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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生，1910年生于河南省内黄县，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中共大名中心县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河北省委秘书长等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国家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兼纪委书记等职。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中共八大、十二大、十六大代表，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纪委委员。今年已105周岁高龄的刘汉生，回忆起往事仍然思维清晰、叙述流利。
先从大革命说起，那时的主要特点就是首次国共合作。当时有不少具有国共两党身份的人物，亦共亦国，称作“跨党”。当时我先加入了共产党，不到一年就“跨党”加入了国民党，同国民党员一样，每天早饭前向孙中山遗像鞠躬，再背《总理遗嘱》。
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迫不及待地要争夺领导权。北伐军刚一进驻上海，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和共产党决裂，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接着又是武汉汪精卫发动的“七一五政变”，宁汉合流，我党处在极其危险的时刻。
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一是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二是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由于“八七会议”自身就带有“左”倾盲动主义的色彩，所以我党在此后一段时间直到李立三、王明时期，都是由“左”倾路线统治。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出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再加上报仇心切，不看自身条件，盲目号召暴动，使革命力量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发动濮阳暴动：不考虑群众基础难以成功
土地革命时期，党还在幼稚阶段，很多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尚未具有科学的分析，因而就无法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中国疆域广大，加上各地情况不一样，各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可能都去执行同样的政策、策略，江南、华北、东北就各有各的特点。
南方社会结构是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北方则是相反。在我的家乡河南内黄、濮阳一带，大地主只有一两家，土地性质则是“外庄地”，也就是都不在地主身边，每年专程前往收租，地主与当地农民关系尚过得去。北方土地所有权分散，但农民中阶层颇多，大多是中农、雇农，小地主和富农雇工也不多，他们中最多的只拥有一二百亩土地。山东、河南、河北三省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农民的革命要求也不高。东北当时则是地广人稀，山东人出于生计来到此地，叫作“闯关东”。东北流行“跑马占地”，能跑多大地方就占多少土地，出租给他人或是转租，出现了带有东北特点的“佃富农”。
这一期间，唯一保存了革命实力并成功地建立了农村根据地的行动，正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革命处于低潮期间，毛泽东将斗争方向主动转为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进军，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井冈山，开展了长期的游击战争。
当时南方的革命形势发展良好，向苏联学习搞苏维埃运动，在农村建立政权，并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工农政权不断巩固、扩大。北方的党组织也组织了多次暴动，像河北的高蠡暴动、灵寿暴动、冀东暴动、磁县暴动，还有陕西刘志丹、许权中领导的渭华起义。
我是和王从吾一起从家乡河南内黄出来投身革命的。我参加领导了河南的濮阳暴动，那是在1928年，当时上海《申报》都报道了，说是“刘钦沛等四人发动濮阳暴动”。“刘钦沛”就是我当时的名字，排在第一号；第二个领导人是赵纪彬，我党著名理论家；第三个是李大山；第四个是王卓如，解放后曾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
