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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施泰纳：现代生活纪事》（Hans Steiner：Chronique de la Vie Moderne），系根据同名摄影展览出版的摄影集，包含了汉斯·施泰纳（Hans Steiner， 1907—1962，瑞士人）的代表性照片220幅，同时也包括了策展人和摄影史研究者撰写的施泰纳对摄影史独特贡献的评论及其在不同阶段的拍摄情况，实是一部图文并茂的摄影家评传。这个展览自去年夏初在瑞士洛桑爱丽舍摄影博物馆（Musée de l’Elysée）开幕以来，一直在欧洲巡展，欧洲相关媒体对此展览评价甚高，更有瑞士媒体将施泰纳誉为“瑞士之眼”—而此前，施泰纳不仅在欧洲，即使在瑞士，也几乎无人知晓。
根据笔者对艺术史的理解，真正的艺术家往往做不到“与时俱进”，他们常常是快一步或慢半拍，前者像先知，因泄露天机而得罪大众，徒将沉醉换悲凉；后者像顽童，一不小心，就把浮名弄成了低斟浅唱。去世半个世纪却重拾荣名的施泰纳究竟有何法力，先是让爱丽舍摄影博物馆在1989年花重金收购其摄影档案（底片多达10万张），后又经该馆和洛桑大学等机构的学者费时10年爬梳整理，金身重塑，将其作为“20世纪地位领先的摄影家”隆重推出？
也许这与瑞士国家小，与法、英等国相比，出来的著名摄影家相对较少有关系。但将这本书细细读下来，却发现施泰纳之所以被誉为“瑞士之眼”，乃是因他翔实记录了瑞士在欧洲历史发展中的“特例的年代”，留下了1930—1950年代瑞士人的生活史和视觉史。
就像美国人常说“纽约不是美国”一样，欧洲人也常说“瑞士不是欧洲”。之所以有此论，乃因影响和塑造了今日欧洲的重大历史事件，瑞士几乎均置身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瑞士没有卷入；19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瑞士几乎没受到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瑞士再次以“中立”身份求得自保。此后，放弃加入联合国，拒绝加入欧盟和使用欧元……欧洲的主流是一体化，瑞士却一再主动“边缘化”，这实在让人看得一愣一愣的，称之为“欧洲的特例”名副其实。施泰纳留给瑞士人的，正是1930—1950年代作为“特例”的瑞士。
这个“特例”有多“特”？它对瑞士人和欧洲人意味着什么呢？
在《极端的年代》中，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说，今天的资本主义乃是从20世纪的三场大难中踉踉跄跄逃得性命，这三场大难是经济大萧条、法西斯和世界大戰。经济大萧条始于1929年的美国，至1930年代初席卷欧美。据不完全统计，到1932年，美国约有1700万人失业，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分文收入，这还不包括1100万从来没有享受到美利坚合众国发展带来的好处的“乡下人”；两者相加，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当时美国人口总数约为1.3亿）。同时，还有约200万人在美国窜来窜去成为“流民”，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中写道：“193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夏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活像一座深陷敌围的欧洲小国京城似的。自从5月以来，大约有2.5万名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携家带口，身无分文，纷纷在市内的公园，垃圾堆积处，没主的货栈，歇业的铺子，拣个地方住下。”（《序幕·沟底》）时任美国总统的胡佛坐火车出行，夜晚看到“自己治下的美国人民成千上万地露宿，遍地营火”；这些人“白天在马路上乱跑，晚上就在路边过夜”。（《序幕·沟底》）比之美国，作为瑞士近邻的法国也好不了多少，到1935年，作为就业主体的中小企业破产数量达到13400家，大萧条爆发前的就业者中有一半失业（张泽乾：《法国文明史》，61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德国就更惨。此时的瑞士虽然也被大萧条擦了个边儿，但属于抹抹红药水就可自愈的状态，所以施泰纳的照片中当时瑞士人的生活，完全可以让饿得眼睛爆花的美国人或法国人跌出眼珠子：瑞士人正迷恋于新兴的三项时尚运动，滑雪、汽车和驾驶飞机。把自己绑在两块木板上，顺着大雪满满的斜坡溜下来的滑雪，本来被认为是英国佬才喜欢的古怪运动，1930年代却风行瑞士，就连7、8岁的孩子也戴上墨镜，玩得有模有样。而当时驾车远足在瑞士的流行，大概相当于今天中国“小资”热衷的自驾游，施泰纳的照片中美女们倚着铮亮的汽车，在美丽的乡间小路上低头查看地图，成为瑞士温馨富裕生活的生动画面。女性在地上跑跑就满足了，男人要飞上天才过瘾。施泰纳的很多照片记录了当时瑞士人对自驾飞行的迷恋，先是坐在机舱内摆Pose，然后低空滑翔、多架飞机在天空玩花样、最后潇洒地降落在雪地上，或者摔掉了一个翅膀。
