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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作为率先确认疫情并全力投入对抗疫情的国家，一直受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关注。聚焦疫情对中国经济及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总结中国的战疫经验，以中国经验为标杆对标他国做法，分析得失，成为2020年1至6月该刊全球疫情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学人》的中国战疫经验报道
细读2020年1月至6月《经济学人》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报道，可以总结出以下视角：
1.人民战疫：该刊2月15日刊登的《病毒与政治：强人》一文报道了习近平主席2月10日视察北京疫情防控工作时的细节：“习近平走进医院，通过视频与武汉一线医务人员通话。他戴着口罩，伸手由护士测量体温。习近平说，对抗疫情的‘人民战争’必将取得胜利。他同时表达了对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关切。他强调，近期的（武汉）政府人事变动，表明了黨的绝对领导。”
2月13日开始，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经济学人》刊登的文章《监控技术：红码》（Surveillance Technology：Code Red）总结中国的经验，认为“湖北之外中国遏制疫情扩散的成功，要归功于强大的动员能力。（政府组织起大量人员）建立检查点，测量体温并实行登记制度，还挨家挨户上门核实感冒人员”。通过细致的观察，《经济学人》6月13日发表文章《城镇社会：大街小巷》（Urban Society：On Every Street）认为，中国隔离措施的有效执行有赖于“两委”的努力及基层党组织发挥的作用。目前中国各大城市的社区都实行了隔离措施。这种隔离不仅仅是告诉居民不要出门，还需要大量人员来做很多细致的工作，这其中包括加强小区的安保力量，进行健康监测、照顾疑似病患、帮助采买。在中国，执行这些任务的核心是两大组织：小区业委会和居委会。在疫情最危急的1月底至3月中旬，“两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两委”人员短缺，党号召党员、干部以及志愿者充实到社区力量中去。在很多社区，党员们组建了临时党委会来协调战疫事务，他们将小区分为网格，此外还以每栋楼为单位建立党小组。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是疫情之下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的体现。
《经济学人》还关注了疫情下中国在心理干预方面的努力。该刊文章《精神健康：疫情之后》（Mental health：Picking up the Pieces）认为，与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相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的心理干预工作组织得更好，人员也更加专业。在疫情期间，心理咨询师们通过网络进行组织，对人们进行心理辅导。武汉、上海及北京均有这样的志愿组织提供帮助。在中国，目前每10万人中有注册心理医生两人，是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政府正在着手精神科的建设，方便普通民众能在医院或者学校接受心理治疗。
2.科技战疫：作为最早控制住疫情并率先全面恢复经济生产的国家，中国如何兼顾经济恢复与防疫，成为《经济学人》关注的重中之重。该刊文章《监控技术：红码》认为，中国采取的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人员流动监控技术（健康码），“可以让大部分人重归正常的生活，同时方便追踪被感染者”。“其他国家应该关注中国的做法，吸取中国使用数字追踪控制疫情传播的经验。”
