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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文类聚》与《初学记》是唐代非常重要的两部官修类书。两部书“人”部这一部类存在较大差异，从中可以看出礼乐文化的影响力，“天、地、人、事、物”这样严谨的部类体系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刘本为《初学记》所做序文中更是吸收了荀子等儒学大家的思想。由此可以看到《艺文类聚》与《初学记》中包含着丰富的儒家思想。
关键词：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儒家思想
《艺文类聚》与《初学记》是唐代极为重要的两部官修类书，《艺文类聚》规模宏大，编撰体例在继承前代类书辑存文献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将“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初学记》在此基础上又有很大的创新，它的叙事部分将收集到的材料用线性关系重新组合，按照最容易被读者接受的顺序安排材料，比前者更为合理。体例方面则首创“事对”部分，这一部分对研究唐代诗歌的成诗过程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闻一多《类书与诗》一文中，已经看到了类书与诗歌创作间的关系，他说“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式中的几个阶段……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然而不止要看到这些，还要看到《艺文类聚》和《初学记》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儒家思想。
夏南强在他的《类书通论》中说：“封建朝廷组织纂修的类书和著名学者编写的类书，如《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北堂书钞》《古今图书集成》等，在类目的取舍，类目前后顺序的安排上，大多煞费苦心，具有深意。它是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思维观念，了解当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的钥匙。”《艺文类聚》与《初学记》在类目的前后顺序上就具有着某种“深意”，确如其所言，可以从这其中了解到“当时人们的思维观念”。
《艺文类聚》全书一百卷，共分四十六部，《初学记》全书三十卷，共分二十三部。两部书都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按照“天、地、人、事、物”这五大类的顺序划分部类。
《初学记》的部类在《艺文类聚》基础上有精简的地方，也有自创的部类，如道释部。然而最需要注意的是，從《艺文类聚》到《初学记》，“人部”这一部类位置有着明显变化：《艺文类聚》为“人部、礼部、乐部、职官部”，《初学记》为“职官部、礼部、乐部、人部”。可以看到，“人部”这一部类在《初学记》中被放到了“礼部、乐部”之后，然而“职官部、礼部、乐部”属“事”类，“人部”属“人”类，《初学记》却将“人部”插入“事”类之后，似乎有打破“天、地、人、事、物”这一次序的嫌疑，是否真是如此？
笔者认为，并不是这样。《初学记》二十三部只有“人部”的顺序不符合“天、地、人、事、物”的规律，那么是否是二书“人部”的内容不一致导致编撰者放置顺序的变化呢？对比《艺文类聚》与《初学记》“人部”中子目的情况：《艺文类聚》“人部”共二十一卷，卷一列头、目 、耳 、口、舌、发、髑髅、胆等人的身体器官，卷二列美妇人、贤妇人、老等人的称谓，卷三列言语、讴谣、吟、啸、笑等人的言谈，卷四、卷五列圣、贤、忠、孝、德、让、智、友悌等人的品德，卷八、卷十三、卷十四列讽、谏、别，其他卷详列关于人的种种;《初学记》“人部”分上中下三卷，“人部上”首列圣、贤、忠、孝、友悌、恭敬等人的品德，“人部中”列“交友、讽谏、离别”等，“人部下”列“美丈夫、美妇人、丑人”等人的称谓。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艺文类聚》与《初学记》“人部”先列出的子目有明显区别，《艺文类聚》从人体器官，到人的称谓，人的言谈，才上升到人的品德——抽象概念，而《初学记》首列的就是“圣、贤、忠、孝”，“美大夫、美妇人、丑人”这样的称谓在“人部下”才出现，与《艺文类聚》有较大区别。《初学记》的编撰者所重视的“圣贤忠孝”是典型的儒家思想，而被置于“人部”之前的“礼部、乐部”所包含的礼乐文化，同样也是儒家所倡导的。也正是因为更加注意到礼乐文化对人的思想的影响，才将“人部”置于“礼乐”之后。
唐代的这两本官修类书为什么要按照“天、地、人、事、物”这样的顺序分类？夏南强《类书通论》中对比了《北堂书钞》与《艺文类聚》，他说：
与《北堂书钞》相比，《艺文类聚》的分类体系在形式上有以下特点：将天、岁时、地三部由最后安排到了最前面;增加人部和与人有关的部类如居处、产业、杂器物、巧艺、方术等，以及反映释、道知识的内典部、灵异部。其分类知识来源于儒家六经……书中“天、地、人、事、物”部类的排序，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种排序结构，展示了综合性的大型类书分类体系的新格局。
《艺文类聚》与《初学记》按照“天、地、人、事、物”排列部类，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周易·系辞》中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可以看到，“天地人”的分类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而这种初步的分类又经过董仲舒“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的力捧，自成体系，影响颇丰。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庸能当是。”（《王道通三》）
“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天地之行》）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立元神》）