当然，最有瑞士味儿的运动还是登山。施泰纳生动记录了当时瑞士人的登山热。由于境内多山，瑞士人历史上就有登山的传统，社会上有很多登山俱乐部，施泰纳经常拍摄这些俱乐部的活动。1936—1938年，攀登瑞士的艾格尔（Eiger）峰（海拔3970米）是欧洲一项很有影响的体育运动，不仅瑞士人热，也吸引了德国等其他国家的登山队参加。1938年7月，施泰纳随德国和奥地利登山队全程攀登并拍摄了从北面登上峰顶的行动，照片视野宏阔，将瑞士的美丽山川与登山队员的力量感和征服感结合在一起，堪称摄影史上体现体育美学的杰作。这一时期施泰纳关于瑞士时尚运动的照片曾在法国的《观察》（VU）、《瑞士画报》（Schweizer Illustrierte）、瑞士的《观察》（Die Woche）等杂志发表，成为其发表过的为数不多的几组报道摄影作品。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瑞士将军亨利·吉桑（Henri Guisan，1874—1960）尽陈精锐之师于德瑞边境，同时以“永久中立国”为由与德国尽力周旋，终于使瑞士免于兵燹之祸。此时施泰纳应征入伍，成为军方摄影师，在详细记录这一特殊时期瑞士军队和军人的布防、训练与生活的同时，继续保持对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注：冬日之晨，瑞士人乘着洒满阳光的公交车轻松出游；伯尔尼的中学生穿着整洁的校服，列队去开运动会；美女在装饰优雅的室内，跟着收音机的音乐做健身；当战时的伦敦妇女因物资短缺买不到长筒丝袜，发明了用炭笔在腿上画出丝袜的主意时，苏黎世的时装博览会照常举办，美女们身着霓裳，在镜头前顾影自怜，摇曳生姿。 战后，施泰纳转入了时尚摄影，并仔细拍摄了令瑞士人自豪的工业成就：从先进的电力控制室、高度机械化的隧道挖掘、精密的机床加工，到铮光瓦亮的超长自动扶梯、精致的咖啡壶和巧克力加工机……这些照片展示了瑞士人的生活不仅现代化，也就是每一种需要都有一种机器伺候着，而且精致、优雅：比法国更富裕，比德国更细腻，比美国更有品位。这当然是一种“特例”的生活，因为此时的欧洲，伦敦街道上瓦砾还没有完全清除，德国名城德累斯顿还是一片废墟，法国摄影师还在为买不起胶卷发愁。
1946年，荷兰著名实业家伯纳德·梵·莱尔（Bernard van Leer）在看到施泰纳的工业摄影后，很是喜爱，专门雇他陪自己周游世界，拍摄其在非洲和亚洲的工厂，于是施泰纳成为战后最早有机会在欧、亚、非几大洲间拍摄的唯一的瑞士摄影家，使得他的照片不仅具有覆盖1930—1950年代瑞士社会进入现代生活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而且具有空前的国际视野：这在当时的瑞士摄影家中，绝无仅有。
但是，这还不能解释施泰纳今天所接受的全部抬爱。因为按照从现代主义发展而来的艺术评价标准，摄影仅仅记录还难称上品，欲成为摄影史承认的“20世纪地位领先的攝影家”，还必须在摄影语言和风格方面有所创新：施泰纳的摄影语言虽也渗透着现代主义情绪的丝丝缕缕，但明显地过于优雅和画意。那么，策展人和相关学者对施泰纳的抬爱是否属于错爱？
非也，这其中另有隐情。
隐情之一，进入21世纪，欧美国家的摄影史研究已经发生转向，由此前的摄影专门史转向更加宏阔的摄影—社会史，由此使摄影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并纠正现代主义艺术观念对创新意识的偏执；此事说来话长，按下不表。隐情之二，施泰纳的这个展览，还引发了瑞士人和其他国家欧洲人的不同解读。
30年时间就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在20世纪下半叶形成了一种反思性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倾向于认为一个欧洲人生活在20世纪，未能与同时代的其他人共同承受灾难，如果不是一种耻辱的话，至少也会使自己感到不安。这多少有点“泛罪论”的味道。所以，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才内疚地说，“我的一生—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历经20世纪，却不曾遭逢个人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却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西班牙著名人类学家巴诺哈（Julio Caro Baroja）说得更直接：“在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安安静静地生、幼、老、死，走过一生，没有任何重大冒险患难—与20世纪的真实事迹……人类经历的种种恐怖事件之间，有着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而《汉斯·施泰纳：现代生活纪事》正让瑞士之外欧洲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老欧洲人感觉到了生存的“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虽然这在瑞士人的眼中，只是现代生活的美好开端，是一段“特例年代”的幸福生活。