3.出不出口显担当：3月，在全球疫情焦灼的形势下，《经济学人》关注重要战疫物资——口罩的生产。在这其中，该刊文章《新的世界课程》（New World Curriculum）特别关注世界第一大口罩生产制备及出口国——中国的口罩生产情况和出口政策。世界卫生组织3月预测，为了应对全球疫情，每月医疗工作者将需要8900万个医用口罩。由于3月的口罩产能仅恢复了70%，因而造成了口罩的严重短缺，国际市场上口罩的价格翻了六倍。德国、俄罗斯、泰国等国家以及台湾地区以保护本国本地区需求为名，暂停了口罩出口。中国没有暂停口罩出口。不过，实际上，中国也没法出口口罩——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本身面临最为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通用汽车在中国西南的工厂已经转产口罩和口罩生产线。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目前中国的口罩日均生产量已经达到1.116亿只，是一个月前产能的12倍，在这其中1700万只是医用口罩。防疫物资生产还得看中国。
4.复工复产有智慧：4月中旬，大多数欧洲国家疫情有所好转，第一轮疫情传播趋于稳定。在避免疫情二次暴发的前提下，如何有序恢复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4月18日的《经济学人》文章《如何解除隔离：紧急出口》（How to End Lockdowns：Emergency Exit）又将目光对准了中国，该文称：在北京，企业采取部分员工上岗，部分员工居家办公的方式进行隔离。餐馆限流。学校复课采取多种措施减少传染机会：教室随时通风换气；增加课桌之间距离；增加打扫和消毒次数；减小班级规模；错时课间休息，减少学生聚集；食堂对号入座、安装隔断；等等。教委官员称，如果有疫情二次流行迹象，将会再次停课，并做适当调整。中国所采取的每条措施是否真正有效并不明确，不过，所有这些措施确实对阻断病毒传播起到了效果。
5.最严流调有底气：要将每个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找到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流行病学调查虽然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但是像新冠肺炎这样传染性强的疾病，需要大量人员从事流调工作。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根据武汉新冠肺炎传染情况绘制的模型显示，美国至少需要26万流调人员，而目前美国仅有2200名流调人员。德国公共卫生部门已经登载招聘广告，并招募学生作为“童子军”。德国政府预期实现每2万人配备5名流调人员的规模。捷克政府也启动了相关计划。
《经济学人》文章《如何解除隔离：紧急出口》报道称，在中国，为了控制病毒流行，政府展开了最为严格的确诊甄别，实施最为严格的流行病调查来排查密切接触者。在一些餐馆里，每位食客均需登记，以便出现确诊病例，对同期用餐食客进行排查。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欧洲和美国放松隔离措施之后，希望通过戴口罩、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以及增加社交距离的措施来阻断病毒传播，似乎还不够。 6.领跑疫苗研发：4月18日《经济学人》刊登的文章《如何解除隔离：紧急出口》在分析世界如何从疫情影响下恢复时称：“在疫苗推广开来之前，各国政府仍需严密隔离确诊病例，以免疫情再次暴发而使本国医疗体系瘫痪。”自1月10日中国公布新冠病毒基因谱系之后，到4月份，全球已有86种备选疫苗。其中3种已经通过第一阶段测试。由陈薇院士团队联合康希诺生物公司研发的诱导免疫反应疫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抗原治疗疫苗研发的领跑者是北京的科兴生物科技公司。中国的三叶草生物制药、美国的诺瓦瓦克斯医药以及法国的赛诺菲、昆士兰大学以及美国军方都将研发精力聚焦于此；在核酸疫苗制备方面有所突破的是北京艾棣维欣生物技术公司及美国英诺维欧制药公司（Inovio），这两家公司已经完成脱氧核糖核酸（DNA）疫苗并进入一期测试，此外，美国摩德那制药公司（Moderna）研发出了核糖核酸（RNA）疫苗。
4月18日刊登的《多種选择，时不我待》（So Many Possibilities， So Little Time）报道称，生产出有效的疫苗是对科研能力、企业及国家责任担当的重大考验。从目前看，中国有望成功——这将是中国科研实力以及制度的一大胜利。
《经济学人》中国战疫经验报道构建的特点
全球疫情发生之后，海外媒体趁机对中国进行诋毁和丑化，出现了“过度防疫论”“生化战实验室泄毒说”等论调，疫情进入平稳期后又大肆炒作索偿与追偿。在这股声浪的背后，实事上，还是有冷静的媒体，如《经济学人》就坚持从自己的观察及事实出发，从全球对抗疫情的角度对中国的疫情进行报道。
