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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张蕴钰，河北省赞皇县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清河、马岭、大陈庄、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副团长、军分区参谋长、旅参谋长、军副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西南剿匪和抗美援朝。1958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1961年改称基地司令员，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贡献。张蕴钰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在硝烟里百炼成钢
张蕴钰是河北省赞皇县人，1917年出生，赞皇县第一高级小学毕业。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赞皇县游击队队长、平汉游击队副大队长、独立团参谋长、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训练参谋等职务。
张蕴钰在太行山第一次大显身手是在1940年3月，当时他担任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7团副团长，黄镇指挥7团将前来抢粮的100余日军和200余伪军全歼于黑水河畔。日军旋即前来报复，张蕴钰和团政委一道指挥7团阻敌，在战斗中，7团生俘日军，缴获山炮，张蕴钰还指挥机枪射手击落日军飞机1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匆匆从大后方来到华北，美军海军陆战队以遣返日军战俘为名，也来到这里。1946年7月29日，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安平解放区发动进攻。最后，我军被迫撤出安平，美军和国民党军队联合占领安平镇，制造了“安平事件”。事件爆发后，党中央据理力争，先派遣一个调查小组进行调查，张蕴钰担任先遣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后经在南京的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的同意，国、共、美三方派人组成特别小组，中共方面的代表人选确定黄逸峰为代表，雷任民为第一副代表，张蕴钰为第二副代表，组员包括辛毅，他后来成为电影《停战以后》的剧作者。几天后，小组总算开会了，中共代表提出的调查工作程序问题，美方和国民党代表皆不响应。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还提出黄逸峰的代表资格问题，搅得小组会中途休会。待会议正常开始后的第一天，美方代表戴维斯出其不意地叫来三名美国军人，其中一个少校胳膊上还缠着绷带。戴维斯说这是在安平镇遭袭击的美军证人。面对如此擅自出现的“证人”，黄逸峰立即提出抗议，会议再次被迫中断。8月7日上午，中共作出让步，同意先听取美方“证人”的证词。一周后，中美双方代表带着草签的协议飞赴南京向各自的上级部门请示汇报。
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住处共三座院落，17号、35号是办公处，30号是周恩来的住处，张蕴钰被安排在参谋组，住17号院。张蕴钰在此工作了近一个月。其中，还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共代表团租来一部美国电影《女战士》放映。影片中有美军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画面。原子弹的火球、冲击波、倒塌的房屋、烧焦的尸体，这一切给张蕴钰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当时就想，中国有这东西该多好啊！没想到十二年后，他命中注定似的从事了中国核武器实验工作。
8月15日，叶剑英参加了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方会议。经过争论，通过了北平军调处关于“安平事件”的调查程序。当天下午，叶剑英返回北平，行前指示张蕴钰留在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帮助工作。进入9月，国共摩擦不断，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天，周恩来把张蕴钰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你回北平转告叶剑英，一是全面内战不可避免;二是执行部人员要减少;三是留少数人，准备坐监狱。完成任务后，张蕴钰于9月中旬回到太行第一军分区参谋长的工作岗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张蕴钰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参谋长赴朝参战。张蕴钰因为精明强干，得到了时任15军军长秦基伟的赞扬。秦基伟说他当军长期间，很幸运有两个好参谋长，一个是何正文，另一个就是张蕴钰。上甘岭战役前，秦基伟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提出一个“突不破”的战法，15军内持异议者甚众，张蕴钰真正理解秦基伟的思路，力排众议15军坚持坑道战斗。后来，秦基伟将军在回忆上甘岭战役时说：“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以后有人说过，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张蕴钰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军委扩大会议后的新轨迹
1958年5月22日，在周恩来的全面部署下，就研制核弹问题专门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成立研制机构、建立核试验场等工作随之紧锣密鼓地展开。曾在朝鲜战争上以上甘岭战役而闻名于世的15军参谋长，当时担任驻防大连的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经陈赓大将推荐，担负起了建设共和国核试验基地的重任。与此同时，我国有关技术专家已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选定敦煌为试验场区，并开始进行了相应的地质测绘和通讯建设。
