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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文学史著。该书以活泼多姿的行文风格和重本体研究的批评特色见长,书中不乏作者的真知灼见,但值得商榷之处也不少。本文谨就其曹禺批评,对《雷雨》“写作上的投机心理”、紫漪形象刻画的缺乏民族性格以及曹禺对西方名剧的“窃取”等问题试与司马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