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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ABC的全称是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意即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原名澳大利亚传媒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重点面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受众，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西方主流媒体之一，其与BBC（英国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同为世人耳熟能详，其中文部主要针对亚太地区庞大的华裔、华人群体，影响巨大。作为ABC中文部主任，方先生少小去国、游学异域，青春倥偬、心系宗祖，在中西文化间相互融合，不同背景媒体间相互促进上最有发言权。通过本期的访谈，读者们不但可以加深对ABC电台的熟悉和进一步认识，切实感受西方媒体的架构和方式，更能从中汲取自身进步的营养，近窥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开启携手并进的未来之门。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好，方主任，很荣幸能采访到您，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部的基本情况、栏目特色以及受众群体！
方腾：您好，很荣幸能接受《今传媒》这样一个權威性媒体杂志的采访。我所就职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拨款资助的公共广播、电视及多媒体机构。2012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刚刚庆祝了80岁的生日。澳大利亚人亲切地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为是“阿姨”。这个机构完全是一个靠政府拨款，纳税人的资金运作的非商业性机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商业收入仅局限于分布在各地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商店，出售节目及纪念品和节目销售）。在各个平台，节目中完全不穿插广告或是赞助。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确保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不受任何商业企业的影响。澳大利亚国会通过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宪章》确保其编辑独立性、自主性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目前有一套模拟电视节目，被称为ABC1-综合频道，另外三套数字电视频道-ABC2 –幼儿与娱乐信息频道，ABC3-青少频道；及ABC24小时新闻台。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有一个国际电视频道-澳大利亚电视网。在广播方面，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有多套全国性的专业功能的广播电台，例如：古典音乐台、青年音乐台、全国广播电台、24小时新闻及国会辩论转播台，还有分散在各地的几十个地方台。在澳大利亚国内，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拥有多个数字广播电台，例如澳大利亚流行歌曲新人台、体育大看台等。在对外广播方面，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属下的澳大利亚广播电台（Radio Australia）70多年来一直担负着这方面的重任。
目前澳广中文部拥有8名节目制作人员。随着通讯技术的变化，澳广在转型，澳广中文节目也在转型。目前，中文部一天制作一个小时的现场直播的新闻、时事、资讯类节目（直播时间为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8点，即北京时间6点），全天候的网站（radioaustralia.net.au）中包括新闻、广播节目以及英语教学节目。在不断扩展的社交媒体，中文部开设了四个新浪微博帐号（ABC澳洲广播电台、ABC澳广电台方腾、ABC澳大利亚国际电视台、ABC英语直通车）。经过2010年的战略性调整之后，澳广现在的定位是立足澳大利亚，放眼亚洲，通过澳大利亚的视角审视大小事。我们中文节目不仅要顾及到海外受众（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新西兰），还要贴近澳大利亚华人的生活。我们的节目涵盖对澳大利亚文化、生活的介绍，对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社区的介绍和报道，对重大亚洲事务、国际事务的报道，对中港台大中华区的报道与分析。节目内容涉及新闻、时事、财经、体育、亚太华人事务、侃谈澳大利亚大小事等。
