。通常认为，《生活》周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邹韬奋研究的繁盛而逐渐起步与深入的，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但笔者梳理研究文献和研究资料时发现，在当代《生活》周刊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提及或无意中忽视了两种早期研究材料：一种是民国报刊上带有研究性质的评述文章，另一种则是1950年燕京大学新闻学学士对《生活》周刊的系统研究论文。本文尝试一一披露之，揭示其史料价值，为研究者增加“资料饱和度”。
二、带有研究性质的报刊文章：《生活》周刊研究的早期议题
检索民国文献数据库包括但不限于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中国近代报刊库，大成故纸堆老旧期刊、报纸等全文数据库，国家图书馆民国图片资源库等。可知，《生活》周刊出现在民国其他报刊中最多的内容通常为杂志广告、刊物介绍、出版消息及普通的评述文章;有小部分内容借《生活》的名气制造话题以吸引眼球，如办刊宗旨为“民众精神上的娱乐场”的《艺园》周刊创刊于1931年1月，创刊地在上海，停刊于1931年12月，共35期。由艺园周刊社编辑并发行。或名为《艺元周刊》。原为三日刊，第11期改为周刊。属时政评论刊物。及其继任者《国民公论》，就常刊登攻击《生活》周刊的内容并作为杂志宣传之“吸睛点”参见艺英：《驳斥生活周刊荒谬绝伦的救国计划（附图）》，《艺园》1931年第1卷第34期，第462—465页;艺英：《生活周刊文字不通的凭证（一）》和《生活周刊文字不通的凭证（二）》，分别载于《国民公论》1932年第1卷第36期第500—503页及第1卷第37期第514页。;还有对《生活》周刊展开猛烈批判的文章，暂不赘述参见葛莠：《评生活周刊》，《现代中学生》1930年第3期，第109—118页;舒权：《生活周刊的七十二变》，《现代中学生》1930年第6期，第120—121页;舒月：《生活周刊批判》，《现代出版界》1932年第3期，第1—4页。。 除上述内容外，民国报刊上亦出现了部分带有研究性质的文献，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也能为《生活》周刊研究提供参考或史料。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一）对杂志办刊质量的深入考察
1929年发表在《广东国民大学周报》的文章《良好读物之生活周刊》林沛鎏：《良好读物之生活周刊》，《广东国民大学周报》1929年第2卷第9期，第41—45页。，虽为介绍，但作者对《生活》周刊进行了详细考察，如内容本身的质量、外界的批评意见等。该文提出了“良好读物”的“三个标准”，即“切要原则、普遍原则、经济原则”，除此之外，还要符合“内容、形式、定价”的特定要求。根据这些标准和要求，作者一方面考察了《生活》周刊的宗旨、办理人及内容质量，认为其内容“确能与其所标之宗旨相符”，不仅拒绝登载“一切枯燥无味及无关痛痒之文字”，还提倡关注“人生之求学恋爱职业三大问题及其他之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则引述了国内知名人物对该刊之意见，如王云五、朱经农、沈君怡、汪英宾、胡适之、陈布雷等，论证了《生活》周刊确为“良好读物”，值得阅读，并非“草率之推荐”。显然，这类“第三方评价”文献为当代研究者侧面感知《生活》周刊的办刊成效提供了有效的信息。
（二）对杂志工作人员的访谈
如，大约1931年9月，《十日》旬刊对邹韬奋进行了面对面访谈。谈及《生活》周刊的内容编辑时，邹韬奋认为“没有事实的文章，是会给读者唾弃的”，事实最应注意的是要有“时间性”，文章的立论“要适切，要平正，要刺进读者的心坎，引起读者的同情”等。邹韬奋还透露了《生活》周刊的经营状况，即当时有固定订户三万多，销数每期达八万份，分销处国内外有二三百处，每月支出约一万元，出版丛书四种，第一卷到第五卷已出合订本并再版德生：《生活周刊编者访问记》，《〈十日〉旬刊》1931年第2卷第31期，第194—195页。……这类文献中“论”的成分较少，但记录了大量事实信息，能够作为史料供研究者交叉验证。
（三）对杂志政治倾向的分析
部分带有研究性质的报刊文章出现在《生活》周刊停刊之后。其中，1939年穆俊发表在《译报周刊》上的文章是笔者所掌握材料中最早提出“九一八转变论”的文献。该文认为，《生活》是“许多中学生和职业界的青年”“最亲密的友人”，之所以能获得“广大读者的拥戴”，是因为它抓住了民众对政治现实、生活状况的“失望”和“不满的情绪”，以及要求“彻底改造”的心理需求。《生活》周刊以敢说敢言的姿态，展示出“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斗争精神，使广大读者能够宣泄不满情绪，满足心理期待，继而产生信任。在政治倾向的转变上，穆俊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点”，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生活》多讨论“人物评述、事业与修养、求学与职业、大家庭与小家庭、谈迷信、谈电车卖票人揩油是不是正当的一类问题”，带有很深厚的“五四运动的传统”，尤其是反封建这一点，但政治上却是改良主义，着眼于个人的改进而非整个政治制度的变革;后期的《生活》则站在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前沿，通过介绍新的社会改造理论和实践活动，主张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不过《生活》周刊在这一时期虽脱离了改良主义，但“仍没有把握到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阶级的内容”，之所以呈现出一种进步的形象，是因为“反映了当时群众的情绪要求”，直至后期的《新生》《永生》《大众生活》《国民》的创办，政治上才真正成熟穆俊：《漫谈十年来周刊的变迁：从〈生活周刊〉到〈译报周刊〉》，《译报周刊》1939年第2卷第3期，第14—15页。。
