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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为对象,将教民在日常生活及义和团运动这两种不同情境下的信仰状态与行为状态结合起来考察,从宗教信仰的形成、发生及其对教民日常生活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的信仰特征作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耙梳和剖析,由此揭示中西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在中国下层社会冲突、离合与熔融的过程。
〔关键词〕乡土;宗教信仰;天主教;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2-0127-04
在中国独特的宗教文化体系的建构下以及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的熏染下,中国乡土民众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信仰逻辑和信仰习俗。因此,当他们遭遇来自异域的天主教时,其原有的信仰逻辑和信仰习俗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天主教教义的理解与接受。那么,他们是如何应对二者之间的差异的?他们的信仰又呈现出怎样的风貌?本文将依据《拳时北京教友致命》[1]与《献县教区义勇列传》[2]两套文献,将教民在日常生活及义和团运动这两种不同情境下的信仰状态与行为状态结合起来考察,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的信仰特征作一个较为系统的粗梳和剖析,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从一个侧面来丰富学术界关于中西宗教文化交流的研究。
一、异同的置换与新旧的错合
教民宗教信仰的形成过程总体上表现为异与同的复杂置换、新与旧的离合交错。它实质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个案。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将展开交流的任何两种文化以文化主体为轴心区分为“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或多或少存在着一致或相似之处。文化交流的理想型的结果是本土文化全盘涵化吸收异域文化或异域文化改造本土文化并将之完全纳入自己的体系。但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形却远非这么简单。
从近代中国乡土教民对天主、圣母和耶稣这三大信仰目标的信仰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教民宗教信仰的形成过程中,穿插着一条(不一定是唯一的)这样的线索:求异——以同证异——异同置换——新旧交合。尽管教民原有的信仰习俗是其无法摆脱的文化背景或者说知识前提,尽管传教士在宣教时借用了不少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概念与语汇,尽管教民的宗教信仰与本土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教民信仰天主、耶稣及崇拜圣母,完全是因为天主教中的神与本土神祗的相似与相合。实际上最初吸引教民的恰恰是天主教之神的新颖,亦即出于教民的“求异热情”。[3][4]因为这种新颖暗含着天主教之神比本土神祗更有效应的可能。但是,一旦新的信仰目标被接受,教民原有知识背景的惯性作用和重塑力就开始凸现出来,它引导、制约着教民对于这些信仰对象及其所蕴涵的宗教观念的理解和吸纳。教民常常有意无意地在本土的各种文化资源与天主教信仰之间寻找联系,如天主与“大父母”①、圣母与女神、耶稣与“悲苦英雄”、信仰上的虔诚与伦理上的孝亲等等,教民就是通过这些联系来领悟天主教的信仰的,这就是“以同证异”。“以同证异”并非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发生作用的一个简单的单向运动,而是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异”与“同”之间展开了复杂的置换,其结果是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诸因素的相互交错,从而出现新旧交织(“新的旧”与“旧的新”)的局面。这是存在于文化交流之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恰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说,“抗拒不速之客的袭扰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十分自然的反应;因此,(当一种文化遭遇其他文化时),总是倾向于对其他的文化进行全盘改造,它接受的并不是这些文化的本然面貌,而是其根据自身的利益所认为的它们应该呈现的面貌。“[3](5)