除了电视和广播之外，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来还与时俱进，大力出资发展多媒体，即网上视听、手机平台及高科技产品。
记者：您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工作之前，曾从事过15年的电台工作。您的这段工作经历对您现在的管理工作有什么影响或者激励？
方腾：我现在从事的是中层管理，这意味着我不仅要负责中文部战略性大方向的指定、人员及节目的管理，与电台内外人员、机构的交流、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内部其他电视、广播节目的采访，当然，还要参与、把关每天节目、网站和微博的制作。制作节目正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我到澳广工作之前，我曾经就职于多家澳大利亚及国际广播电视机构，因而对于节目制作和新闻采编早已轻车熟路。不过，如何能带领一个团队制作高水准、让受众喜欢的节目不仅需要有节目制作的丰富经验，还要有很好的新闻嗅觉，市场营销的理念及对受众需求的最新认知。可以说，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给我这样的电台中层带来了很多的优势，网站点击率等各种数据源源不断地进入到我的电脑，对这些数字的分析与解读成为我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对于我来说，微博可以说仍是个新鲜事物。如何构建一个与受众实时交流的平台，如何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媒体人的必修之课。目前，媒体的变革几乎天天都在进行之中。我的一个理念就是找准方向，大胆尝试，充分吸收、学习新鲜事物。让我们从创新的体验中寻找崭新市场。我坚信，媒体人要善于随着外部大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不过，从市场学的角度来看也要知道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在哪里，怎样让受众知道你的存在和新产品的出现。我和我的团队最发愁的就是如何确定战略方向，如何不断更新战略方向。媒体中层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做人的工作。还好，我在大学除了学新闻之外，还选修了心理学。这对我工作中的人际交往，团队精神的建立至关重要。我发现，建立一支志同道合，齐心协力的团队对于在媒体竞争的大战中获胜是不可缺少的。团队成员的向心力和相互理解与沟通会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在担任澳广中文部主任之前，做人的思想工作是我的一个弱项。我对解决同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时束手无措。但是，两年多的历练使我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你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你。下属对你的尊重不是来自你的职位，而应该是对你工作、为人的佩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新闻传播方面取得重大的发展和突破。这些年您不断活跃于墨尔本的华人社区，而且还从事中文教育及翻译工作，您是怎样把我国厚重的文化精髓和底蕴很好的推向国际呢？请您谈谈具体情况。 方腾：中国的发展以及取得的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在海外生活的华人体验得最为深刻。媒体是传播信息的重要途径。然而，中华文化的传播则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软实力。除了传媒是我的一个终身兴趣之外，教授中文也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之所以愿意倾注我的时间与精力在教授中文之上，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能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其他人是一种人生极大的乐趣。在很多场合看到我以前的学生叫我一声校长好，心里美滋滋的，有很强的成就感。目前，在墨尔本，中文学校犹如雨后春笋，发展得很快。但是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只注重本地华裔的后代，而忽略了非中文背景的其他族裔学生对中文的学习。这需要像我这样的中文教育界人士更好地面对、解决。
至于翻译，也是我一个爱好。作为一名语言工作者，我希望能通过口译、笔译更加熟练地掌握中英文两种语言。对于同声传译的尝试也让我学了一门新手艺，体验到了作为高级翻译的辛劳与乐趣。这对于我的新闻工作也有好处。
