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书时代是,谁能发愿向菩提?这是一个伪书时代,伪书行市,而真理蒙尘。
　　张悟本这种人,写《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样的伪书,那还容易识破。我说,我们身处伪书时代,是说,有更多隐性“伪书”,我们多数无法识破。
　　我们身处一个伪书的时代,有人会说我危言耸听。但是,我这样的断论,的确是有道理的。
　　我偿读丘吉尔回忆录,中文版分别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是卷帙浩繁大出版工程,而且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获奖作品,我是怀着仰望的心情读的。但是,想不到的是,2004年,我去英国访学,看到英文原作才发现,中文版是一本彻头彻尾的伪书,里面删节了大量所谓敏感内容。
　　这对读者是一种蒙骗,对作者是一种羞辱,对原作是一种冒犯,是对真相、对历史的犯罪,对知识的最无耻篡改。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哪怕是一点点的对此有愧疚感和忏悔心的表述。
　　这使这本书成了一本彻头彻尾的伪书。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李光耀回忆录》中文版上,我曾在新加坡读到该书原版,回国后,曾买了相关中文版想送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又是一本彻头彻尾的伪书。网上有陈轶源先生文章揭露此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东西贯通的李光耀看世界、看中国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眼光。在过去20多年里,无论台湾海峡两岸三地有多少纠葛与风雨,李光耀总能巧妙地周旋其间,并为举世所尊敬,包括中国的3代领导人。一个弹丸小国能够产生能量巨大的、世界级的政治领袖,并在台湾海峡两岸都保持足够的平衡,从这个角度说,新加坡出现一个李光耀,确实是一个世界奇迹。因此,他的《回忆录》在中国人看来应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遗憾的是,这部《经济腾飞路》是一本被删得几乎莫名其妙的著作。像“尾巴特长的中国龙”、“北京城外看神州”、“走向富裕的中国”等章节,都毫无说明地消失了。一部举世瞩目的800页大作被删去200页,且不作任何交代;著名政治家一部42章的治国理念著作被砍掉6章,其中有5个是连续章节,也不作任何解释;一部充满智慧、诚恳而又真知灼见的著作,被介绍给中国大陆读者,却单单缺了有关中国的记述,为什么?我想不出答案。”
　　无独有偶,吴亮先生在书城杂志今年第八期文章中揭露《杜鲁门回忆录》被无良删改的事实。
　　伪书时代,谁能发愿向菩提?我们该如何面对未来,如何面对我们的子孙?一个读伪书而不觉惭愧的民族,一个做伪书而不愿忏悔的民族,一个背弃原作、原意、真情、真相而不愿悔改的民族是有希望的吗?
　　难道未来我们的子孙也要读这些书,且一路读下去?我们不仅要祸害自身还要祸害子孙?
　　也或者,我们的子孙将不得不全部焚毁我们这个时代的书,焚毁我们一代人的谎言,为我们这个时代掘墓,他们才能真正站起来,清醒了看世界?
　　真理不彰久矣,宗教圣典有时也概莫能外。书城杂志今年第八期冯象文章让我非常震惊。冯象先生说“为什么传教士译者要引入‘道’,这样一个传统中国哲学与宗教术语?不吸取节经文改造教义,一定有着显示的考虑和传教经验支持的。因为加上其他一些重要术语有意无意的误译,如‘信仰’也译作‘信心’——强调立信皈依基于心愿,而淡化预定论和选民观念——新教的传布,就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对基督真理在唐代通过景教传入中国时因大量使用儒释道概念而出现的问题,我没有研究过,但我细读过《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采用儒家思想诠释基督真理,屈从于皇帝和儒生的原有见识,这种策略其文中处处皆见,利玛窦一生都在试图面见中国皇上,试图把天上的真理寄托在一个地上的皇上身上,他的失败实在是非常可笑的。
　　而这种策略对基督真理的损害我们直到现在还未有澄清。
　　我偿反复诵读《圣经》数载,其中大量文句不通处使我苦恼多年,冯象先生的重译揭示了另一种“伪”的来源,冯象先生说“《马太福音》五章,耶稣登山训众,第一句‘福哉,苦灵的人’,夹注:‘苦灵’喻(甘愿)贫贱。旧译虚心、神贫,误。”冯象先生指出,苦灵是一句希伯来语/亚兰习语,指“人甘愿贫贱”。这就开示了我的疑惑,“如何基督把‘虚心’在蒙福的这意义强调到如此的高度?”基督真理的核心是‘苦难’,苦难者蒙福才是福音的第一要义。
　　伪书时代,谁能发愿向菩提?
　　由此,当我读到同期书城杂志郭净的《朝圣者》时,顿觉开悟。真理不在学习中,而在实践中。如果把真理当做知识去学习和膜拜,必然被伪书所困,基督、佛陀当时又有什么书可看?有什么经可诵呢?真正的真理在实践中,是践行。从这个角度,一个来卡瓦格博雪山转山的阿觉娃,一个一字不识的阿觉娃,其接近真理可能要我们这些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要高得多。用我最近系列《修行》随笔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不是学习佛、膜拜佛,而是要成佛。修行就是要摆脱学习和膜拜。忘记了学习和膜拜,就成佛了”。
　　学习佛,永远只能得到有限的知识,而不能成为佛。“真理在践行中,不要仰望和膜拜,要发愿在践行中成就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