搞暴动、起义，能否把群众发动起来是根本问题，还有就是一切行动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北方的经济状况与南方显然不同，照搬南方的“打土豪、分田地”那套肯定行不通。在军阀割据的局面下，社会充满着不公平现象，苛捐杂税压迫着所有人民群众，发动群众正应从这点入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虽然没有取得最后成功，但那个路子、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我们看了个油印的彭湃写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报告》，就照着做，果然就搞起来了。我在我老家利用农民夜校发动群众，我自己当老师，每天晚饭后把年青农民召集来，一边教他们认字，一边讲革命道理。接着就在村里调解纠纷，组织抗捐抗税，建立起一个“穷人会”。后来，周围村子的农民都闻讯而来，还让我也上他们村子去讲课，我被称作“小先生”，很快就把周围群众组织起来了。
我们濮阳暴动提出的口号就是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当时我们那个党组织内有个人，是个实力派，但革命起来一斗到他父亲头上，他就动摇叛变了，这一来我们都被暴露了，敌人马上调兵来镇压。北方的群众虽然也是苦大仇深，但没有像南方群众那样受过大革命风潮的影响，他们以安于天命的小农意识为主，缺乏斗争精神，加上北方党组织也较南方的薄弱，所以发动群众的力度也不够，这就难以团结起来形成革命力量。而那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占上风，完全不考虑当时斗争形势和群众基础，一味蛮干，也就难以保证成功。总的说，北方的这些暴动尽管一开始也曾有些声势，但一遇到镇压，就难以坚持下去，更无法形成气候，实际上没有一次取得胜利的。
在天津搞工人运动：激进盲动不会取得成果
由于我在当地暴露了，河北省的军阀也通缉我，于是中共北方局调我到天津去搞工人运动。1930年8月，我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市胶（皮）码（头）行动委员会书记。当时海河边上港口、码头很大，商船云集，工厂很多，是工人特别集中的地方。我就选择在海河河坝上立脚，开展工运。这里有几个大纺织厂，当时担任纺织行业行动委员会书记的刘仁同志就在其中一个纱厂活动，我俩经常接头。
因为当时党内是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主导，推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一搞工运就是总罢工、同盟罢工，不搞大的不过瘾。数年间，尽管工运活动积极，有时甚至斗争激烈，但由于是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所以没有取得大的成果。 1930年12月，我在天津被捕入狱。被捕的原因就是着装的问题。当时租界里，特别是日本的租界里，特务刁得很。我在英租界福爱里租住了一间楼下的房子，从家里出去要穿阴丹士林布大褂，打扮成一个学生。搞工运要去工厂、码头，半路上就要脱下大褂，放在当铺里，再换上一身工装，避免引人注意。回家时，为适合自己的身份又得换回大褂。人在机关工作，又常上工厂去，早晚会露出破绽。干白区工作不职业化、无工作掩护是不行的，我终于被敌人怀疑、盯上梢了。那一次我发现住房的门锁没了，结果当晚还没睡醒就被巡捕抓走了。我认为就是因为嫌麻烦没及时换装，最后被侦探认为可疑而盯上了。不过只蹲了半年监狱，没被巡捕局查出有什么大的嫌疑，就被放出来了。后来我在贫民区租了一间房，一晚上几个铜板、一床破席就能过，总穿着工装，一年到头一点儿事儿也没有。
1931年11月，我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当年12月起又担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每月津贴是12元大洋，这笔钱大部分是中央出，河北省委也给点儿。房租费是3元，吃饭是3元，工作经费也得好几元，当然党费也必须要交，按个人收入决定交党费数量。
有几名地下党员以教师职业为掩护，每月有几十元的薪水，我就因为这几十元还闹了个“特嫌”。当时的直南特委书记叫冯温，河北肥乡县人，他打算搞暴动，又无处下手，就要三个教员自己捐钱买枪，人家不愿捐，他就恼羞成怒。我替这三个人辩护，就被打成“托派”，下放到唐山去做“反帝工作”，实际上光挖煤。那段时间我实际上是“半脱党”，一年多时间里，工人都当不上，在矸子山捡煤维持生活兼做活动经费。
走上新的革命征途
1933年春，我担任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师中共秘密特派员。9月在北平被捕入狱，后转送到南京监狱。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时，所有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员都被释放，我也于1937年10月经叶剑英所在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保释出狱。当时我先是和陶铸、王鹤寿、张琴秋一起，被派去搞国共合作，后来又被派去重建直南特委。直南因地处直隶省南部而得名，主要包括今河北省的大名，河南省的南乐、清丰、濮阳、长垣，山东省的东明等县。
