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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令飞像极了他的祖父鲁迅,尤其是那两撇胡子,常有人跟他开玩笑,问是否有导演请他去演鲁迅。他笑声朗朗,“不行啊!我太高了!”
他比祖父高出20公分。有学者论证了,许广平女士身高170公分,因此周海婴以及他的三儿一女,个子都远超鲁迅。
他是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的,为了他这个宝贝大孙子,许广平戒了烟,日日精心看护。“令飞”的名字也是她取的,这是鲁迅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每逢朋友来访,她就会把孙子抱起来,高高地举到鲁迅的遗像前。周海婴初诞时,老来得子的鲁迅也是如此兴奋,家中来了客人,海婴即便是睡着了,也要抱出来,供朋友们欣赏赞美一番。
周令飞有两个弟弟(周亦斐、周令一)一个妹妹(周宁),大弟弟亦斐还在妈妈马新云肚子里时,周海婴夫妇考虑过暂不要那么多孩子,专心学业。去开人流手术介绍信时,被马新云所在学校的领导制止了。校领导认真商议了一番,认为鲁迅的后代本来就少,怎可轻易打掉?
82岁的周海婴先生如今儿孙满堂,周家第4代有两个孙子两个孙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外孙女,好不热闹。
十多年来专职从事鲁迅普及、宣传的周令飞是这个特殊家庭的新闻发言人,他的人生经历也是兄弟姊妹中最曲折的。
“公派自费”留学日本
周令飞生于1953年,父亲周海婴对他的评价是,“性格极强,自己认准的事情,非要达到目的不可。”
上小学他未经父母同意,自己跑去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16岁那年,部队招兵,他还不到参军年龄,却硬是向军代表软缠硬磨,穿上军装到东北高炮某部当了几年兵,后到解放军画报社当摄影记者,转业分到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前后,国家放宽出国留学政策,周令飞加入了首批自费留学的大军。他早早联系好了东京一所语言学校,打算先过语言关,再进修别的专业。
然而学校都开课了,他还没拿到批文,急得他三天两头跑教育部。批文迟迟不下的原因是他是鲁迅的孙子,有关方面斟酌再三,觉得“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以自费名义出去留学,要靠外国人来关照,未免有失国家体面。但是,按规定像令飞这样的情况,似乎又不合‘公派’的资格……最后,上面总算想出了变通措施,叫做‘公派自费’,即是说,出去的一切费用由自己掏腰包,而对外的名义却是国家所派遣”(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做鲁迅的后代不容易,周海婴在自己的青年时期已深有体会。1948年,他同母亲许广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取道香港,与郭沫若等人一同乘船奔赴东北“光明区域”(郭沫若语),一路上坐言立行处处小心,仍然发生了许多令他终身难忘的尴尬苦恼事。
先是添置冬衣时买错了行头,组织上发了一笔钱用于购置冬装,海婴给自己买了一身形似美军战俘的旧军衣,给母亲买了件狼皮大衣,穿上去颇似国民党官太太,到了“光明区域”别扭无比,许先生只得另做大衣,将这件皮衣捐出去做电影道具。
到沈阳后,母亲一再叮嘱时年19的海婴“夹紧尾巴做人”,甚至明令他走路紧跟茅盾夫人孔德沚,亦步亦趋,惟恐行差踏错。
东北书店补上一笔鲁迅著作版税,母子俩坚辞难拒,海婴将这笔款子兑换成50两黄金,打算捐献给沈阳“鲁迅文艺学院”,不料从银行取款回来第二天,母子俩一进餐厅,便遭冷落白眼,“可怜我们母子俩竟被彻底误解了,人家北上是赤胆忠心投身革命,而我们却是来向党伸手讨账要钱的……”
经过许广平多次请求,又经过上头多次研究,离开沈阳前夕,他们终于得到回复:鲁艺可以接受捐款。1997年,周海婴应邀参加该学院的鲁迅塑像揭幕式,院领导送给他一张当年捐赠合影的大照片,周海婴捧着那张照片,回想往事,“仍禁不住身上一阵阵的寒栗”。
上大学后,一天同学在宿舍打桥牌,他在一旁围观,插了几句嘴,传出去成了鲁迅的儿子不好好学习,沉溺于玩桥牌。为此,校团委书记还专门找他谈话,嘱咐他作为鲁迅的后代要注意影响。
周令飞为爱私奔台湾
一生谨小慎微的周海婴没料到儿子周令飞放了一颗“原子弹”。
