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武林已经变异、重构，精神的江湖却在我们对某种自由、正义以及超能力的想象中组合成了一幅中国式英雄图景。
　　庙堂与江湖：
　　“有了规矩就有了体面”
　　江湖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在此后的语义变迁中，江湖一词逐渐成为了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文艺化表达。江湖一词，专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政治有江湖，文人有江湖，至于普通老百姓，他们很少涉足江湖，其所拥有的是一亩三分地。
　　东汉末年，绿林起义，最终推翻了王莽统治。此时，豪侠之士等同于绿林好汉，与绿林词义相近的江湖，也便逐渐带上了豪侠的气息。快意恩仇、仗剑江湖，千古文人总有侠客之梦，在王朝统治的衰弱期，也总有一群不甘于既有秩序的“匪寇”，啸聚山林，将“侠以武犯禁”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
　　江湖有其对立之面，那就是庙堂。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实际上是两种身份的切换，普通人很难有这样的心境，因为这毕竟属于两个世界。
　　广义的江湖不仅仅指的是游侠，游侠是一种以武犯禁，是要形成社团要去帮助民间，帮助弱者。这是民间的一种积极的行动者。广义的江湖还包括一种消极的对抗者。一种是积极的干预，一种是消极的反抗，那么消极的反抗这一派，也称为江湖，即古代的隐士。不管是游侠子弟，还是这些消极的隐士，都是为庙堂所不喜欢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不合作精神，我不为你统治者服务，这是一种自古江湖社会的基本精神。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不需要你庙堂来插手我们的事情。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实际上推生了侠义精神以及江湖规矩的诞生。徐浩峰导演的《镖门》，里面戴老爷子有句话这样表达，叫“有了规矩就有了体面”。在徐浩峰演绎的江湖中，规矩是用来自重的，只有自重了，别人才能敬重你这个行当。比如刘安顺拒不给贝勒爷行跪拜礼，说镖门的规矩“雇主和镖师之间行的是主客之礼”，后来骄横的贝勒服了，说“做人就得有个做人的样儿”。《一代宗师》里，叶问说“跌打正骨，内功点穴，一概不会。无瓦遮头，舞龙舞狮，一概不教。”这就是自重。
　　商业武林：洗去侠义与残酷，成为实实在在的体育训练场
　　江湖与庙堂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庙堂的统治力无比强大时，江湖便大幅萎缩，成为统治者认可的门派或组织。当庙堂孱弱，其影响力无法控制底层时，江湖便随之扩张，一定程度上，那些武林中人，接管了秩序的维护权。
　　所以我们看到，民国时期，江湖势力无比强大，武馆分布众多，叶问、霍元甲、尚云祥、孙禄堂等一代宗师皆在彼时名声大噪。
　　更为牛气的江湖人杜月笙，可以与当时的顶层政治家有着超出寻常的关系。即便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对其所展现出来的某种精神、气质所吸引，比如章太炎就非常推崇杜月笙，为其做《高桥杜氏祠堂记》，将杜家渊源直接上溯到帝尧时期，无限拔高了杜月笙的身份。骈文大家饶汉祥还给杜月笙写过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直接将其等同为乱世中急公好义的公子。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秩序逐渐稳定，江湖便在此时逐渐衰亡。现实的衰亡可以催生出精神世界的无比强大。平江不肖生的精神遗脉被金庸、古龙、梁羽生们接管，他们创造出了一个更具文人色彩的武侠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平江不肖生是真懂武术的人，金庸们则更多在武术的基础上进行幻想、演绎。
　　此后，关于武术、江湖的影视作品开始大热，李小龙成为功夫的代名词，电影《少林寺》则让大陆70后、80后们第一次见识到了中国式超人。全民武术热以及武侠文学开始大爆发，武术的商业特质逐渐显现，武术成为一种文化IP，在《功夫熊猫》以及昆仑决的演绎中，达到了某种顶峰。
　　江湖开始洗去侠义与残酷的规矩，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体育训练场，成为庙堂所构建的一个产业，武侠也随之成为东方文化的某种象征，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成为某种可以对抗西方化的工具。徐克在《笑傲江湖》中，曾借东方不败之口说：你有科学，我有神功。这句颇有义和团色彩的话，代表了徐克的某种迷惘，也宣告了一场精神体操的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