（本报道图片提供：爱丽舍摄影博物馆； Images of this report are in courtesy of Musée de l’Elysée）
根据笔者对艺术史的理解，真正的艺术家往往做不到“与时俱进”，他们常常是快一步或慢半拍，前者像先知，因泄露天机而得罪大众，徒将沉醉换悲凉；后者像顽童，一不小心，就把浮名弄成了低斟浅唱。去世半个世纪却重拾荣名的施泰纳究竟有何法力，先是让爱丽舍摄影博物馆在1989年花重金收购其摄影档案（底片多达10万张），后又经该馆和洛桑大学等机构的学者费时10年爬梳整理，金身重塑，将其作为“20世纪地位领先的摄影家”隆重推出？
也许这与瑞士国家小，与法、英等国相比，出来的著名摄影家相对较少有关系。但将这本书细细读下来，却发现施泰纳之所以被誉为“瑞士之眼”，乃是因他翔实记录了瑞士在欧洲历史发展中的“特例的年代”，留下了1930—1950年代瑞士人的生活史和视觉史。
就像美国人常说“纽约不是美国”一样，欧洲人也常说“瑞士不是欧洲”。之所以有此论，乃因影响和塑造了今日欧洲的重大历史事件，瑞士几乎均置身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瑞士没有卷入；19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瑞士几乎没受到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瑞士再次以“中立”身份求得自保。此后，放弃加入联合国，拒绝加入欧盟和使用欧元……欧洲的主流是一体化，瑞士却一再主动“边缘化”，这实在让人看得一愣一愣的，称之为“欧洲的特例”名副其实。施泰纳留给瑞士人的，正是1930—1950年代作为“特例”的瑞士。
这个“特例”有多“特”？它对瑞士人和欧洲人意味着什么呢？
在《极端的年代》中，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说，今天的资本主义乃是从20世纪的三场大难中踉踉跄跄逃得性命，这三场大难是经济大萧条、法西斯和世界大戰。经济大萧条始于1929年的美国，至1930年代初席卷欧美。据不完全统计，到1932年，美国约有1700万人失业，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分文收入，这还不包括1100万从来没有享受到美利坚合众国发展带来的好处的“乡下人”；两者相加，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当时美国人口总数约为1.3亿）。同时，还有约200万人在美国窜来窜去成为“流民”，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中写道：“193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夏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活像一座深陷敌围的欧洲小国京城似的。自从5月以来，大约有2.5万名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携家带口，身无分文，纷纷在市内的公园，垃圾堆积处，没主的货栈，歇业的铺子，拣个地方住下。”（《序幕·沟底》）时任美国总统的胡佛坐火车出行，夜晚看到“自己治下的美国人民成千上万地露宿，遍地营火”；这些人“白天在马路上乱跑，晚上就在路边过夜”。（《序幕·沟底》）比之美国，作为瑞士近邻的法国也好不了多少，到1935年，作为就业主体的中小企业破产数量达到13400家，大萧条爆发前的就业者中有一半失业（张泽乾：《法国文明史》，61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德国就更惨。此时的瑞士虽然也被大萧条擦了个边儿，但属于抹抹红药水就可自愈的状态，所以施泰纳的照片中当时瑞士人的生活，完全可以让饿得眼睛爆花的美国人或法国人跌出眼珠子：瑞士人正迷恋于新兴的三项时尚运动，滑雪、汽车和驾驶飞机。把自己绑在两块木板上，顺着大雪满满的斜坡溜下来的滑雪，本来被认为是英国佬才喜欢的古怪运动，1930年代却风行瑞士，就连7、8岁的孩子也戴上墨镜，玩得有模有样。而当时驾车远足在瑞士的流行，大概相当于今天中国“小资”热衷的自驾游，施泰纳的照片中美女们倚着铮亮的汽车，在美丽的乡间小路上低头查看地图，成为瑞士温馨富裕生活的生动画面。女性在地上跑跑就满足了，男人要飞上天才过瘾。施泰纳的很多照片记录了当时瑞士人对自驾飞行的迷恋，先是坐在机舱内摆Pose，然后低空滑翔、多架飞机在天空玩花样、最后潇洒地降落在雪地上，或者摔掉了一个翅膀。