1.国际主义的报道格局：《经济学人》的疫情相关报道从国际社会总体出发，以全世界、全人类应对疫情为视角，凸显出了其报道视角和言论立意的独特之处。该刊特别开辟的“全球战疫”专栏，多以综述形式对各国疫情发展情况、各国疫情危机应对、各国经济社会恢复情况、世界疫苗研发情况等展开深入细致的报道和分析。由于中国是最早确诊治疗、最早投入疫情防控以及最早从疫情影响中全面恢复的国家，因此，及时总结中国经验是《经济学人》疫情国际主义报道格局的一个重要特点。
2.立足事实，守正健康传播：新冠肺炎疫情首先是一场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学人》的疫情报道没有陷入意识形态的争拗，在国际舆论场中不信谣、不传谣，基于科学判断、立足自己观察到的事实进行事实报道。
自中国采取全面隔离措施开始，就有部分外国政客及外媒将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隔离渲染成“监禁”，用所谓“侵犯个人隐私”为口实抨击利用技术排查传染风险的做法。面对这样的言论，《经济学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在3月7日发表的文章《新的世界课程》中，调查公司依普索·莫瑞2月底的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政府实行隔离的话，他们会遵守。在对待政府公共卫生建议和措施方面，各国民众的支持率不同，加拿大78%、德国和英国超过80%，韩国86%，意大利63%。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不到59%。4月18日刊登的《如何解除隔离：紧急出口》一文称，为了协调各国相关健康监控应用的数据，欧洲委员会4月15日宣布了一份合作“路线图”。在德国，三分之二的被调查民众表示，如果能保护他人生命的话，他们并不介意公开自己的隐私。另一项独立调查表示，70%的民众对装载追踪应用乐见其成。
《经济学人》阐述了美国人的不安，但是同时披露了大部分其他国家民众基于保护他人生命安全的考虑愿意配合公布个人信息——这才是国际舆论主流。正本清源、守正健康传播，体现了该刊的务实和新闻专业主义作风。
3.构建建设性的对比框架：《经济学人》疫情报道的国际主义视角，世界各国的战疫情况综述，自然会带来对比的效果。比如各国疫情管控措施的比照、各国不同疫情危机处理方式、不同国家民众对于隔离的不同态度……在对待这些问题上，《经济学人》并没有简单地“分高下、判优劣”，而是通过冷静的判断来对问题进行描述。比如在各国采取不同措施复产复工方面，《经济学人》分析了欧洲各国社会经济恢复的节奏、在疫情下采取的措施，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率先恢复教育秩序等。由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最早进入全面恢复阶段，因此，该刊会以中国经验作为标杆对各国措施的有效性、疏忽、漏洞进行分析。
《如何解除隔离：紧急出口》一文报道称，什么时候可以放松隔离措施·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析称，放松隔离措施的前提是疫情传播处于可控状态。可控有两个指标，首先是病毒传播速度减缓，其次是该国医疗系统有足够的床位以应对放松隔离之后有可能增长的病例。4月上中旬，欧洲部分国家确诊病例人数不断下降，奥地利不足1%，而挪威在0.7%，德国亦有好转迹象。调查显示，关停学校和幼儿园对于社会的影响最大。因此，4月中旬前后，挪威、丹麦、德国开始陆续复课复学。疫情当下，复工复产难回正常状态，《经济学人》将这个时期称作“非常态时期”（abnormal）。挪威政府4月15日发布指引，要求幼儿园施行小组看护。三岁以下儿童三人一组，而三岁以上儿童六人一组。每组配备成年人看护一名。奥地利和捷克已经要求在公共及工作场所佩戴口罩。西班牙除规定佩戴口罩外，还限制商场进入人数。“在疫情暴发期间，欧洲诸国借鉴了中国的隔离措施。而复工复产的这些举措，大多也是移植自中国。”中国政府宣称这些措施有效避免了疫情的二次流行。
《经济学人》比照中国复产复工的经验，认为欧美国家仅强调个人卫生习惯、保持社交距离还不够，仍需要借鉴中国经验——配合执行严格的疫情监控措施。但是，这种对比绝不是对各国政府的指责和批评，更多的是善意的提醒。“因为到目前为止，任何措施的有效性都是没法进行验证的。”这就是该刊在战疫报道中构建的建设性对比报道框架。
