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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9月上任以来，国际能源署署长范德胡芬（Maria van der Hoeven）女士每年都会来到中国。她关注全球能源经济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她希望创建一个新的全球参与制度，引入新的能源消费国。4月初，范德胡芬提出要加强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印尼、 墨西哥和俄罗斯7个国家。5月29日，范德胡芬飞抵中国，第二天在上海参加了“2013上海国际电动汽车示范城市与产业发展论坛”，随后，抵达北京。《经济》记者围绕国际能源署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关注以及世界新能源发展的经验和问题对范德胡芬进行了专访。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12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指出，由于页岩油气等非常规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到2020年左右美国将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2030年前后，北美地区有望成为石油净出口地区。届时，全球能源分布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能源分布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国际能源署28个成员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遇到同样的问题。谈到加强与7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范德胡芬认为，是因为彼此有共同的利益，而且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将消耗很多能源，是巨大的能源消费市场。
但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是经合组织的成员国，不符合加入国际能源署的首要条件，所以国际能源署只能采取特别的方式与这些国家合作。“我希望国际能源署跟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是一种多边的形式”，范德胡芬指出，国际能源署不仅仅希望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是双边合作的方式。
扩大并强化对新能源的利用已是各国的共识，尤其是对环保有利的可再生能源。但是，不同的国家对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技术以及资金支持不尽相同，所以在效能上也各有千秋。针对当下中国光伏遭遇欧盟双反以及高关税的威胁，范德胡芬认为，欧洲光伏产品的价格下降了，中国的大量生产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这是市场规则，但是她也无奈地表示她爱莫能助，因为“我不代表欧盟”。
范德胡芬在上海停留期间，还与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谈及在中国推动发展碳捕集的技术。范德胡芬说，“在中国，煤炭是一个主要的一次性消费能源，所以中国很适合发展碳捕集技术”。其实，中国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已有关于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的相关工作任务，“方案”还强调要按照“立足国情、着眼长远、积极引导、有序推进”的思路，加强对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的试验示范的支持和引导，切实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的健康有序发展。碳捕集、利用和封存之所以到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推广，正如范德胡芬指出的，这项技术很费钱，而且目前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发展并利用这项技术的。
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是特别的合作关系
《经济》：您在4月5日曾表示，将加强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国际能源署与新兴经济体合作的初衷是什么？双方有哪些共同利益？
范德胡芬：中国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同时也是新兴经济体，石油消费非常大，也将对世界能源市场带来改变。1990～2010年，中国的石油需求增长了3倍。我们认为到2035年，中国石油的需求会增长到600万桶/天。所以，中国现在相当于是世界石油市场的一个主要国家，对石油市场影响很大。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也是其他石油消费国面临的。国际能源署代表的是能源消费国的利益，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所以我们有共同的利益。
《经济》：那么，国际能源署将以什么样的方式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能源消费国展开合作呢？
范德胡芬：国际能源署与新兴经济体合作的前景很值得期待，具有很正面的意义。合作的内容包括能源数据统计、能源市场分析、能源安全，以及在世界或地区性的石油通道上起到一定的协调作用，还包括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等。
其实，我们与中国早就展开接触了，比如2011年，中国参加了国际能源署在巴黎举办的部长级会议。今年11月，我们还有一个部长级会议，中国也被邀请了，还有另外的6个国家也被邀请了。我们很重视这些国家。我自己一年来两次中国，其他工作人员每年来很多次，很多人。所以我们的工作不断地在推进。到现在为止，国际能源署跟中国的合作是双边性的，未来，我希望国际能源署跟新兴经济体是一种多边的形式。我们希望能在一个框架下与这7个国家谈合作，这是一种特别的合作关系，具体的合作方式目前还在商议中。
《经济》：所以国际能源署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与国际能源署成员间的合作是不同的，2011年的时候，国际能源署曾邀请中国加入，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范德胡芬：加入国际能源署，中国还有一些困难。首先，中国不是经合组织国家成员，我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也不是经合组织成员国，所以我们在寻找一种新的形式。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我不能闭上眼睛就不在乎了。比如石油、天然气市场，还有新能源，我们共同应对世界上的紧急情况，这个很必要。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合作方式。
国际能源署有明确的计划与中国合作，中国也希望与我们合作，双方共同推动新能源的发展。不仅是风能、太阳能，还有地热、生物质能源。我要强调的是，节能减排能使一个国家节约能源，更好地利用能源。我们的研究发现，到2035年，世界能源需求要增长30%，其中的60%来自中国。所以中国需要找到更多的能源。中国进口很多石油以及越来越多的天然气，这些比较贵，如果能做好节能的话，就能减少对这些资源的依赖。