1982年的一个周末,他和老伴接到闺女周宁从东京打来的国际长途,女儿声音急促,说出的消息犹如惊雷:
她刚刚从东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大哥哥与姓张的台湾女同学决定去香港结婚,并且中途在台北下飞机后,向媒体发表了三点声明,内容的大意是:一、此举纯粹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二、这事与我父母无涉;三、因为与台湾的女孩结婚,两岸的状况又如此,我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夫妻俩愁苦无奈,相对无语,一下子苍老许多。
台北,这是什么地方啊,岂是你可以去得的吗?你为了去那个地方竟然连光荣的共产党员称号也不要了,你何以对得起党,何以对得起国家,何以对得起爱你抚育你的奶奶和父母,你还是伟大鲁迅的孙子啊!(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的主管领导——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把他叫去,说周令飞的行为,政治影响极坏,并以党和组织的名义命令周海婴写一个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周海婴违心地把领导准备好的“脱离父子关系”的草稿重抄了一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所幸这份声明并未公布。
他在单位阅读文件的资格被取消,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资格也被取消,周令飞母亲马新云被剥夺教学资格,直到1986年才恢复。
那段时间,他时常收到从香港寄来的信件,里面装着各种宣传纸片,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甚至还有黄色图片。
“鲁迅的孙子到了台湾!”受到这一重大新闻刺激的台湾媒体一片哗然,他们对周令飞这一行为给出了“叛逃者”、“投奔自由”的政治阐释,周海婴时刻担心儿子在那边的言行,生怕他“做出什么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来”。
幸而周令飞没再爆出什么让父母惊骇的猛料,他拒绝了国民党的各种安排和当地媒体的邀请,放弃了自己的电视制作专业,在岳父开办的百货公司工作,警醒地生活。
张纯华父亲的生意大受影响,最后公司破产倒闭。出外谋职的周令飞因为是大陆人,又是鲁迅的孙子,没人敢用,夫妻俩生活一度甚为窘困。后来他俩买了一台爆米花机,将爆好的米花批发给摊贩。鲁迅的孙子竟落到在台北卖爆米花过日子的地步,媒体记者又是一通热炒。
1999年,周令飞因工作从台北来到上海,并没有打算长期留在这里,“我留在上海是一个偶然,当时我被聘请在上海做一台舞台观光秀的节目,因为我在台湾一直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公司一直欠我薪水,最后公司倒闭,欠了我很多钱,我为了讨债就留在了上海。”
滞留上海,给了周令飞一个了解父辈、祖辈的机会,“我父亲当时在维护鲁迅的私权方面是走快半步的,也因此举步维艰,很多人对他表示不理解,当时人们的私权意识还不是很强,说‘鲁迅的家属怎么会这么爱钱啊’,我觉得挺不公平的,这是我自己的东西我凭什么不能要啊?为什么鲁迅家属就没有这样的权利?”
因为不忍心“看着父亲孤军奋战”,就开始帮他,在帮的过程中渐渐进入了鲁迅的世界,也渐渐发现了问题,“‘鲁迅是谁’这个问号在我心中和脑海中越来越大,到底是不是我年轻时知道的那样一个鲁迅?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太爷爷的文章,我们读起来没有那么强的共鸣”
周令飞的大女儿周景欣高挑秀美,大学二年级时曾在台湾热门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出镜,一句“我的曾祖父是鲁迅”甫一脱口,节目片段、截屏相片便在网上热传。
当时打算进入娱乐圈发展的她征求父亲的意见,周令飞的回答是,“你能做到前三名吗?如果能,你就去做!”景欣想了想,说算了。
这个家族的家教从来如此,尊重孩子的个性和选择,甚少干涉。周海婴小的时候曾同鲁迅讨论过如何做一个好爸爸:
“我做爸爸的时候不要打儿子的。”
“如果坏得很,你怎么办呢?”鲁迅问。
“好好地教伊,买点东西给他吃。”(许广平《鲁迅先生与海婴》)
如何做好鲁迅的后代?周令飞对子侄们的建议是,“做你自己!”