这份文献的主张与后世“邹韬奋研究”中流行的“革命范式”一脉相承，《生活》周刊研究也因此带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对杂志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作为研究邹韬奋思想转变的手段，其基本论调是“九一八转变论”，从而失去了对《生活》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探讨具体内容可参考郝丹立：《韬奋新论：邹韬奋思想发展历程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四）对杂志成功原因的探讨
1946年寒松发表在《读书与出版》（生活书店主办）杂志上的文章是笔者所掌握的最早系统分析《生活》周刊“成功之道”的文献。寒松作为亲历者在文中回顾了杂志的发展历程，认为其成效源于六个方面：1.得人，韬奋的认真成就了《生活》;2.自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绝不干涉”;3.内容精彩、丰富有趣;4.与读者联系密切，通过“读者信箱”栏目及其他途径与读者开展经常性互动;5.与实际运动联系，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6.与时俱进，及时转变办刊宗旨、调整刊物内容寒松：《生活周刊》，《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8期，第12—13页。。直到如今，绝大多数围绕这一议题的研究文献仍在这篇文章建构的分析框架之中，所做的是进一步细化或者修修补补的工作。
（五）对栏目及编读关系的评述
如今的《生活》周刊研究选题中有许多围绕其栏目展开，如“小言论”“读者信箱”等，但最早的文献应为1946年刊登在《读书与出版》月刊上的一篇评述“读者信箱”栏目的书评文章佚名：《一生的幸福前途（生活周刊信箱选集）》，《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5期，第15页。。所评之书名为《生活周刊信箱选集》，为“读者信箱”内容选编，共70篇，分为求学、职业、社交、恋爱、婚姻、家庭六编。文章认为，社交、恋爱、婚姻等向来是任何报刊“凡设立信箱一定最多遇到的问题”，是五四运动以来时代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产物，而《生活》周刊本着“为读者竭诚服务”的精神和态度，以“读者信箱”栏目为沟通平台，“实事求是地设计解决的办法”并“帮助读者认识这一问题，使他看出这一个人问题的社会背景”，从而“更进一步使人能够由这一个别问题的处理而建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人生观”。也就是说，“读者信箱”栏目中的编读往来从来不是就事论事地帮读者解决问题，而是引导其做更为宏观和正确的考察，进而认识到问题的来由及解决方案，即“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份文献虽为书评，但也重点评述了“读者信箱”栏目所体现出的杂志做事风格，开启了后世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生活》周刊“编读关系”的大门。 除上述所举的期刊文献外，报纸如《申报》《新闻报》也刊登了一些提及《生活》周刊并对文中议题有粗浅分析的文章灵光：《几种周刊》，《申报》1936年5月14日;则仕：《戒三楼狂言》，《申报》1947年12月10日。，但并未深入，本文不再一一评析。
总之，这一类刊登在民国报刊上带有研究性质的评述文章，虽然不能与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文献相提并论，而且数量偏少，分布广泛，查找起来难度较大，但并非全无价值，至少这些文献中的议题开启了《生活》周刊研究及韬奋研究的历史进程，能够提供一些研究洞见或研究资料。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将它们视为《生活》周刊研究准备阶段的产物，具有奠基作用。
三、燕京大学学士论文：《生活》周刊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
在笔者所掌握的全部材料中，一篇于1950年完成的燕京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对《生活》周刊开展了多方面的探讨;经笔者多方查证之后推断，不同于民国报刊上带有研究性质的文章，这份文献应是《生活》周刊研究历史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该论文名为《生活周刊的研究》，为燕京大学文学院新闻学学士论文，作者董敏增，其导师为中国史专家齐思和教授。论文手稿原藏于燕京大学图书馆，现已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