合作很重要
《经济》：谈到对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国际能源署前任署长田中伸男2010年就提出，中国将成为新能源的领跑者。这些年来，中国新能源的发展可以用“高速”来形容，但是近两年，这种情况似乎出现了变化，中国新能源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光伏折戟欧盟市场，国内风电发展出现产能过剩等现象。那么，您是怎么看待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可以使中国新能源走出当下的困境吗？
范德胡芬：我知道，欧洲光伏产品的价格下降了，中国的大量生产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另外，其实中国新能源的发展主要依靠出口，我发现，中国政府在鼓励挖掘国内市场。这个对工业发展很重要，对新能源的推广和发展很重要，对边远地区不能供应电的地区也很重要。在一些电网拉不到的边远地区，如果利用太阳能发电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经济》：短时间内，新能源不可能全面替代传统能源，您怎么看待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之间的平衡？国际上有哪些国家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
范德胡芬：取决于你想从哪个方面来衡量。新能源正在成长，是一步一步的过程，2010年，新能源占全世界发电量的20%，2020年，我们估计会占25%。最重要的是，新能源将来要有市场，像传统能源一样。在大部分国家，新能源都是有补贴的。产品要面向市场，成本就要降下来，但是技术的速度要加快。整体而言，新能源都需要市场。所以我觉得合作很重要，这样才能看到事情往前发展。
我们只能进一步地推进与这7个国家的合作。1974年国际能源署刚成立的时候，28个国家面临的问题跟今天不一样，但是目前7个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的问题跟这28个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不是重新按过去的方式组建国际能源署，而是找个新的形式来合作。
碳捕集费钱有风险
《经济》：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的行为。国际上有哪个国家目前将这项技术利用并发展得比较好可以为中国所借鉴的？
范德胡芬：中国将来适合使用碳捕集技术。我与科技部万钢部长也谈到过这个问题，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中“利用”尤其重要。在中国，煤炭是一个主要的一次性消费能源，所以中国很适合发展碳捕集技术。我们目前跟中国也有CCUS的合作，今年10月在中国将合作做研讨会。
但是，目前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对CCUS技术是发展得比较好的。我们在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所做的报告上指出，CCUS目前做得是最差的。
《经济》：如此看来，中国目前推广CCUS技术存在一定的风险。
范德胡芬：对。因为这个项目很费钱，比其他新能源成本高很多。而且在技术方面我们也已经落后了，本来应该是昨天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现在还没发展到。所以目前只能靠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把风险降下来。
《经济》：新能源的发展比重（风电、光伏、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在您心里是怎么排序的？
范德胡芬：天然气还是会产生二氧化碳只是比煤炭和石油少，风能、光伏等新能源不产生二氧化碳，但是由于世界上现在的能源消费需求越来越多，所以对化石能源的利用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化石能源存在就会造成很多的环境污染，所以我们还需要能减少排放的新能源，以及能使煤炭的利用更清洁的CCUS技术。但是要想走到更清洁的未来，天然气是个中转的方式，它是化石能源里最清洁的。对于中国来说，开发页岩气是个比较有挑战的事情，存储比较深，技术不到位，开发比较难。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12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指出，由于页岩油气等非常规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到2020年左右美国将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2030年前后，北美地区有望成为石油净出口地区。届时，全球能源分布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能源分布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国际能源署28个成员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遇到同样的问题。谈到加强与7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范德胡芬认为，是因为彼此有共同的利益，而且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将消耗很多能源，是巨大的能源消费市场。
但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是经合组织的成员国，不符合加入国际能源署的首要条件，所以国际能源署只能采取特别的方式与这些国家合作。“我希望国际能源署跟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是一种多边的形式”，范德胡芬指出，国际能源署不仅仅希望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是双边合作的方式。
扩大并强化对新能源的利用已是各国的共识，尤其是对环保有利的可再生能源。但是，不同的国家对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技术以及资金支持不尽相同，所以在效能上也各有千秋。针对当下中国光伏遭遇欧盟双反以及高关税的威胁，范德胡芬认为，欧洲光伏产品的价格下降了，中国的大量生产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这是市场规则，但是她也无奈地表示她爱莫能助，因为“我不代表欧盟”。
范德胡芬在上海停留期间，还与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谈及在中国推动发展碳捕集的技术。范德胡芬说，“在中国，煤炭是一个主要的一次性消费能源，所以中国很适合发展碳捕集技术”。其实，中国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已有关于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的相关工作任务，“方案”还强调要按照“立足国情、着眼长远、积极引导、有序推进”的思路，加强对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的试验示范的支持和引导，切实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的健康有序发展。碳捕集、利用和封存之所以到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推广，正如范德胡芬指出的，这项技术很费钱，而且目前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发展并利用这项技术的。