记者从周令飞那里得到周景欣的手机,电话接通,一个甜美清脆的声音跨海而来。
“哎呀,上《我猜》那个节目都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只是好奇,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我现在已经成家,快要生小孩了。”
她供职于一家不动产顾问公司,先生是学生时代就认识的。“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其实自己想要过的,就是跟一般人一样的,稳定平凡的生活。”
“太爷爷在大陆非常受尊重,但在台湾,他的文化思想并不像在大陆那样影响深刻。” 从1949年两岸对峙,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40年间鲁迅及30年代作家(甚至包括沈从文)的作品在台湾一律成了禁书,偷看鲁迅作品甚至会惹来杀身之祸。
她很坦率,说自己读太爷爷的作品“有压力”,“他的文学作品对于我来说有一点不可思议,很沉重,他笔下描述的是一个压抑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高中时,周景欣曾经从台湾转学到北京,“在鲁迅中学念了一年。”她笑起来,说自己特别喜欢北京。
《药》就是在那年学到的一课,“人血馒头”给了她极大的刺激,“是他笔下那个时代氛围传递出来的压力,不是很愉快的东西。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跟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有距离的。”
“太爷爷的文章比较艰深,加上时代的隔膜,我们读起来并没有那么强的共鸣。现在生活步调很快,压力很大,如果看书,自然想读一些比较轻松的、能够舒缓压力的东西。”
景欣直言,她跟妹妹只有在回大陆探亲,参加一些纪念活动时,那个“鲁迅后人”的身份才会被强化,一回到台湾,就回复到她想要的“稳定平凡”中去了。
这样的生活,鲁迅若是泉下有知,应当会含笑嘉许的吧,他对后代的希望正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记者提到有传闻说她曾打算跟父亲一起从事鲁迅文化传播,她在电话里沉吟了片刻,说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能够靠自己,争取一片天地,那个成就感可能会更大一些!”
图说:周海婴先生三代同堂全家福
前排左起:小女周宁、长媳张纯华、周海婴妻子马新云、小孙子周景轩、周海婴先生、二媳吴彬、三媳车晓林
后排左起:女婿田中正道、长子周令飞、双胞胎外孙女田中华莲和田中悠树、长孙女婿施为元、长孙女周景欣、小孙女周景文、次子周亦斐、三子周令一
他比祖父高出20公分。有学者论证了,许广平女士身高170公分,因此周海婴以及他的三儿一女,个子都远超鲁迅。
他是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的,为了他这个宝贝大孙子,许广平戒了烟,日日精心看护。“令飞”的名字也是她取的,这是鲁迅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每逢朋友来访,她就会把孙子抱起来,高高地举到鲁迅的遗像前。周海婴初诞时,老来得子的鲁迅也是如此兴奋,家中来了客人,海婴即便是睡着了,也要抱出来,供朋友们欣赏赞美一番。
周令飞有两个弟弟(周亦斐、周令一)一个妹妹(周宁),大弟弟亦斐还在妈妈马新云肚子里时,周海婴夫妇考虑过暂不要那么多孩子,专心学业。去开人流手术介绍信时,被马新云所在学校的领导制止了。校领导认真商议了一番,认为鲁迅的后代本来就少,怎可轻易打掉?
