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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教育吏上.尊经书院开创了新式书院教育的先河。那么是谁创办了这所在四川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书院呢？
尊经书院倡办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次年即建成开课，曾经培养出一大批政治上、学术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是四川清末维新运动的大本营和后来辛亥革命人士的摇篮。1902年，清廷“废科举，兴学堂”，废旧式书院改西式学堂，时任四川总督奎俊遂以尊经书院为基础，在原址合并新办的四川中西学堂（鹿传霖任川督时于1896年兴办）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后来因为朝廷规定除京师外各省级学堂不得冠以“大学堂”之名，四川通省大学堂复改名省城高等学堂，1903年，又将附近锦江书院并入，正式成为今四川大学的前身。川大后迁现址九眼桥，尊经书院旧址后成为军服厂厂房，现开发为商业房和民居，面目全非，原址仅有一碑标明。而锦江书院原址今则为石室中学。
尊经书院放弃传统书院的八股文教育，以不课时文，讲习经义，“讲求实学，造就真才”为目的，教导学生不志科举，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四川开创了新式书院教育的先河。
那么是谁创办了这所在四川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尊经书院呢？目前主流的宣传资料，均认为其创办人是时任四川学政张之洞。但经笔者据史料多方考证，认为其创办者应是在籍侍郎薛焕。
薛煐等人所呈奏折
张之洞曾经“臭名昭著”，被抛尸荒野。但其人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一代名臣，在晚清名动天下，士子皆以认作弟子为荣。晚清历史中，张之洞的确值得大书一笔。比之“文正公”，他这个“文襄公”为人处世，洞察世事，值得称道的地方很多，尤其他热心教育（育人）。戊戌政变期间，他力图营救七君子之一杨锐，不惜以身家担保，虽然不果，但其行颇为磊落。张之洞同治十二年简放四川学政。次年，即同治十三年，张之洞与时任四川总督吴棠，应在籍侍郎薛焕等乡绅十五名所请，奏请开办尊经书院。
张之洞一贯热心教育，在湖北任上即办有武昌经心书院。这个“厅长”，抓教育，既有热情，又肯“操心”。按规定，光有薛焕等人倡办书院之请，没有领导支持、政府批准，也是办不成的.但支持不等于“创办”，支持是职责所在，创办则是首倡亲为，从无到有。
筆者曾经仔细阅读过《奏为绅民请捐建尊经书院并刊刷经史以裨实学》奏折原件。川大校史馆有此奏折副本，笔迹不同，系另有所出。魏红翎在写《成都尊经书院史》时，得到川大校史馆馆长特许，才有机会取出一读，“得以全文披露”。在此将全文用繁体抄录如下（括号中是我大胆更正的笔误）：
奏為紳民請捐建尊經書院並刊刷經史以裨實學
恭折仰祈
聖鑒事。竊臣據在籍候補京堂薛煥、翰林院編修伍肇齡等呈稱：書院之設，原為國家培養人才。士子在院讀書，必閱經明行修。我朝文治獨隆，經學之盛，超軼前代。惟川省介在邊隅，士子苦鲜師资，且無經史善本致根柢之學，未能實在講求。紳民等公同集議，請于省城覓購基地，另建尊經書院，速延名師講習經學，並鐫刻經史諸書，以资研究而育真才。惟建院鐫版及預籌束脩膏火等费，非集有鉅款不敷辦理，原（願）由閣省紳民公同捐助，通力合作，傳（俾）易蒇事等憎（情）。當經批行司道妥議。去後茲據署布政使英祥、署鹽茶道黄雲鵠詳稱：查川省地方，省內向建有錦江書院，省外各府廳州縣亦各分建書院，均系專課詩文，其經義古學闕焉未講。是以各屬士子能文者多，專經者少。今閤省紳民以經學素乏師承，考訂亦鮮依據，議于省城另建尊經書院，講習經義並鐫刻經史善本用资考據。所有一切經费議由閤省紳糧公捐分屬措籌，尚屬眾擎易舉。已據該紳等覓得城南基址一處，地尚寬敞，足敷修建。似應如請辦理，並聲明收支、監修等事均系民捐民辦，將來工竣請免造報等情，詳請（情）會奏前來。
臣查經術為政事之根柢，經學實文藝之本源。蜀省雖僻處卥陲，