二、神功崇拜与皈依的实现
对神祗的崇拜与信仰是一切宗教的核心。对于中国乡土民众的神祗崇拜,学界多以“多神性”或“混杂性”,“功利性”或“经营性”等提法加以概括。这些特征的共同根源在于,中国民众观念中的神祗是被“人性化”、“功能化”和“社会化”的超凡力量。神被赋予人的秉性,被贴上社会的印记。神人之别主要在于神具有凡人所不能的功能。民众对神祗的态度在好与恶、信与疑之间来回游走。
好恶、信疑的转移则取决于神祗能否如人所愿地实现其功能。由此可见,民众对神抵的崇拜与信仰其实是对神功的崇拜与信仰。因此,他们才会不顾忌神的出身、宗教的门户,而以“灵验”与否为准绳,逢庙烧香,见神磕头,多多益善;同时又可以随时随地地见异思迁,对那些被认为不能满足其愿望的神灵弃如蔽履,甚至鞭笞拷问。
近代中国天主教民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天主信仰和圣母崇拜中也处处显露出传统神功崇拜的心理痕迹。对天主、圣母及耶稣等诸圣神功的崇拜与祈求是促使教民皈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神功崇拜心理的暗示下,教民借助丰富的宗教联想,将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不同寻常的奇异事迹归为天主的恩宠、圣母的庇佑,如脱贫致富、驱魔治病、添丁进口、惩凶罚恶等等。在义和团运动中,教民甚至将“受伤不流血”、侥幸出逃、天降大雨阻断义和团的进攻等纯属偶然或意外的事件也看作是天主诸神神功保护的结果。诸神的神功是教民坚不背教、勇于反抗或静候致命的精神支柱。教民们丰富的宗教联想一方面是源于其内心强烈的神功期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教会、传教士的有意推动。运用宗教联想培养教民的宗教信仰是教会对教徒进行宗教治理的一种手段。在《致命》与《列传》两个文本中,作者的这种立场非常鲜明。下面略举一例,试作分析。
庚子年阴历五月十九日(6月15日),教民崔连氏被义和团杀害,当时她的长子、次子在献县总堂修道院修道。三十三年后的五月十九日(6月11日),教宗比要第十一将她的长子崔若瑟召至罗马,亲自祝圣,立为直隶永年教区司牧,次子玛窦亦与之借往,二人“在罗马圣京,备受各国人士之欢迎”。对于两个日期的巧合(并不排除教会精心安排的可能),作者作了一番神学意义上的阐发:“这两个日期赶得这样凑巧,不能说是偶然的,更不能说是任何人安排的,平心而论,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天主的圣意,天主如此措置,一来是为显扬崔连氏致命的功劳,二来是为教永年教区的首任主教将自己所得的尊荣,全归功于致命的母亲,不敢自以为功,都见如是,是否允当,请读者自定从违可也。”[2](1)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极力想在“母亲致命”和“儿子祝圣”之间建立一种宗教关联,即“儿子祝圣”是“母亲致命”挣下的尊荣,其目的还是通过这一关联使读者接受天主的恩宠观念。
在神功崇拜心理与宗教联想思维的作用下,教民将各种奇事异迹编织成具有民间传说色彩的“神迹”传闻[6],在教民内部甚至乡土区域社会中广为流传。这些传闻,事虽微小,但也是值得注意的研究线索。按照教义的规定,真正的信仰是反对具象化、巫术化的“神迹”的,尤其反对将天主具象化。但根据中国基督宗教的传教史料,早在明末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之初,为了吸引下层信徒,传教士就开始利用各种“神迹”如驱魔、治病、传教士的尸体经久不坏散发奇香等来渲染天主、耶稣、圣母及诸圣的“灵验”。这种宣教形式究竟是为天主教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信仰残余,还是教会受到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启示而激活了传统的形式,难做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教会人士显然意识到了天主教要在中国立足,就必须让天主与中国民间诸神处于竞争态势,而且天主必须在竞争中处于优胜地位。这恰恰反映了天主教信仰和中国民俗信仰在乡土世界里的双向渗透。这些“神迹”是信仰的附属物,不仅为教民而且是一般乡民都乐于传诵的。它们重复强调着天主、圣母、耶稣等信仰目标无与伦比的灵验性,对教民宗教信仰的形成及天主教信仰的延续与扩布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神迹”传闻充分利用了中国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各种元素,它们的逻辑(心诚则灵)、组成元素(诚心或善行,圣神显灵,加倍的诚心或善行)、表达方式(异梦、秘方或神术传授)以及价值取向(善恶报应)与民间流传的各种神仙显灵传说几无二致。发生在教民身上的偶然性的奇事异迹就这样被神话化了,由此,教徒们从中获得了信仰示范。两套文献中关于这一类型事例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规范的教义、纯粹的信仰往往是经由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模式,而最终进入教民的集体记忆的,即信仰——传闻(说)——更大面积的信仰。它反映的是中国民间叙事传统与乡土文化传播模式对于教民群体的渗透。