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是特别的合作关系
《经济》：您在4月5日曾表示，将加强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国际能源署与新兴经济体合作的初衷是什么？双方有哪些共同利益？
范德胡芬：中国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同时也是新兴经济体，石油消费非常大，也将对世界能源市场带来改变。1990～2010年，中国的石油需求增长了3倍。我们认为到2035年，中国石油的需求会增长到600万桶/天。所以，中国现在相当于是世界石油市场的一个主要国家，对石油市场影响很大。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也是其他石油消费国面临的。国际能源署代表的是能源消费国的利益，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所以我们有共同的利益。
《经济》：那么，国际能源署将以什么样的方式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能源消费国展开合作呢？
范德胡芬：国际能源署与新兴经济体合作的前景很值得期待，具有很正面的意义。合作的内容包括能源数据统计、能源市场分析、能源安全，以及在世界或地区性的石油通道上起到一定的协调作用，还包括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等。
其实，我们与中国早就展开接触了，比如2011年，中国参加了国际能源署在巴黎举办的部长级会议。今年11月，我们还有一个部长级会议，中国也被邀请了，还有另外的6个国家也被邀请了。我们很重视这些国家。我自己一年来两次中国，其他工作人员每年来很多次，很多人。所以我们的工作不断地在推进。到现在为止，国际能源署跟中国的合作是双边性的，未来，我希望国际能源署跟新兴经济体是一种多边的形式。我们希望能在一个框架下与这7个国家谈合作，这是一种特别的合作关系，具体的合作方式目前还在商议中。
《经济》：所以国际能源署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与国际能源署成员间的合作是不同的，2011年的时候，国际能源署曾邀请中国加入，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范德胡芬：加入国际能源署，中国还有一些困难。首先，中国不是经合组织国家成员，我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也不是经合组织成员国，所以我们在寻找一种新的形式。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我不能闭上眼睛就不在乎了。比如石油、天然气市场，还有新能源，我们共同应对世界上的紧急情况，这个很必要。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合作方式。
国际能源署有明确的计划与中国合作，中国也希望与我们合作，双方共同推动新能源的发展。不仅是风能、太阳能，还有地热、生物质能源。我要强调的是，节能减排能使一个国家节约能源，更好地利用能源。我们的研究发现，到2035年，世界能源需求要增长30%，其中的60%来自中国。所以中国需要找到更多的能源。中国进口很多石油以及越来越多的天然气，这些比较贵，如果能做好节能的话，就能减少对这些资源的依赖。
合作很重要
《经济》：谈到对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国际能源署前任署长田中伸男2010年就提出，中国将成为新能源的领跑者。这些年来，中国新能源的发展可以用“高速”来形容，但是近两年，这种情况似乎出现了变化，中国新能源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光伏折戟欧盟市场，国内风电发展出现产能过剩等现象。那么，您是怎么看待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可以使中国新能源走出当下的困境吗？
范德胡芬：我知道，欧洲光伏产品的价格下降了，中国的大量生产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另外，其实中国新能源的发展主要依靠出口，我发现，中国政府在鼓励挖掘国内市场。这个对工业发展很重要，对新能源的推广和发展很重要，对边远地区不能供应电的地区也很重要。在一些电网拉不到的边远地区，如果利用太阳能发电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经济》：短时间内，新能源不可能全面替代传统能源，您怎么看待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之间的平衡？国际上有哪些国家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
范德胡芬：取决于你想从哪个方面来衡量。新能源正在成长，是一步一步的过程，2010年，新能源占全世界发电量的20%，2020年，我们估计会占25%。最重要的是，新能源将来要有市场，像传统能源一样。在大部分国家，新能源都是有补贴的。产品要面向市场，成本就要降下来，但是技术的速度要加快。整体而言，新能源都需要市场。所以我觉得合作很重要，这样才能看到事情往前发展。
我们只能进一步地推进与这7个国家的合作。1974年国际能源署刚成立的时候，28个国家面临的问题跟今天不一样，但是目前7个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的问题跟这28个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不是重新按过去的方式组建国际能源署，而是找个新的形式来合作。
碳捕集费钱有风险
《经济》：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的行为。国际上有哪个国家目前将这项技术利用并发展得比较好可以为中国所借鉴的？
范德胡芬：中国将来适合使用碳捕集技术。我与科技部万钢部长也谈到过这个问题，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中“利用”尤其重要。在中国，煤炭是一个主要的一次性消费能源，所以中国很适合发展碳捕集技术。我们目前跟中国也有CCUS的合作，今年10月在中国将合作做研讨会。
但是，目前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对CCUS技术是发展得比较好的。我们在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所做的报告上指出，CCUS目前做得是最差的。
《经济》：如此看来，中国目前推广CCUS技术存在一定的风险。
范德胡芬：对。因为这个项目很费钱，比其他新能源成本高很多。而且在技术方面我们也已经落后了，本来应该是昨天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现在还没发展到。所以目前只能靠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把风险降下来。
《经济》：新能源的发展比重（风电、光伏、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在您心里是怎么排序的？
范德胡芬：天然气还是会产生二氧化碳只是比煤炭和石油少，风能、光伏等新能源不产生二氧化碳，但是由于世界上现在的能源消费需求越来越多，所以对化石能源的利用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化石能源存在就会造成很多的环境污染，所以我们还需要能减少排放的新能源，以及能使煤炭的利用更清洁的CCUS技术。但是要想走到更清洁的未来，天然气是个中转的方式，它是化石能源里最清洁的。对于中国来说，开发页岩气是个比较有挑战的事情，存储比较深，技术不到位，开发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