当然，最有瑞士味儿的运动还是登山。施泰纳生动记录了当时瑞士人的登山热。由于境内多山，瑞士人历史上就有登山的传统，社会上有很多登山俱乐部，施泰纳经常拍摄这些俱乐部的活动。1936—1938年，攀登瑞士的艾格尔（Eiger）峰（海拔3970米）是欧洲一项很有影响的体育运动，不仅瑞士人热，也吸引了德国等其他国家的登山队参加。1938年7月，施泰纳随德国和奥地利登山队全程攀登并拍摄了从北面登上峰顶的行动，照片视野宏阔，将瑞士的美丽山川与登山队员的力量感和征服感结合在一起，堪称摄影史上体现体育美学的杰作。这一时期施泰纳关于瑞士时尚运动的照片曾在法国的《观察》（VU）、《瑞士画报》（Schweizer Illustrierte）、瑞士的《观察》（Die Woche）等杂志发表，成为其发表过的为数不多的几组报道摄影作品。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瑞士将军亨利·吉桑（Henri Guisan，1874—1960）尽陈精锐之师于德瑞边境，同时以“永久中立国”为由与德国尽力周旋，终于使瑞士免于兵燹之祸。此时施泰纳应征入伍，成为军方摄影师，在详细记录这一特殊时期瑞士军队和军人的布防、训练与生活的同时，继续保持对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注：冬日之晨，瑞士人乘着洒满阳光的公交车轻松出游；伯尔尼的中学生穿着整洁的校服，列队去开运动会；美女在装饰优雅的室内，跟着收音机的音乐做健身；当战时的伦敦妇女因物资短缺买不到长筒丝袜，发明了用炭笔在腿上画出丝袜的主意时，苏黎世的时装博览会照常举办，美女们身着霓裳，在镜头前顾影自怜，摇曳生姿。 战后，施泰纳转入了时尚摄影，并仔细拍摄了令瑞士人自豪的工业成就：从先进的电力控制室、高度机械化的隧道挖掘、精密的机床加工，到铮光瓦亮的超长自动扶梯、精致的咖啡壶和巧克力加工机……这些照片展示了瑞士人的生活不仅现代化，也就是每一种需要都有一种机器伺候着，而且精致、优雅：比法国更富裕，比德国更细腻，比美国更有品位。这当然是一种“特例”的生活，因为此时的欧洲，伦敦街道上瓦砾还没有完全清除，德国名城德累斯顿还是一片废墟，法国摄影师还在为买不起胶卷发愁。
1946年，荷兰著名实业家伯纳德·梵·莱尔（Bernard van Leer）在看到施泰纳的工业摄影后，很是喜爱，专门雇他陪自己周游世界，拍摄其在非洲和亚洲的工厂，于是施泰纳成为战后最早有机会在欧、亚、非几大洲间拍摄的唯一的瑞士摄影家，使得他的照片不仅具有覆盖1930—1950年代瑞士社会进入现代生活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而且具有空前的国际视野：这在当时的瑞士摄影家中，绝无仅有。
但是，这还不能解释施泰纳今天所接受的全部抬爱。因为按照从现代主义发展而来的艺术评价标准，摄影仅仅记录还难称上品，欲成为摄影史承认的“20世纪地位领先的攝影家”，还必须在摄影语言和风格方面有所创新：施泰纳的摄影语言虽也渗透着现代主义情绪的丝丝缕缕，但明显地过于优雅和画意。那么，策展人和相关学者对施泰纳的抬爱是否属于错爱？
非也，这其中另有隐情。
隐情之一，进入21世纪，欧美国家的摄影史研究已经发生转向，由此前的摄影专门史转向更加宏阔的摄影—社会史，由此使摄影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并纠正现代主义艺术观念对创新意识的偏执；此事说来话长，按下不表。隐情之二，施泰纳的这个展览，还引发了瑞士人和其他国家欧洲人的不同解读。
30年时间就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在20世纪下半叶形成了一种反思性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倾向于认为一个欧洲人生活在20世纪，未能与同时代的其他人共同承受灾难，如果不是一种耻辱的话，至少也会使自己感到不安。这多少有点“泛罪论”的味道。所以，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才内疚地说，“我的一生—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历经20世纪，却不曾遭逢个人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却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西班牙著名人类学家巴诺哈（Julio Caro Baroja）说得更直接：“在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安安静静地生、幼、老、死，走过一生，没有任何重大冒险患难—与20世纪的真实事迹……人类经历的种种恐怖事件之间，有着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而《汉斯·施泰纳：现代生活纪事》正让瑞士之外欧洲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老欧洲人感觉到了生存的“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虽然这在瑞士人的眼中，只是现代生活的美好开端，是一段“特例年代”的幸福生活。
（本报道图片提供：爱丽舍摄影博物馆； Images of this report are in courtesy of Musée de l’Elysé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