三、宗教信仰的功利性与伦理意识的习惯性
宗教信仰与伦理意识是相互规约、密不可分的。宗教信仰为民众零散不系统的伦理意识提供了理想的价值参照体系,伦理意识则是宗教信仰深入民众内心指导民众行为的关键渠道。在民间广泛流传并被民众倾心信奉的因果报应观念可以说是中国民众宗教信仰发育生长的根基。[7]除了“善恶必报”的宣扬外,民间的果报观念中还有一个常为人们忽略的伦理内涵:对“他报”的宣扬,对“求报”的鄙弃,正所谓“施恩不求报“”。这与正统价值观中的义(“施恩”)与利(“求报”)的取舍是两个具有相同逻辑蕴涵的伦理命题。当“义”与“利”不可兼得之时,正统的道德价值一直是要求人们“取义”而“去利”,即使二者不相冲突时,“取义”与“逐利”在民意的向度上仍是有高下之分的。这与扬“他报”、抑“求报”的伦理立场本质上是相同的。这种伦理立场也渗进民众的宗教信仰之中,即在信徒的善行(义)与神的赏报(利)之间,真正的信仰者应该不问赏报,力行善工。
但正统意识形态对这一伦理立场的宣扬是否代表了民众伦理意识与道德观念的实际情形呢?事实上,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宗教信仰之中,正统意识形态的宣扬、训示一般是缺乏说服力的,民众的意识与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背离,即民众主观上意识到真正的道德或信仰行为应该是不搀杂任何功利动机的,但同时又遏制不住对偿报的期待,“行善积德得好报”才是他们践行伦理或信仰的真正动机。因此,义与利这对在正统的意识形态中常常彼此否定、难以统一的矛盾却并存于民众的伦理与信仰之中。不排除民众会有两难选择的焦灼和忧虑的可能,但多数情况下是现实困境最终压倒理想价值,并且民众对自己这种浑融义利的自相矛盾并无察觉。对于民众宗教信仰与日常伦理意识中都存在的悖论现象,有学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前者,即传统的以现世为归宿的宗教信仰“不需要培养一种非日常的生存态度”,它除了肯定日常德范以外,未能向民众输入更高的道德理想,即使有也未能引诱人们走出自己日常生活的伦理。[8][9]
那么,在近代中国天主教民的宗教信仰中,“义”(信徒的善行)和“利”(神的赏报)是如何被安置的?下面以“信仰冷淡者”的致命动机作为典型试作分析。两套文献中都有一批这样的例子:信仰冷淡者们平时不守教规,行为不端,但在面临被杀的危险时,不是选择“背教”而是将其视为赎罪升天堂的佳机因而纷纷主动“致命”。因为他们自知依据平时的信仰状况,不能得到天主的恩宠,但同时又无法割舍对死后灵魂升天堂的热望,再加上教会对为义致命的宣扬,他们相信如圣经上所说的,“为义而被窘难者,是有真福的。此时圣教遭难,为天主致命死了,直升天堂。”[1](卷二,14)于是,决意趁此机会,赎却以往的所有罪孽,希图“用一场短暂的痛苦去换取灵与肉的两头受益——肉体历尽人间享受,灵魂上升天堂享福”。[10]有些教徒还对自己的这种生前不必苦守教规,死后照样升天堂享永福的结局颇为自得:“你别看我这样冷淡,多年不念经,不办神工,我可不是不打算救灵魂,尚且我还告诉你,恐怕这句话教你不爱听,就是我这个轻易不念经不办神工的教友,将来升了天堂,恐怕比你们常念经办神工的人还要在以上,因为我看着如今有致命的机会,我想着用这个法子得天堂。”[2](2)
功利性是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一个显著的并且颇受垢病的特征。从上述教民渴望“毕其功于一役”的信仰心态,以及神功崇拜心理、教民对于天主恩宠的因果报应式的理解中都可以看出,教民的宗教信仰也呈现出一定的功利色彩。我们由此可以推测,与一般民众相比,教民也常常陷入同样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接受并且也认识到了真正的信仰行为不应该搀杂功利的动机,但同时又期望自己的行为能够获得补偿:生前的福报与死后的灵魂升天堂,在生死关头,后者更是成为首选。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的信仰色彩较一般民众突出,“义”不再局限于日常的伦理教导和道德规范,“利”更是具有救灵魂升天堂等等宗教超脱的内涵。与有些学者由宗教信仰解释伦理悖论的思路不同,笔者认为教民宗教意识中的悖论更多地应该是受传统伦理悖论的影响。同中国传统的宗教相比,天主教更为重视教义礼仪的规范性、纯洁性,要求信徒培养一种非日常的生存态度,但鉴于中国传统伦理意识的根深蒂固及乡土教民道德素质的浅俗,在华教会并没有不切实际地向教民灌输更为崇高和抽象的道德理想,而教民自身也未能超脱传统伦理意识的规约,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一般还是按照固有的伦理意识行事。