综上，《经济学人》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立足事实，本着务实的态度和新闻专业主义的作风，在国际舆论场中塑造了一个相对客观的中国战疫形象。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经济学人》报道中的北京城市形象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6JDXCB012）
《经济学人》的中国战疫经验报道
细读2020年1月至6月《经济学人》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报道，可以总结出以下视角：
1.人民战疫：该刊2月15日刊登的《病毒与政治：强人》一文报道了习近平主席2月10日视察北京疫情防控工作时的细节：“习近平走进医院，通过视频与武汉一线医务人员通话。他戴着口罩，伸手由护士测量体温。习近平说，对抗疫情的‘人民战争’必将取得胜利。他同时表达了对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关切。他强调，近期的（武汉）政府人事变动，表明了黨的绝对领导。”
2月13日开始，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经济学人》刊登的文章《监控技术：红码》（Surveillance Technology：Code Red）总结中国的经验，认为“湖北之外中国遏制疫情扩散的成功，要归功于强大的动员能力。（政府组织起大量人员）建立检查点，测量体温并实行登记制度，还挨家挨户上门核实感冒人员”。通过细致的观察，《经济学人》6月13日发表文章《城镇社会：大街小巷》（Urban Society：On Every Street）认为，中国隔离措施的有效执行有赖于“两委”的努力及基层党组织发挥的作用。目前中国各大城市的社区都实行了隔离措施。这种隔离不仅仅是告诉居民不要出门，还需要大量人员来做很多细致的工作，这其中包括加强小区的安保力量，进行健康监测、照顾疑似病患、帮助采买。在中国，执行这些任务的核心是两大组织：小区业委会和居委会。在疫情最危急的1月底至3月中旬，“两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两委”人员短缺，党号召党员、干部以及志愿者充实到社区力量中去。在很多社区，党员们组建了临时党委会来协调战疫事务，他们将小区分为网格，此外还以每栋楼为单位建立党小组。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是疫情之下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的体现。
《经济学人》还关注了疫情下中国在心理干预方面的努力。该刊文章《精神健康：疫情之后》（Mental health：Picking up the Pieces）认为，与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相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的心理干预工作组织得更好，人员也更加专业。在疫情期间，心理咨询师们通过网络进行组织，对人们进行心理辅导。武汉、上海及北京均有这样的志愿组织提供帮助。在中国，目前每10万人中有注册心理医生两人，是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政府正在着手精神科的建设，方便普通民众能在医院或者学校接受心理治疗。
2.科技战疫：作为最早控制住疫情并率先全面恢复经济生产的国家，中国如何兼顾经济恢复与防疫，成为《经济学人》关注的重中之重。该刊文章《监控技术：红码》认为，中国采取的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人员流动监控技术（健康码），“可以让大部分人重归正常的生活，同时方便追踪被感染者”。“其他国家应该关注中国的做法，吸取中国使用数字追踪控制疫情传播的经验。”
3.出不出口显担当：3月，在全球疫情焦灼的形势下，《经济学人》关注重要战疫物资——口罩的生产。在这其中，该刊文章《新的世界课程》（New World Curriculum）特别关注世界第一大口罩生产制备及出口国——中国的口罩生产情况和出口政策。世界卫生组织3月预测，为了应对全球疫情，每月医疗工作者将需要8900万个医用口罩。由于3月的口罩产能仅恢复了70%，因而造成了口罩的严重短缺，国际市场上口罩的价格翻了六倍。德国、俄罗斯、泰国等国家以及台湾地区以保护本国本地区需求为名，暂停了口罩出口。中国没有暂停口罩出口。不过，实际上，中国也没法出口口罩——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本身面临最为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通用汽车在中国西南的工厂已经转产口罩和口罩生产线。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目前中国的口罩日均生产量已经达到1.116亿只，是一个月前产能的12倍，在这其中1700万只是医用口罩。防疫物资生产还得看中国。