记者：中外传媒文化有哪些差异和不同呢？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方腾：对于在澳大利亚新闻系毕业的我来说，中西媒体的差别蛮大。西方媒体不大讲究导向问题，而是尽量把不同观点展现在大家面前。由受众自己鉴赏对错，谁是谁非。西方媒体与公众期待更多的负面报道，而不是歌功颂德的正面消息。西方记者批判性很强，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任何讲话，除非已经被记者本人证实过。现如今，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看到“快餐式”的媒体形式，深入报道与分析不再受到大多数人的宠爱。这种媒体文化其实很危险。为了生存，一些商业媒体更注重的是节目的形式，包装，以迎合大众的好奇心来赢得收听率，收视率。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有，但是没有那么的严重。
记者：您作为一位优秀的国外广播电台管理人员，您对我国电台的管理和运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国外传媒的发展模式及理论实践对中国电台乃至整个传媒的发展有什么借鉴和启示吗？
方腾：一直以来，由于广播电视媒体都处于老大的位置，危机感不强。再加上财大气粗，往往不能及时抓住媒体变化。深入市场，了解受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是成功的第一要素。同时，你的媒体产品必须独具匠心，没有人可以复制。主持人和他们的风格，以及运作、交流良好的制作团队都是不可复制的。由此可见，人才是广播最终成功的要素，如何招到、揽住这些人才，?怎样将他们包装，推广也是一门很重要的技能。
在今后五年的时间中，媒体变化将会十分巨大。如何把握消费者的媒体消费习惯的变化，及时跟进，不怕失败地大胆尝试将是媒体媒体管理人员的巨大挑战。媒体的多方位发展，对市场的深入分析将会给电台扩展到其他领域带来新的生机。产业多样化是媒体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些所涉及的领域必须是媒体能充分扩大电台影响与发挥核心能力的领域。
记者：在新媒体不断出现而且蓬勃发展的今天，您认为作为传统媒体的电台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能占领市场经济的舞台？
方腾：现在是传统媒体大变革的时代。在澳大利亚，一些纸媒和电台、电视台感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多的受众选择网络和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摄取的主要途径。广告、赞助也渐渐地远离了主流媒体，逐渐分流到了新媒体。不仅如此，随着科技的发展，受众不再接受大众传媒的概念，而更加窄化的小众意识不断增强。自媒体（独媒体，即一对一的媒体传播形式）将可能成为满足受众需求的唯一办法。在澳大利亚，一些流行歌曲网站提供上百万首最时尚的歌曲，虽然不允许下载，但是在交纳钱数不多的月费之后，可以没有限制地收听。这有可能会取代目前的流行音乐电台。
社交媒体，例如海外的推特和Youtube逐渐成为重要的新闻传播渠道。国内的新浪微博等也逐渐成为了非传统的新闻机构。他们成为很多年轻人消费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它有可能会取代24小时新闻、资讯电台。受众也不再满足你播我听的传统模式，而希望直接参与节目的制作，将他们的理念，观点不受限制地传播出去。传统的广播还面对视频的挑战。再加上广播的竞争不再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国际媒体，海外的地方电台也将加入到数字媒体的竞争之中。在海外，由于设备和频率资源成本进一步下降，很多私营机构大量涌入多媒体市场。还有人预测，今后的媒体将多以视频，而不是文字作为主要载体。这意味着广播的出路就是朝着媒体整合的方向发展。广播的优势就是陪伴性、生活性、参与交流性。它必须结合电视的视频、社交媒体的放射性、贴近式的传播方式，在品牌的效应下，以各类广播以外的大型活动的支撑下，继续坚定地生存下去。总之一句话，广播如果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借用其他媒体平台的优势，将广播节目视频化，传播方式多样化，平台全面化（不要被束缚在自己的平台上）。资讯信息可以被改编成各种适合不同载体的形式，一次撰稿，多平台、载体发送。只有这样，广播的经济优势才能发挥出来。
记者：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趋频繁密切，中国对外传播的实力和规模不断扩大，您认为我国在中外文化传播方面有哪些还需要改进和完善？
方腾：近几年，中国的对外传播投资力度很大。这主要是中国政府扩大软实力，争取国际话语权努力的一部分。不但中央政府，省市政府的“走出去”的战略也在媒体向外扩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频道、节目落地了，并不意味着海外的受众乐于选择观看来自中国的节目。到目前为止，还有些节目宣传的口味很重，有些時候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海外受众有很多选择余地，对是否是真实报道，还是宣传很了解。尤其是海外的华人，对于八股文式的宣教不是很接受。同时，以英语为母语的受众，因为在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上与中国有着极大的差异。他们善于自己思考，不习惯中国媒体的舆论导向职责。我认为，中国媒体必须放下国内的新闻制作方式，广泛采取西方的新闻编辑、撰写的原则，更贴近海外的受众。就拿中央电视台为例，虽然很多节目已经由外籍人士主持，但是新闻的编写与内容仍旧有别于其他媒体，新闻、时事缺乏批判性，导向性太强。节目的包装是很容易学到的，但是，缺乏质疑性的报道，让海外受众无法认同。