根据《致命》与《列传》中的记载,对教民的评价一般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宗教性的评价,一是伦理性的评价。前者通常以热心事主、遵守教规为标准内容,而被重点描绘的往往是后者,如善待亲邻、教养子女、不做坏事、遇事忍让、安分守己、公平正直、乐善好施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的伦理话语与传统伦理几无二致。这一方面是人类社会伦理规范的普遍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华天主教无法摆脱本土文化的强大辐射。因此,尽管教民通常会按照教会的训导,以十诚等天主教的教规来标榜自己的伦理,试图表达出自己角色身份的与众不同,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归到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伦理规范上来,以传统的善恶、好坏、忠奸等道德标准来评价自己,以示自己与常人并无不同。因此,对于教民来说,虽然宗教信仰为他们的伦理意识提供了一些新的元素,但这些新的元素并没有塑造出一套新的伦理意识,并取代原有的伦理意识,相反,这些新的元素却被传统的伦理话语涵化吸收,使教民最终仍然未能走出传统的伦理悖论;表面上看来似乎还是宗教信仰的原因,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教民沿承下来的伦理悖论。它反映的还是如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及诺思的“非正规制度约束“理论所强调的文化传统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拳时北京教友致命[M].北京救世堂,1920-1927.
[2]献县教区义勇列传(1-2)[M].河北献县教区,1935.
[3]Chun-fang Yu.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4]刘丽敏. 圣母崇拜在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中的兴起与扩展[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5]程肃欠、许蕾. 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信仰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
[6]纳钦. 从传说到信仰:一个蒙古村落民间叙事传统的文化运行——以珠腊沁村公主传说为个案[J]. 民间文学研究,2004(2).
[7]陈筱芳. 中国传统报应观与佛教果报观的差异及文化根源[J]. 社会科学研究,2004(3).
[8]吴飞. 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与生活[M]. 香港:道风书社,2001.
[9]周福岩. 神鬼信仰与民众伦理意识[J]. 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3(1).
[10]程肃欠、谈火生. 灵魂与肉体:1900年极端情境下乡土教民的信仰状态[J]. 文史哲,2003(1).
(责任编辑:张北根)
〔关键词〕乡土;宗教信仰;天主教;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2-0127-04
在中国独特的宗教文化体系的建构下以及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的熏染下,中国乡土民众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信仰逻辑和信仰习俗。因此,当他们遭遇来自异域的天主教时,其原有的信仰逻辑和信仰习俗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天主教教义的理解与接受。那么,他们是如何应对二者之间的差异的?他们的信仰又呈现出怎样的风貌?本文将依据《拳时北京教友致命》[1]与《献县教区义勇列传》[2]两套文献,将教民在日常生活及义和团运动这两种不同情境下的信仰状态与行为状态结合起来考察,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的信仰特征作一个较为系统的粗梳和剖析,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从一个侧面来丰富学术界关于中西宗教文化交流的研究。
一、异同的置换与新旧的错合