该文共有四章，内容涉及《生活》周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多个方面，以下将简述并评点之。
（一）第一章：史略
本章记述了《生活》周刊的发展历史，介绍办刊缘由、刊物主编、宗旨、形态变化等基本信息。总体上，董敏增将《生活》周刊的期刊形态划分为新闻纸型和杂志型两个时期：前者指1925年10月创刊至1929年11月，包括第一卷至第四卷共4年时间，为单张报纸形式，每星期日出版，最高发行量4万多份;后者指1929年12月到1933年12月停刊，包括第五卷至第八卷共4年时间，为册子形式，每星期六出版，最高发行量15.5万余份。谈及《生活》周刊办刊性质和办刊目的的变化时，董敏增论述到，当《生活》由个人出发点转到集体出发点时，开始抨击“黑暗反动势力”，因此遭受当局迫害，但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敬重和援助，具体表现在：尽管被蒋介石政府禁邮，但依靠读者，利用铁路、轮船、民航等交通形式，刊物销路“不但不因此减低，反而经常增加起来”，只是最后仍难逃厄运。
（二）第二章：业务组织
“第一节 管理原则”记述了杂志的管理原则及管理制度。《生活》实行“民主集中制”，包括选举制、定期做工作报告、少数服从多数、严格执行决议等，在章程的约束下，杂志社形成了含理事會、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全体社员大会在内的组织架构。除此之外，本节还介绍了《生活》在工作待遇、资产所有及内部组织等方面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营业方针”描述了《生活》周刊的营业性质和经营原则。“服务社会、赢利归全体、以共同努力增进全体社员福利、社务管理民主化”四大信条奠定了《生活》的办刊基调，杂志因此走上了不同于完全商业报刊的道路。如纯粹靠经营收入，从不接受外来资本和外来津贴，因此就会出现“赚钱”和“服务”、“商业”和“事业”的问题。面对矛盾，《生活》的选择是“力求顾到服务目的，也要自给自足”。为此杂志采取三大措施，即“节约、推广销路、增加广告”：减少人力费用及物质支出以厉行节约;继续生产优质内容、竭诚服务读者以扩大销数;前期主动拉广告，后期则严格选择广告等。盈利之后，《生活》周刊全数用于事业上，在不增加读者支出的基础上继续扩充篇幅，出版特刊、画报等，并提高稿费，优待作者。
（三）第三章：内容分析
“第一节 内容类别”考察了《生活》周刊的内容。董敏增认为《生活》虽为综合性刊物，但短小精干，颇为通俗并有趣味，其内容可分为六大类，包括论著、介绍与报告、长篇著作、杂文、社会问题、广告与插图等，见表1。
在本节中，董敏增还考察了《生活》周刊两个时期的内容差异。方法为：先抽取报纸型时期的第二卷第四卷及杂志型时期的第五卷第八卷，再抽取每卷第1、11、21、31、41、51期，按照表1六大分类统计其篇幅或篇数并求均数。根据所得数据，作者比较了第二卷第四卷的数据，认为内容类别的篇幅或篇数变化能够证明报纸型时期《生活》周刊的杂志性质在发生转变，同时社会影响亦日益扩大;比较第五卷第八卷的数据，发现杂志型时期的《生活》周刊更为关注社会问题，社会影响力、读者基数均有了质的提升。
本章第二节探讨了《生活》周刊两个时期的编排方式。董敏增抽取每卷至少一期刊物作为样本，从分栏、分类、版面出发，依次解析了样本中的版面样式及报头、刊例、目次、栏目、文章、广告、照片的编排及特色。
本章第三节分析了《生活》周刊的广告。作者考察了杂志的广告原则，1—8卷中的广告面积占比情况及广告类别、广告刊价等，如下所示。
1.广告原则
《生活》的广告“和其他文字一样”“要向读者负责任，以免危害社会”，因此有“五不登主义”的广告原则，即“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招摇惑众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可即便如此，上门登广告的客户亦不在少数，“最多的时候达五六十家”。
2.广告面积占比
董敏增统计了每卷中广告面积占比情况（见表2）。他认为，广告面积占比的趋势变化可以反映出《生活》周刊事业发展的情形，见图1。
3.广告类别
董敏增将广告分为五类，即文化广告、医药广告、金融广告、百货日用品广告、其他广告。他在抽样统计第二、四、六、八卷各类广告数目后发现，《生活》周刊中百货日用品广告最多，其次是文化广告、医药广告、金融广告，其他广告最少。
4.广告价格
《生活》周刊的广告刊价前后共有三次更改。新闻纸型时期的刊价如表3所示;第五卷改成册子之后，普通广告位置价格为每方吋一元，第六卷之后改为每方吋一元五角，直至停刊此处作者论述有误，实际上，自第五卷第35期开始，《生活》周刊广告价格已是普通位置每方吋一元五角，到第七卷第19期时，普通位置每方吋一元八角，直到停刊未发生变动。。 总之，从这篇70多年前的论文描述中，大致可以推测《生活》周刊广告的整体样貌，尤其是1—4卷的广告情况，作为史料，弥足珍贵。
（四）第四章：《生活》的主张
“第一节 初期的性质”认为《生活》周刊初期的宗旨是“以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工作方针为“要替社会造成一个人人的好朋友，使之都能得到这位‘好朋友的安慰’”，事业发展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目的”。