82岁的周海婴先生如今儿孙满堂,周家第4代有两个孙子两个孙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外孙女,好不热闹。
十多年来专职从事鲁迅普及、宣传的周令飞是这个特殊家庭的新闻发言人,他的人生经历也是兄弟姊妹中最曲折的。
“公派自费”留学日本
周令飞生于1953年,父亲周海婴对他的评价是,“性格极强,自己认准的事情,非要达到目的不可。”
上小学他未经父母同意,自己跑去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16岁那年,部队招兵,他还不到参军年龄,却硬是向军代表软缠硬磨,穿上军装到东北高炮某部当了几年兵,后到解放军画报社当摄影记者,转业分到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前后,国家放宽出国留学政策,周令飞加入了首批自费留学的大军。他早早联系好了东京一所语言学校,打算先过语言关,再进修别的专业。
然而学校都开课了,他还没拿到批文,急得他三天两头跑教育部。批文迟迟不下的原因是他是鲁迅的孙子,有关方面斟酌再三,觉得“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以自费名义出去留学,要靠外国人来关照,未免有失国家体面。但是,按规定像令飞这样的情况,似乎又不合‘公派’的资格……最后,上面总算想出了变通措施,叫做‘公派自费’,即是说,出去的一切费用由自己掏腰包,而对外的名义却是国家所派遣”(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做鲁迅的后代不容易,周海婴在自己的青年时期已深有体会。1948年,他同母亲许广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取道香港,与郭沫若等人一同乘船奔赴东北“光明区域”(郭沫若语),一路上坐言立行处处小心,仍然发生了许多令他终身难忘的尴尬苦恼事。
先是添置冬衣时买错了行头,组织上发了一笔钱用于购置冬装,海婴给自己买了一身形似美军战俘的旧军衣,给母亲买了件狼皮大衣,穿上去颇似国民党官太太,到了“光明区域”别扭无比,许先生只得另做大衣,将这件皮衣捐出去做电影道具。
到沈阳后,母亲一再叮嘱时年19的海婴“夹紧尾巴做人”,甚至明令他走路紧跟茅盾夫人孔德沚,亦步亦趋,惟恐行差踏错。
东北书店补上一笔鲁迅著作版税,母子俩坚辞难拒,海婴将这笔款子兑换成50两黄金,打算捐献给沈阳“鲁迅文艺学院”,不料从银行取款回来第二天,母子俩一进餐厅,便遭冷落白眼,“可怜我们母子俩竟被彻底误解了,人家北上是赤胆忠心投身革命,而我们却是来向党伸手讨账要钱的……”
经过许广平多次请求,又经过上头多次研究,离开沈阳前夕,他们终于得到回复:鲁艺可以接受捐款。1997年,周海婴应邀参加该学院的鲁迅塑像揭幕式,院领导送给他一张当年捐赠合影的大照片,周海婴捧着那张照片,回想往事,“仍禁不住身上一阵阵的寒栗”。
上大学后,一天同学在宿舍打桥牌,他在一旁围观,插了几句嘴,传出去成了鲁迅的儿子不好好学习,沉溺于玩桥牌。为此,校团委书记还专门找他谈话,嘱咐他作为鲁迅的后代要注意影响。
周令飞为爱私奔台湾
一生谨小慎微的周海婴没料到儿子周令飞放了一颗“原子弹”。
1982年的一个周末,他和老伴接到闺女周宁从东京打来的国际长途,女儿声音急促,说出的消息犹如惊雷:
她刚刚从东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大哥哥与姓张的台湾女同学决定去香港结婚,并且中途在台北下飞机后,向媒体发表了三点声明,内容的大意是:一、此举纯粹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二、这事与我父母无涉;三、因为与台湾的女孩结婚,两岸的状况又如此,我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夫妻俩愁苦无奈,相对无语,一下子苍老许多。
台北,这是什么地方啊,岂是你可以去得的吗?你为了去那个地方竟然连光荣的共产党员称号也不要了,你何以对得起党,何以对得起国家,何以对得起爱你抚育你的奶奶和父母,你还是伟大鲁迅的孙子啊!(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的主管领导——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把他叫去,说周令飞的行为,政治影响极坏,并以党和组织的名义命令周海婴写一个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周海婴违心地把领导准备好的“脱离父子关系”的草稿重抄了一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所幸这份声明并未公布。
他在单位阅读文件的资格被取消,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资格也被取消,周令飞母亲马新云被剥夺教学资格,直到1986年才恢复。
那段时间,他时常收到从香港寄来的信件,里面装着各种宣传纸片,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甚至还有黄色图片。
“鲁迅的孙子到了台湾!”受到这一重大新闻刺激的台湾媒体一片哗然,他们对周令飞这一行为给出了“叛逃者”、“投奔自由”的政治阐释,周海婴时刻担心儿子在那边的言行,生怕他“做出什么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来”。
幸而周令飞没再爆出什么让父母惊骇的猛料,他拒绝了国民党的各种安排和当地媒体的邀请,放弃了自己的电视制作专业,在岳父开办的百货公司工作,警醒地生活。
张纯华父亲的生意大受影响,最后公司破产倒闭。出外谋职的周令飞因为是大陆人,又是鲁迅的孙子,没人敢用,夫妻俩生活一度甚为窘困。后来他俩买了一台爆米花机,将爆好的米花批发给摊贩。鲁迅的孙子竟落到在台北卖爆米花过日子的地步,媒体记者又是一通热炒。
1999年,周令飞因工作从台北来到上海,并没有打算长期留在这里,“我留在上海是一个偶然,当时我被聘请在上海做一台舞台观光秀的节目,因为我在台湾一直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公司一直欠我薪水,最后公司倒闭,欠了我很多钱,我为了讨债就留在了上海。”
滞留上海,给了周令飞一个了解父辈、祖辈的机会,“我父亲当时在维护鲁迅的私权方面是走快半步的,也因此举步维艰,很多人对他表示不理解,当时人们的私权意识还不是很强,说‘鲁迅的家属怎么会这么爱钱啊’,我觉得挺不公平的,这是我自己的东西我凭什么不能要啊?为什么鲁迅家属就没有这样的权利?”