教民宗教信仰的形成过程总体上表现为异与同的复杂置换、新与旧的离合交错。它实质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个案。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将展开交流的任何两种文化以文化主体为轴心区分为“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或多或少存在着一致或相似之处。文化交流的理想型的结果是本土文化全盘涵化吸收异域文化或异域文化改造本土文化并将之完全纳入自己的体系。但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形却远非这么简单。
从近代中国乡土教民对天主、圣母和耶稣这三大信仰目标的信仰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教民宗教信仰的形成过程中,穿插着一条(不一定是唯一的)这样的线索:求异——以同证异——异同置换——新旧交合。尽管教民原有的信仰习俗是其无法摆脱的文化背景或者说知识前提,尽管传教士在宣教时借用了不少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概念与语汇,尽管教民的宗教信仰与本土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教民信仰天主、耶稣及崇拜圣母,完全是因为天主教中的神与本土神祗的相似与相合。实际上最初吸引教民的恰恰是天主教之神的新颖,亦即出于教民的“求异热情”。[3][4]因为这种新颖暗含着天主教之神比本土神祗更有效应的可能。但是,一旦新的信仰目标被接受,教民原有知识背景的惯性作用和重塑力就开始凸现出来,它引导、制约着教民对于这些信仰对象及其所蕴涵的宗教观念的理解和吸纳。教民常常有意无意地在本土的各种文化资源与天主教信仰之间寻找联系,如天主与“大父母”①、圣母与女神、耶稣与“悲苦英雄”、信仰上的虔诚与伦理上的孝亲等等,教民就是通过这些联系来领悟天主教的信仰的,这就是“以同证异”。“以同证异”并非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发生作用的一个简单的单向运动,而是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异”与“同”之间展开了复杂的置换,其结果是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诸因素的相互交错,从而出现新旧交织(“新的旧”与“旧的新”)的局面。这是存在于文化交流之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恰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说,“抗拒不速之客的袭扰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十分自然的反应;因此,(当一种文化遭遇其他文化时),总是倾向于对其他的文化进行全盘改造,它接受的并不是这些文化的本然面貌,而是其根据自身的利益所认为的它们应该呈现的面貌。“[3](5)
二、神功崇拜与皈依的实现
对神祗的崇拜与信仰是一切宗教的核心。对于中国乡土民众的神祗崇拜,学界多以“多神性”或“混杂性”,“功利性”或“经营性”等提法加以概括。这些特征的共同根源在于,中国民众观念中的神祗是被“人性化”、“功能化”和“社会化”的超凡力量。神被赋予人的秉性,被贴上社会的印记。神人之别主要在于神具有凡人所不能的功能。民众对神祗的态度在好与恶、信与疑之间来回游走。
好恶、信疑的转移则取决于神祗能否如人所愿地实现其功能。由此可见,民众对神抵的崇拜与信仰其实是对神功的崇拜与信仰。因此,他们才会不顾忌神的出身、宗教的门户,而以“灵验”与否为准绳,逢庙烧香,见神磕头,多多益善;同时又可以随时随地地见异思迁,对那些被认为不能满足其愿望的神灵弃如蔽履,甚至鞭笞拷问。
近代中国天主教民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天主信仰和圣母崇拜中也处处显露出传统神功崇拜的心理痕迹。对天主、圣母及耶稣等诸圣神功的崇拜与祈求是促使教民皈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神功崇拜心理的暗示下,教民借助丰富的宗教联想,将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不同寻常的奇异事迹归为天主的恩宠、圣母的庇佑,如脱贫致富、驱魔治病、添丁进口、惩凶罚恶等等。在义和团运动中,教民甚至将“受伤不流血”、侥幸出逃、天降大雨阻断义和团的进攻等纯属偶然或意外的事件也看作是天主诸神神功保护的结果。诸神的神功是教民坚不背教、勇于反抗或静候致命的精神支柱。教民们丰富的宗教联想一方面是源于其内心强烈的神功期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教会、传教士的有意推动。运用宗教联想培养教民的宗教信仰是教会对教徒进行宗教治理的一种手段。在《致命》与《列传》两个文本中,作者的这种立场非常鲜明。下面略举一例,试作分析。