1958年10月2日，勘察大队队长常勇陪同张蕴钰乘火车去了敦煌。到达驻地后，他详细地看了苏联顾问对核试验场的设计：试验场可试爆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随后，张蕴钰带领大家对敦煌场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并召开会议，科学而又理智地对它的各种弊端进行了全方位的权衡和分析。会议最后决定：否定现定场址，并向北京汇报。在报告中，他详细周密地陈述了否定敦煌场区的理由：试验场区严重缺水，水源只能依靠珍珠泉，不能满足生活和试验需要，其余大量用水只能靠水车远送，这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难以保障;场区大部分区域为飞沙区，无法建筑道路和其它基础工事，不能在场区进行大规模建设;场区离敦煌太近，主导向偏向下风处，有敦煌及城郊农村，更有千佛洞等重要古迹和南湖等较大居民点，且为国家开发区，核试验可能会污染该地区;根据有核国家核试验逐步转入地下的发展趋势，我国今后核试验的发展也会以地下为主，但根据勘察资料表明，场区地下水流向为西东方向，流经甘肃、陕西，对地下水资源会造成很大危害;由于受到气象、地理等条件限制，试验当量只能在2万吨左右，最大当量不能突破5万吨级，整个试验场区没有大的发展前景。 随后，张蕴钰专程来到北京，在陈赓大将召开的办公会上，汇报了敦煌场区的情况，提出了重新建场的建议。经会议反复研究，最后同意了张蕴钰转场的建议，并把新场址初定在罗布泊地区。
写入历史的“罗布泊”
1958年12月18日，张蕴钰和张志善、史国华等人飞抵乌鲁木齐，准备穿越戈壁在新疆罗布泊附近另寻新的场区。
经过3天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了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的黄羊大沟。在这一地区用了整整3天的时间，对地貌、水源、土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勘察结束后，张蕴钰匆匆飞回北京，将在罗布泊勘察的情况向万毅副部长、陈士榘司令员做了汇报。1959年1月下旬，他陪同万毅副部长、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对罗布泊选场区进行了空中考察，并在飞机上向万毅副部长逐一报告着地面情况。
2月初，由张蕴钰、陈士榘、万毅负责向国防部写了选场和转场报告，建议核武器试验地定点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1959年3月13日，国防部、总参谋部正式批准罗布泊为核试验基地。作为核基地的司令员张蕴钰也正式踏上了艰难的创业之路。
1959年5月下旬，张蕴钰率领刚刚组建的5万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罗布泊。这是继王震部队之后，新中国史上军队又一次大规模开赴西北边陲。不闻连天号角，没有金戈铁马，从硝烟战火中走来的军人将在千百年前经历过血与火浇铸的古战场上，静静地拉开铸造核盾牌的序幕。
中国军人的“禁区”经历
1960年，中国遇上了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十分困难，世界上一阵阵反华恶浪也接踵而至，给核弹研制和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建设工作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面对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之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张蕴钰挺起腰杆，以一个革命军人、一名共产党员的胆略和气魄，勇敢地迎接着无情的挑战：你走你的，我干我的，“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
由于孔雀河濒临枯涸，为保证部队用水，张蕴钰作出“苛刻”的规定：“一、三、五洗脸，二、四、六刷牙，星期天干擦。”常常是一盆水，洗完脸后留着下班后洗手，晚上洗脚，澄清后再用来洗衣服。身为司令员的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洗脸不用盆，一个小茶缸，先洗脸，再刷牙。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以至日后回到北京，他的这种“习惯”常使孩子们啼笑皆非。
基地的生活很苦。主食是当地的面粉和小米。因用水困难，米很难淘净，饭里含沙，人们硬是含沙而咽;新鲜蔬菜经过长途运输，都变成了干菜和烂菜，主要蔬菜只能靠榨菜和葱头。很多人因营养不良生病，烂嘴烂舌流鼻血，夜盲症像瘟疫一样流行。后来，由于经济愈发困难和其它原因，基地又遇上了“下马风”。一些单位被撤销，干部被调走，人们议论纷纷，担心核试验还能否搞下去。张蕴钰一次次召开基地全体人员大会，讲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讲中央领导对核武器试验的重视，讲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10多次亲自过问基地进展的情况。张蕴钰说：“就凭这些，我哪也不去。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这里搞成自己的原子弹试验场！”
在经济困难、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民族的自尊心、历史的使命感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张蕴钰率领着他的部队，继续在罗布泊奋战不息。
就这样，5万大军在张蕴钰的带领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于1963年12月底完成了核试验场的所有建设。102.438米高的铁塔也庄严地矗立于戈壁之中，只等着与“神弹”拥抱。
无垠戈壁腾巨龙
1964年9月25日24时前，原子弹按计划进入待命状态。1964年国庆节过后两个星期，10月14日下午，核试验委员会的领导人在试验场区一座不足30平方米的石屋里首次召开了全体会议，张爱萍总指挥宣布了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的决定和命令。