天地人三者为万物之本，而天地人之间又具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井然有序，共同构成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其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就如同君主，居于首位;地，好比臣子，众星拱月般围绕着天而存在;至于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居于物之上，居于天地之下，这样，“天、地、人、事、物”的顺序就基本形成了。而这种等级秩序被无形地运用在《艺文类聚》与《初学记》中，可见儒家思想之影响。 刘本为《初学记》作的序中也能看出明显的儒家痕迹。刘本认为《初学记》“凡三十卷，开卷而上下千数百年之事，皆在其目前”，希望“学者摭此以成文，因文以贯道，祈至于文王孔子之用心处而后止”。他认为《初学记》的作用是能够让学者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学习真正的文章之道，“所谓郁郁之文，可以明经制;未丧斯文，可以备述作”。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世的帝王、学者大多受到曹丕的影响，这种文章之道的根源就来源于儒家思想——三不朽中的立言。
刘勰《文心雕龙》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而刘本所言“圣人体天地之道，成天地之文，出道以为文，因文以驾道”显然也是继承了刘勰的思想。“文而明道”“文以驾道”都在说“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早在《荀子》中已初露端倪。
《荀子·儒效》中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
“文”一字包含多种含义，《说文解字》里说：“文，错画也，象交文”，即“文”一字的本义是指花纹，通后世的“纹”字。“《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中的“文”，即是这个意思，只是名词用作动词，这句话是说：《小雅》之所以能够叫做小雅，就在于它将深刻微妙的道理纹饰、润色出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文”指的是浩渺如烟海的“文章”，“文”与“道”之间的关系是“文章”与“圣贤”体悟自然之大道之间的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再看《儒效》，荀子认为：圣人通过自然之道、天下之道创作，统摄这些经典，而阅读《诗》《书》《礼》《乐》《春秋》《大雅》《小雅》这些儒家经典文章，都可以从中体悟到圣人所说的“自然之道”。这种思想，被刘勰、刘本吸收，有所继承与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从《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人部”顺序的变化、宏观部类的划分以及序文中找到其中包含的丰富的儒家思想，可见儒家思想在唐代之影响。
参考文献：
[1]荀况.荀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夏南强.类书通论[D].华中师范大学，2001.
[3]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董仲舒.春秋繁露[M].张世亮，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8]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作者单位：
青海师范大学
关键词：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儒家思想
《艺文类聚》与《初学记》是唐代极为重要的两部官修类书，《艺文类聚》规模宏大，编撰体例在继承前代类书辑存文献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将“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初学记》在此基础上又有很大的创新，它的叙事部分将收集到的材料用线性关系重新组合，按照最容易被读者接受的顺序安排材料，比前者更为合理。体例方面则首创“事对”部分，这一部分对研究唐代诗歌的成诗过程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闻一多《类书与诗》一文中，已经看到了类书与诗歌创作间的关系，他说“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式中的几个阶段……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然而不止要看到这些，还要看到《艺文类聚》和《初学记》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儒家思想。
夏南强在他的《类书通论》中说：“封建朝廷组织纂修的类书和著名学者编写的类书，如《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北堂书钞》《古今图书集成》等，在类目的取舍，类目前后顺序的安排上，大多煞费苦心，具有深意。它是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思维观念，了解当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的钥匙。”《艺文类聚》与《初学记》在类目的前后顺序上就具有着某种“深意”，确如其所言，可以从这其中了解到“当时人们的思维观念”。
《艺文类聚》全书一百卷，共分四十六部，《初学记》全书三十卷，共分二十三部。两部书都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按照“天、地、人、事、物”这五大类的顺序划分部类。
《初学记》的部类在《艺文类聚》基础上有精简的地方，也有自创的部类，如道释部。然而最需要注意的是，從《艺文类聚》到《初学记》，“人部”这一部类位置有着明显变化：《艺文类聚》为“人部、礼部、乐部、职官部”，《初学记》为“职官部、礼部、乐部、人部”。可以看到，“人部”这一部类在《初学记》中被放到了“礼部、乐部”之后，然而“职官部、礼部、乐部”属“事”类，“人部”属“人”类，《初学记》却将“人部”插入“事”类之后，似乎有打破“天、地、人、事、物”这一次序的嫌疑，是否真是如此？