直南特委最大的成绩，是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四支队和黄河支队，后来全都发展成为我军的劲旅。1937年12月中旬，中共北方局派红军干部肖汉卿任四支队队长，广泛发动群众、扩充兵员，使其完全成为中共直南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我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1938年6月，四支队开赴馆陶、广平（今属河北省）一带，编为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第七支队，我任政治部副主任，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先从大革命说起，那时的主要特点就是首次国共合作。当时有不少具有国共两党身份的人物，亦共亦国，称作“跨党”。当时我先加入了共产党，不到一年就“跨党”加入了国民党，同国民党员一样，每天早饭前向孙中山遗像鞠躬，再背《总理遗嘱》。
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迫不及待地要争夺领导权。北伐军刚一进驻上海，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和共产党决裂，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接着又是武汉汪精卫发动的“七一五政变”，宁汉合流，我党处在极其危险的时刻。
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一是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二是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由于“八七会议”自身就带有“左”倾盲动主义的色彩，所以我党在此后一段时间直到李立三、王明时期，都是由“左”倾路线统治。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出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再加上报仇心切，不看自身条件，盲目号召暴动，使革命力量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发动濮阳暴动：不考虑群众基础难以成功
土地革命时期，党还在幼稚阶段，很多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尚未具有科学的分析，因而就无法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中国疆域广大，加上各地情况不一样，各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可能都去执行同样的政策、策略，江南、华北、东北就各有各的特点。
南方社会结构是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北方则是相反。在我的家乡河南内黄、濮阳一带，大地主只有一两家，土地性质则是“外庄地”，也就是都不在地主身边，每年专程前往收租，地主与当地农民关系尚过得去。北方土地所有权分散，但农民中阶层颇多，大多是中农、雇农，小地主和富农雇工也不多，他们中最多的只拥有一二百亩土地。山东、河南、河北三省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农民的革命要求也不高。东北当时则是地广人稀，山东人出于生计来到此地，叫作“闯关东”。东北流行“跑马占地”，能跑多大地方就占多少土地，出租给他人或是转租，出现了带有东北特点的“佃富农”。
这一期间，唯一保存了革命实力并成功地建立了农村根据地的行动，正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革命处于低潮期间，毛泽东将斗争方向主动转为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进军，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井冈山，开展了长期的游击战争。
当时南方的革命形势发展良好，向苏联学习搞苏维埃运动，在农村建立政权，并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工农政权不断巩固、扩大。北方的党组织也组织了多次暴动，像河北的高蠡暴动、灵寿暴动、冀东暴动、磁县暴动，还有陕西刘志丹、许权中领导的渭华起义。
我是和王从吾一起从家乡河南内黄出来投身革命的。我参加领导了河南的濮阳暴动，那是在1928年，当时上海《申报》都报道了，说是“刘钦沛等四人发动濮阳暴动”。“刘钦沛”就是我当时的名字，排在第一号；第二个领导人是赵纪彬，我党著名理论家；第三个是李大山；第四个是王卓如，解放后曾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
搞暴动、起义，能否把群众发动起来是根本问题，还有就是一切行动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北方的经济状况与南方显然不同，照搬南方的“打土豪、分田地”那套肯定行不通。在军阀割据的局面下，社会充满着不公平现象，苛捐杂税压迫着所有人民群众，发动群众正应从这点入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虽然没有取得最后成功，但那个路子、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我们看了个油印的彭湃写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报告》，就照着做，果然就搞起来了。我在我老家利用农民夜校发动群众，我自己当老师，每天晚饭后把年青农民召集来，一边教他们认字，一边讲革命道理。接着就在村里调解纠纷，组织抗捐抗税，建立起一个“穷人会”。后来，周围村子的农民都闻讯而来，还让我也上他们村子去讲课，我被称作“小先生”，很快就把周围群众组织起来了。