4.复工复产有智慧：4月中旬，大多数欧洲国家疫情有所好转，第一轮疫情传播趋于稳定。在避免疫情二次暴发的前提下，如何有序恢复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4月18日的《经济学人》文章《如何解除隔离：紧急出口》（How to End Lockdowns：Emergency Exit）又将目光对准了中国，该文称：在北京，企业采取部分员工上岗，部分员工居家办公的方式进行隔离。餐馆限流。学校复课采取多种措施减少传染机会：教室随时通风换气；增加课桌之间距离；增加打扫和消毒次数；减小班级规模；错时课间休息，减少学生聚集；食堂对号入座、安装隔断；等等。教委官员称，如果有疫情二次流行迹象，将会再次停课，并做适当调整。中国所采取的每条措施是否真正有效并不明确，不过，所有这些措施确实对阻断病毒传播起到了效果。
5.最严流调有底气：要将每个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找到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流行病学调查虽然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但是像新冠肺炎这样传染性强的疾病，需要大量人员从事流调工作。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根据武汉新冠肺炎传染情况绘制的模型显示，美国至少需要26万流调人员，而目前美国仅有2200名流调人员。德国公共卫生部门已经登载招聘广告，并招募学生作为“童子军”。德国政府预期实现每2万人配备5名流调人员的规模。捷克政府也启动了相关计划。
《经济学人》文章《如何解除隔离：紧急出口》报道称，在中国，为了控制病毒流行，政府展开了最为严格的确诊甄别，实施最为严格的流行病调查来排查密切接触者。在一些餐馆里，每位食客均需登记，以便出现确诊病例，对同期用餐食客进行排查。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欧洲和美国放松隔离措施之后，希望通过戴口罩、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以及增加社交距离的措施来阻断病毒传播，似乎还不够。 6.领跑疫苗研发：4月18日《经济学人》刊登的文章《如何解除隔离：紧急出口》在分析世界如何从疫情影响下恢复时称：“在疫苗推广开来之前，各国政府仍需严密隔离确诊病例，以免疫情再次暴发而使本国医疗体系瘫痪。”自1月10日中国公布新冠病毒基因谱系之后，到4月份，全球已有86种备选疫苗。其中3种已经通过第一阶段测试。由陈薇院士团队联合康希诺生物公司研发的诱导免疫反应疫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抗原治疗疫苗研发的领跑者是北京的科兴生物科技公司。中国的三叶草生物制药、美国的诺瓦瓦克斯医药以及法国的赛诺菲、昆士兰大学以及美国军方都将研发精力聚焦于此；在核酸疫苗制备方面有所突破的是北京艾棣维欣生物技术公司及美国英诺维欧制药公司（Inovio），这两家公司已经完成脱氧核糖核酸（DNA）疫苗并进入一期测试，此外，美国摩德那制药公司（Moderna）研发出了核糖核酸（RNA）疫苗。
4月18日刊登的《多種选择，时不我待》（So Many Possibilities， So Little Time）报道称，生产出有效的疫苗是对科研能力、企业及国家责任担当的重大考验。从目前看，中国有望成功——这将是中国科研实力以及制度的一大胜利。
《经济学人》中国战疫经验报道构建的特点
全球疫情发生之后，海外媒体趁机对中国进行诋毁和丑化，出现了“过度防疫论”“生化战实验室泄毒说”等论调，疫情进入平稳期后又大肆炒作索偿与追偿。在这股声浪的背后，实事上，还是有冷静的媒体，如《经济学人》就坚持从自己的观察及事实出发，从全球对抗疫情的角度对中国的疫情进行报道。
1.国际主义的报道格局：《经济学人》的疫情相关报道从国际社会总体出发，以全世界、全人类应对疫情为视角，凸显出了其报道视角和言论立意的独特之处。该刊特别开辟的“全球战疫”专栏，多以综述形式对各国疫情发展情况、各国疫情危机应对、各国经济社会恢复情况、世界疫苗研发情况等展开深入细致的报道和分析。由于中国是最早确诊治疗、最早投入疫情防控以及最早从疫情影响中全面恢复的国家，因此，及时总结中国经验是《经济学人》疫情国际主义报道格局的一个重要特点。