向為人文淵薮。近因疊觏兵焚（燹） ，典籍罕存，師承日鮮。雖有聰明之士，寡聞鮮見，不免眙誚空疏。臣于上年刊刻《朱子全書》、《四史》等書，發交通省各書院俾资講習，尚慮不敷傳佈，該紳等所請系為講求實學，造就真才起見，有裨作人雅化。
其修院、刊書經费既由民捐民辦，不動官帑，應請免其報銷。且書院肄業各生，該紳等議請均由學臣按試各郡，隨時拔取諮送住院，尤足以昭慎重。除督率同（司）道詳議書院章程，並遴選公正紳董經理外，所有紳民公請捐建書院、並鐫刻經史各緣由，理合會同學政臣張之洞合詞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可见这份资料是抄录存档的，得到朱批后，才又备注：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这个奏折说清了书院缘起。第一，“在籍候补京堂薛焕、翰林院编修伍肇龄等呈称”，这与后面将引用的《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说法相同.然后说了一通为何需要办这个书院。第二，说了办学方针：“远延名师讲习经学，并镌刻经史诸书，以资研究而育真才。”第三，说清了办学的钱从何来，这点决定书院民办还是官办的性质，是张学政用政府的钱还是薛侍郎等筹集经费来办：“惟建院镌版及预筹束修膏火等费，非集有巨款不敷办理，原（愿）由合省绅民公同捐助，通力合作，传（俾）易蒇事等恉（情）”，并且言明“收支、監修等事均系民捐民办”。这样，地已经找好了，方针已经讨论好了，钱也有着落了，就请“厅长”大人、“省长”大人签个字，叫秘书起草个奏章，上奏批准了。于是省上高度重视，雷厉风行，派人了解情況，最后觉得实有必要，而且办学方针明确，课程适用。尤其是不花政府一分钱：“该绅等所请系为讲求实学，造就真才起见，有裨作人雅化。其修院、刊书经费既由民捐民办，不动官帑。”既然没有花公家一分钱，当然不必向政府报销，所以：“应请免其报销。”政府的责任在行使监管权：“督率同（司）道详议书院章程，并遴选公正绅董经理”，如此等等。吴棠作为政府一省之长，何乐而不为？“理合会同学政臣张之洞合词恭折具奏”。 由上可见，薛焕牵头的“绅等”是办学主体，得到吴棠、张之洞的大力支持，最后皇上表示认可“知道了”。于是，尊经书院办成了，薛焕亲任山长一职。尊经书院最终成为近代蜀学的发祥之地，“戊戌变法期间四川维新运动的大本营”（魏红翎语）。显然，薛焕才应该是书院的创办者，尊经书院完全是民办书院，起码创办初期是如此。顺带说一句，张学政在学院开办后也捐了不少钱买书。
在四川大学校史馆资料中，称张之洞为“创办者”，薛焕为“发起人”。按现在的语境理解，发起人只是动嘴（或笔）而已，不动手的。此外，除历任山长姓名介绍外，对两位尊经书院大有关系的人物所做的介绍，笔者觉得其内容也有不妥之处。
那么，张之洞于建立尊经书院一事上，究竟该处于何等地位呢？首先，张之洞在尊经书院历史上，功不可没。作为地方主管教育的行政首长，他是尽职尽力的。两年多的时间，他倾注心力办成了这一件大事，而不是仅将报告打上去，上级批了，剩下的事交代属员盯一下就甩手不管。薛焕与他商定书院章程，他亲手制定。书院的主讲，他与吴棠到处物色。他的《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此文成稿时，张方离任）成为书院乃至四川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遇到张之洞这样的学政，是川人之福。可以说他代表官方，大力促成了书院的创设，书院开办后又投入了极大心血于书院的运作。简言之，没有薛焕，办不成尊经书院；没有张之洞这样有远见、年轻有为的领导，纵有吴棠，也办不成这样的尊经书院。但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他是“创办者”，也改变不了尊经书院为民办的性质。至于以后书院的合并、改制，最终成为官办“省城高等学堂”以至今日之四川大学，则是后话。简而言之：尊經书院是绅民民办的，不是四川省政府办的；是薛焕联络绅民创办的，不是学政张之洞用政府资金创办的。
郭嵩焘在《诰授光禄大夫薛公墓志铭》中说得很直接：（薛公）
“创置尊经书院，有关吏治及人才、学校之原，其功至伟”。本文无意贬低张之洞，目的在于弄清楚二人在创立尊经书院中的作用，也就是二人在今四川大学校史上的准确定位。实际上，至于谁是尊经书院“创办者”，并非历来无争议，龙晦先生即坚决认为薛焕是“创办者”（可以参看他的《论薛焕、王闿运创办尊经书院》，至于说王闿运是创办者，他是从王闿运奠定了书院的学说地位而言）。