10月16日上午10时，张蕴钰和李觉、朱卿云分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驶去。铁塔顶端，中国人自力更生设计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有生命的“婴儿”安卧在特制的“铁屋”中。塔上缓慢地放下的吊篮把张蕴钰和李觉将军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间内。在那里他们清除了身上的静电又登了几级台阶才进入爆室，工程人员做完了塔上最后一项检查，合上了起爆电缆的电闸，张蕴钰在操作规程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张蕴钰回到白云岗指挥部的时候，张爱萍总指挥已经发出了“K1”指令。“K2”指令发出，他回到了自己的位置。“K3”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那种可怕的寂静一直持续到读秒的零时过后，但随即被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茫茫戈壁滩上出现灼人的亮光，一团浓烈的蘑菇云翻滚着向上升腾，强烈的冲击波呼啸着扫荡而过……
惊天动地的一爆，就在那一刻响彻天宇！那间金属小屋和铁塔的上半部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被炽热得气化了，下半部的残骸瘫倒在戈壁滩上，成为历史永久的纪念。铁塔附近戈壁滩上的石子化成了一粒粒黑豆状，大地变成一片松软的焦土。
张爱萍总指挥立即拿起了电话，兴奋地向周总理报告：“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只听电话另一端的总理反问：“怎么证明是核爆炸？”尽管在场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核爆炸无疑，但却无法回答。正在这时，技术员王克定报出了零后的第一个核数据，他用一种极简单的方法快速测定出了蘑菇云的高度。经过专家综合分析，张爱萍将军很快再次向总理报告：“根据多方面证实，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17时50分，一份详细的文字报告经过多方专家之手，由张爱萍上将和张蕴钰签发，报给了设在北京二机部的试验办公室，然后由刘杰部长报告给周恩来总理。震惊世界的罗布泊试验场的核爆炸使中央领导人兴奋不已。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时，周总理当场宣布：“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发布了中国爆炸成功原子弹的《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同时播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热烈祝贺首次核试验的巨大胜利》的贺电。
第二天，《人民日报》套红标题发出《号外》，全文发表了公报、声明和贺电。中国拥有核武器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世界。
1978年后，张蕴钰历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司令部参谋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下大力抓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试验任务，为国防科工委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2008年8月2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在硝烟里百炼成钢
张蕴钰是河北省赞皇县人，1917年出生，赞皇县第一高级小学毕业。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赞皇县游击队队长、平汉游击队副大队长、独立团参谋长、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训练参谋等职务。
张蕴钰在太行山第一次大显身手是在1940年3月，当时他担任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7团副团长，黄镇指挥7团将前来抢粮的100余日军和200余伪军全歼于黑水河畔。日军旋即前来报复，张蕴钰和团政委一道指挥7团阻敌，在战斗中，7团生俘日军，缴获山炮，张蕴钰还指挥机枪射手击落日军飞机1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匆匆从大后方来到华北，美军海军陆战队以遣返日军战俘为名，也来到这里。1946年7月29日，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安平解放区发动进攻。最后，我军被迫撤出安平，美军和国民党军队联合占领安平镇，制造了“安平事件”。事件爆发后，党中央据理力争，先派遣一个调查小组进行调查，张蕴钰担任先遣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后经在南京的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的同意，国、共、美三方派人组成特别小组，中共方面的代表人选确定黄逸峰为代表，雷任民为第一副代表，张蕴钰为第二副代表，组员包括辛毅，他后来成为电影《停战以后》的剧作者。几天后，小组总算开会了，中共代表提出的调查工作程序问题，美方和国民党代表皆不响应。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还提出黄逸峰的代表资格问题，搅得小组会中途休会。待会议正常开始后的第一天，美方代表戴维斯出其不意地叫来三名美国军人，其中一个少校胳膊上还缠着绷带。戴维斯说这是在安平镇遭袭击的美军证人。面对如此擅自出现的“证人”，黄逸峰立即提出抗议，会议再次被迫中断。8月7日上午，中共作出让步，同意先听取美方“证人”的证词。一周后，中美双方代表带着草签的协议飞赴南京向各自的上级部门请示汇报。
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住处共三座院落，17号、35号是办公处，30号是周恩来的住处，张蕴钰被安排在参谋组，住17号院。张蕴钰在此工作了近一个月。其中，还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共代表团租来一部美国电影《女战士》放映。影片中有美军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画面。原子弹的火球、冲击波、倒塌的房屋、烧焦的尸体，这一切给张蕴钰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当时就想，中国有这东西该多好啊！没想到十二年后，他命中注定似的从事了中国核武器实验工作。