“第二节 后期的主张”认为《生活》周刊后期再也不是宣传职业教育的刊物，而是站在大众立场，面对现实，意图改革社会、力主抗敌救国的言论机关。这一时期，《生活》周刊提倡团结抗日，反对当局妥协卖国，主张“民众的团结”与“直接的斗争”。
（五）附录
附录一为韬奋小传，简要回顾了邹韬奋的一生;附录二为韬奋编著书刊表，包括公开出版的图书著作及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等。
如前所述，这篇于70多年前完成、共97页近2万字的学士论文采用了历史研究及描述统计的分析方法，运用历史材料及客观数据，将《生活》周刊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其发展历程、办刊宗旨、业务组织、媒介经营、传播内容、版面设计及广告形态，建构了新闻传播学式的基本分析框架，虽略显简陋，但总体而言其观点、论证、证据等符合规范，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并不为过。可以说，这篇尘封许久的学士论文在《生活》周刊的“规范化”及“现代化”研究之路上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甚至当今研究中的诸多议题仍在这个基本框架之内。
除此之外，董敏增的论文还为当今的《生活》周刊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以广告研究为例，经笔者查证，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生活》周刊1—8卷影印本如1980年人民出版社影印版、邹韬奋纪念馆官方网站中的在线版、民国报刊数据库中的版本等。为上海生活书店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1934年10月）发行的改排版，其中5—8卷与原版无异，但1—4卷却由4开报纸改排成了16开册子，虽然正文内容未变，但广告却遭到了大幅度的“阉割”，几乎“面目全非”，为《生活》周刊的广告研究带来极大不便，尤其涉及1—4卷的广告内容、广告面积、广告价格时，甚至会误导研究者做出违背史实的论断;而这篇论文则基于原版广告进行论述，为还原1—4卷的广告形态贡献了可信度高的珍贵材料。
当然，这篇论文亦非完美无缺，也有一些值得商榷及改进之处，如对杂志内容及广告类别的分类并非完备且互斥，对广告价格的描述与史实有出入，总体分析框架中并未涉及对《生活》周刊知名栏目的分析，以及对杂志的组织、经营、社会政治参与等缺乏深入且细致的分析……但瑕不掩瑜，仍须肯定其学术价值。
四、结 语
受邹韬奋研究的影响，2009年以前的《生活》周刊研究总体上处于依附地位，研究成果不多，研究视野狭窄，同其他民国大报名刊的研究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未能完整体现《生活》周刊的历史地位及学术价值;2009年以后，随着民国报刊研究的升温与历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生活》周刊作为历史媒介及历史文本的学术价值得到了诸多近现代史及新闻传播研究者的关注，相继出现了大量以《生活》周刊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同时也于2010年出版了第一本基于博士学位论文而成的专著赵文：《〈生活〉周刊（1925—1933）与城市平民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相比之下，《生活》周刊研究逐渐摆脱了“韬奋研究”的影响，渐为独立，而且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更为细致，总体进步较大;但高水准的成果仍较为稀少，甚至有些还出现了史实错误，等等。不过，整体而言《生活》周刊研究已经走上正轨，未来仍须开展全方位、多层面、深入且细致的跨学科考察，继续发掘其作为社会机构、历史文本和传播实践所蕴藏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进而建构起真正独立、繁盛且能与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匹敌的“《生活》周刊研究”。
总而言之，本文回顾了《生活》周刊研究的早期文献，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被忽视的第一手资料以及研究线索，解读了民国报刊上带有研究性质的评述文章以及一篇于1950年完成的学士论文，前者提供了早期的研究议题，后者则建构了基本分析框架——显然，这两类尘封的文献均或多或少蕴含学术价值，能够助益当今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对于报刊史研究而言，全面掌握研究资料是破解研究难题的第一步，在历史文献数据库成熟及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研究者应熟练掌握并借此发掘更多不为人知的研究材料和成果。
〔作者王建，澳门科技大学传播学博士研究生;田郁辰，青岛大学外语学院讲师、澳门科技大学传播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