其实，张之洞本人倒从未声称自己是尊经书院的创办人，这与当时正人君子视掠人之美为可耻有关，更何况薛焕也算是前辈。于情于理，他不至冒人之功。反而在他光绪二年润五月给王廉生的信中谈到他为四川生员编写的《书目》时，声称：“以职司所在，不敢谦避”，至“《輶轩语》一本……本不足登大雅之堂，不过欲使执事知弟在此劳精弊神，舌蔽唇焦，大事皆为此等事”。张之洞离任时，念念不忘尊经书院。他在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继任的谭宗浚（叔裕）写信交代诸事时说：“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倦倦不忘。此事建议造端，经营规画，鄙人与焉。”他只说自己“与焉”，没有说“皆鄙人亲力焉”。并寄望后任：“今日略有规模，未臻坚定，章程学规，具在精鉴，斟酌损益，端赖神力。他年院内生徒各读百卷书，蜀中通经学古能得百人，执事之赐也。”他还关心新的山长选聘问题。就在这封信中，张之洞对书院学生特别是杨锐大加赞赏：“才英迈而品清洁，不染蜀人习气，颖悟好学，文章雅赡，史事颇熟，于经学小学，皆有究心。”（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总第10133页）在其所写的《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一文中，张之洞就开宗明义说道：“同治十三年四月，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光绪元年春，书院成，择诸生百人肄业其中。都督盱眙吴公与（下缺，据《张之洞全集》，其后为：薛侍郎使之洞议其章程）……”
尊经书院的创立，是四川近代史上的大事，除了它在教育史上的地位，除了前面提到的它是近代蜀学的发祥之地外，还在于它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中国有较大影响的杰出人才，除“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外，尚有吴之英、廖季平、宋育仁、张澜、吴玉章、彭家珍等响当当的人物。这都和薛焕、张之洞，以及历任四川学政、尊经书院山长倾注的心力密不可分。作为川人，应当为两位先贤所起作用准确定位。薛焕的远见卓识，和他在创办尊经书院中的首倡之功，创办之劳，不应被后世遗忘。
尊经书院倡办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次年即建成开课，曾经培养出一大批政治上、学术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是四川清末维新运动的大本营和后来辛亥革命人士的摇篮。1902年，清廷“废科举，兴学堂”，废旧式书院改西式学堂，时任四川总督奎俊遂以尊经书院为基础，在原址合并新办的四川中西学堂（鹿传霖任川督时于1896年兴办）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后来因为朝廷规定除京师外各省级学堂不得冠以“大学堂”之名，四川通省大学堂复改名省城高等学堂，1903年，又将附近锦江书院并入，正式成为今四川大学的前身。川大后迁现址九眼桥，尊经书院旧址后成为军服厂厂房，现开发为商业房和民居，面目全非，原址仅有一碑标明。而锦江书院原址今则为石室中学。
尊经书院放弃传统书院的八股文教育，以不课时文，讲习经义，“讲求实学，造就真才”为目的，教导学生不志科举，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四川开创了新式书院教育的先河。
那么是谁创办了这所在四川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尊经书院呢？目前主流的宣传资料，均认为其创办人是时任四川学政张之洞。但经笔者据史料多方考证，认为其创办者应是在籍侍郎薛焕。
薛煐等人所呈奏折
张之洞曾经“臭名昭著”，被抛尸荒野。但其人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一代名臣，在晚清名动天下，士子皆以认作弟子为荣。晚清历史中，张之洞的确值得大书一笔。比之“文正公”，他这个“文襄公”为人处世，洞察世事，值得称道的地方很多，尤其他热心教育（育人）。戊戌政变期间，他力图营救七君子之一杨锐，不惜以身家担保，虽然不果，但其行颇为磊落。张之洞同治十二年简放四川学政。次年，即同治十三年，张之洞与时任四川总督吴棠，应在籍侍郎薛焕等乡绅十五名所请，奏请开办尊经书院。