笔者认为，并不是这样。《初学记》二十三部只有“人部”的顺序不符合“天、地、人、事、物”的规律，那么是否是二书“人部”的内容不一致导致编撰者放置顺序的变化呢？对比《艺文类聚》与《初学记》“人部”中子目的情况：《艺文类聚》“人部”共二十一卷，卷一列头、目 、耳 、口、舌、发、髑髅、胆等人的身体器官，卷二列美妇人、贤妇人、老等人的称谓，卷三列言语、讴谣、吟、啸、笑等人的言谈，卷四、卷五列圣、贤、忠、孝、德、让、智、友悌等人的品德，卷八、卷十三、卷十四列讽、谏、别，其他卷详列关于人的种种;《初学记》“人部”分上中下三卷，“人部上”首列圣、贤、忠、孝、友悌、恭敬等人的品德，“人部中”列“交友、讽谏、离别”等，“人部下”列“美丈夫、美妇人、丑人”等人的称谓。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艺文类聚》与《初学记》“人部”先列出的子目有明显区别，《艺文类聚》从人体器官，到人的称谓，人的言谈，才上升到人的品德——抽象概念，而《初学记》首列的就是“圣、贤、忠、孝”，“美大夫、美妇人、丑人”这样的称谓在“人部下”才出现，与《艺文类聚》有较大区别。《初学记》的编撰者所重视的“圣贤忠孝”是典型的儒家思想，而被置于“人部”之前的“礼部、乐部”所包含的礼乐文化，同样也是儒家所倡导的。也正是因为更加注意到礼乐文化对人的思想的影响，才将“人部”置于“礼乐”之后。
唐代的这两本官修类书为什么要按照“天、地、人、事、物”这样的顺序分类？夏南强《类书通论》中对比了《北堂书钞》与《艺文类聚》，他说：
与《北堂书钞》相比，《艺文类聚》的分类体系在形式上有以下特点：将天、岁时、地三部由最后安排到了最前面;增加人部和与人有关的部类如居处、产业、杂器物、巧艺、方术等，以及反映释、道知识的内典部、灵异部。其分类知识来源于儒家六经……书中“天、地、人、事、物”部类的排序，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种排序结构，展示了综合性的大型类书分类体系的新格局。
《艺文类聚》与《初学记》按照“天、地、人、事、物”排列部类，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周易·系辞》中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可以看到，“天地人”的分类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而这种初步的分类又经过董仲舒“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的力捧，自成体系，影响颇丰。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庸能当是。”（《王道通三》）
“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天地之行》）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立元神》）
天地人三者为万物之本，而天地人之间又具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井然有序，共同构成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其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就如同君主，居于首位;地，好比臣子，众星拱月般围绕着天而存在;至于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居于物之上，居于天地之下，这样，“天、地、人、事、物”的顺序就基本形成了。而这种等级秩序被无形地运用在《艺文类聚》与《初学记》中，可见儒家思想之影响。 刘本为《初学记》作的序中也能看出明显的儒家痕迹。刘本认为《初学记》“凡三十卷，开卷而上下千数百年之事，皆在其目前”，希望“学者摭此以成文，因文以贯道，祈至于文王孔子之用心处而后止”。他认为《初学记》的作用是能够让学者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学习真正的文章之道，“所谓郁郁之文，可以明经制;未丧斯文，可以备述作”。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世的帝王、学者大多受到曹丕的影响，这种文章之道的根源就来源于儒家思想——三不朽中的立言。
刘勰《文心雕龙》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而刘本所言“圣人体天地之道，成天地之文，出道以为文，因文以驾道”显然也是继承了刘勰的思想。“文而明道”“文以驾道”都在说“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早在《荀子》中已初露端倪。
《荀子·儒效》中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
“文”一字包含多种含义，《说文解字》里说：“文，错画也，象交文”，即“文”一字的本义是指花纹，通后世的“纹”字。“《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中的“文”，即是这个意思，只是名词用作动词，这句话是说：《小雅》之所以能够叫做小雅，就在于它将深刻微妙的道理纹饰、润色出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文”指的是浩渺如烟海的“文章”，“文”与“道”之间的关系是“文章”与“圣贤”体悟自然之大道之间的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再看《儒效》，荀子认为：圣人通过自然之道、天下之道创作，统摄这些经典，而阅读《诗》《书》《礼》《乐》《春秋》《大雅》《小雅》这些儒家经典文章，都可以从中体悟到圣人所说的“自然之道”。这种思想，被刘勰、刘本吸收，有所继承与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从《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人部”顺序的变化、宏观部类的划分以及序文中找到其中包含的丰富的儒家思想，可见儒家思想在唐代之影响。
参考文献：
[1]荀况.荀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夏南强.类书通论[D].华中师范大学，2001.
[3]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董仲舒.春秋繁露[M].张世亮，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8]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作者单位：
青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