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一场名为“中国缩减贸易顺差问题”的专题讲座在广东省外经贸厅举行。南开大学副校长、教授佟家栋和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燕生分别作了演讲，对中国贸易收支顺差调整的可能性和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转型方向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在会上致辞，省直部门、各地市外经贸局和企业的代表约500人认真听取了讲座。
　　南开大学佟家栋副校长介绍说，据统计，中国2006年的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1774.7亿美元，远远超过2005年的1018.8亿美元。中国去年的商品出口额接近一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9690.8亿美元，进口总额为7916.1亿美元。另外，据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的统计，从1995年1月1日至2005年6月30日，中国被其他成员方立案累计达到317个，占被实施措施总数的18.83%。对中国而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物质产品的生产或加工的优势自然地转向中国，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某个特殊时期所采取的扩大进口、抑制出口的措施不过是应对不同国家心理承受力和有关国家政治经济学选择的策略，而不是战略。
　　佟家栋认为，中国贸易收支顺差，从而使国际储备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中国作为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劳动力有低成本优势。第二，中国的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第三，大量的外资企业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安排自己的生产，并将在各生产地点生产的不同产品重新分销到世界各国，这种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出口是难以限制的。他说，自1993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连年顺差，成为我国国际收支顺差和国际储备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从国际角度看，中国贸易规模，尤其是贸易收支顺差的不断扩大引起各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发达国家贸易伙伴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合法或隐蔽性的贸易保护措施限制中国的出口；伴随中国加入WTO，这种贸易的摩擦、贸易争端不断出现，在我们不断增加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同时，对外贸易市场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减少贸易收支顺差成为我们不得不做出的策略性选择。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应该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政策进行调整。政策调整的重点：一是调整“奖出限入”的外贸制度，包括对加工贸易、出口退税等政策进行调整。二是调整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三是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资本项目管理政策。
　　张燕生认为，进口领域的调整：一是放松进口限制。二是扩大战略性进口，如增加战略性能源和物质储备的进口；增加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设备更新改造需要而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及辅助产品的进口。三是进一步降低工业品进口关税。四是增强进口协调的延伸能力，应考虑进口从供货商、进口商、运输商、口岸、分销商、融资商、衍生工具代理商、供应链管理商等進口相关的产业链管理，解决进口和产业竞争力的瓶颈环节。
　　而出口领域的调整：一是改变出口竞争靠拼价格的倾向。使打价格战的企业行为受到制约，使出口中的新产品、新市场、新管理方式得到奖励。二是鼓励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的措施。三是提升企业的全球综合运作能力，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逐步建立当地投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当地品牌的中国的全球生产体系。四是加快实现贸易措施“中性化”，改变长期实施的“奖出限入”的政策。
　　张燕生还对广东提出了建议：
　　形成内需与外需协调增长拉动发展的新机制，改变增长对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过度依赖。广东应成为从外向型到开放型体制转换的模范。
　　过去亚洲“四小龙”曾通过“一切为了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取得显赫实绩。其原因在于其经济规模小，国际市场有很大拓展空间，可容纳小经济体用出口成功拉动经济增长。现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如果继续采取“一切为了出口”的政策导向，就将引起广泛的国际冲突和摩擦。为此，广东开放的新重点是对外提升竞争力，对内深化内需。
　　全球化造就相互依存经济，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本国发展很容易形成全球影响。广东应研究制定政策鼓励新市场的拓展，鼓励新产品的开发，鼓励通过“走出去”逐步实现产品链的全球配置。
　　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融资。广东应吸收亚洲“四小龙”模式高增长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经验，在继续放水养鱼、藏富于民的基础上，持续提高城乡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在完善社保体系建设，发展信用消费，规范市场秩序的基础上，扩大消费和进口。
　　编辑：卢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