我们濮阳暴动提出的口号就是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当时我们那个党组织内有个人，是个实力派，但革命起来一斗到他父亲头上，他就动摇叛变了，这一来我们都被暴露了，敌人马上调兵来镇压。北方的群众虽然也是苦大仇深，但没有像南方群众那样受过大革命风潮的影响，他们以安于天命的小农意识为主，缺乏斗争精神，加上北方党组织也较南方的薄弱，所以发动群众的力度也不够，这就难以团结起来形成革命力量。而那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占上风，完全不考虑当时斗争形势和群众基础，一味蛮干，也就难以保证成功。总的说，北方的这些暴动尽管一开始也曾有些声势，但一遇到镇压，就难以坚持下去，更无法形成气候，实际上没有一次取得胜利的。
在天津搞工人运动：激进盲动不会取得成果
由于我在当地暴露了，河北省的军阀也通缉我，于是中共北方局调我到天津去搞工人运动。1930年8月，我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市胶（皮）码（头）行动委员会书记。当时海河边上港口、码头很大，商船云集，工厂很多，是工人特别集中的地方。我就选择在海河河坝上立脚，开展工运。这里有几个大纺织厂，当时担任纺织行业行动委员会书记的刘仁同志就在其中一个纱厂活动，我俩经常接头。
因为当时党内是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主导，推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一搞工运就是总罢工、同盟罢工，不搞大的不过瘾。数年间，尽管工运活动积极，有时甚至斗争激烈，但由于是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所以没有取得大的成果。 1930年12月，我在天津被捕入狱。被捕的原因就是着装的问题。当时租界里，特别是日本的租界里，特务刁得很。我在英租界福爱里租住了一间楼下的房子，从家里出去要穿阴丹士林布大褂，打扮成一个学生。搞工运要去工厂、码头，半路上就要脱下大褂，放在当铺里，再换上一身工装，避免引人注意。回家时，为适合自己的身份又得换回大褂。人在机关工作，又常上工厂去，早晚会露出破绽。干白区工作不职业化、无工作掩护是不行的，我终于被敌人怀疑、盯上梢了。那一次我发现住房的门锁没了，结果当晚还没睡醒就被巡捕抓走了。我认为就是因为嫌麻烦没及时换装，最后被侦探认为可疑而盯上了。不过只蹲了半年监狱，没被巡捕局查出有什么大的嫌疑，就被放出来了。后来我在贫民区租了一间房，一晚上几个铜板、一床破席就能过，总穿着工装，一年到头一点儿事儿也没有。
1931年11月，我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当年12月起又担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每月津贴是12元大洋，这笔钱大部分是中央出，河北省委也给点儿。房租费是3元，吃饭是3元，工作经费也得好几元，当然党费也必须要交，按个人收入决定交党费数量。
有几名地下党员以教师职业为掩护，每月有几十元的薪水，我就因为这几十元还闹了个“特嫌”。当时的直南特委书记叫冯温，河北肥乡县人，他打算搞暴动，又无处下手，就要三个教员自己捐钱买枪，人家不愿捐，他就恼羞成怒。我替这三个人辩护，就被打成“托派”，下放到唐山去做“反帝工作”，实际上光挖煤。那段时间我实际上是“半脱党”，一年多时间里，工人都当不上，在矸子山捡煤维持生活兼做活动经费。
走上新的革命征途
1933年春，我担任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师中共秘密特派员。9月在北平被捕入狱，后转送到南京监狱。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时，所有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员都被释放，我也于1937年10月经叶剑英所在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保释出狱。当时我先是和陶铸、王鹤寿、张琴秋一起，被派去搞国共合作，后来又被派去重建直南特委。直南因地处直隶省南部而得名，主要包括今河北省的大名，河南省的南乐、清丰、濮阳、长垣，山东省的东明等县。
直南特委最大的成绩，是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四支队和黄河支队，后来全都发展成为我军的劲旅。1937年12月中旬，中共北方局派红军干部肖汉卿任四支队队长，广泛发动群众、扩充兵员，使其完全成为中共直南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我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1938年6月，四支队开赴馆陶、广平（今属河北省）一带，编为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第七支队，我任政治部副主任，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