2.立足事实，守正健康传播：新冠肺炎疫情首先是一场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学人》的疫情报道没有陷入意识形态的争拗，在国际舆论场中不信谣、不传谣，基于科学判断、立足自己观察到的事实进行事实报道。
自中国采取全面隔离措施开始，就有部分外国政客及外媒将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隔离渲染成“监禁”，用所谓“侵犯个人隐私”为口实抨击利用技术排查传染风险的做法。面对这样的言论，《经济学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在3月7日发表的文章《新的世界课程》中，调查公司依普索·莫瑞2月底的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政府实行隔离的话，他们会遵守。在对待政府公共卫生建议和措施方面，各国民众的支持率不同，加拿大78%、德国和英国超过80%，韩国86%，意大利63%。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不到59%。4月18日刊登的《如何解除隔离：紧急出口》一文称，为了协调各国相关健康监控应用的数据，欧洲委员会4月15日宣布了一份合作“路线图”。在德国，三分之二的被调查民众表示，如果能保护他人生命的话，他们并不介意公开自己的隐私。另一项独立调查表示，70%的民众对装载追踪应用乐见其成。
《经济学人》阐述了美国人的不安，但是同时披露了大部分其他国家民众基于保护他人生命安全的考虑愿意配合公布个人信息——这才是国际舆论主流。正本清源、守正健康传播，体现了该刊的务实和新闻专业主义作风。
3.构建建设性的对比框架：《经济学人》疫情报道的国际主义视角，世界各国的战疫情况综述，自然会带来对比的效果。比如各国疫情管控措施的比照、各国不同疫情危机处理方式、不同国家民众对于隔离的不同态度……在对待这些问题上，《经济学人》并没有简单地“分高下、判优劣”，而是通过冷静的判断来对问题进行描述。比如在各国采取不同措施复产复工方面，《经济学人》分析了欧洲各国社会经济恢复的节奏、在疫情下采取的措施，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率先恢复教育秩序等。由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最早进入全面恢复阶段，因此，该刊会以中国经验作为标杆对各国措施的有效性、疏忽、漏洞进行分析。
《如何解除隔离：紧急出口》一文报道称，什么时候可以放松隔离措施·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析称，放松隔离措施的前提是疫情传播处于可控状态。可控有两个指标，首先是病毒传播速度减缓，其次是该国医疗系统有足够的床位以应对放松隔离之后有可能增长的病例。4月上中旬，欧洲部分国家确诊病例人数不断下降，奥地利不足1%，而挪威在0.7%，德国亦有好转迹象。调查显示，关停学校和幼儿园对于社会的影响最大。因此，4月中旬前后，挪威、丹麦、德国开始陆续复课复学。疫情当下，复工复产难回正常状态，《经济学人》将这个时期称作“非常态时期”（abnormal）。挪威政府4月15日发布指引，要求幼儿园施行小组看护。三岁以下儿童三人一组，而三岁以上儿童六人一组。每组配备成年人看护一名。奥地利和捷克已经要求在公共及工作场所佩戴口罩。西班牙除规定佩戴口罩外，还限制商场进入人数。“在疫情暴发期间，欧洲诸国借鉴了中国的隔离措施。而复工复产的这些举措，大多也是移植自中国。”中国政府宣称这些措施有效避免了疫情的二次流行。
《经济学人》比照中国复产复工的经验，认为欧美国家仅强调个人卫生习惯、保持社交距离还不够，仍需要借鉴中国经验——配合执行严格的疫情监控措施。但是，这种对比绝不是对各国政府的指责和批评，更多的是善意的提醒。“因为到目前为止，任何措施的有效性都是没法进行验证的。”这就是该刊在战疫报道中构建的建设性对比报道框架。
综上，《经济学人》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立足事实，本着务实的态度和新闻专业主义的作风，在国际舆论场中塑造了一个相对客观的中国战疫形象。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经济学人》报道中的北京城市形象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6JDXCB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