还有一点是我在2011年重庆召开的中新社海外华文媒体分组会议上谈到的，那就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和学者应该多利用海外主流媒体发出中国的声音。就拿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而言，我们的很多记者愿意用英文采访中国官员和学者。可是，有些学者讲不了英文，而会讲英文的官员和学者缺又不愿意接受采访，担心话说错，还不如不说。对于中国而言，通过海外主流媒体发出中国的声音是最有效的争取话语权的做法。据我了解，海外主流媒体希望听到中国不同的声音，但是却一直难于找到这些机会。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好，方主任，很荣幸能采访到您，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部的基本情况、栏目特色以及受众群体！
方腾：您好，很荣幸能接受《今传媒》这样一个權威性媒体杂志的采访。我所就职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拨款资助的公共广播、电视及多媒体机构。2012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刚刚庆祝了80岁的生日。澳大利亚人亲切地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为是“阿姨”。这个机构完全是一个靠政府拨款，纳税人的资金运作的非商业性机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商业收入仅局限于分布在各地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商店，出售节目及纪念品和节目销售）。在各个平台，节目中完全不穿插广告或是赞助。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确保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不受任何商业企业的影响。澳大利亚国会通过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宪章》确保其编辑独立性、自主性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目前有一套模拟电视节目，被称为ABC1-综合频道，另外三套数字电视频道-ABC2 –幼儿与娱乐信息频道，ABC3-青少频道；及ABC24小时新闻台。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有一个国际电视频道-澳大利亚电视网。在广播方面，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有多套全国性的专业功能的广播电台，例如：古典音乐台、青年音乐台、全国广播电台、24小时新闻及国会辩论转播台，还有分散在各地的几十个地方台。在澳大利亚国内，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拥有多个数字广播电台，例如澳大利亚流行歌曲新人台、体育大看台等。在对外广播方面，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属下的澳大利亚广播电台（Radio Australia）70多年来一直担负着这方面的重任。
目前澳广中文部拥有8名节目制作人员。随着通讯技术的变化，澳广在转型，澳广中文节目也在转型。目前，中文部一天制作一个小时的现场直播的新闻、时事、资讯类节目（直播时间为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8点，即北京时间6点），全天候的网站（radioaustralia.net.au）中包括新闻、广播节目以及英语教学节目。在不断扩展的社交媒体，中文部开设了四个新浪微博帐号（ABC澳洲广播电台、ABC澳广电台方腾、ABC澳大利亚国际电视台、ABC英语直通车）。经过2010年的战略性调整之后，澳广现在的定位是立足澳大利亚，放眼亚洲，通过澳大利亚的视角审视大小事。我们中文节目不仅要顾及到海外受众（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新西兰），还要贴近澳大利亚华人的生活。我们的节目涵盖对澳大利亚文化、生活的介绍，对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社区的介绍和报道，对重大亚洲事务、国际事务的报道，对中港台大中华区的报道与分析。节目内容涉及新闻、时事、财经、体育、亚太华人事务、侃谈澳大利亚大小事等。
除了电视和广播之外，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来还与时俱进，大力出资发展多媒体，即网上视听、手机平台及高科技产品。
记者：您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工作之前，曾从事过15年的电台工作。您的这段工作经历对您现在的管理工作有什么影响或者激励？