张之洞一贯热心教育，在湖北任上即办有武昌经心书院。这个“厅长”，抓教育，既有热情，又肯“操心”。按规定，光有薛焕等人倡办书院之请，没有领导支持、政府批准，也是办不成的.但支持不等于“创办”，支持是职责所在，创办则是首倡亲为，从无到有。
筆者曾经仔细阅读过《奏为绅民请捐建尊经书院并刊刷经史以裨实学》奏折原件。川大校史馆有此奏折副本，笔迹不同，系另有所出。魏红翎在写《成都尊经书院史》时，得到川大校史馆馆长特许，才有机会取出一读，“得以全文披露”。在此将全文用繁体抄录如下（括号中是我大胆更正的笔误）：
奏為紳民請捐建尊經書院並刊刷經史以裨實學
恭折仰祈
聖鑒事。竊臣據在籍候補京堂薛煥、翰林院編修伍肇齡等呈稱：書院之設，原為國家培養人才。士子在院讀書，必閱經明行修。我朝文治獨隆，經學之盛，超軼前代。惟川省介在邊隅，士子苦鲜師资，且無經史善本致根柢之學，未能實在講求。紳民等公同集議，請于省城覓購基地，另建尊經書院，速延名師講習經學，並鐫刻經史諸書，以资研究而育真才。惟建院鐫版及預籌束脩膏火等费，非集有鉅款不敷辦理，原（願）由閣省紳民公同捐助，通力合作，傳（俾）易蒇事等憎（情）。當經批行司道妥議。去後茲據署布政使英祥、署鹽茶道黄雲鵠詳稱：查川省地方，省內向建有錦江書院，省外各府廳州縣亦各分建書院，均系專課詩文，其經義古學闕焉未講。是以各屬士子能文者多，專經者少。今閤省紳民以經學素乏師承，考訂亦鮮依據，議于省城另建尊經書院，講習經義並鐫刻經史善本用资考據。所有一切經费議由閤省紳糧公捐分屬措籌，尚屬眾擎易舉。已據該紳等覓得城南基址一處，地尚寬敞，足敷修建。似應如請辦理，並聲明收支、監修等事均系民捐民辦，將來工竣請免造報等情，詳請（情）會奏前來。
臣查經術為政事之根柢，經學實文藝之本源。蜀省雖僻處卥陲，
向為人文淵薮。近因疊觏兵焚（燹） ，典籍罕存，師承日鮮。雖有聰明之士，寡聞鮮見，不免眙誚空疏。臣于上年刊刻《朱子全書》、《四史》等書，發交通省各書院俾资講習，尚慮不敷傳佈，該紳等所請系為講求實學，造就真才起見，有裨作人雅化。
其修院、刊書經费既由民捐民辦，不動官帑，應請免其報銷。且書院肄業各生，該紳等議請均由學臣按試各郡，隨時拔取諮送住院，尤足以昭慎重。除督率同（司）道詳議書院章程，並遴選公正紳董經理外，所有紳民公請捐建書院、並鐫刻經史各緣由，理合會同學政臣張之洞合詞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可见这份资料是抄录存档的，得到朱批后，才又备注：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这个奏折说清了书院缘起。第一，“在籍候补京堂薛焕、翰林院编修伍肇龄等呈称”，这与后面将引用的《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说法相同.然后说了一通为何需要办这个书院。第二，说了办学方针：“远延名师讲习经学，并镌刻经史诸书，以资研究而育真才。”第三，说清了办学的钱从何来，这点决定书院民办还是官办的性质，是张学政用政府的钱还是薛侍郎等筹集经费来办：“惟建院镌版及预筹束修膏火等费，非集有巨款不敷办理，原（愿）由合省绅民公同捐助，通力合作，传（俾）易蒇事等恉（情）”，并且言明“收支、監修等事均系民捐民办”。这样，地已经找好了，方针已经讨论好了，钱也有着落了，就请“厅长”大人、“省长”大人签个字，叫秘书起草个奏章，上奏批准了。于是省上高度重视，雷厉风行，派人了解情況，最后觉得实有必要，而且办学方针明确，课程适用。尤其是不花政府一分钱：“该绅等所请系为讲求实学，造就真才起见，有裨作人雅化。其修院、刊书经费既由民捐民办，不动官帑。”既然没有花公家一分钱，当然不必向政府报销，所以：“应请免其报销。”政府的责任在行使监管权：“督率同（司）道详议书院章程，并遴选公正绅董经理”，如此等等。吴棠作为政府一省之长，何乐而不为？“理合会同学政臣张之洞合词恭折具奏”。 由上可见，薛焕牵头的“绅等”是办学主体，得到吴棠、张之洞的大力支持，最后皇上表示认可“知道了”。于是，尊经书院办成了，薛焕亲任山长一职。尊经书院最终成为近代蜀学的发祥之地，“戊戌变法期间四川维新运动的大本营”（魏红翎语）。显然，薛焕才应该是书院的创办者，尊经书院完全是民办书院，起码创办初期是如此。顺带说一句，张学政在学院开办后也捐了不少钱买书。