因为不忍心“看着父亲孤军奋战”,就开始帮他,在帮的过程中渐渐进入了鲁迅的世界,也渐渐发现了问题,“‘鲁迅是谁’这个问号在我心中和脑海中越来越大,到底是不是我年轻时知道的那样一个鲁迅?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太爷爷的文章,我们读起来没有那么强的共鸣”
周令飞的大女儿周景欣高挑秀美,大学二年级时曾在台湾热门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出镜,一句“我的曾祖父是鲁迅”甫一脱口,节目片段、截屏相片便在网上热传。
当时打算进入娱乐圈发展的她征求父亲的意见,周令飞的回答是,“你能做到前三名吗?如果能,你就去做!”景欣想了想,说算了。
这个家族的家教从来如此,尊重孩子的个性和选择,甚少干涉。周海婴小的时候曾同鲁迅讨论过如何做一个好爸爸:
“我做爸爸的时候不要打儿子的。”
“如果坏得很,你怎么办呢?”鲁迅问。
“好好地教伊,买点东西给他吃。”(许广平《鲁迅先生与海婴》)
如何做好鲁迅的后代?周令飞对子侄们的建议是,“做你自己!”
记者从周令飞那里得到周景欣的手机,电话接通,一个甜美清脆的声音跨海而来。
“哎呀,上《我猜》那个节目都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只是好奇,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我现在已经成家,快要生小孩了。”
她供职于一家不动产顾问公司,先生是学生时代就认识的。“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其实自己想要过的,就是跟一般人一样的,稳定平凡的生活。”
“太爷爷在大陆非常受尊重,但在台湾,他的文化思想并不像在大陆那样影响深刻。” 从1949年两岸对峙,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40年间鲁迅及30年代作家(甚至包括沈从文)的作品在台湾一律成了禁书,偷看鲁迅作品甚至会惹来杀身之祸。
她很坦率,说自己读太爷爷的作品“有压力”,“他的文学作品对于我来说有一点不可思议,很沉重,他笔下描述的是一个压抑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高中时,周景欣曾经从台湾转学到北京,“在鲁迅中学念了一年。”她笑起来,说自己特别喜欢北京。
《药》就是在那年学到的一课,“人血馒头”给了她极大的刺激,“是他笔下那个时代氛围传递出来的压力,不是很愉快的东西。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跟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有距离的。”
“太爷爷的文章比较艰深,加上时代的隔膜,我们读起来并没有那么强的共鸣。现在生活步调很快,压力很大,如果看书,自然想读一些比较轻松的、能够舒缓压力的东西。”
景欣直言,她跟妹妹只有在回大陆探亲,参加一些纪念活动时,那个“鲁迅后人”的身份才会被强化,一回到台湾,就回复到她想要的“稳定平凡”中去了。
这样的生活,鲁迅若是泉下有知,应当会含笑嘉许的吧,他对后代的希望正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记者提到有传闻说她曾打算跟父亲一起从事鲁迅文化传播,她在电话里沉吟了片刻,说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能够靠自己,争取一片天地,那个成就感可能会更大一些!”
图说:周海婴先生三代同堂全家福
前排左起:小女周宁、长媳张纯华、周海婴妻子马新云、小孙子周景轩、周海婴先生、二媳吴彬、三媳车晓林
后排左起:女婿田中正道、长子周令飞、双胞胎外孙女田中华莲和田中悠树、长孙女婿施为元、长孙女周景欣、小孙女周景文、次子周亦斐、三子周令一