方腾：我现在从事的是中层管理，这意味着我不仅要负责中文部战略性大方向的指定、人员及节目的管理，与电台内外人员、机构的交流、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内部其他电视、广播节目的采访，当然，还要参与、把关每天节目、网站和微博的制作。制作节目正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我到澳广工作之前，我曾经就职于多家澳大利亚及国际广播电视机构，因而对于节目制作和新闻采编早已轻车熟路。不过，如何能带领一个团队制作高水准、让受众喜欢的节目不仅需要有节目制作的丰富经验，还要有很好的新闻嗅觉，市场营销的理念及对受众需求的最新认知。可以说，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给我这样的电台中层带来了很多的优势，网站点击率等各种数据源源不断地进入到我的电脑，对这些数字的分析与解读成为我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对于我来说，微博可以说仍是个新鲜事物。如何构建一个与受众实时交流的平台，如何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媒体人的必修之课。目前，媒体的变革几乎天天都在进行之中。我的一个理念就是找准方向，大胆尝试，充分吸收、学习新鲜事物。让我们从创新的体验中寻找崭新市场。我坚信，媒体人要善于随着外部大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不过，从市场学的角度来看也要知道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在哪里，怎样让受众知道你的存在和新产品的出现。我和我的团队最发愁的就是如何确定战略方向，如何不断更新战略方向。媒体中层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做人的工作。还好，我在大学除了学新闻之外，还选修了心理学。这对我工作中的人际交往，团队精神的建立至关重要。我发现，建立一支志同道合，齐心协力的团队对于在媒体竞争的大战中获胜是不可缺少的。团队成员的向心力和相互理解与沟通会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在担任澳广中文部主任之前，做人的思想工作是我的一个弱项。我对解决同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时束手无措。但是，两年多的历练使我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你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你。下属对你的尊重不是来自你的职位，而应该是对你工作、为人的佩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新闻传播方面取得重大的发展和突破。这些年您不断活跃于墨尔本的华人社区，而且还从事中文教育及翻译工作，您是怎样把我国厚重的文化精髓和底蕴很好的推向国际呢？请您谈谈具体情况。 方腾：中国的发展以及取得的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在海外生活的华人体验得最为深刻。媒体是传播信息的重要途径。然而，中华文化的传播则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软实力。除了传媒是我的一个终身兴趣之外，教授中文也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之所以愿意倾注我的时间与精力在教授中文之上，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能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其他人是一种人生极大的乐趣。在很多场合看到我以前的学生叫我一声校长好，心里美滋滋的，有很强的成就感。目前，在墨尔本，中文学校犹如雨后春笋，发展得很快。但是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只注重本地华裔的后代，而忽略了非中文背景的其他族裔学生对中文的学习。这需要像我这样的中文教育界人士更好地面对、解决。
至于翻译，也是我一个爱好。作为一名语言工作者，我希望能通过口译、笔译更加熟练地掌握中英文两种语言。对于同声传译的尝试也让我学了一门新手艺，体验到了作为高级翻译的辛劳与乐趣。这对于我的新闻工作也有好处。
记者：中外传媒文化有哪些差异和不同呢？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方腾：对于在澳大利亚新闻系毕业的我来说，中西媒体的差别蛮大。西方媒体不大讲究导向问题，而是尽量把不同观点展现在大家面前。由受众自己鉴赏对错，谁是谁非。西方媒体与公众期待更多的负面报道，而不是歌功颂德的正面消息。西方记者批判性很强，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任何讲话，除非已经被记者本人证实过。现如今，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看到“快餐式”的媒体形式，深入报道与分析不再受到大多数人的宠爱。这种媒体文化其实很危险。为了生存，一些商业媒体更注重的是节目的形式，包装，以迎合大众的好奇心来赢得收听率，收视率。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有，但是没有那么的严重。
记者：您作为一位优秀的国外广播电台管理人员，您对我国电台的管理和运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国外传媒的发展模式及理论实践对中国电台乃至整个传媒的发展有什么借鉴和启示吗？