庚子年阴历五月十九日(6月15日),教民崔连氏被义和团杀害,当时她的长子、次子在献县总堂修道院修道。三十三年后的五月十九日(6月11日),教宗比要第十一将她的长子崔若瑟召至罗马,亲自祝圣,立为直隶永年教区司牧,次子玛窦亦与之借往,二人“在罗马圣京,备受各国人士之欢迎”。对于两个日期的巧合(并不排除教会精心安排的可能),作者作了一番神学意义上的阐发:“这两个日期赶得这样凑巧,不能说是偶然的,更不能说是任何人安排的,平心而论,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天主的圣意,天主如此措置,一来是为显扬崔连氏致命的功劳,二来是为教永年教区的首任主教将自己所得的尊荣,全归功于致命的母亲,不敢自以为功,都见如是,是否允当,请读者自定从违可也。”[2](1)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极力想在“母亲致命”和“儿子祝圣”之间建立一种宗教关联,即“儿子祝圣”是“母亲致命”挣下的尊荣,其目的还是通过这一关联使读者接受天主的恩宠观念。
在神功崇拜心理与宗教联想思维的作用下,教民将各种奇事异迹编织成具有民间传说色彩的“神迹”传闻[6],在教民内部甚至乡土区域社会中广为流传。这些传闻,事虽微小,但也是值得注意的研究线索。按照教义的规定,真正的信仰是反对具象化、巫术化的“神迹”的,尤其反对将天主具象化。但根据中国基督宗教的传教史料,早在明末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之初,为了吸引下层信徒,传教士就开始利用各种“神迹”如驱魔、治病、传教士的尸体经久不坏散发奇香等来渲染天主、耶稣、圣母及诸圣的“灵验”。这种宣教形式究竟是为天主教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信仰残余,还是教会受到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启示而激活了传统的形式,难做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教会人士显然意识到了天主教要在中国立足,就必须让天主与中国民间诸神处于竞争态势,而且天主必须在竞争中处于优胜地位。这恰恰反映了天主教信仰和中国民俗信仰在乡土世界里的双向渗透。这些“神迹”是信仰的附属物,不仅为教民而且是一般乡民都乐于传诵的。它们重复强调着天主、圣母、耶稣等信仰目标无与伦比的灵验性,对教民宗教信仰的形成及天主教信仰的延续与扩布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神迹”传闻充分利用了中国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各种元素,它们的逻辑(心诚则灵)、组成元素(诚心或善行,圣神显灵,加倍的诚心或善行)、表达方式(异梦、秘方或神术传授)以及价值取向(善恶报应)与民间流传的各种神仙显灵传说几无二致。发生在教民身上的偶然性的奇事异迹就这样被神话化了,由此,教徒们从中获得了信仰示范。两套文献中关于这一类型事例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规范的教义、纯粹的信仰往往是经由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模式,而最终进入教民的集体记忆的,即信仰——传闻(说)——更大面积的信仰。它反映的是中国民间叙事传统与乡土文化传播模式对于教民群体的渗透。
三、宗教信仰的功利性与伦理意识的习惯性
宗教信仰与伦理意识是相互规约、密不可分的。宗教信仰为民众零散不系统的伦理意识提供了理想的价值参照体系,伦理意识则是宗教信仰深入民众内心指导民众行为的关键渠道。在民间广泛流传并被民众倾心信奉的因果报应观念可以说是中国民众宗教信仰发育生长的根基。[7]除了“善恶必报”的宣扬外,民间的果报观念中还有一个常为人们忽略的伦理内涵:对“他报”的宣扬,对“求报”的鄙弃,正所谓“施恩不求报“”。这与正统价值观中的义(“施恩”)与利(“求报”)的取舍是两个具有相同逻辑蕴涵的伦理命题。当“义”与“利”不可兼得之时,正统的道德价值一直是要求人们“取义”而“去利”,即使二者不相冲突时,“取义”与“逐利”在民意的向度上仍是有高下之分的。这与扬“他报”、抑“求报”的伦理立场本质上是相同的。这种伦理立场也渗进民众的宗教信仰之中,即在信徒的善行(义)与神的赏报(利)之间,真正的信仰者应该不问赏报,力行善工。
但正统意识形态对这一伦理立场的宣扬是否代表了民众伦理意识与道德观念的实际情形呢?事实上,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宗教信仰之中,正统意识形态的宣扬、训示一般是缺乏说服力的,民众的意识与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背离,即民众主观上意识到真正的道德或信仰行为应该是不搀杂任何功利动机的,但同时又遏制不住对偿报的期待,“行善积德得好报”才是他们践行伦理或信仰的真正动机。因此,义与利这对在正统的意识形态中常常彼此否定、难以统一的矛盾却并存于民众的伦理与信仰之中。不排除民众会有两难选择的焦灼和忧虑的可能,但多数情况下是现实困境最终压倒理想价值,并且民众对自己这种浑融义利的自相矛盾并无察觉。对于民众宗教信仰与日常伦理意识中都存在的悖论现象,有学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前者,即传统的以现世为归宿的宗教信仰“不需要培养一种非日常的生存态度”,它除了肯定日常德范以外,未能向民众输入更高的道德理想,即使有也未能引诱人们走出自己日常生活的伦理。[8][9]