8月15日，叶剑英参加了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方会议。经过争论，通过了北平军调处关于“安平事件”的调查程序。当天下午，叶剑英返回北平，行前指示张蕴钰留在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帮助工作。进入9月，国共摩擦不断，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天，周恩来把张蕴钰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你回北平转告叶剑英，一是全面内战不可避免;二是执行部人员要减少;三是留少数人，准备坐监狱。完成任务后，张蕴钰于9月中旬回到太行第一军分区参谋长的工作岗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张蕴钰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参谋长赴朝参战。张蕴钰因为精明强干，得到了时任15军军长秦基伟的赞扬。秦基伟说他当军长期间，很幸运有两个好参谋长，一个是何正文，另一个就是张蕴钰。上甘岭战役前，秦基伟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提出一个“突不破”的战法，15军内持异议者甚众，张蕴钰真正理解秦基伟的思路，力排众议15军坚持坑道战斗。后来，秦基伟将军在回忆上甘岭战役时说：“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以后有人说过，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张蕴钰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军委扩大会议后的新轨迹
1958年5月22日，在周恩来的全面部署下，就研制核弹问题专门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成立研制机构、建立核试验场等工作随之紧锣密鼓地展开。曾在朝鲜战争上以上甘岭战役而闻名于世的15军参谋长，当时担任驻防大连的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经陈赓大将推荐，担负起了建设共和国核试验基地的重任。与此同时，我国有关技术专家已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选定敦煌为试验场区，并开始进行了相应的地质测绘和通讯建设。
1958年10月2日，勘察大队队长常勇陪同张蕴钰乘火车去了敦煌。到达驻地后，他详细地看了苏联顾问对核试验场的设计：试验场可试爆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随后，张蕴钰带领大家对敦煌场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并召开会议，科学而又理智地对它的各种弊端进行了全方位的权衡和分析。会议最后决定：否定现定场址，并向北京汇报。在报告中，他详细周密地陈述了否定敦煌场区的理由：试验场区严重缺水，水源只能依靠珍珠泉，不能满足生活和试验需要，其余大量用水只能靠水车远送，这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难以保障;场区大部分区域为飞沙区，无法建筑道路和其它基础工事，不能在场区进行大规模建设;场区离敦煌太近，主导向偏向下风处，有敦煌及城郊农村，更有千佛洞等重要古迹和南湖等较大居民点，且为国家开发区，核试验可能会污染该地区;根据有核国家核试验逐步转入地下的发展趋势，我国今后核试验的发展也会以地下为主，但根据勘察资料表明，场区地下水流向为西东方向，流经甘肃、陕西，对地下水资源会造成很大危害;由于受到气象、地理等条件限制，试验当量只能在2万吨左右，最大当量不能突破5万吨级，整个试验场区没有大的发展前景。 随后，张蕴钰专程来到北京，在陈赓大将召开的办公会上，汇报了敦煌场区的情况，提出了重新建场的建议。经会议反复研究，最后同意了张蕴钰转场的建议，并把新场址初定在罗布泊地区。
写入历史的“罗布泊”
1958年12月18日，张蕴钰和张志善、史国华等人飞抵乌鲁木齐，准备穿越戈壁在新疆罗布泊附近另寻新的场区。
经过3天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了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的黄羊大沟。在这一地区用了整整3天的时间，对地貌、水源、土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勘察结束后，张蕴钰匆匆飞回北京，将在罗布泊勘察的情况向万毅副部长、陈士榘司令员做了汇报。1959年1月下旬，他陪同万毅副部长、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对罗布泊选场区进行了空中考察，并在飞机上向万毅副部长逐一报告着地面情况。
2月初，由张蕴钰、陈士榘、万毅负责向国防部写了选场和转场报告，建议核武器试验地定点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1959年3月13日，国防部、总参谋部正式批准罗布泊为核试验基地。作为核基地的司令员张蕴钰也正式踏上了艰难的创业之路。
1959年5月下旬，张蕴钰率领刚刚组建的5万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罗布泊。这是继王震部队之后，新中国史上军队又一次大规模开赴西北边陲。不闻连天号角，没有金戈铁马，从硝烟战火中走来的军人将在千百年前经历过血与火浇铸的古战场上，静静地拉开铸造核盾牌的序幕。
中国军人的“禁区”经历
1960年，中国遇上了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十分困难，世界上一阵阵反华恶浪也接踵而至，给核弹研制和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建设工作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面对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之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张蕴钰挺起腰杆，以一个革命军人、一名共产党员的胆略和气魄，勇敢地迎接着无情的挑战：你走你的，我干我的，“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