方腾：一直以来，由于广播电视媒体都处于老大的位置，危机感不强。再加上财大气粗，往往不能及时抓住媒体变化。深入市场，了解受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是成功的第一要素。同时，你的媒体产品必须独具匠心，没有人可以复制。主持人和他们的风格，以及运作、交流良好的制作团队都是不可复制的。由此可见，人才是广播最终成功的要素，如何招到、揽住这些人才，?怎样将他们包装，推广也是一门很重要的技能。
在今后五年的时间中，媒体变化将会十分巨大。如何把握消费者的媒体消费习惯的变化，及时跟进，不怕失败地大胆尝试将是媒体媒体管理人员的巨大挑战。媒体的多方位发展，对市场的深入分析将会给电台扩展到其他领域带来新的生机。产业多样化是媒体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些所涉及的领域必须是媒体能充分扩大电台影响与发挥核心能力的领域。
记者：在新媒体不断出现而且蓬勃发展的今天，您认为作为传统媒体的电台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能占领市场经济的舞台？
方腾：现在是传统媒体大变革的时代。在澳大利亚，一些纸媒和电台、电视台感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多的受众选择网络和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摄取的主要途径。广告、赞助也渐渐地远离了主流媒体，逐渐分流到了新媒体。不仅如此，随着科技的发展，受众不再接受大众传媒的概念，而更加窄化的小众意识不断增强。自媒体（独媒体，即一对一的媒体传播形式）将可能成为满足受众需求的唯一办法。在澳大利亚，一些流行歌曲网站提供上百万首最时尚的歌曲，虽然不允许下载，但是在交纳钱数不多的月费之后，可以没有限制地收听。这有可能会取代目前的流行音乐电台。
社交媒体，例如海外的推特和Youtube逐渐成为重要的新闻传播渠道。国内的新浪微博等也逐渐成为了非传统的新闻机构。他们成为很多年轻人消费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它有可能会取代24小时新闻、资讯电台。受众也不再满足你播我听的传统模式，而希望直接参与节目的制作，将他们的理念，观点不受限制地传播出去。传统的广播还面对视频的挑战。再加上广播的竞争不再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国际媒体，海外的地方电台也将加入到数字媒体的竞争之中。在海外，由于设备和频率资源成本进一步下降，很多私营机构大量涌入多媒体市场。还有人预测，今后的媒体将多以视频，而不是文字作为主要载体。这意味着广播的出路就是朝着媒体整合的方向发展。广播的优势就是陪伴性、生活性、参与交流性。它必须结合电视的视频、社交媒体的放射性、贴近式的传播方式，在品牌的效应下，以各类广播以外的大型活动的支撑下，继续坚定地生存下去。总之一句话，广播如果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借用其他媒体平台的优势，将广播节目视频化，传播方式多样化，平台全面化（不要被束缚在自己的平台上）。资讯信息可以被改编成各种适合不同载体的形式，一次撰稿，多平台、载体发送。只有这样，广播的经济优势才能发挥出来。
记者：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趋频繁密切，中国对外传播的实力和规模不断扩大，您认为我国在中外文化传播方面有哪些还需要改进和完善？
方腾：近几年，中国的对外传播投资力度很大。这主要是中国政府扩大软实力，争取国际话语权努力的一部分。不但中央政府，省市政府的“走出去”的战略也在媒体向外扩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频道、节目落地了，并不意味着海外的受众乐于选择观看来自中国的节目。到目前为止，还有些节目宣传的口味很重，有些時候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海外受众有很多选择余地，对是否是真实报道，还是宣传很了解。尤其是海外的华人，对于八股文式的宣教不是很接受。同时，以英语为母语的受众，因为在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上与中国有着极大的差异。他们善于自己思考，不习惯中国媒体的舆论导向职责。我认为，中国媒体必须放下国内的新闻制作方式，广泛采取西方的新闻编辑、撰写的原则，更贴近海外的受众。就拿中央电视台为例，虽然很多节目已经由外籍人士主持，但是新闻的编写与内容仍旧有别于其他媒体，新闻、时事缺乏批判性，导向性太强。节目的包装是很容易学到的，但是，缺乏质疑性的报道，让海外受众无法认同。还有一点是我在2011年重庆召开的中新社海外华文媒体分组会议上谈到的，那就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和学者应该多利用海外主流媒体发出中国的声音。就拿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而言，我们的很多记者愿意用英文采访中国官员和学者。可是，有些学者讲不了英文，而会讲英文的官员和学者缺又不愿意接受采访，担心话说错，还不如不说。对于中国而言，通过海外主流媒体发出中国的声音是最有效的争取话语权的做法。据我了解，海外主流媒体希望听到中国不同的声音，但是却一直难于找到这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