在四川大学校史馆资料中，称张之洞为“创办者”，薛焕为“发起人”。按现在的语境理解，发起人只是动嘴（或笔）而已，不动手的。此外，除历任山长姓名介绍外，对两位尊经书院大有关系的人物所做的介绍，笔者觉得其内容也有不妥之处。
那么，张之洞于建立尊经书院一事上，究竟该处于何等地位呢？首先，张之洞在尊经书院历史上，功不可没。作为地方主管教育的行政首长，他是尽职尽力的。两年多的时间，他倾注心力办成了这一件大事，而不是仅将报告打上去，上级批了，剩下的事交代属员盯一下就甩手不管。薛焕与他商定书院章程，他亲手制定。书院的主讲，他与吴棠到处物色。他的《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此文成稿时，张方离任）成为书院乃至四川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遇到张之洞这样的学政，是川人之福。可以说他代表官方，大力促成了书院的创设，书院开办后又投入了极大心血于书院的运作。简言之，没有薛焕，办不成尊经书院；没有张之洞这样有远见、年轻有为的领导，纵有吴棠，也办不成这样的尊经书院。但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他是“创办者”，也改变不了尊经书院为民办的性质。至于以后书院的合并、改制，最终成为官办“省城高等学堂”以至今日之四川大学，则是后话。简而言之：尊經书院是绅民民办的，不是四川省政府办的；是薛焕联络绅民创办的，不是学政张之洞用政府资金创办的。
郭嵩焘在《诰授光禄大夫薛公墓志铭》中说得很直接：（薛公）
“创置尊经书院，有关吏治及人才、学校之原，其功至伟”。本文无意贬低张之洞，目的在于弄清楚二人在创立尊经书院中的作用，也就是二人在今四川大学校史上的准确定位。实际上，至于谁是尊经书院“创办者”，并非历来无争议，龙晦先生即坚决认为薛焕是“创办者”（可以参看他的《论薛焕、王闿运创办尊经书院》，至于说王闿运是创办者，他是从王闿运奠定了书院的学说地位而言）。
其实，张之洞本人倒从未声称自己是尊经书院的创办人，这与当时正人君子视掠人之美为可耻有关，更何况薛焕也算是前辈。于情于理，他不至冒人之功。反而在他光绪二年润五月给王廉生的信中谈到他为四川生员编写的《书目》时，声称：“以职司所在，不敢谦避”，至“《輶轩语》一本……本不足登大雅之堂，不过欲使执事知弟在此劳精弊神，舌蔽唇焦，大事皆为此等事”。张之洞离任时，念念不忘尊经书院。他在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继任的谭宗浚（叔裕）写信交代诸事时说：“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倦倦不忘。此事建议造端，经营规画，鄙人与焉。”他只说自己“与焉”，没有说“皆鄙人亲力焉”。并寄望后任：“今日略有规模，未臻坚定，章程学规，具在精鉴，斟酌损益，端赖神力。他年院内生徒各读百卷书，蜀中通经学古能得百人，执事之赐也。”他还关心新的山长选聘问题。就在这封信中，张之洞对书院学生特别是杨锐大加赞赏：“才英迈而品清洁，不染蜀人习气，颖悟好学，文章雅赡，史事颇熟，于经学小学，皆有究心。”（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总第10133页）在其所写的《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一文中，张之洞就开宗明义说道：“同治十三年四月，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光绪元年春，书院成，择诸生百人肄业其中。都督盱眙吴公与（下缺，据《张之洞全集》，其后为：薛侍郎使之洞议其章程）……”
尊经书院的创立，是四川近代史上的大事，除了它在教育史上的地位，除了前面提到的它是近代蜀学的发祥之地外，还在于它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中国有较大影响的杰出人才，除“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外，尚有吴之英、廖季平、宋育仁、张澜、吴玉章、彭家珍等响当当的人物。这都和薛焕、张之洞，以及历任四川学政、尊经书院山长倾注的心力密不可分。作为川人，应当为两位先贤所起作用准确定位。薛焕的远见卓识，和他在创办尊经书院中的首倡之功，创办之劳，不应被后世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