那么,在近代中国天主教民的宗教信仰中,“义”(信徒的善行)和“利”(神的赏报)是如何被安置的?下面以“信仰冷淡者”的致命动机作为典型试作分析。两套文献中都有一批这样的例子:信仰冷淡者们平时不守教规,行为不端,但在面临被杀的危险时,不是选择“背教”而是将其视为赎罪升天堂的佳机因而纷纷主动“致命”。因为他们自知依据平时的信仰状况,不能得到天主的恩宠,但同时又无法割舍对死后灵魂升天堂的热望,再加上教会对为义致命的宣扬,他们相信如圣经上所说的,“为义而被窘难者,是有真福的。此时圣教遭难,为天主致命死了,直升天堂。”[1](卷二,14)于是,决意趁此机会,赎却以往的所有罪孽,希图“用一场短暂的痛苦去换取灵与肉的两头受益——肉体历尽人间享受,灵魂上升天堂享福”。[10]有些教徒还对自己的这种生前不必苦守教规,死后照样升天堂享永福的结局颇为自得:“你别看我这样冷淡,多年不念经,不办神工,我可不是不打算救灵魂,尚且我还告诉你,恐怕这句话教你不爱听,就是我这个轻易不念经不办神工的教友,将来升了天堂,恐怕比你们常念经办神工的人还要在以上,因为我看着如今有致命的机会,我想着用这个法子得天堂。”[2](2)
功利性是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一个显著的并且颇受垢病的特征。从上述教民渴望“毕其功于一役”的信仰心态,以及神功崇拜心理、教民对于天主恩宠的因果报应式的理解中都可以看出,教民的宗教信仰也呈现出一定的功利色彩。我们由此可以推测,与一般民众相比,教民也常常陷入同样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接受并且也认识到了真正的信仰行为不应该搀杂功利的动机,但同时又期望自己的行为能够获得补偿:生前的福报与死后的灵魂升天堂,在生死关头,后者更是成为首选。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的信仰色彩较一般民众突出,“义”不再局限于日常的伦理教导和道德规范,“利”更是具有救灵魂升天堂等等宗教超脱的内涵。与有些学者由宗教信仰解释伦理悖论的思路不同,笔者认为教民宗教意识中的悖论更多地应该是受传统伦理悖论的影响。同中国传统的宗教相比,天主教更为重视教义礼仪的规范性、纯洁性,要求信徒培养一种非日常的生存态度,但鉴于中国传统伦理意识的根深蒂固及乡土教民道德素质的浅俗,在华教会并没有不切实际地向教民灌输更为崇高和抽象的道德理想,而教民自身也未能超脱传统伦理意识的规约,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一般还是按照固有的伦理意识行事。根据《致命》与《列传》中的记载,对教民的评价一般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宗教性的评价,一是伦理性的评价。前者通常以热心事主、遵守教规为标准内容,而被重点描绘的往往是后者,如善待亲邻、教养子女、不做坏事、遇事忍让、安分守己、公平正直、乐善好施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的伦理话语与传统伦理几无二致。这一方面是人类社会伦理规范的普遍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华天主教无法摆脱本土文化的强大辐射。因此,尽管教民通常会按照教会的训导,以十诚等天主教的教规来标榜自己的伦理,试图表达出自己角色身份的与众不同,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归到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伦理规范上来,以传统的善恶、好坏、忠奸等道德标准来评价自己,以示自己与常人并无不同。因此,对于教民来说,虽然宗教信仰为他们的伦理意识提供了一些新的元素,但这些新的元素并没有塑造出一套新的伦理意识,并取代原有的伦理意识,相反,这些新的元素却被传统的伦理话语涵化吸收,使教民最终仍然未能走出传统的伦理悖论;表面上看来似乎还是宗教信仰的原因,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教民沿承下来的伦理悖论。它反映的还是如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及诺思的“非正规制度约束“理论所强调的文化传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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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北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