由于孔雀河濒临枯涸，为保证部队用水，张蕴钰作出“苛刻”的规定：“一、三、五洗脸，二、四、六刷牙，星期天干擦。”常常是一盆水，洗完脸后留着下班后洗手，晚上洗脚，澄清后再用来洗衣服。身为司令员的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洗脸不用盆，一个小茶缸，先洗脸，再刷牙。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以至日后回到北京，他的这种“习惯”常使孩子们啼笑皆非。
基地的生活很苦。主食是当地的面粉和小米。因用水困难，米很难淘净，饭里含沙，人们硬是含沙而咽;新鲜蔬菜经过长途运输，都变成了干菜和烂菜，主要蔬菜只能靠榨菜和葱头。很多人因营养不良生病，烂嘴烂舌流鼻血，夜盲症像瘟疫一样流行。后来，由于经济愈发困难和其它原因，基地又遇上了“下马风”。一些单位被撤销，干部被调走，人们议论纷纷，担心核试验还能否搞下去。张蕴钰一次次召开基地全体人员大会，讲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讲中央领导对核武器试验的重视，讲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10多次亲自过问基地进展的情况。张蕴钰说：“就凭这些，我哪也不去。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这里搞成自己的原子弹试验场！”
在经济困难、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民族的自尊心、历史的使命感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张蕴钰率领着他的部队，继续在罗布泊奋战不息。
就这样，5万大军在张蕴钰的带领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于1963年12月底完成了核试验场的所有建设。102.438米高的铁塔也庄严地矗立于戈壁之中，只等着与“神弹”拥抱。
无垠戈壁腾巨龙
1964年9月25日24时前，原子弹按计划进入待命状态。1964年国庆节过后两个星期，10月14日下午，核试验委员会的领导人在试验场区一座不足30平方米的石屋里首次召开了全体会议，张爱萍总指挥宣布了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的决定和命令。
10月16日上午10时，张蕴钰和李觉、朱卿云分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驶去。铁塔顶端，中国人自力更生设计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有生命的“婴儿”安卧在特制的“铁屋”中。塔上缓慢地放下的吊篮把张蕴钰和李觉将军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间内。在那里他们清除了身上的静电又登了几级台阶才进入爆室，工程人员做完了塔上最后一项检查，合上了起爆电缆的电闸，张蕴钰在操作规程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张蕴钰回到白云岗指挥部的时候，张爱萍总指挥已经发出了“K1”指令。“K2”指令发出，他回到了自己的位置。“K3”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那种可怕的寂静一直持续到读秒的零时过后，但随即被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茫茫戈壁滩上出现灼人的亮光，一团浓烈的蘑菇云翻滚着向上升腾，强烈的冲击波呼啸着扫荡而过……
惊天动地的一爆，就在那一刻响彻天宇！那间金属小屋和铁塔的上半部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被炽热得气化了，下半部的残骸瘫倒在戈壁滩上，成为历史永久的纪念。铁塔附近戈壁滩上的石子化成了一粒粒黑豆状，大地变成一片松软的焦土。
张爱萍总指挥立即拿起了电话，兴奋地向周总理报告：“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只听电话另一端的总理反问：“怎么证明是核爆炸？”尽管在场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核爆炸无疑，但却无法回答。正在这时，技术员王克定报出了零后的第一个核数据，他用一种极简单的方法快速测定出了蘑菇云的高度。经过专家综合分析，张爱萍将军很快再次向总理报告：“根据多方面证实，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17时50分，一份详细的文字报告经过多方专家之手，由张爱萍上将和张蕴钰签发，报给了设在北京二机部的试验办公室，然后由刘杰部长报告给周恩来总理。震惊世界的罗布泊试验场的核爆炸使中央领导人兴奋不已。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时，周总理当场宣布：“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发布了中国爆炸成功原子弹的《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同时播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热烈祝贺首次核试验的巨大胜利》的贺电。
第二天，《人民日报》套红标题发出《号外》，全文发表了公报、声明和贺电。中国拥有核武器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世界。
1978年后，张蕴钰历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司令部参谋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下大力抓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试验任务，为国防科工委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2008年8月2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